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教授民事诉讼法

Ⅰ 民事诉讼法著作推荐

1、《民事诉讼法（第二版）》

是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艳丽。本教材吸收和借鉴既有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经验，在内容上注重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前沿理念和问题的介绍，以及民事诉讼法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

该教材在全面系统的介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基础上，更为注重学生对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掌握和运用，为此在教材的体例设置上，每章分设六个部分。

2、《新民事诉讼法 》

本书由邱联恭教授发起并组织的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参与编写，本研究会为台湾首屈一指的民诉研究会，每年集合台湾地区此领域菁英，收录一次性发表当年研讨会的重要论文，于文后注明原刊载论文的期别及年月，命名为《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该内容常列为台湾地区学术与实务研究者的指标性学术研究成果。 本集集合台湾民诉界实务与学界菁英作者群。历年来有许多台湾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学者相继加入，对于推动台湾民事程序法研究之进展及革新，贡献匪浅。

本书对大陆民事诉讼领域的学术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对即将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参考。

3、《万国法源·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民事诉讼法(2013)》

《万国法源·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民事诉讼法(2013)》作者郭翔，是最接近我讲课时随堂所发讲义的一本书。

4、《民事诉讼法》

是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也是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在修订中吸收了民事诉讼法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强调了程序法的理论，并更加突出了其教学适用性

5、《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著法律类图书，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为根据，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民事诉讼各种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理。

《民事诉讼法》概念清晰、准确、分析简明、透彻，难点、重点明确，体系结构合理，充分吸收了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关注了民事诉讼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注意民事诉讼制度的实际运作。《民事诉讼法》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全面掌握民事诉讼理论和各种制度的动作机理。

