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306条

❶ 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的业务权利义务与刑诉法中规定的律师权利义务有什么具体区别

关于律师会见权：

一：关于律师会见权：
1、会见权的时间：
律师法规定：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冲突点：律师法删除了刑事诉中的“后”字。

2、会见权的手续：
律师法规定：无论任何案件，均无需批准。
刑诉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冲突点：律师法改变了刑诉法对涉及“国家秘密”等案件必须批准的规定。

3、会见权的状态：
律师法规定：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既然监听不允许，当然更不允许侦查人员在场。
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直接冲突点：律师法突破刑诉法，明确规定了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权利。
隐含冲突点：律师法否定了侦查机关“在场权”。

附录相关法条：
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二、关于律师阅卷权：

冲突点：关于阅卷权的范围，律师法和刑诉法明显矛盾，律师法规定的范围远远大于刑诉法规定的范围。

相关法条：
律师法第三十四条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三：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冲突点：
1、直接冲突：
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无需任何批准，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而刑诉法规定：律师对于证人和相关单位，必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而律师对被害人等取证，则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2、隐含冲突：
律师法对于律师受委托以后的取证没有作阶段限制，也就是说，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以后，即可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横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
而刑诉法对律师调查取证，则明确限制在受理审查起诉以后。在侦查阶段，律师只有“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权利。而没有调查取证权”

附录相关法条：
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九十六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❷ 《刑法》306条详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版证据，帮助当事人权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2)刑事诉讼法306条扩展阅读

伪造证据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伪造证据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象则是当事人。

伪造证据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伪造证据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伪造证据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❸ 律师在法制国家中的地位

律师属于上层建筑，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不是国家机关，是唯一的民间性质的上层建筑，是代理型的上层建筑。代理型上层建筑的力量依赖于被代理人在整个社会和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律师要实现上层建筑的法律工具的功能，提高被代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就需要一个施展工具功能的舞台，就必须认可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
第一，律师精通包括实体法、程序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具备对案件进行调查的能力，不仅如此，律师还养成了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能够把眼前的具体案件与法律规范恰当地联系起来，通过法律推理提出具有一定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主张，并及时提示给法院。
第二，律师在其拥有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法律推理能力基础上，还能够根据具体案件对有利于自身委托人的论点和证据材料加以组织并以逻辑严密完整的样式来展开辩论，而且这样的辩论在不一定与律师个人所持有的信条或好恶有直接联系。
第三，律师熟悉法律实务尤其是其中关于诉讼的实际事务。做一个好的律师，往往经过反复处理大量的案件而逐渐领会掌握了种种程序上的技术，这不单是个知识的问题，还包括经验和技巧。这显然是当事人所不具备的。
第四，从与案件或纠纷本身的关联来说，当事人本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者，往往只能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上来对待诉讼，而律师则因案件本质上属于他人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定距离，较客观冷静地把握情况。
第五，律师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制约。虽然他与法官同属从事法律专门职业，但律师毕竟不是司法机关的附属部分，他以一种中间的独立的立场参与诉讼。
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具有不可替代性。这里更多地从当事人的角度思考，如果从司法的过程来思考，则律师的必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它对司法正义的保障作用上。

