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证据共通原则案例

❶ 民诉案证据采信原则

您好！采信证据，即采证，亦称认证，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在庭审时，就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认定，以确认其证据能力上的可采性、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并决定是否采信以及如何采信的诉讼行为与职能活动。法官的采证行为是相对于当事人的举证以及质证行为而言的，和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实际运作过程。举证为质证的基本前提，举证和质证则是采证的共同必要前提和基础，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体现的是一种利害关系的对抗状态，与举证、质证程序的动态活动方式而言，采证程序则基本处于一种静态之中，表明法官处于一种中立、超然地位，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以下笔者就采证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推定、司法认知、盖然性规则谈点浅见。一、推定规则的运用推定是指法官借助于已知的现存事实，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假设。其根据是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地实践和运用而取得的一种因果关系经验，这种因果关系是事物的现象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存的必然性联系，即每当一种现象实际存在，另一种现象必定出现，具有的伴生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明确规定了推定可以作为诉讼证明的一种方式。推定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预先设置的有关规则，以已知的基础事实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实的存在。目前，我国在立法上采用法律推定的规定较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种推定就是法律推定。此外，还有些规定散见在一些实体法或诉讼法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处理前不作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没有作出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的作者推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43条、第53条、第55条、第66条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中的“视为”、“视同”就是推定。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被公证的事项作为证明对象时，可推定为属实，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已明确规定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必须查证属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责任人过错推定等等。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基础，进而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例如，当事人只要证明自己对某片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无反证，即可推定地上地下的建筑物、设施及种植物归其所有；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生有一小孩，如无反证，推定这孩子为他们的婚生子；当事人提供的书证上载明地点、时间的，推定其为制作时的地点、时间；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等等。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法律上的推定主要表达了立法者的审判意图，具有法定性，其运用将导致举证责任向相对一方当事人转移，即基础事实被证明后，把有关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而事实上的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产物，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证明效果上要弱于法律推定，因此，它没有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事实推定可以作为一种证明方式的同时，又混淆其与法律推定的本质区别，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尽管事实推定是根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相互排斥关系等法则作为推理机理的，但是，作为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凡事都有例外，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同时，被据以证明的事实的真实程度与案情的复杂程度、法官的社会阅历和业务素质等都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故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作为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对于推定的结果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在当事人对基础事实进行质证时，只要以反证反驳使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导致推定不成立。（二）应以法律推定作为推定的常规方式，而以事实推定作为补充，不宜滥用事实推定。只有按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才无须举证，仅根据已知事实推定的事实假定，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结果。（三）事实推定而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被认定为真实的前提是相对方当事人不予反证。