Ⅱ 简答:简述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及科技进步，各种事故损害赔偿、公害责任急剧发展，新型危险事项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诉讼中经常遇到举证的困难。因为危险事故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技术性强，且在发生过程中受害人常常处于无证据状态，而行为人又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实不能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因此在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渐扩张，适用范围越来越宽泛。而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不仅关系到诉讼中权利实现的问题，更关系到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论在证据法上还是实体法中均有重要的意义。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征、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对司法解释的评述等四个方面，本版将分四次连载，敬请关注。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所谓举证责任，学者定义不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领域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美法学者把举证责任分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德、日等大陆法系学者将举证责任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与客观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与大陆法的这种双重区分具有相似的意义。前者一般指当事人根据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在诉讼中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者亦称证明责任、确认责任，指当事人在提供证据以后，如果没有使法官对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就要承担的败诉的不利后果。（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理解是原来由对方（或己方）举证，倒置由己方（或对方）举证，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对换。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以正置为前提，但何为正置呢？因此仍应该认为这是正常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理论界尚未就正置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自然无从“倒置”。（参见张卫平：《证明责任倒置辨析》，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这种观点从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点出发，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也并无不可。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因此，所谓“正置”就是指“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相对于这一“正置”原则而提出的，是与“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概念，二者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作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解释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第四条、第七条则作为例外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这些都是针对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设立的例外规定。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已成通说，如果因为概念之争贸然否定，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表现在：
（一）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或称为积极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过错或因果关系等问题）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反对的一方负担举证责任。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举证责任的转换，即在诉讼的审理进行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本证对要件事实予以证明后，相对方基于使该项证明发生动摇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举证责任的转换一般是指在具体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一方提出请求，另一方提出抗辩，双方都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举证过程中由于这种请求或者抗辩，使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依次转换，这种情况便属于举证责任的转换。亦即，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间来回转移的情形。按照大陆法系的说法，叫做主观的举证责任的转换，客观的举证责任不发生转换的问题。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诉讼的特点与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当事人间的真实诉讼义务与诉讼促进义务要求当事人对他方的主张与抗辩，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主张或抗辩。这就决定了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主张与抗辩的提出，必须在当事人间转换。
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实务中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原告才有举证的责任，而被告不负有任何举证的责任。这一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实际上是指谁提出主张或者抗辩，谁就应当对此主张或抗辩的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具体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应当就此进行举证，举证证明的对象，应当是请求权存在的基础事实。在个案中，反诉请求也属于此种请求，皆为本证，都须提出证据证明。由于反诉与本诉是基于同一诉讼主体间相同或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发生，有时还以同一事实为根据，且反诉的请求具有独立性、对抗性、消灭性，这就使反诉与抗辩常常发生混淆。有时，反诉是广义抗辩的内容之一，如原告起诉被告欠款不还，被告主张债务抵销。二者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反诉可以独立成诉，而抗辩则不能独立成诉，它只能依附于某一诉讼中。在具体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一方仅仅是否认对方的请求，则属于抗辩而不属于反诉。否认，只是加重了被否认方举证的责任，否认者并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否认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认的事实主张，对此否认所依据的事实，否认人应当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如原告主张被告欠钱一万元不还，被告说绝无此事，这就是否认，他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认的同时，又说这个钱早已还了，对此还钱的事实，则要承担举证的责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张以后，另一方对该主张进行抗辩，应当就此承担举证的责任。在实体法中，抗辩的事由或类型很多，如在合同诉讼中有债务不存在的抗辩、时效已过的抗辩等。例如，在个案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不动产使用权，诉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被告却主张房子是自己的。在该诉讼中，原告须对侵权行为发生的事实以及损害后果存在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被告须对房子属于自己的事实以及被告对该房子没有使用权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转换并没有免除任何一方举证的责任，它仍然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的体现，它所转换的只是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即主观的举证责任，而且该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诉讼的进行，经常是在当事人间来回转换。而举证责任倒置则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它免除了提出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而将此种负担置于反对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称为“倒置”。
（二）在举证责任倒置中，反对的一方应当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负担举证责任。
民事责任特别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这些要件事实的存在也构成了决定原告是否胜诉的关键。但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原告不必要就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否都负担举证责任，而应当由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指证明责任依据法律的规定发生特定分配的现象，同时还意味着反对一方所证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严格的限定，即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反对的一方究竟应该反证证明什么，必须要由法律规定。通常，由被告方证明的事实是由实体法加以明确限定的，其证明的事由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二是对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两个事实的证明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则不仅表明被告没有过错，而且同时也表明损害的发生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有可能也是相互分离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从而应当被免除责任。
（三）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无法就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果。
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因为一旦倒置以后，举证责任被倒置的一方负担了较重的证明义务，如果其不能够就法定的事由进行举证，便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就该事实的主张成立，这就会从整体上影响到诉讼的结果。
败诉后果的承担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解决的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问题。在实体法上，对被告承担的此类事实作了严格的限定，被告方对此要举证证明也有相当的难度。例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必须证明危险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责，倘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可能要败诉。这样，举证责任倒置通常是和严格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换的区别。举证责任的转换与严格责任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任何类型的案件在诉讼中都可能出现举证责任转换的现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实体法规范，只是当事人在具体诉讼过程中相互活动。
（四）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发动诉讼的原告一方，也应当对部分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的责任。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而应由被告证明一切？我认为，即便依据实体法的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担就一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举证的责任。在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过错、因果关系等，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证明，从而免除了受害人对此事实的举证的责任，而将该责任倒置给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担无法举证时的败诉风险。但其他要件事实，如加害人、损害事实等，则还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该事实的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高度危险作业的责任中，至少原告要证明危险是因为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则其连诉讼主体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确，怎么诉讼？对谁诉讼？再如，在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倒置中，作为被告的医院一方，应当就其行为的科学性、及时性、没有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而患者应当就被告行为的危害后果事实、危害后果与被告的行为间有关联的事实等，承担举证的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的原因是：从实体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张权利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从证据法的角度看，主张的一方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法律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为加强对一些处于举证遇到障碍的特定当事人的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这并不是说，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甚至释明事项，都交给被告承担。从性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基于法律规定，由原告证明A事实的存在，但应当由被告承担B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二）
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仍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何种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实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属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
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的原则，即使对于司法解释所设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法律上也应当有所限制。也就是说，应当在法律上为司法解释所设定的规则设定条件。我认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至少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一、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当属于实体法规范的范畴，实体法必须包含必要的证明规则，那种割裂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固有联系，认为证明规则应当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规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大都认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是脱离实体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内容，而是本质上包含于实体法规范之内的。如侵权行为法规范包含了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的内容，其性质不同于纯粹过错归责的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通常，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应当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规定，程序法或证据法可以确立一些指引性的规范，引导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而有关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倒置事由的规定必须要由实体法作出明确的界定。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最终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范具有强行性，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应予以适用。在这一点上，法官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必须适用法律的此种强行性规定。如果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则法官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诉讼案件中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我认为，法官不能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随意在诉讼中进行举证倒置。即使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并不意味着无法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应当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方式并非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种情形，证据法中的“表见证明”法则、推定规则等也能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二、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出现举证障碍
原告必须是离证据距离比较远，客观上几乎没有取到证据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张者即须举证的原则，作为原告的受害人几乎百分之百败诉。这意味着需要衡量诉讼双方的取证能力强弱和当事人与证据距离的远近，来判定是否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主张证明责任分配盖然性说的德国学者莱纳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考量举证可能性，拥有更多的举证可能性的一方当事人，应负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举证的可能性，即是由证据与当事人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远离证据，该证据全在另一方当事人保持范围内，他就没有可能得到，那么，此类案件就应当由保持该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对过错的举证问题，由于受害人根本不知道医疗过程与医疗行为，所有医疗行为的证据，包括手术记录之类的病历等证据，全在医疗者手中，他离过错证据距离较远，他所能够保持较近距离的证据，只能是到过该医院治疗，发生了损害后果之类事实的证据，所以，他应当对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过错事实则由持有证据的院方承担。
证据的距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准确距离长度），而是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的度量。证据距离远，就说明他很难控制证据，或没有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难得到该证据；证据距离近，就说明他能够控制该证据，因而他也能够得到该证据，甚至该证据本身就为其持有或占有，如果让他举证，他就有获得或提出证据的可能性。比如，举证责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险领域说，也反映了证据距离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危险领域是指当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支配的该危险发生的生活领域，即根据所控制的危险领域范围（证据距离）来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因为一方无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发生的侵权事实，他离该事实的证据距离较远，故难以举证证明，而该危险领域的控制者，他离证据的距离较近，更易于得知案件的事实真相的证据，让他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就成为可能。
三、根据案件的具