❹ 如何看待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一个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客观情况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实陈述，不同于其它刑事证据，具有不可选择性。由于感知是证言形成的基础，只有亲自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才能成为证人，因此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证人都是特定的。①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1996年全国人大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庭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作用，调动了控辩双方在庭审活动中的积极性。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来看，新的庭审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突出表现为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既使提供了证词，也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据《检察日报》的调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审查起诉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1998年该检察院共起诉197件27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这种状况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心理作用，但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证人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二、我国证人制度的现行立法
目前，我国并无关于证据制度的专门立法，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章节和相关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证人资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2）证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1、 证人诉讼权利
（1）证人有权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证人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保障自身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对上述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即第306条妨害作证罪、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等。
（3）证人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补偿因到案作证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减少的劳动收入。
（4）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证人在侦查期间有权要求对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个诉讼阶段对自己报案、举报的行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作证的权利，有在开庭前三日内获得出庭通知的权利，以及开庭后查验、核对自己证言的法庭笔录的权利等。
2、证人诉讼义务
（1）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2）证人有向司法人员如实陈述和回答所题问题的义务，即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证人不仅有作证的义务，而且必须如实提供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还规定了证人有义务保守司法机关向其询问的情况以及他所称述内容的秘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义务。
3、 证人证言效力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也就是说，证人证言要得到法院的采信，必须经过当庭质证。
4、证人不出庭作证条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三、现行法律证人制度分析
我国关于证人的立法，虽然对证人资格、权利及保障、义务及责任等都作了规定，初步形成了证人制度的轮廓，但是规定极为粗略，条文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证人权利、义务规定的缺陷。《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作证是证人的一项义务。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法学基本原理。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总是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法律义务的履行又总是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制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和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制裁，与证人承担的作证义务相比是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
1、证人权利保障的缺陷，即证人保护上的缺陷。
（1）对证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相应的保护运行机制。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对其阻挠、侵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证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从上文可以看出第49条规定了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但是，这些规定一般只限于对证人事后的保护，即证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后司法机关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运行机制，且未规定对证人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证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落实。对证人的财产也缺乏保护。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内容不仅应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应包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目前此方面无相应规定。
（2）未规定作证的经济补偿。证人到指定地点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误工费，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均未确定是否应当补偿、由谁负责补偿以及如何补偿等。
（3）证人的特殊保护是空白。如证人对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是否有权拒绝回答没有明确规定。至于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证人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等，毫无涉及。
2、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证人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如果证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法律制裁。刑法设立了伪证罪，但无法约束拒不作证行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隐匿罪证的，应当依法处理。《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隐匿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但对拒绝作证的情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制裁措施。目前，我国刑法只对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规定了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规定只适用间谍案，且是在侦查阶段证人拒证的情况，所以对确保证人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的作用有限。对证人拒不配合，无法律规范约束，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为例，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作出规定：“对证人，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获取证言。”但由于缺少对证人相应的制裁措施，侦查机关对证人拒不配合的各种行为，毫无对策。侦查机关能否用何种措施使该证人到案，法律无明文规定。故虽然条款的规定约束了证人，而实则无具体条文规定给予保障。
可以说，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的性质采用双重标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不对等，使得证人制度明显的存在缺陷，并导致这种缺陷成为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二）立法相互矛盾，导致证人出庭具有可选择性。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出现的最大问题体现在证人不出庭作证、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前的陈述在法庭审理中大量使用，导致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难以证人当庭的证言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48条虽然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无论是实体规则还是实施规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从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已经确立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笔者对此条的理解是，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也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这样，相关规定证人也可以不出庭。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所以，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国没有严格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行为，在证据效果上没有体现。换言之，证人庭审前的陈述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采信。因此，检控方也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② “这无疑是导致证人不出庭在我国成了司法实践的痼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矛盾直接限制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效运行。”③
四、证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然，目前我国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证人自身的观念上、司法办案人员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证人制度上的问题，绝非易事。除了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证人的作证意识和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外，关键的是要解决法律规范的完善问题，也就是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制度，制定专门的证人作证法规或规则，对证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应明确规定言词原则，即审判长必须依据在开庭审理时经口头陈述、口头辩论的事实作出判决。二是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给予证人与义务对等的权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设置证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对负有法定出庭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经教育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以根据其情节的轻重，采取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规范证人作证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提供的证人，都应由法院负责保证证人到庭，改出庭通知为传票方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五是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目前，对证人的保护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措施，且这种保护只是一种事后制裁，因此法律应具体规定对证人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另外，还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权和具体经济补偿项目。
要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综合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司法实践，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既有实体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笔者在这里就不进行赘述了。