二、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司法认知是指当事人对显著的事实和法律，无须举证，而由法院直接予以确认的证据规则。运用司法认知规则的优点：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有关法院就不同的裁判对同一事实的认定产生冲突；避免重复性劳动并节约社会资源。司法认知的内容包括显著的法律和事实，这里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本国法律、外国法律及国际条约。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以及已为法院所知悉的事实。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能够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为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由于这种标准设置的过于狭义或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司法认知的范围作了扩充解释和规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和定理；（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三）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但司法认知范围规定的仍显得过于偏窄，根据当代各国的发展方向，其司法认知的范围已呈现日渐扩大和更加明晰化的趋势，体现了处于信息时代世界新的面貌的一些特征，即愈来愈多的知识和信息使人们在把客观事物作为认知对象时增加了智能化上的实现功能，已知的知识和信息领域大大缩小了未知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增加认知事项的范围势在必行。同时，对法官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将愈来要求愈高。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正确采用司法认知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法院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也可依职权自行采用司法认知。司法认知一般以当事人请求为条件，但对法官已知或应当知道的的事实可依职权自动认知。如，对属于普通知识或通常经验以及同一法院或上级法院曾裁判所确定过的事实等，当事人即使未提出申请，法庭也应当依职权直接进行司法认知，法官不能对周知的事实装聋作哑。（二）要保障当事人的抗辩权。即便是显著的事实也有违背事实真相的时候，比如，有关舆论或发布的信息对人们在理解上产生的误导，从而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形。故应当给当事人抗辩的机会，以便予以核实或澄清。（三）“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界定在审判法院的管辖区域较为科学、较为实际。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可操作性相对较弱，而一些事实，如自然灾害、重大事件或某一地区的自然概貌、交通状况等为人所知悉的范围很可能限于某一地域，要求在没有限制范围内都为人们普遍知晓，标准显得过高。（四）“对众所周知事实”的判断，应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必须经过合议庭的一致认为，方可采用司法认知。三、盖然性规则的运用。盖然性规则是指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条件的限制，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中对证据调查、审核、协商之后而形成一定程度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则。在对“盖然性”的认识和理解上，根据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可以：（一）从法官自由心证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盖然性。即“属实”的标准，是法官主观信以为真，是相对真实而并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的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二）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法官以某一待证事实成立的可信程度和不成立的可信程度相比较，分配可信程度低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三）从逻辑推理来看待盖然性。即不要求用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推理方法来评价证据，对证据评价可以采取不完全的归纳方式。（四）从优势证据的角度来论证盖然性。所谓优势证据，是指证据力较强，相对其他证据更有可信价值的证据，与举证数量无关。我国在立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上对证明标准的设置为“高度的盖然性”，即在形式目标上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标准。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等。同时，又实际承认这种标准具有客观上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虽然是作为追求“客观真实”的过滤器，但上诉程序的启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审判监督程序虽可依职权进行，但也离不开当事人的积极推动，加之调解结案仍占相当的比重等，根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我国之所以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官素质问题，法官作为审判主体具有双重人格属性，即司法者和自然人，其怀有常人的意志、性格、情感、欲望、偏见、经历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多因素，进而制约其对事实客观性的认识。同时，个人的人格要素，如政治经验、法律经验、生活经验、聪明、教养、意思力、家庭环境、交际环境、社会地位等，都对事实的认定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盖然性规则的运用应遵循：（一）坚持规则法定的原则，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依照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进行干预，以规则监护人的身份保障当事人的对抗式诉讼有序的进行。（二）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法官不对当事人举证不能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规定过于扩大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权介入私权的不当救济，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程序上的实质性的不公平。因此，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应主要限定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证据。（三）任何证据，包括法官依职权收集到的证据，在采证之前，必须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据效力或作为定案证据。同时，就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述认定的根据和理由。（四）对于一些特殊类型案件，如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相关的案件，法官内心确信度应达到更高的标准，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确信。
谢谢阅读！