Ⅲ 苏大和华政哪个大学的民事诉讼法好

就老师而言，两校差不多，苏大有胡亚球教授和张永泉教授，华政有陈刚教授和牟逍媛教授。主体而言，似乎苏大的两位老师更加主流一些。

Ⅳ 法学硕士重点院校有哪些

学界通常将诉讼法分成三块：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由于这三
“诉”本身差别很大，其中我国行政诉讼法跟行政法归为一体，故应放在行政法里讨论。而
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放在一起笼统评价，有失科学和精准。故下面分而评之。首先
推出民事诉讼法学大陆高校学科排名，稍后推出刑事诉讼法学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学：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学整个诉讼法学科拥有悠久的传统和光辉的过去。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诉讼法
学能发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伟。常怡自就不必说，王锡三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
唯一通晓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教授（张卫平语）。在王、常之后紧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为西政民诉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览当今大陆各高校，曾经和现今活跃在诉讼法学科
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仅就民诉而言，北大刘家兴（已退休）、清华张卫平
、海南大学谭兵、湘潭大学陈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黄松有、中山大学教授法学
博士刘荣军和蔡彦敏、还有正在那攻读博士学位的河北高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景
汉朝，厦门大学诉讼法领头人齐树洁。由于偏安西南，他们在官方成立的诉讼法学会里不能
拥有客观准确的位置，也是因为他们偏僻的地理位置，一个个名师出走西南（及至后来，竟
然发展成为一批批的出走！）。这固然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高校诉讼法学的发展，却给西南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学术实力还是从士气上，以至于西南学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这般充满悲壮的口号。现今的西南，虽然少了那么多名师，但那块土壤还在默默的
为未来的中国诉讼法学不断培养着新的力量。为首的园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经他们带的博
士生就蔚为大观，有兴趣者可翻阅由常怡领衔主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其中的著者，
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皆为先生高足，现在都十分了得。现如今，李祖军、李龙和彭世忠等年轻
一代也渐成为西南民事诉讼法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以我之见，他们确是在为中国的“民诉法
学”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当什么“环中南海学派”（陈瑞华语），葆有学术最为可贵的独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优秀的专业水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受、广
东、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欢迎（对比西南，我们学校连上海的法院检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应该感到汗颜！）。瞻望未来，西南只要不再出现新的人才流失，则西南
民诉这块金字招牌还会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依然为民诉法学的圣地。

第二名：人民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江伟 汤维建 邵明
提到民事诉讼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学，想到江伟。的确，江伟堪称民诉法学一代宗师。
论学术影响力，可以说至少不逊于西南，不逊于常怡。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大学只
有江伟这一杆大旗，但是人大法学院的民诉却不可轻觑，这首先当然归因于江伟本人治学严
谨、思路开阔以及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记人大地处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和学术氛围，从而，使人大的民诉倍受学界注目。除了江伟外，可以提到的还有汤维
建，这位中国大陆第一位民事诉讼博士后，如今也晋升为博导，有望在江伟之后，再造人大
民诉辉煌。邵明，江伟得意门生，此君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很有研究，经常发文染指诉权、
诉讼标的、既判力等一类民事诉讼高深问题。人大法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比较知
名有肖建国、邵明、吴泽勇等。现在，人大也成为培养中国未来民诉法学者的又一所“黄埔
军校”。

第三名：清华大学法学院：带头人：王亚新 张卫平
清华法学院的迅猛发展早为学界所瞩目。就民诉法学，他们从西南挖来了张卫平，引来了王
亚新。张卫平已为大家所熟悉，自从西南转会至清华，学术影响倍增，近年来更以每年2－
5本学术著作（包括合著主编）的速度向前推进，很是勤奋。此人曾于去年我校50周年校庆
期间在大礼堂作过一场精彩的报告。妙语迭出，笑声掌声不断。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建议我
校“改名为圣约翰法学大学，请个外国佬做校长，保准比清华还牛”。此言一出，全场反响
强烈。
言归正传，王亚新此人甚为了得，远渡重洋留学日本N年，取得真经而归。偶觉得他的学术
水准不下于张。只是回国没多久，还没有“发力”而已。遥想多年前，笔者的一位业师仅凭
他给〈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所作的代译序，就断定此人将来必为中国民诉法学的NO.1。
其现今有〈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对抗与判定〉两本著作出版，学界影响日甚。偶曾
在“诉讼法学”版转贴了他的一篇论文，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华民诉硕博士开招没有几年，但个个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专攻英国民事诉讼法学
，在读博士期间著述甚丰（待后面再做交代）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
我们曾试图将清华民诉排至第二，但考虑到清华民诉法学传统较短，加之老师的功力还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论据不够充分，恐难服众，故而屈居第三。但笔者深信，清华民诉超越人大
，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名：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 陈桂明 肖建华
中国政法大学虽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国内
诉讼法学界权倾一时，但此校强于刑诉而短于民诉。为首的也就杨荣新和陈桂明两位教授，
前者系与江伟、常怡等齐名的老一辈民诉元老级人物，后者则是民事诉讼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与诉讼〉、〈程序的理念与
规则〉等。青年学者肖建华，是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近年来著作颇丰，尤其对当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诸如常英，现专攻司法考试（律考）培训，无意于学术。故不在讨论
之列。因此，从整体上看，中政民诉实力逊于前三者，其后发之势亦显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刘荣军 蔡彦敏
地处南国学术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能得此盛誉，全依仗有刘蔡二君，二君年轻有为堪
称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楷模。刘荣军，系日本一桥大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龟。归国后，著作颇丰，与王亚新南北呼应，给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代
表作：《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与王亚新合译），《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专著）；代表
论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再构筑〉等。蔡彦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诉讼法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亦有多篇论文见诸〈法学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李浩 刘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处作出大学问，让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学术贡献在于他几乎是大陆最早理清证明责任这个民事证据法脊梁问题的学者。南师大将
李浩请至本校，使得该校民诉一下子成为华东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的最高地。今年南师大也拿
到了诉讼法学博点，跟李浩有莫大关联。刘敏，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江伟，小
有建树。