❺ 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主体有哪些及内容是怎样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l款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此次修改，由原《刑事诉讼法》系38条的“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改为“辩护人和其他任何人”，原条款一直被认为是对辩护人的“歧视性”条款，可能作出上述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不仅仅包括辩护人，其他相关人员或者公检法机关人员也存在干扰的可能性，所以，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主体应包括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此外，本次修改还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文字处理，将“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中的“证人改变证言”予以删除，因为，“作伪证”与“改变证言”相互重复，不符合法律用语的习惯。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本次修改，与刑法保持了一致，但在犯罪主体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主体不仅限于辩护人，还包括“其他任何人”，但《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这就出现了法律条文之间的不衔接，需要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❻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人的范围是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6)刑事诉讼法306条扩展阅读：

辩护人的主要义务是：

1、 辩护人有义务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遵守看管场所的规定。

3、参加法庭审判时要遵守法庭规则。

4、未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5、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否则，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6、辩护人应当向法院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7、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❼ 为什么说刑法第八十九条要慎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九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坚信，要解决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弊端，提高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必将确立这些制度。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刑法第八十九条，是关于追诉时效的，不存在慎用的问题。你说的有可能是刑事诉讼法，有关拘留延长的慎用问题，防止公安以此为名滥用此条恶意拘留。

(7)刑事诉讼法306条扩展阅读：

刑法的第八十七条 【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刑法的第八十八条 【追诉期限的延长】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❽ 刑法306条还要扳倒多少刑辩律师

转载一篇《刑法306条的致命缺陷》的文章，帮助你了解306存废之争，供参考。有关律师造假门”再次引发对《刑法》306条的存废争议，主张废除的人认为，306条严重恶化律师的刑事辩护执业环境，是追诉机关报复律师的常用武器，是悬在律师头上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剑。主张保留的人认为，任何人毁灭、伪造证据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律师也不例外，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有权利就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措施。有道理吗？都有道理。只是大家的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问题，意气飞扬，却忘了法律人还有一个基本职责，那就是从法律技术的层面来探讨一下306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在讨论之下，我得表明一下身份，我不是律师，也不是公检法，所以不存在利益影响。先看一下306条的原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可以明确的是，如果律师毁灭、伪造，或者帮助毁灭、伪造的证据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其行为构成犯罪不会有什么争议，太明显了。有争议的是什么呢？第一，毁灭、伪造证据中的“证据”，是否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李庄案中，新闻报道也好，社会舆论也好，很多人认为教唆被告人翻供，同样构成毁灭、伪造证据，因为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的七种形式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推翻了原来的口供，不就是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吗？这种理解有没有道理？答案是肯定没有。且不说在学理上毁灭、伪造证据指的就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就是从306条的逻辑安排上也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306条包括三种罪状，分别是1、毁灭、伪造证据；2、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3、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如果说言词证据的伪造、翻供，也是毁灭、伪造的一种形式的话，306条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作为一种独立的罪状。因为它可以被前面两个罪状所包含。当然大家会有意见，教唆被告人翻供既不属于毁灭、伪造证据，又不属于威胁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被告人不是证人），岂不是放纵了律师的这种教唆行为？我也有点疑惑。但是306条就是这样规定的，何况被告人翻供最多就是认罪态度不好，本身不构成新的犯罪，教唆他人实施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教唆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只能得出结论：律师和被告人可以商议如何回答法庭提问，哪怕是翻供，也不受刑法追究（串供是另一码事，被告人相互之间的指控或包庇，可以作为证人证言处理，串供构成妨害作证罪）。但是，如果其他证据充分确实，当事人应该承担认罪态度不好导致从重处罚的后果。第二，引发对306条的争议，更重要的是306条描述的第三种罪状貌似严谨，其实模糊。什么叫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说起来小学生都知道，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会被曲解和利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证人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作出虚假陈述（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中也是存在的，尽管是少数现象），在律师的说服下，证人改变了证词，虽然这显然不属于律师伪证罪，但是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却可能以此为由报复律师，先抓起来再说。不怕你最后无罪释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时间班房吃一段时间苦头。在这种可能的风险威胁下（严格的说不是可能，在实践中已经多次发生），律师往往不愿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辩律师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师不能比），即使参加了刑辩，也往往不愿意向证人调查取证（今后还要加上不愿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教训）。在这样一种控辩力量明显不对等的情况，怎么能保证刑辩的质量？怎么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不受侵犯？因此，结论很明显，306条即使不废止，至少必须修改。修改的要点有三，其一，明确毁灭、伪造证据所指的“证据”就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而不包括言词证据。其二，明确律师的哪些行为构成妨害证人作证罪，哪些行为是正当的辩护行为。其三，明确在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证人作证罪的事实不清，与正当辩护行为难以区分、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从有利于律师执业，保障辩护权利的角度作出解释。