❷ 证据规则的案例分析

（一）原告：江有意，男，1960年月10日出生
被告：欧阳燕平，女，1959年2月4日出生
案由：离婚
2003年9月3日，原告向八步区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与被告离婚。受案后，法院向原、被告发送了《举证通知书》，告知双方应在开庭前1日完成举证，并将证据材料交到法院，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未向法院提交证据。2003年9月29日，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时，被告当庭提交了原、被告的共同财产包含有以原告名义向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交纳的安全押金60000元的证据（押金收据），要求分割。称：此款是原、被告以原告名义挂靠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经营客运期间，依照挂靠合同，双方以原告名义向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交纳的，按约定，如在挂靠经营期间未出现安全事故，挂靠经营期满，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要将此款退回给原告，在经营期间并未出现安全事故，该款应可以分割。审案法官在告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并征询原告意见后，原告对被告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同意质证，并对被告所举证据和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可，但称：因同时欠广州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有相当的债务，此安全押金已不可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此事被告是明知的；原告未将此款和欠债的事实向法院提出，是因为认为所交安全押金与所欠债务基本可以抵销所致。被告否认原告的质证主张。为此，原告要求庭后提交欠有相当债务的反驳证据，申请法院批准。 问题：一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并认可，但要求提出反驳证据，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准许？
讨论意见：对是否准许原告提交反驳证据的申请，经讨论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是司法解释对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问题作出的规定。据此规定，除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以外，逾期提交的证据丧失证明权，人民法院对之不组织质证，对方当事人也享有不予质证的权利。但对方当事人同意对逾期提交证据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质证，是其对逾期提交证据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质证权的放弃，属于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其处分了该项权利后，并不能享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后重新举证的权利。因此，对原告要求提交反驳证据的申请，法院应不予准许。
第二种意见认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对原告要求提交反驳证据的申请，法院如果予以准许，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就毫无意义，故应不予准许。但为避免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重大失衡，应告知原告有另行提起共同债务分担之诉的权利。
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纯粹从字面含义上理解，第一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它既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也有利于改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它违反司法应当公平、公正的原则，走向了重程序、轻实体的极端。司法的目的，应是既实现程序正义，又实现实体正义，而且实现程序正义，也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故从此角度考虑，第一种意见似不宜采用。第二种意见，一方面维护了司法解释设立证据失权制度的严肃性和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又兼顾维护了实体公正，在避免案件审理迟延和超审限结案的情况下采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确的。但是，既然可以采用增加当事人和法院讼累的另行提起诉讼的办法解决原告申请提交反驳证据所涉及的问题，那在能保证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审结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采取准许原告提交反驳证据的这一增加讼累较少的方法来解决原告申请提交反驳证据所涉及的问题呢？所以，从维护司法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出发，在不影响案件正常审结的情况下，采用准许原告申请的办法，应该成为平衡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佳选择。这既能维护设立证据失权制度的严肃性，也能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因为证据失权，是以逾期提交证据的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同意质证为前提的。本案的被告逾期提交的证据，因原告同意质证而未丧失成为证据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出于诉讼公平和公正，于情于法，在不影响案件正常审结的情况下，似都应该认可原告享有对被告逾期提交的证据提出反驳证据的权利，并将原告的反驳证据作为“新的证据”对待，不能认为原告放弃了对逾期提交证据的不予质证权，也放弃了自己对对方逾期提交证据提出反驳证据的权利。本案原告申请提交反驳证据时，离审限届满还有两个多月，准许原告申请完全能保证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审结，故应以准许原告的申请为宜。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根据证据规则对付某的支付记录不予认可，付某夫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付某夫妇所称已支付劳务报酬的事实不予认定，对梅大姐提出的要求付某夫妇支付劳务报酬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付某夫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梅大姐终于得到了她应得的报酬。

❸ 民事诉讼法案例

1,本案中，一对夫妇死亡，因其遗产继承问题而发生纠纷，夫妇二人有已出版嫁长女李梅、次子李可、权长子李明、长女李梅、次女李娜数位法定继承人，次子李可起诉请求分割父母的遗房，长女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次女李娜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另有案外人于某主张自己是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

2，本案焦点在于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继承人应如何处理，李娜则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的行为应如何认定，于某的要求能否为法院认可，他们在本案中诉讼地位该如何列明．

3，本案法律适用主要＜＜民诉意见＞＞第58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6条之规定

4，本案李可是原告，李明之妻张丽为被告，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为必要必要共同诉讼人．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以追加，因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所以，法院可以不予以追加．对于次女李娜，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应视为没有放弃权利，应当予以追加．对于某，应其对房屋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人民法院应予追加，在本案中，其诉讼地位应为参加之诉讼的原告．

❹ 哪位高手能够帮我找出分析民事诉讼法上辩论原则中三种事实的案例

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程序。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新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正在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强化。作为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对诉讼程序的职权干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辩论原则，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价值，从而加快我国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本篇中，笔者将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定义、理论依据、内容以及其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一、 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 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3]
其二，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4]
其三，本质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应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尽量少干预。因此，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5]
其四，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6]对此，我国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有四点：1、当事人地位平等 2、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3、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4、诉讼应当公正 [7]

