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法迈耶

① 法律优先原则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优先”一词，源自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首创，他认为，法律为国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强者。到目前为止，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时，也大都把法律优先作为其中的一项。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法律优先的含义相当宽泛。法律优先（法律优位）这一概念被引人我国行政法学时，多数学者则将其内涵相对限制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认为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优先于行政立法，即强调法律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优先原则还应包括司法活动优先于其他活动，以体现社会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于一个公民。但参与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出现时间冲突时，应当优先参与司法活动，使司法活动得到优先的保障。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引入法律优先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象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样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法律优先一词，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义。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学明确而公认的概念——“职权法定”已经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层涵义，即“任何行政都必须具有法定依据，而不得与之相违反”。只是作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关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来表述。法律优先一词则能够准确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
同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优先一词，也表明在这里，“法律”仅限于狭义上，即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并且，德、日学者所使用的法律优先一词，只是说“行政”是广义上的，即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活动，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则仅限于狭义上使用。因此，将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是适当的。这样，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共同说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进而与职权法定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定原则或者依法行政原则的完整内容。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优先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律的位阶体系。所谓法律位阶，是指“一部法律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纵向地位。”
在我国，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居于立法活动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和基础。行政立法为从属性立法，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保留之外的立法，并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法律优先原则作为法律位阶的行政立法中具体作用的客观要求，在强调国家立法权限与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同时，侧重于要求低位阶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以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并不得与之相抵触。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又可具体导出“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
一是“根据（法律）”原则。该原则是指行政立法应服从法律位阶的要求，以上位法作为行政立法的根据。“根据（法律）”原则理清了立法权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保障了国家立法体系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内容的一种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规定，符合内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② 行政法领域好的书籍有哪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推荐理由：回这是由大答陆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里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对于法学本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作用。

③ 求行政法相关书籍的电子版

你要的这些书除了日本的那两位学者的书不好找之外，在新浪爱问的共享资料里都有，你可以去看看。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到这个回复了。

④ “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的理解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

奥拓·迈耶。在德国威玛共和时期，宪政发展从帝制转为共和，然而行政法的改变确不大。

⑤ 寻找行政法学名著电子书

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作者:（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页数:451
【作专 者】属（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丛书名】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
【形态项】 451 ; 20cm
【出版项】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 1999
【ISBN号】 7-5313-2127-0 / D956.521;D90
【原书定价】 25
【主题词】行政法(学科: 法学 学科: 研究 地点: 法国)
【参考文献格式】（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1999.

消息联系

⑥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

1 、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国家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行政主体，此外依照法定授权而获得行政权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2．、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政主体不等于行政机关，除行政机关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可成为行政主体。
3．、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尽管行政活动是由公务员代表行政主体具体实施的，但公务员并不是行政主体。
4．、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是国家行政权的转化形式，是行政主体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议

行政主体界定
中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笔者认为，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本来就是域外的概念，应该充分考虑该概念在域外产生发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确的学术含义。而不能徒有其表的借助该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在现今的理论困境面前，我们应该出重新界定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架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并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主体理论。随着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会行政的增加，中国应以“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享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均应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行政法学应加大对从事社会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所说的行政职权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职权，还包括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职权。所以其他公权力组织只要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行为的就应该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就应该是可诉的，法院此时可以依行政主体界定标准对其进行可诉性判断。所以在政主体的类型应该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但是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诉讼重塑
中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由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的三种规定，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因为中国是以是否是行政主体来确定被诉组织是否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这就导致许多本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组织行为得不到审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其实，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所标示的“行政实体法上的独立权利义务主体与行政诉讼法上的独立诉讼主体合一”的命题是不准确的。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之一的被告与行政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阶段，其所遵循的逻辑并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确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只要是行为者实际地行使了行政权力，就应当成为被告。虽然被告的确定也会考虑到诉讼后果的承担，但它并不意味着参与诉讼的主体就必须实际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其二，行政主体所体现的则是实体权力的行使与实体责任承担的一致性，强调的是某一组织具有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体的确立与认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之间并无多少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诉讼主体可以独立于行政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非行政主体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最终的实体责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体承担的。在确定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相分离的同时，中国行政诉讼涉案范围应该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实质要件；摒弃现今行政诉讼法只承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同时应把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诉讼领域。这样，对于中国行政诉讼实践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⑦ 行政沟通行为的主要特点