❾ 刑法是否有一事不再罚原则

刑法是有一事不再罚原则。

根据理性制度的要求和立法精神，中国行政处罚领域应专该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属，其中，一事指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再罚指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行政主体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

复杂的事数形态和法条竞合领域也应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基于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性，现行处罚种类性质上的不纯真性、过罚相当的有效性，该原则应该存在必要的例外。

(9)刑事诉讼法306条扩展阅读

不属于一事不再罚原则：

1、行为人数个违法行为应分别处罚。行为人实施了不同性质的两个以上的违法行为，可按前述原则分别处罚，这是原则。

2、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触犯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各有权处罚机关可同时给予行为罚或其他不同种类的处罚。如一机关给予行为人罚款后，另一机关依据不同法律规定给予罚款以外的其他处罚。

3、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触犯一个法律规范的两个法条，行政机关可一次作出两个处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裁决，合并执行。”虽然分别裁决，但属于一次处罚。

参考资料来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❿ 一:试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如何加强权利的保障

辩护律师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刑事诉讼，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律师①。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辩护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它不仅决定了律师的辩护职责、任务，而且制约着律师辩护的性质和辩护律师的身份。有鉴于此，本文仅就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谈点粗浅看法。
一、目前我国辩护律师所处的法律地位
所谓地位，就是指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②。法律地位，就是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反映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辩护律师依照刑事诉讼法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目前，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以下三种地位：
（一）独立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独立地位表现为：依法执行职务，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也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所左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实陈述案情，还可以拒绝为其辩护。辩护律师既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传达人”，也不是司法机关的陪衬。在诉讼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同为辩护一方，依法执行辩护职能，与控诉职能、审判职能交织,共同推进刑事诉讼③。
（二）依附地位。辩护律师的依附地位是指依附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律师参加刑事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是基于被告人的委托，即使是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的辩护律师，其参与刑事诉讼，一般应由法院征得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由于案件原因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并且确有理由的，人民法院应更换其他律师为他辩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不能作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事，否则就是失职。二是被告人认为辩护律师工作不得力，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拒绝律师继续为他辩护，律师不能参加刑事诉讼，也就毫无独立性可言。三是上诉权也是被告人的一项专属权，律师只能帮助被告人行使上诉权，而无权独立上诉。律师的整个辩护活动就是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从而决定了辩护律师对被告人一定的依赖性。
（三）特权地位。在法律规定的辩护人中，律师是最主要、也是最有能力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辩护律师的特权地位是相对于其他辩护人来讲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律师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取得执业证的职业法律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熟悉辩护业务。同时，律师必须遵守严格的执业纪律，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因而整体上能圆满完成辩护业务。另一方面，法律又赋予了律师较其他辩护人更多的权利，比如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受保障的权利、查阅案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司法文书获取权、提出证据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等等④。其中，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特有的一项权利，其他辩护人不能享有。此外，对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限制相对于其他辩护人来讲是比较少的。如，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许可，才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二、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并未得到巩固
虽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三种较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阻力和困难，特别是其独立、特权法律地位并未得到巩固，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见难。《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批准。”⑤但在实践中，律师要会见非涉秘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时，几乎都必须经过批准或变相批准，即使形式上不需要批准，但办案机关不安排就得不到会见。律师实际上不可能径直前往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目前，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并未真正解决。律师会见受阻的情况比比皆是。且“涉及国家秘密”已经成了阻止律师会见的普通借口，何况“秘密”的界限也无从界定。此外，律师会见难还表现在被限定时间和次数、限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或允许记录也不让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签名等等;至于在会见场所装置录音录像设备、暗中监听监视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之所以出现律师会见难，其主要原因并非法律限制律师会见，而是个别办案人员或监所人员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其明知有法律规定，却出于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误解或排斥而有意阻挠刁难。
