民事诉讼法273条

㈠ 新刑事诉讼法 273条

不追究刑事责任你还申诉什么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未成年人不是犯罪，你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㈡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挪用救灾款物归个人使用,怎样定罪或者挪用特定款物的主体都推定为刑法意义国家机

应为挪用特定物款罪。抄根据刑法第273条：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特定款物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

㈢ 什么是执行的变更及其程序

被执行主体的变更是指民事执行程序中，因法定事由的出现，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转由其他主体来承担。被执行主体变更后，原被执行主体不复存在，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由新的被执行主体承担。《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就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被执行主体的变更情况有：
（1）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分立合并。《意见》第271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权利义务由分立出来或合并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受。”《规定》第79条规定：“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2）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意见》第274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继承人为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
（3）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的。《意见》第271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规定》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4）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意见》第273条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㈣ 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需要被执行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单独或共同承担。这就是所说的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被执行主体的追加虽然都发生在执行程序中，涉及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承担。但二者是有区别的。被执行主体的变更指民事执行程序中，因法定事由的出现，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转由其他主体来承担。被执行主体的追加是指民事执行程序中，由于被执行主体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依法追加其他主体承担部分或全部债务的行为。因此，被执行主体变更后，原被执行主体不复存在，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由新的被执行主体承担。而被执行主体追加后，原被执行主体仍存在，将和新的被执行主体共同承担执行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就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被执行主体的变更情况有：（1）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分立合并。《意见》第271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权利义务由分立出来或合并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受。”《规定》第79条规定：“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2）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意见》第274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继承人为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3）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的。《意见》第271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规定》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4）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意见》第273条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主体的追加情况有：（1）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联营型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规定》第77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联营型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2）执行中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规定》第76条规定：“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或分支机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3）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其他组织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意见》第272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公民的个人财产。”《规定》第78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4）执行中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而开办单位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金的。《规定》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㈤ 行为地法适用范围

第一节 侵权行为及其法律冲突
一、各国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大路法系国家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对侵权行为下定义，但各国对侵权行为所下定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学理上把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致使他人损害的行为均认定为侵权。
对侵权行为的责任基础，一般采用过错原则，推定过错原则和特殊案件采用无过错原则。
二、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选择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是指某一违法行为具有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两种性质。
我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诉因提起诉讼。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选择。
第二节 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一、传统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
（一）侵权行为地法
1．世界大多数国家以致害行为地为侵权行为地。
2．美国以损害结果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
3．致害行为地、损害结果发生地都作为侵权行为地。
（二）法院地法
英国采用这一规则，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也采用了这一规则。
（三）重叠适用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
1．以侵权行为地法为主
2．以法院地法为主
二、当代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
（一）侵权行为自体法
侵权行为自体法的产生、内容及其自身的不确定性。
（二）有限意思自治原则
（三）当事人的共同属人法
二、我国涉外侵权领域的立法现状
《民法通则》第146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这条规定有一个解释：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如果两者不一致，由人民法院选择适用。
第三节 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海上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一）发生在公海上的侵权行为
（二）发生在领海内的侵权行为
（三）我国法律对涉外海上侵权的法律规定
我国《海商法》第273条规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在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

二、空中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1．发生在航空器内的侵权行为，适用航空器登记地法律。
2．航空器碰撞或航空器与其他物体碰撞发生的侵权行为，适用被碰撞一方或受害一方航空器登记地法律，如被碰撞一方也有过失，可适用法院地法律。航空器国籍相同，可适用其本国法律。
3．航空器事故使旅客受到伤亡或物品受到毁损，适用航空器登记地或法院地法法律。
4．调整空中侵权行为的国际公约有：
（1）《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则的公约》，简称1929年华沙公约。
（2）《修改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简称1955年海牙议定书。
（3）《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简称1961年瓜达拉哈拉公约。
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是指有缺陷的产品或者没有正确说明用途或使用方法，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人身或财产的损害时，产品的制造者、生产者和销售者要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较大。
美国。传统的规则是适用保证作出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现代规则主张依重力中心说、最重要联系说、政府利益说、较好法律说、最利于原告说来确定准据法。
英国。采用双重可诉原则确定准据法。双重可诉原则是指产品责任在法院地、侵权行为地均认为是侵权时，才将产品责任作侵权行为处理。
法国。主张产品责任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律。
瑞士。产品责任适用侵权行为人营业地法律，如无营业地是适用惯常居所地法律、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澳大利亚。主张产品生产地、货物销售地、产品造成损害地的法律均可考虑适用。
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 公约的适用范围。
2． 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1） 规定了5个连接点，即损害发生地、受害人惯常居所地、赔偿人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受害人购买产品地、当事人选择的连接点。
（2） 规定了一个法律要成为准据法至少需要两个连接点作为条件。
（3） 规定了四个法律适用顺序：
四、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
公路交通事故是指涉及一辆或数辆机动或非机动车辆与公路上的交通有关的事故。
（一）1971年5月海牙国际岔法会议制定了《公路交通事故法律适用公约》，对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