第七名：湘潭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顾培东 陈刚
湘潭大学强于法学，法学之中又强于诉讼法学。今年更是举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诉讼法
学博士点。但不必讳言，其教授多为外来户，从西南花重金挖来的。民诉便是陈刚。同时不
可忽视的是，湘潭大学还重金请来早期（90年代初期）显赫民事诉讼界的中青年学者，顾培
东，此人曾入主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对
诉权理论颇有研究。在此外还有湘潭本校的民诉老将何文燕，新生代当红小生廖永安（在读
江伟博士）。湘潭法学显赫一时，但能维持多久，有待观察。笔者以为，众多教授皆待不长
远，原因很简单，湘潭地处偏僻，比重庆好不了那去。博士点拿下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复旦大学法学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发迹于没什么名气的河南大学，但却为中原地带罕见的通晓民事诉讼机理的学者
。此君系中国民事诉讼中青年界的领头羊，主持编写中国民事诉讼九五规划研究项目，影响
颇大，最近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研究〉已经出版，颇有学术价值。章武生现投身复旦大学，他的到来使上海民诉在大陆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潘剑峰 傅郁林博士后
北大法学院堪称中国第一，但其民诉毫无疑问是其短项，尤其跟刑诉相比。自刘家兴退休后
，北大民诉的领头人便是潘剑锋。客观的说，潘前几年并不投入，要不然不至于在很长时间
里还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来，也如愿晋升教授，博导。除潘外，笔者还注意到
现在北大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傅郁林，甚是厉害。此人博士毕业于人大，后进入北大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Ⅳ 有谁知道北京2008经典回顾

律师推荐： 1.江伟著. 探索与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江伟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典专家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杨荣馨主编. 民事诉讼原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常怡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7.田平安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研究生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8.田平安主编. 民事诉讼法原理（第三版）.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9.田平安著. 程序正义初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1.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 12.王锡三著.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 13.谭兵主编. 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变革与创新.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4.赵钢著. 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5.汤维建等著. 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6.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7.张卫平著．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8.张卫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9.张卫平著．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0. 张卫平著．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1. 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修订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2. 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三版）.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23.齐树洁主编.民事程序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4.刘荣军著．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5.王亚新著. 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6.王福华著. 民事诉讼专题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7.肖建华著. 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8.李祖军著. 契合与超越：民事诉讼若干理论与实践.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29.傅郁林著. 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0.刘敏著. 原理与制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1.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探索与程序整合.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32.邵明著.民事诉讼法理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3.毕玉谦、谭秋桂、杨路著.民事诉讼研究及立法论证.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34.何文燕等著. 民事诉讼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5.冉升富著.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6.景汉朝著. 司法实践中的理论探索.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7.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民事程序法论文选萃.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38. 江平主编.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39.田平安主编. 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篇.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40.汪祖兴主编. 民事诉讼法?涉外与仲裁篇.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41.田平安主编. 民事诉讼法?原则制度篇.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42.李祖军主编.民事诉讼法?诉讼主体篇.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3.廖中洪主编. 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篇.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44.唐德华主编. 民事诉讼理念与机制.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45.王文杰. 民事诉讼法之变革.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6.陈刚. 移植与创新：混合法制下的民事诉讼.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47.何文燕、廖永安著. 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48.江伟、杨荣新主编. 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49.叶自强著. 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0.梁书文主编. 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51.金友成主编.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52.李交发著. 中国诉讼法史.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3.张卫平著. 推开程序理性之门.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4.叶自强著. 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5.吴英姿著. 民事诉讼法：问题与原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6.杨立新、汤维建主编. 民事诉讼法教学参考书.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2 57.汤维建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法律硕士研究生教材）.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8.何秉群等著. 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59.赵振宇著.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60.吴欣著. 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 北京：中华书局，2007 61.公丕祥主编. 回顾与展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62.程春明著. 司法权及其配置：理论语境、中英法式样及国际趋势.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多给你推荐一些，有时间就看看选择几本就可以！

Ⅵ 民事诉讼法的案例分析

1、诉讼标复的是陈某与崔制某的婚姻关系；
2、本案应由B区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属于对下落不明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应该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管辖，因崔某经常在B区居住，因此应由B区法院管辖；
3、法院做法的错误有：一、B区法院接到A区法院移送后，认为无管辖权又移送回B区，二、B区法院审理本案应组成合议庭审理，三、B区法院对原告崔某提出的回避申请没有进行处理，四、原告崔某仅起诉离婚，法院没有权利依职权宣告陈某为失踪人。五、对下落不明人应该公告送达法律文书，交给其父母不能视为送达。
4、张某应该以陈某和崔某为被告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人与登记的不一致的以登记人和实际经营人为共同被告。
5、B区法院对张三的起诉没有管辖权，因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地在A区，应由A区法院管辖。

Ⅶ 自由心证是什么

自由心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上溯到成熟的教会法当中，就能找到它的影子。然而，教会法的体系及其封建法律的本质决定了那时的自由心证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在本质与功能上是大相径庭的。作为法律概念，自由心证不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专有名词，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却不能不说它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法制建设中的产物。