总的来说，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学者对辩论原则的理论依据认识有多大差异，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意思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三、 对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容的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是辩原则的法律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辩论原则的具体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可见，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放审理过程中进行的辩论，是一种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又称“言辞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也是辩论原则最重要的体现。4、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首先，凡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关的问题不辩论的内容。其次，虽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关，但双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属于辩论的内容。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等。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等。5、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经过和基于当事人的辩论而作出。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形成于法庭辩论之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只有这样，辩论原则才能发挥人民法院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和确保诉讼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通过行使辩论权达到证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的辩论行使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按照日本学者的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8]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任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9]与此相应，辩论原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中所抻出来的证据。”
我国的辩论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诉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这就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对现行辩论原则的一般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能够实施辩论行为，而没有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从而导致了辩论原则的“空洞化”。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使其成为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辩论原则与辩护原则的主要有两方面：1、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辩护原则则是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前者代表国家，后者则处于被审判的地位。2、民事诉讼中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当事人可以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还可以对适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

六、 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改革构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权的强化。这种变化是改革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求认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权利，而且人们还要求赋予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已严重滞后于人们的法法意识，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行驶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从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来看是倾向于学习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们应采取比较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但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经济、人文观念的不同，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❺ 求民事诉讼案例

事实法律都对已有利 无奈不懂程序致败诉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 ：2007-6-21 阅读 ： 353 次

王先生与深圳某公司老总是朋友，1999年11月，王先生与该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王先生负责山东省市场的产品销售工作，王先生与山东客户商定买卖合同后，由该公司根据王先生发来的合同信息，向山东客户发货，山东客户把货款汇到该公司帐户上，每笔业务五先生提取5%的提成。合同签订后，王先生开始负责该公司在山东省的销售工作，截止2005年3月王先生已经工作六年之久，期间有部分山东省客户共计欠公司货款21万元。

咨询者：我是否应该偿还山东客户拖欠的货款？
律师：首先我们来分析1999年10月份你与深圳某公司签订的这份协议书，该份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代理合同，你在代理权限内从事代理行为，其销售风险由被代理人承担，而且购销是一种买卖行为，买主接收卖至货物后，再继续销售，其销售风险由自己承担。
咨询者：我们签订的协议书名称是购销协议书怎么能够认定为供销呢？
律师：根据《合同法》规定，认定合同性质，并不以合同名称为主，应当以合同实质内容为准，所以根据你们鉴定协议的内容，应认定为代销合同，双方是一种代理关系。
咨询者：2005年2月份，公司搞了一个对帐单让我签字，以前也搞过但是这一次公司在对帐单上有一个注明，内容为山东客户王某某其欠公司货款21万元，由于以前搞过我没仔细看就签了。
律师：欠款是要基于一是事实基础上的行为，由于公司与你之间并不存在欠款的基础事实，所以说，你对这份对帐单上的签字行为是一种误解行为，是可以撤销的。
咨询者：可是公司就根据这份对帐单起诉我，法院判决我败诉这是为什么？你看这是判决书。
律师（看完判决书后）：判决书认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你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购销关系，只存在代理关系。请问，你把协议书向法院提交了吗？
咨询者：我开庭的时候把材料都带去了，对方律师说不予质证。
律师：你有没有收到法院的举证通知书，草证通知书上有举证期限。
咨询者：什么是举证通知书和举证期限？
律师：举证期限又称举证时限，是指在特定期限内，当事人向法院或者对方当事人提证据，否则逾期将产生相应责任的时限。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会向你送达举证通知书，告知你举证期限的，你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咨询者：我没有收到举证通知书呀！这是法院给我的材料，你看一下。
律师（看后）：这不是举证通知吗？
咨询者：法院给我这么多材料，我以为这东西没有用呢！
律师：法院已经向你送达举证通知书，在举证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你没有举证，在开庭时你举证已超过了举证期限，由于对方不同意质证，所以，法院判决你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由于你不懂程序导致败诉的原因。
咨询者：这太没有道理了，我有理还有证据，就因为我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前，就判决我败诉，太不公平了！
律师：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利用程序上空当实施突然袭击，拖延诉讼是一种进步，以前在我国民事审判过程中，当事人在整个一审诉讼过程中可以任意提出“补充证据”或“新的证据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法官的权威性，当事人举证行为的正当性与诉讼程序进行的及时性、有序性，现在有了举证时限，这些问题就能克服了，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宝安日报》义务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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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运用程序不当败诉案
2005年07月13日