（二）我国关于交通事故法律适用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乘客。”该条规定在实体上确立了赔偿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无法可依的状况，但对于法律选择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1969年国际海事组织在布鲁塞尔订立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该公约业已生效，我国于1984年4月正式加入。该公约主要是一个统一实体法公约，包括下述基本内容：
1．公约的适用范围
2．油污损害赔偿范围
3．责任构成和免责事项．
4．责任限额
5．赔偿基金的设置和分配
6．船舶所有人的求偿权
7．管辖权和缔约国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我国已于1990年1月9日决定加入《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和《1973年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此外，我国《海商法》第265条还规定了油污损害的诉讼时效，即：“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

㈥ 证人的作证豁免权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证人作证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抱怨证人作证难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人们在一味追求证人出庭作证率的过程中，同时又淡漠了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因此，关注和重视证人权益，加强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实现利益价值选择的均衡，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其中，证人作证豁免权问题，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词，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应地，“证人作证豁免权”（Immunityty of witness）的内涵，要比通常所说的“证人特权”（Pivilege of witness）或证人的“证言拒绝权”等含义丰富得多，它是特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特殊情形时，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1}（P113）
可见，在此定义中，证人享有“作证豁免权”的前提，在于他/她[1]首先应是个“证人”，也就是应当具备证人的资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证人”都不是，又何以谈“作证豁免权”呢？
同时，这个证人还必需是“负有作证义务的”，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不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笔者认为，是存在的。哪些人？就是被免除作证义务的人——这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但不能作如此字面的理解，因为如果肯定了“不负作证义务”的证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知道案情的“证人”可与其“作证义务”相分离的观点。
而按照传统理论，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联系”的。{2}（P189）凡是证人，都有义务作证，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就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证人的适格性（Competence）的关键，主要是解决证人能力或者证人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哪些人有权作证。一般认为，自然人只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有资格作证：（1）有感受和记忆能力；（2）能正确表达；（3）亲自耳闻目睹了案件事实；（4）理解宣誓作证的义务。而证人的可强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对于适格的证人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将给予一定的惩戒。在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的关系上，一般学者认为，“证人的适格性是可强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适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强迫性；具有可强迫性者，必须是适格的证人。”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而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具有适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强迫作证”，却避而未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可以分离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就是这种分离的体现。
另外，关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法上的抗辩权”，并阐述道：“将证言拒绝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的权利，其实就是将证言拒绝限定为法定权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才有可能行使该权利。这样规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证人等基于民事实体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则将私法权利扩大为公法权利，二可以明确该权利的重要性质，禁止证人滥用该权利。”{3}（P997）笔者认为，这种将“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抗辩权”的作法，有失偏颇。毫无疑问，证人作证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属性，但同时它有时又会体现出私法上的特点，这在民事案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在一货物买卖的合同纠纷中，某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证人，就可以通过与一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来决定是否放弃作证豁免权。因此，“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任意处置性，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种权利的私权性质。所以，“证人作证豁免权”——恰当的说，兼具公权与私权的特性。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
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特权
证人有权就有关公务秘密的问题拒绝回答。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本国国王（或元首）、外国国王（或元首）、驻外大使、高级专员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273条和第274条对此也予以有条件的承认，该法规定“以官吏或曾为官吏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该监督官厅的许可”，以内阁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或曾任其职务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内阁或众、参议院的许可。而在德国，以法官、公务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为证人时，询问关于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以及许可其作证的问题，适用公务员法中的特别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
在美国，联邦政府根据透漏的证据会给美国国防或美国国际关系造成损害危险的恰当可能性，有权拒绝提供证据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证据。在合众国诉雷诺兹（1953年）一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个非军方观察员在一架军用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他们的妻子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试图获取空军正式的事故报告（其中一些数据与空军正在试验的电子装备有关）。最后，最高法院未予支持，最高法院说：军事和国家机密特免权已“在证据法中得到充分的确立”，这项特免权的存在“从未受到怀疑”。{4}（P298）
可见，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获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护，免除其就此作证的义务，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二）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