十七世纪中叶，欧美大陆的封建统治发展到极至，人被划分为三等，妇女更是毫无地位，这种统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便是确立了法定证据制度，这种证据制度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是否被采用，均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官不得自由评断和取舍。依照这个制度，男人的证言的证明力高于女人的证言的证明力，贵族的证言证明力高于普通人的证言的证明力，僧侣、牧师的证言证明力高于俗人的证言证明力，基督徒的证言证明力高于犹太人的证言证明力，而不问证言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如何。同时还规定，一个证人的证言只能算半个证据，只有当两个证人的证言相符时才能作为一个证据。针对这种歧视人权的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着手寻求与建立新的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之一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自由心证，就是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法官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并以自己的法律意识及道德良知来自由判断、取舍的证据制度。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自由心证制度从它一产生便肩负着革除以人的社会政治等级为基础的法定证据制度的使命，是一项资产阶级法制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产物，是法制文明进步的里程碑；第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动态表现是法官对案件争讼中的一切证据证明力的主观认证活动；第三，不管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所有证据要对讼争中的待证事实发生证明作用，都必须经过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的主观认证之后方能实现；第四，自由心证制度是一项证据制度，但它的具体实现过程中，由于对案件审理的进程具有阶段性的推进作用，就使这一制度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十分强烈地程序功能，如前所述，任何案件的讼争中所产生的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官的主观认证方能对待证事实发生证明作用，由此可见，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任何诉讼的最终解决都是一道不可绕行的桥。因此，可以说，自由心证不仅具有程序功能，而且是任何诉讼在任何阶段上结束诉讼的最后一道程序，因为法官的心证之后便是裁判（裁判不是讼争程序，而是法院的职能行为了）；第五，由于法官在完成自由心证即对证据进行认证之后，便是裁判，因此，这种认证活动便成了保证法律的正义与秩序价值实现的最后屏障。

对于这样一项制度，多少年来，我们在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思想的指引下，将它视为“毒草”而加以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对法的移植上的悲哀。为了廓清对自由心证制度认识上的偏差，并使这一制度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证据规则与程序公正制度改革的有益借鉴，有必要对它的产生及其在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对此，笔者拟作一些粗浅探讨。

1、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背景

既然自由心证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那么，它就必然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历史铬印。

（一）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

十七世纪初期，欧美封建统治逐渐走向腐朽，在封建制内部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越来越使封建统治者感到恐慌。为维护风雨漂摇的统治，各国封建王朝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压迫，在经济上不断加剧压榨。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当然最重要的是法律手段，来保护封建主的财产所有制，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利用残酷刑罚，镇压一切反抗封建专制的革命行为和革命运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兰克王国的《撒利法典》，它规定土地归封建主所有，农民则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主的农奴；封建等级特权划分最为典型的则是法国，它将国人划为僧侣、贵族、市民三等，并对三个等级的服饰、生活方式和礼仪等都作了不同规定（反映在诉讼制度上则是三个等级的人所作的证言，其证明力不相等）；刑事镇压上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德国16世纪的《加洛林纳刑法典》，该法规定了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等刑罚手段。到了封建君主专制时期，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推行经济独占制度，法国统治者要求资产拥有者——贵族负担土地税之外，还要交纳印花税；美国在独立之前，英殖民者加紧了对其殖民压榨。面对上述封建专制的倒行逆施，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便不可避免的要向腐朽地封建统治发起冲击。在英国，从1640年-1688年，用“光荣革命”的形式，以不断通过法令迫使国王放弃专制为手段，实现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美国则以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联邦共和制；在法国则是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为开端的暴力革命的形式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并在以后的革命中逐步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在上述革命中，为了废除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秩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首先想到的是立法，用法的手段来巩固革命的成果，自由心证制度就是这场社会变革中所进行的法制革命的成果之一。它最初出现在1791年法国发布的训令中，1792年又写入《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对它作了更详尽的规定。可以说，法国是自由心证制度的发源地。

（二）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思想背景

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和人权理论是自由心证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洛克提出天赋人权以反抗封建等级观念，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并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不为罪”等思想；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以限制权力集中造成的行政与司法专横；卢梭提出主权在民，主张建立法制国家。资产阶级以这些思想为指导，夺取政权后，在法制建设中，同样以这些思想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法制原则和制度。毫无疑问，自由心证制度也是在上述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人权歧视的进步思想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旨在维护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制度。

（三）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法制背景

欧美资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以启蒙思想家的人权及民主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以人权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制度建设。英国于1689年10月23日颁布了《权利法案》，美国于1776年7月4日通过并公布《独立宣言》，法国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并公布《人权宣言》。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建设，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逐步确立了人权保护、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等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的立法，拿破仑统治时期，完成了宪法、民法、民诉法、商法、刑法、刑诉法的制定与编纂。1792年，法国率先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中以法条的形式将自由心证制度明确规定下来。伴随资本主义法制的不断进步，自由心证制度逐步被运用到民事诉讼中来，并在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法律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代意义的自由心证制度，更是一部完整的资本主义法律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法国民诉法为例，自由心证制度就是在整部法律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整体运行当中发挥其作用的。它与整部法律其它制度一道，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

通过上述对自由心证制度的探讨，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自由心证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法制建设上的产物，是启蒙思想家“人权、民主”思想为反对封建等级专制思想并取得胜利后在法制建设上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并用新型的民主的法律制度取代封建等级专制观念下所产生的腐朽法律制度的过程中的产物。总之，是人类法制文明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产物。

二、自由心证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中的科学性

自由心证制度发展到今天，其科学性如何？是否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借鉴呢？让我们以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下称新民诉法）》（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版）为参照依据，对现代资本主义法制中自由心证制度的科学性作一番探讨。

（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不是让法官依照个人情感及认识去自由擅断，而是与其它相关法律制度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维系社会秩序和诉讼秩序的作用。法国新民诉法大量的条款都体现了自由心证制度，但该法同时系统的规定了一整套相关制度，法官必须是在执行这些制度的前提下，执行自由心证制度。比如该法所规定的书证优先制度，法官在完成认证即“心证”过程中就必须首先服从这一制度。同时，它要受到认证即“心证”范围的限制，如该法第7条规定：“法官不得以在法庭辩论中未涉及的事实为裁判依据。”由此可见，自由心证中的“自由”是相对自由，它要受到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定的制约。