一、案情简介 2000年6月22日，原告李毅在放学回家途中，攀爬10千伏高压电杆玩耍时，被电击伤致右臂高位断离，经法医鉴定为二级伤残，需要配制假肢辅助器具，以代偿部分功能。为索赔原告李毅于2003年3月6日诉至襄樊市中级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老河口市供电局（下称供电局）赔偿假肢费118万元。

二、审判情况 i湖北省襄樊中级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证明》，预测认定其成年前假肢费用为25万元/具，结合成年后的假肢费共计118万元，遂判令被告供电局赔偿80%计付945160元。

本案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襄樊晚报》曾以《天价赔偿》一文作过报道。其后，中央电视台也作过两次相应报道。

被告供电局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假肢费用严重过高为由上诉要求改判。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假肢费标准系国外产品价格，其后，在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即由被告供电局赔偿原告李毅触电事故损失30万元结案。

三、律师评析： 本律师未参加一审程序，系从二审程序中代理被告供电局参予诉讼。经阅卷后认为，本案焦点为根据赔偿预见性原则应准确界定假肢费的数额，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代理工作。后调查发现，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证明》确定的假肢费系法国产假肢价格不符合法律规定。

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残疾用具费必须凭医院证明按照国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的规定，襄樊假肢站出具《假肢证明》中涉及的智能假肢费25万元/具系法国产的假肢价格，而国产的假肢价格为2.6万元/具，原判以法国产的假肢价格作为认定损害数额的依据，有悖司法解释中关于以“国产普及型器具”的价格标准界定损失的规定。

该案在一审判决被动的情况下，二审中紧紧抓住原判采信证据不当，错误预测假肢费用的关键所在，展开代理工作，最终促成达成调解协议，将94.5万元的高额赔偿费用降至30万元，已经达到了供电局上诉的预期效果。

一、案情简介。

被告戴丰勇系原告随州车辆厂的职工，一直为原告主持南方片的销售工作，从1995年到1997年期间，被告经手共向南方片的客户发货价值203万多元，收回150多万元，尚有540184.13元未收回。

此前，原告内部制定了《销售管理制度》，其中第七条规定，销售人员经手对外发货，如货款不能回收，则由销售人员进行赔偿。据此，在1998年6月10日，被告针对未收回的款项，向原告出具了《还款协议》，承诺自已偿还540184.13元。后经原告催讨，被告未按期偿还欠款，原告遂诉至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该债权。

二、审判情况。

湖北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进行审理后，作出了（2003）随民初字第20号判决，认为该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依约定偿还540184.13元并承担诉讼费12000元。

被告不服不一审判决，遂委托本律师代理，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不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2005）鄂民终字第 11号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直接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至此，原告手持的还款协议仍无法实现债权。

三、律师评析。

原告之所以败诉，没有实现这540184.13元债权，原因在于其对法律关系定性不当，且选择程序错误。

本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调查和研究后遂形成了代理观点，即原告主张的债权，不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而是执行内部制度产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理由如下： 被告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负责南方地区销售工作（发货、收货款）是职务行为，双方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除双方所签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约束劳动者，实质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的《销售管理制度》第七条规定了销售人员的赔偿责任。

可见，后期形成的《还款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实质上是在执行《销售管理制度》中的赔偿责任，换言之，被告是在承担劳动合同中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帐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的答复》精神，这种具有人身属性的劳动关系中，由于执行职务行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是劳动关系。因劳动关系产生争议，应当遵循先裁后审的程序原则，原告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不符合程序规定，应驳回起诉。

在二审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观点，最后直接从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二00五年七月二日

摘自 华律网

以上都来自网络

❻ 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1.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2.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3.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4.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5.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

7.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6)民事诉讼法证据共通原则案例扩展阅读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3.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4.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5.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❼ 举例说明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原则～