(二)取保难。律师提前介入后，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要求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虽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难的案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者极少。《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办案机关未能在法定期限办结或审结案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律师有权要求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或者要求变更为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20条也规定，对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但是，当律师提出这些要求时，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既无结果，也无答复。即使有了答复，许多办案机关不愿意接受保证人担保，只接受保证金担保，而收取的保证金高得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根本无力承受。之所以出现辩护律师取保难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明确，缺乏硬性标准;办案机关担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后逃跑，不愿承担责任;个别办案机关在取保问题上以金钱作交易;个别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取保候审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只要取保候审一般就不会再收监，只要有可能被判实刑的就不予取保候审。
（三）维权难。《刑事诉讼法》第38条单独针对辩护律师规定了一条：辩护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伪证以及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应当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不同的是，侦查人员搞违法取证，只由本方处理，不可能由律师来查处。而律师违法取证，却由对方的公安、检察机关来追究，而不是由自己的行业行政管理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来追究。新《刑法》第306条还专门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作出了规定，这是各国立法中绝无仅有的⑥。在该条规定中，“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最易触犯又最难界定，而侦查和公诉机关对此又最为关注、最感兴趣。有资料显示，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以新《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诉的律师超过了100多名。有的律师在庭上与检察官对峙舌战，一转眼在庭下却成了检察官的阶下之囚。试想一下，有两个相互对抗的对手，其中一方却手握对另一方的自由予夺之权，这种对抗不仅使人觉得滑稽，甚至会让人感到恐惧。也正因为不敢想或不愿看到这种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之险，越来越多的律师，乃至一些以刑辩闻名的律师，对于刑事案件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三、巩固辩护律师法律地位的设想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出现了上述会见难、取保难和维权难三难现象，最终导致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的结果。据统计，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由《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为2001年30％。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得不到巩固，导致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这对国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实际进程是一个长远的伤害。就个案来讲，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整体而言，不利于国家法治健全和人权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着力巩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一）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充分认识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尊重辩护律师，鼓励和支持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因为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法治。如果我们将法治社会看作是一座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撑、生活其中的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为其构造理念的大厦的话，司法这根柱石的三维则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构成，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弱小、萎缩甚或缺失，都会令这根柱石结构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则整个法治大厦危矣。而法官、检察官、律师，乃至一切以运用法律和研究法律为职业的群体（有学者谓之“法律共同体”），其生存赖法治之昌明发达，正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息息相关。因此，法官、检察官、律师要相互尊重，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高远的追求和神圣的事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全社会实行公平和正义。
（二）及时修改相关法律。尽快修改有关法律来巩固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至少应尽快作出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辩护律师会见中的障碍应健全有效的排除机制，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特别是能径直到监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取保问题，应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明确规定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时，办案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答复，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经济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应准予提供保证人担保。对于律师执业的保护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借鉴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日本等国家的作法，在立法上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⑦，修改或者废除新《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从法律上消除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让辩护律师解除思想负担，大胆履行自己的职责，提出辩护意见，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