（二）由于自由心证是法官在确定讼争中所涉及到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的认证活动，因此，它具有纯主观的特性，而这种主观特性的认证活动本身，法律赋于它绝对的自由。首先，法国新民诉法大量的条款赋于法官在认证时的自由，以该法第308条为例，“接受还是拒绝接受有争议的文书，由法官依其掌握的材料定之。”这一规定就赋于法官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裁量作出之前，法官就有一个自由认证的主观活动过程；其次，即使在执行书证优先原则时，心证过程也是自由的，当法官将某一书证与待证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行认证时，这一认证活动也是一个纯主观意识的活动过程，它也是法官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维活动，因此，就认证的主观过程而言，它是自由的；再次，在法律规定未能穷尽的事由面前，则要靠法官的良知与法律意识去完成认证的任务。比如该法第338-3条（即93-1091号法令第3条）第2款规定：“但是，在法官了解到存在重大理由，不得按照原来规定的条件听取未成年人陈述时，得以特别说明理由之决定变更或撤销原来的命令听取未成年人之意见陈述意见的裁判决定。”这一规定中的“重大理由”未具体列明，就要靠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自己的良知及法律意识去把握，这种“把握”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证“重大理由”是否存在与成立的自由心证过程，很显然，这种条件下的“心证”是自由的，（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法官的良知与法律意识水准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好的道德修养，不可能有好的良知，没有好的法律修养，不可能有好的法律意识，由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给法官自身素质建设提出了何等高的要求）。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再完备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证据制度，只有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这种动态的执法活动，才能将其转化成维系社会秩序的活性力量；再完备的法律制度，它都不能将社会事物罗列穷尽，对此，只能靠法官依靠其良知与法律意识并用自由心证的手段去补救与完善。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证制度，是其整个法制体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执法手段。对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与利用呢？

三、社会主义法制中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客观必要性

紫茎泽兰的引进造成的生物灾害，告诉我们引进外来事物要注意它们是否适合本地的环境。对于自由心证制度的移植与利用，是否适应我国的法制环境呢？下面拟从实际审判工作中的体会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我国现行法律渊源内容的形式结构，决定了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各个部门法的法条中，大量的弹性条款需要法官在执法中运用良知与法律意识去把握，这就从客观上给自由心证制度造就了存在空间。

（二）当今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是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证当事人所列举的证据的证明力。如前所述，现代资本主义法制中的自由心证不是法官的自由擅断，而是一种辩证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在要求法官首先要成为一个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基础上的自由，因此，当我们的诉讼活动赋于我们的法官大量的认证任务时，不妨借鉴一下这种自由心证的认证方法。而且只要是“认证”活动，你不说它是“自由”认证，它也是一种“自由”的认证活动。因为“认证”是法官将认证范围内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主观分析的过程，是法官的纯主观活动。

（三）即便法律就证据制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的指引，要运用这种证据制度去确定待证事实的黑白是非，仍然存在一个法官将制度性证据与待证事实进行内在联系的主观认知过程，因此，确立自由心证制度是必要的。

（四）未来科技的突飞猛进，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制度总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节奏，因此，要解决那些法律尚未来得及规范的社会现象，就只能依靠法官的良知与法律意识了，这就决定了迅速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五）自由心证制度的内涵，决定了它对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如前所述，任何一个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都要靠法官的心证来分析确定，特别是法律的弹性规定：甚至尚未规定的情况下，要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靠法官的良知与法律意识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肩负起自由心证制度所给予我们的重大使命。反过来说，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就能有效地促进我们抓紧抓好队伍素质建设。

（六）回顾我们过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同样也存在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尽管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实事求是证据制度，但归根到底，是不是把每一件案件的事实都调查得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了呢？肯定说，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那么，这种证据制度下，几十年的办案实践中，一个案件的案情是否查清，结论还是来自于法官的主观认识状态。法官主观认为查清了，可以定案了，调查便告结束。这里有两个逻辑关系，一是客观事实的再现只能是一种可能性或偶然性，难于“复原”是必然性，因此，即便从制度上要人们去“复原”客观事实，做起来也往往达不到标准，绝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法官认为已查清”的水平上，这就使我们的证据制度在不知不觉当中客观地掉进了“自由心证”的圈子里。二是任何证据制度下，任何诉讼模式下，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靠法官的最后认证来完成的，这就决定了自由心证是任何诉讼终结的必经程序，由此可见，心证不仅是一种证据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具有最终绝讼的程序功能。因此，在我国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辩的了。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目前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一种法定证据（不是中世纪的法定证据）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法律机制：

一是将一切能够定型化的规则与程序最大限度的加以明确规定，使之具有明确指引和可操作的特性，同时将这种静态规则与程序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这种动态的执法活动去实现；二是将法律条文难以包容和穷尽的社会事物与现象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证”去补充与完善，由法官靠自己的良知与法律意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以恰当的方式去调整，以实现法的价值。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由心证制度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认证原则的程序规则，因为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定证据制度。而且，将能够定型的证据规则不加以成文化，而推给法官去“心证”，也是法官难以承受的。但是，无论是加强法定证据立法，还是确立自由心证制度，都不能不承认自由心证是诉讼关系的最后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簿公堂，为的是“讨个说法”，双方说完了，辩完了，结果会怎样呢？就只能等到法官的认证，法官一经认证，裁判只不过是这种认证的书面反映罢了。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制环境不仅适合设立自由心证制度，而且要把这一制度作为诉讼程序公正的最后屏障。