一、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规制
徐国栋教授认为：“诚实信用这样的语词从规范意义上看极为模糊，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这种模糊规定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由其行使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功用之一。
法官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执行法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能动的司法活动中，法官对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有自由判断、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法律本身的客观需要，它有助于个案正义的实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无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个别公正，为了实现创设性正义，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取消自由裁量会危害政治秩序，会抑制个别公正”。正义是由法律分配，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一般性规定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层次。如果在司法活动中将普遍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不同情况将可能导致个案的非正义时，法官不能等闲视之而无所作为。此时，法官应充分利用其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个别正义。但自由裁量权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授予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寻求正义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司法专横，破坏法治等诸多弊端。因此，如何才能保证法官不滥用自由裁量权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庞德指出：“历史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格细致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某一制度的成功有赖于它“成功的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必要限制亦是诚实信用原则应有之意。
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权力，包含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不是恣意，它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裁量权时以诚实、善意的心态去对待，必须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首先，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基于案件事实，须是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方能行使。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应考虑到相关因素而不应考虑不相关的因素。再次，要做到判理公示详写判决理由，将法官自由裁量的心证过程展示给公众，使一般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认可其裁量，让社会监督其裁量的正当性。
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法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过去法学理论上对自由裁量的研究也不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比国外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国家拥有裁量的“自由空间”还要大。原因有二：第一，我国的民法与国外的民法典相比显得稚嫩、简陋。因而中国的法官在诉讼中面对更多的法律漏洞，拥有的裁量权相应也就更大。第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以及制度未有效的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给司法提出了严峻要求，新类型的案件不断涌现，而法官又不得拒绝裁判，故只能依靠智慧、经验作出裁量。君不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诸多的司法解释即能充分印证以上两点。说明我国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些权利的行使状况却令人担忧。一方面，各种新型案件摆在法官面前强迫法官裁判。另一方面囿于法官的素质、法治环境等因素，有的法官恣意妄为滥用裁量权，有的法官迫于错案追究制，瞻首顾尾不敢下判，造成诉讼迟延。如何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当前审判方式改革亟待解决的课题。确立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是其当然的选择。
二、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释明权的授予及规制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对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之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的，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和修正。这种释明从法院的职权来讲称之为释明权，从法院义务来讲称之为释明义务。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些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到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发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如果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在口头辩论的期日之外，依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对攻击和防御方法进行产生重要变更的处置时，应当将其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释明权的规定，且法院如不行使释明权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
应当看到，上述关于释明权的规定是以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诉讼机制作为基础的，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补充和保障。对释明权的行使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它不能伤及现代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见对释明权行使范围和时机这一“度”的把握是何等的重要。如何做到法官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又要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进行释明呢？这都有赖于法官依照诚实信用原则结合个案中情形予以区别对待。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大体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请求不清楚或不充分的释明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文化素质等因素，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模糊不清。如在责任竞合的案件中原告既提出了侵权之诉又提出了违约之诉，一则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答辩，二则给法院确定争点造成困难，法官应要求当事人进行补充说明，明确观点。又如在被告的答辩中除了针对原告诉请的答辩外还要求法院判令原告承担某种责任，但又未明确提出反诉，法官应主动提示要求明确答复。司法实践中即有因法官对此未作释明而造成上诉案例。还有当事人本可以提出更多的诉讼请求，但因法律知识所限而未提出，此时法官应征求其意见。如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肢体致残却未要求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对于诉讼请求不清楚的、不充分的释明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1）依原告之声明及事实上之陈述，得主张数项法律关系而其主张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审判长应晓喻其叙明或补充之。（2）被告如主张有消灭或妨碍原告请求之事由，究为防御或提起反诉有异议，审判长应阐明之。”
2、当事人诉讼请求不当而需要变更或除去的释明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一致，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主张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而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有义务提示当事人变更其诉讼请求。否则就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判决时不意打击”的危险，当然会产生“如果早知道，从这个角度自己也有不少主张和证据可以提出”的不满。不符合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我国的《证据规则》第35条有相应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3、证据材料不充分的释明