如果证人提供证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受牵连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时，就可以免除该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这一原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绝自证其罪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后在世界各国中得到普遍确立。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关于可以使证人或下列的人遭致刑事上的追诉或处罚的证言，证人可以拒绝，关于可以使这些人蒙受耻辱的证言亦同：一：证人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或三亲等内的姻亲或与证人曾有此等亲属关系的；二、证人的监护人或受证人监护的；三、证人作为主人而侍奉的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4条规定，当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对证人或证人的有关亲属引起不名誉或使其因犯罪或违警行为而有受追诉的危险时，该证人有权拒绝作证。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07条第3款也声明，因证人作证，足以致证人或与证人有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的人，或有监护关系的人将受到刑事追诉或蒙受耻辱的，有权拒绝作证。
证人所享有的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不仅适用于民事、刑事审判程序、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美国），而且适用行政的、立法机关的听证、调查程序。{5}（P341）这种特权的特点表现为：（1）在适用主体上，较为宽泛，既适用于证人，又适用证人的亲属[2]；（2）在适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诉或处罚的事项，也包括名誉上受损（Disrepution）的情形，还有财产上权益受损害的情况。可见，证人享有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对证人权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亲亲相为隐”的特权
这是指夫妻之间或者特定亲等的亲属之间，不得就从对方获知的信息作证或作不利于对方陈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凡证人遇以下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1．系当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当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关系已不存在的；3．系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一方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或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而菲律宾新证据规则第130条第25条“父母子女的特权”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作证反对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其他直系卑亲属。而当在一有数位被告的诉讼程序中，证人虽只与该数位证人中之一人有亲属关系，仍有拒绝证言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对有关身份关系的规定更为宽泛。{6}（P220）证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的规定，拒绝作证权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任何诉讼事件，都不得强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间所收其配偶之通讯。而在美国，婚姻特权包括拒绝提出不利对方的证据权和夫妻间的谈话守秘权，但能够证明夫妻间交谈内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见，赋予夫妻和亲属之间的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普遍趋势。这对于维持人们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不无益处。
（四）职务上的特权
这是指证人由于职务上或业务上的保密义务而享有的作证豁免权，它是基于保护特定职务上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至今，在美国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职务关系有：律师与其当事人、医生和病人、心理治疗人员与病人、神职人员与忏悔者、甚至新闻记者、告发人都享有特权（不得暴露提供情报人身份的特权）。而加拿大证据法第41条和42条，也分别规定了对因职业关系所获得的应当受到保密的事项以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事项，证人享有拒绝作证权。
在日本，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律师、代办人、公证人、宗教在职人或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对由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的有关他人秘密的事实，有权拒绝提供证言。原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对职务上特权规定的范围更宽、更具体，除上述情形外，还包括法定代理人、专利代理人、宣过誓的会计员和查帐员、税收顾问和指定的税收代理人、药剂师等，因其身份被告知或得知的秘密事项，可以拒绝作为证言提供。
正是基于对特定领域社会关系的保护，像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借助其特殊身份而获知的事项，在法庭作证时应当予以豁免，否则，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和职业群体信赖感的形成。
（五）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排除
在现代法治国家，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一般应予排除，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理论。但它在适用主体上，一般适用于侦查人员或司法人员，而对不负特定职务的普通人来说，一般不适用。对于一些非法定主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或由此而产生的“证人证言”，究竟其效力如何，各国法律语焉不详，理论界也缺乏与此相关的探讨。应当说，对于普通主体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或采用非法或不当手段而获取的信息，或第三人通过引诱等方式而从他人所获知的情况，比如通过偷看乙的日记这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而得知的秘密，笔者认为，都应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相关主体所作的陈述或提供的“证言”，裁判机关不宜采纳。这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体现。那么，这是不是排除了丙的作证资料了呢？笔者认为，不是的。只要经过乙的同意，他仍然可以作证[3]，也就是说，丙仍有

㈦ 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规定

根据刑诉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应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主体条件，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第二，罪名条件，必须是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轻微犯罪的犯罪，并且是依法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处罚的犯罪。
第三，主观条件，是行为人有悔罪表现；
第四，程序条件，是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刑诉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刑诉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3、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4、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新刑诉法第273条规定：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1、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罪需要追诉的；
2、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提请复核；被害人可以申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㈧ 围村林款是否属刑法273条规定的特定款

根据《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源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定 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二十至五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一千至二千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