由于笔者知识面与信息渠道的限制，自知拙文未能搔到自由心证这一论题的痒处，故只能称本文为“自由心证问题研究的理念式大纲”。本文的积极意义只在于它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一是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中自由心证制度是将静态的证据与程序规则转化为一种动态的维系社会与诉讼秩序、实现法的正义、公平价值的活性力量所不可绕行的桥梁；二是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中自由心证制度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度的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并以自己的这种修养对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中所不能包容与穷尽的社会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以补充与完善法律规范总是滞后于社会关系发展这个永恒的缺陷；三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能够合理移植自由心证这一制度，并且因为自由心证具有在任何阶段上终结诉讼的功能，故应将它作为我们追求程序公正的最后屏障。对于上述观点，本文的论述尚不充分，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法制背景的分析上，过于粗糙。现代资本主义的证据与程序规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法制系统，比如在证据规则上，就规定了举证责任、证据取得的方式、举证时限、证据反击规则、证明标准等等。只有对它们进行系统细致地分析之后，方能凸现自由心证制度的科学性。由于我们是为完成研讨会论文的任务而仓促成篇，故尚未对上述制度进行系统学习，故本文中对自由心证的法制背景只作了概念式点击，其说服力十分牵强。至于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对自由心证加以利用的分析，也停留在浅表层次上。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迄今为止，封建意识与观念还十分浓厚，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也是步履蹒跚。改革开放以后，法制成了我们的主要治国手段，但是，由于过去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的积淀，造成了我们国家的整体法律意识的淡化，使得很多方面应当立法的未立法，很多已经颁行的法律未能很好的实现。比如最常见的有法不依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裁判不予执行即法律白条现象，以及司法人员的司法专横现象，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都证明一点：我们的法律意识差，法律的实现状况差。在这么一片土壤上，要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必要性在哪里，困难在哪里，本文都未来得及作具体详尽论述。因此，作为对自由心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本文疏漏甚多，还望理论与实务界的师长们能对此问题多加观注并系统论述，以使我们受到教益。

参考书目：

1、罗结珍译著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2、张卫平、陈刚编著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导师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3、张梦梅主编、郑祝君副主编的《新编外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4、王珉灿等主编的《海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6月版）。

Ⅷ 昆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执行查询陈刚酒后肇事案何时执行

法律规定：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执行。期间何时回开始执行，法律答并无明确规定，由执行单位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具体安排。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Ⅸ 谁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新旧民事诉讼法比较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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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卫平 陈刚,1997-1-1版

张卫平 法学论文（同名作者未经筛选）
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 /张卫平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张卫平