司法实务中，许多当事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及后果，有的当事人误认为自己就该事项并无举证责任或认为所举证据已经足够。此时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启发他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经启发当事人仍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依法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此种情况在《证据规则》实施以后法官的释明显的尤为重要。一些当事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查明事实是法院的职责，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搜集、提供证据。此时若法官不进行释明、启发他如何举证而判决其败诉有失公正。
从以上释明权适用的范围和情形可知法官在进行释明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一方当事人的援助。如果行使得当则能起到保护弱势群体、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突袭裁判、实现公平公正的作用。如不当行使，则亦会造成审判不公。“法院进行释明，在某一程序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以上便成为权限，再过一定限度时则为违法(违反辩论原则)”。法官究竟应如何行使释明权，履行释明义务呢？如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法官能否释明，法官一旦释明，则意味着其明显站在债务人一方，这将给债权人以沉重的打击。鉴于法律的空白及规定不明确的局限性，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应依诚实信用原则，本着诚实、善良、公平的诉讼观念，忠实地行使释明权、履行释明义务。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立法上对释明权没有也不必要给予重视。如今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诉讼模式的转换，释明权的诉讼价值得以彰显。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及《证据规则》对释明权制度均有涉及。谷口安平教授将释明权定性为：“当事者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交错”。认为：彻底的当事者主义有时也可能带来令人无法欢迎的后果，因此就产生了法院适当介入，依职权对当事者主义进行调整的必要。法院所具有的这种权限称为“释明权”。因此在我国的诉讼模式转换中，应总结国外法律变革的经验教训，依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配套的释明权制度。
三、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作用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就何种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以是否有法律规定可将举证责任的分配分为法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法官裁量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首先要依据法律规定，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的胜败，法律一般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然由于实体法的局限性所在，它不可能包罗万象，而诉讼的案件又呈千姿百态，总有实体法调整不到的地方，需要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行使裁量权予以调整，由法官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另外法官在个案的审理中如果认为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不可能实现公平合理的立法目的或不符合立法精神时，亦可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斟酌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在司法实践中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国法律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则》第7条第一次肯定了法官在一定情况下自由裁量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权力。肯定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裁量权，不是说法官可以恣意妄为，不受约束。举证责任的分担攸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得失，法官必须基于公正平义的理念，诚实、善意的心态去衡量。依诚实信用原则，法官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考量以下相关因素。
1、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主要受制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与证据的距离，距离证据近就说明他更容易提供该证据，让更容易举证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不仅公平而且更加有效率，举证不能的机率也大大减少。《证据规则》中关于专利侵权诉讼、劳动争议案件等举证责任的分配即是考虑了证据距离的因素。二是收集证据的能力，诉讼实践证明，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能力上强弱不等，不同的当事人其所具有的收集证据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法人一般优于自然人，重复诉讼者较之偶然诉讼者收集证据能力要强一些，有专业知识的认要大于无专业知识的人，有代理律师与无代理律师的也不一样。综上，应由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让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收集证据条件与手段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有鉴于此，《证据规则》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可见举证能力是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之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
2、实体法的价值取向
近代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其价值取向由法的安定性转向社会妥当性。这在侵权行为法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由必然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过错的判断从心理过失到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过失；旨在扩大救济而模糊责任，向势单力薄的受害者倾斜。相应地在实体法及程序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应根据实体法的立法精神和抽象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如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消费者钱小涵状告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非法搜身侵害名誉案件。审理中双方就被告是否有脱衣搜身行为发生争执被告否认有脱衣搜身行为，原告对此又难以有效举证，被告也不能否认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上诉，再次否认“强迫”钱小涵被脱衣搜身，要钱拿出证据来，并认为即使在地下室一对一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仍在钱某而不能倒置。二审判决调整了赔偿数额但仍判被告败诉。在此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实体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是法院考量的因素之一，实体法的价值取向也指引着程序法的价值选择。法官可依诚实信用原则，按实体法的价值取向去分配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不但承担着维护法律程序、公正司法的职责，同时也负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平裁判的义务。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释明权的授予与规则，从而确保了公平正义的实现及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只有严格地依据法律、公正无私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释明权，方能真正赢得公民的信任。对法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要予以制裁，追究其法律责任，才能确保诚实信用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