Ⅹ 什么叫做“举证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及科技进步，各种事故损害赔偿、公害责任急剧发展，新型危险事项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诉讼中经常遇到举证的困难。因为危险事故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技术性强，且在发生过程中受害人常常处于无证据状态，而行为人又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实不能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因此在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渐扩张，适用范围越来越宽泛。而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不仅关系到诉讼中权利实现的问题，更关系到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论在证据法上还是实体法中均有重要的意义。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征、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对司法解释的评述等四个方面，本版将分四次连载，敬请关注。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所谓举证责任，学者定义不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领域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美法学者把举证责任分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德、日等大陆法系学者将举证责任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与客观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与大陆法的这种双重区分具有相似的意义。前者一般指当事人根据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在诉讼中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者亦称证明责任、确认责任，指当事人在提供证据以后，如果没有使法官对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就要承担的败诉的不利后果。（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理解是原来由对方（或己方）举证，倒置由己方（或对方）举证，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对换。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以正置为前提，但何为正置呢？因此仍应该认为这是正常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理论界尚未就正置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自然无从“倒置”。（参见张卫平：《证明责任倒置辨析》，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这种观点从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点出发，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也并无不可。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因此，所谓“正置”就是指“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相对于这一“正置”原则而提出的，是与“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概念，二者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作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解释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第四条、第七条则作为例外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这些都是针对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设立的例外规定。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已成通说，如果因为概念之争贸然否定，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表现在：
（一）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或称为积极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过错或因果关系等问题）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反对的一方负担举证责任。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举证责任的转换，即在诉讼的审理进行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本证对要件事实予以证明后，相对方基于使该项证明发生动摇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举证责任的转换一般是指在具体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一方提出请求，另一方提出抗辩，双方都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举证过程中由于这种请求或者抗辩，使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依次转换，这种情况便属于举证责任的转换。亦即，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间来回转移的情形。按照大陆法系的说法，叫做主观的举证责任的转换，客观的举证责任不发生转换的问题。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诉讼的特点与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当事人间的真实诉讼义务与诉讼促进义务要求当事人对他方的主张与抗辩，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主张或抗辩。这就决定了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主张与抗辩的提出，必须在当事人间转换。
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实务中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原告才有举证的责任，而被告不负有任何举证的责任。这一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实际上是指谁提出主张或者抗辩，谁就应当对此主张或抗辩的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具体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应当就此进行举证，举证证明的对象，应当是请求权存在的基础事实。在个案中，反诉请求也属于此种请求，皆为本证，都须提出证据证明。由于反诉与本诉是基于同一诉讼主体间相同或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发生，有时还以同一事实为根据，且反诉的请求具有独立性、对抗性、消灭性，这就使反诉与抗辩常常发生混淆。有时，反诉是广义抗辩的内容之一，如原告起诉被告欠款不还，被告主张债务抵销。二者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反诉可以独立成诉，而抗辩则不能独立成诉，它只能依附于某一诉讼中。在具体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一方仅仅是否认对方的请求，则属于抗辩而不属于反诉。否认，只是加重了被否认方举证的责任，否认者并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否认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认的事实主张，对此否认所依据的事实，否认人应当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如原告主张被告欠钱一万元不还，被告说绝无此事，这就是否认，他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认的同时，又说这个钱早已还了，对此还钱的事实，则要承担举证的责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张以后，另一方对该主张进行抗辩，应当就此承担举证的责任。在实体法中，抗辩的事由或类型很多，如在合同诉讼中有债务不存在的抗辩、时效已过的抗辩等。例如，在个案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不动产使用权，诉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被告却主张房子是自己的。在该诉讼中，原告须对侵权行为发生的事实以及损害后果存在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被告须对房子属于自己的事实以及被告对该房子没有使用权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转换并没有免除任何一方举证的责任，它仍然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的体现，它所转换的只是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即主观的举证责任，而且该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诉讼的进行，经常是在当事人间来回转换。而举证责任倒置则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它免除了提出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而将此种负担置于反对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称为“倒置”。
（二）在举证责任倒置中，反对的一方应当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负担举证责任。
民事责任特别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这些要件事实的存在也构成了决定原告是否胜诉的关键。但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原告不必要就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否都负担举证责任，而应当由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指证明责任依据法律的规定发生特定分配的现象，同时还意味着反对一方所证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严格的限定，即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反对的一方究竟应该反证证明什么，必须要由法律规定。通常，由被告方证明的事实是由实体法加以明确限定的，其证明的事由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二是对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两个事实的证明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则不仅表明被告没有过错，而且同时也表明损害的发生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有可能也是相互分离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从而应当被免除责任。
（三）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无法就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果。
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因为一旦倒置以后，举证责任被倒置的一方负担了较重的证明义务，如果其不能够就法定的事由进行举证，便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就该事实的主张成立，这就会从整体上影响到诉讼的结果。
败诉后果的承担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解决的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问题。在实体法上，对被告承担的此类事实作了严格的限定，被告方对此要举证证明也有相当的难度。例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必须证明危险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责，倘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可能要败诉。这样，举证责任倒置通常是和严格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换的区别。举证责任的转换与严格责任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任何类型的案件在诉讼中都可能出现举证责任转换的现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实体法规范，只是当事人在具体诉讼过程中相互活动。
（四）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发动诉讼的原告一方，也应当对部分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的责任。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而应由被告证明一切？我认为，即便依据实体法的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担就一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举证的责任。在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过错、因果关系等，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证明，从而免除了受害人对此事实的举证的责任，而将该责任倒置给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担无法举证时的败诉风险。但其他要件事实，如加害人、损害事实等，则还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该事实的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高度危险作业的责任中，至少原告要证明危险是因为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则其连诉讼主体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确，怎么诉讼？对谁诉讼？再如，在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倒置中，作为被告的医院一方，应当就其行为的科学性、及时性、没有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而患者应当就被告行为的危害后果事实、危害后果与被告的行为间有关联的事实等，承担举证的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的原因是：从实体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张权利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从证据法的角度看，主张的一方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法律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为加强对一些处于举证遇到障碍的特定当事人的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这并不是说，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甚至释明事项，都交给被告承担。从性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基于法律规定，由原告证明A事实的存在，但应当由被告承担B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二）
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仍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何种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实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属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
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的原则，即使对于司法解释所设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法律上也应当有所限制。也就是说，应当在法律上为司法解释所设定的规则设定条件。我认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至少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一、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当属于实体法规范的范畴，实体法必须包含必要的证明规则，那种割裂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固有联系，认为证明规则应当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规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大都认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是脱离实体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内容，而是本质上包含于实体法规范之内的。如侵权行为法规范包含了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的内容，其性质不同于纯粹过错归责的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通常，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应当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规定，程序法或证据法可以确立一些指引性的规范，引导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而有关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倒置事由的规定必须要由实体法作出明确的界定。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最终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范具有强行性，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应予以适用。在这一点上，法官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必须适用法律的此种强行性规定。如果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则法官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诉讼案件中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我认为，法官不能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随意在诉讼中进行举证倒置。即使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并不意味着无法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应当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方式并非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种情形，证据法中的“表见证明”法则、推定规则等也能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二、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出现举证障碍
原告必须是离证据距离比较远，客观上几乎没有取到证据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张者即须举证的原则，作为原告的受害人几乎百分之百败诉。这意味着需要衡量诉讼双方的取证能力强弱和当事人与证据距离的远近，来判定是否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主张证明责任分配盖然性说的德国学者莱纳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考量举证可能性，拥有更多的举证可能性的一方当事人，应负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举证的可能性，即是由证据与当事人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远离证据，该证据全在另一方当事人保持范围内，他就没有可能得到，那么，此类案件就应当由保持该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对过错的举证问题，由于受害人根本不知道医疗过程与医疗行为，所有医疗行为的证据，包括手术记录之类的病历等证据，全在医疗者手中，他离过错证据距离较远，他所能够保持较近距离的证据，只能是到过该医院治疗，发生了损害后果之类事实的证据，所以，他应当对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过错事实则由持有证据的院方承担。
证据的距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准确距离长度），而是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的度量。证据距离远，就说明他很难控制证据，或没有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难得到该证据；证据距离近，就说明他能够控制该证据，因而他也能够得到该证据，甚至该证据本身就为其持有或占有，如果让他举证，他就有获得或提出证据的可能性。比如，举证责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险领域说，也反映了证据距离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危险领域是指当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支配的该危险发生的生活领域，即根据所控制的危险领域范围（证据距离）来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因为一方无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发生的侵权事实，他离该事实的证据距离较远，故难以举证证明，而该危险领域的控制者，他离证据的距离较近，更易于得知案件的事实真相的证据，让他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就成为可能。
三、根据案件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