❽ 证据案例分析

1,甲的供述属于犯罪嫌疑人辩解和供述，乙妻子和丙姐姐的口供属证人证言，专赃物属于物证，失属主证言属于被害人陈诉。2，甲，失主，以及乙妻子，丙姐姐的口供都是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赃物并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是间接证据。楼上说的是传来证据和直接证据的区分。

❾ 民事诉讼法的案例分析

1、诉讼标复的是陈某与崔制某的婚姻关系；
2、本案应由B区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属于对下落不明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应该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管辖，因崔某经常在B区居住，因此应由B区法院管辖；
3、法院做法的错误有：一、B区法院接到A区法院移送后，认为无管辖权又移送回B区，二、B区法院审理本案应组成合议庭审理，三、B区法院对原告崔某提出的回避申请没有进行处理，四、原告崔某仅起诉离婚，法院没有权利依职权宣告陈某为失踪人。五、对下落不明人应该公告送达法律文书，交给其父母不能视为送达。
4、张某应该以陈某和崔某为被告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人与登记的不一致的以登记人和实际经营人为共同被告。
5、B区法院对张三的起诉没有管辖权，因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地在A区，应由A区法院管辖。

❿ 证据裁判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有哪些例外情形

你好，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有“相对免证的事实”或“毋庸证明的事实”。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其诉讼法典(或证据法典)及实体法中，对免证事实做出明确规定。比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01条规定了“关于裁判事实的认知”(即司法认知)，第301条和第302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了“自认”，第291条规定了“于法院已经显著的事实”，第292条规定了“法律上的推定”;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至第1353条规定了“推定”，第1354条至第1356条规定了“当事人自认”等。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于法院已显著或为其职务上所已知的事实”为司法认知的事实，第279条至第280条规定了“自认”，第281条和第282条分别规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第434条规定：“一、明显事实无须陈述及证明;众所周知之事实视为明显事实。二、法院履行其职务时知悉之事实无须陈述;法院采纳该等事实时，应将该等事实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公证法》(第36条)和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9条、第13条、第74条、第76条)、《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第68条、第70条)等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公证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8年)第334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①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③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④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⑤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我国有学者将以上事实纳入司法认知的事实。笔者认为，司法认知的事实主要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法院依职务所知悉的事实和公证的事实。因为采用这些事实均具有司法认知的特征，均须遵循相同的程序规则。司法认知、事实预决、推定、诉讼上自认均具有各自的规范内容、法律特征，必须遵循各自的程序规则，所以不能将预决(事实)、推定(事实)、诉讼上自认(事实)纳入司法认知(事实)的范畴，而应当分别规定和讨论。
既然免证事实是证据裁判原则和证明责任或者证明对象的例外情形，同时为防止法官滥用职权采用“免证事实”而违背证据裁判原则，就得采取法律明定原则。笔者认为，我国由司法解释规定免证事实有轻率之虞，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此所作出的解释的效力是否或者能否及于审判值得疑问。再者，我国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具体规定司法认知、事实预决、推定、诉讼上自认的程序规则，为立法上的大漏洞。
上述“相对免证的事实”或“毋庸证明的事实”，其真实性已被确定或当事人间没有合理争议，其主张者无需运用证据证明，法院直接采用为裁判的根据。不过，诉讼中没有绝对的免证事实，若当事人(特别是不利一方当事人)提出充足反证、发现新的事实或者撤销自认等，所谓的免证事实则成为证明对象。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还有经验法则、地方习惯、交易习惯、行业惯例、国际惯例等，通常不构成证明对象，法院直接予以采用。不过，对某个经验法则、地方习惯或行业惯例等，本案法官不了解或者当事人有争议的，则需进行调查。调查方式通常采用自由证明，调查方法包括民意测验、查阅资料、咨询专家等。
法官采用免证事实、经验法则、地方习惯或行业惯例等之前，应当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特别是要保障不利一方当事人的异议权或反证权。否则，将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