一、行政行为的基本界定与构成要素

行政行为，概括地讲，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在行政学上，“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 ）就是行政管理，是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首创的。借此开拓了运用行为科学方法探讨公共行政的决策、组织、执行机制及其效果，以促进行政效率的崭新研究领域。所以“行政行为”既是行政管理活动的概括性范畴，又代表着行为主义在政治学、行政学中的应用。 在行政法学上， “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act 或administrative action，19世纪末叶， 德国“行政法之父”奥特·迈耶确立了这一概念）[1] 则是强调行政主体的职权性活动应当接受法治主义的约束，应当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能带来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也就是将行政管理作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法律行为来对待，着重其法律效果。因此，尽管行政行为的客观存在是同一的，但是行政法学不象行政学那样着力揭示行政行为的活动规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概括行政主体的各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管理活动的范畴。确立行政行为的科学涵义和范围，是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行政管理活动，健全行政行为法的首要前提。

目前，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理解尚无定论[2]。笔者认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对此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从主体上看，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发出者。这是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它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主体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行政职能，为此国家才赋予其行政权力和相应的物质条件、人力资本，而行政行为无疑是行政主体表明其活动指向的主要行为。所以，行政主体必然做出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也只能由行政主体做出。至于行政主体是以直接的组织决议的方式做出还是通过公务员执行公务的公务行为的方式做出，或者委托其他组织做出，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性质。这样，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其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由于不担负行政职能、不具有行政职权，便不能做出行政行为。

第二，从根据上看，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判断行政主体的全部活动中，哪些属于行政行为，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以行政职权为依据。行政主体在存续期间，就是追求国家在相应法律、法规中确定的行政职能的实现，担负起它的社会功能。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维护市场活动秩序；环境保护机关依法防治各种环境污染，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此，进行职权性活动是行政主体的生命所在。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正常、顺利地通过行政行为达到管理的目的，或者履行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主体的普遍义务，行政主体又必须进行必要的非职权性活动。例如：招标采购办公用品，或者组织进行卫生扫除、接受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等等。这些不是行政行为，只对其起着保障、辅助的作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和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法律要素。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行政职权为根据的行政管理行为，它不仅包含调节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协调现实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等等的决策内容，而且包含计划、组织、控制、执行、沟通等操作内容。同时，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律规范调整下，必须符合所确定的行为模式的要求，否则应由行政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表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要素，但是对法律要素的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其含义应当是：（1 ）行政行为的决策内容和操作内容应与行政法律规范中业已确定的行为模式，即行政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与程序权利义务相吻合；（2 ）行政行为在实际行政领域中能够引起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变化，即使之取得、丧失或变更权利，设定或免除、变更义务，这些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不只是一种事实，更主要的是表现为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3 ）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是指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法治原则的评价之下，表现出来的合法或违法、不当等实际法律后果，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4 ）行政行为的实施可能引起新的法律实践活动，如权力机关的质询、上级行政机关的复议、司法机关接受公民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告等法制监督的活动。因此，那种将行政行为的法律意义仅仅局限于产生行政法律后果的观点是不全面的[3]。

全面理解行政行为的法律要素有助于我们将行政行为和行政主体的事实行为、民事行为区别开来。行政主体的一些活动可能与其职权相关，但不产生法律效果，即属于事实行为，例如气象局的气象资料分析预报、统计局的公布统计数字、司法局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以及有关部门开展的学习“邯钢”模拟市场运算、成本否决法的典型示范活动等。这些与作为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不同，根本的一点就在于行政行为要实现的政府职能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从而在行政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当然，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主体的活动，不是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除产生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效果以外，还可能附带产生其它法律效果，但后者从属于前者。例如行政主体对民事纠纷的裁决，就又产生民事法律效果。

总之，主体要素、权力要素和法律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准确界定行政行为的基本标准。首先，有助于行政主体树立正确的行政管理观念。行政行为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行为，虽然以行政职权为根据，但是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在法定职务范围内按照一定方式和程序对一定行政事务进行处理的权力，它除了一般权力、国家权力的特征外，更主要的是有着法定性和义务性，所以在看待职权性活动时，行政主体不应仅仅注目于其强制性，而应当看到它们的法律意义，认识到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法律调整和制约。因此，从构成上讲，行政行为是行政职能、行政权力、行政法律通过行政主体的有机结合的活动表现，几个要素缺一不可。其次，有助于行政相对人明确其行政法律地位。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意义的认识和评价，标志着对自身行政法律地位的认知，所以明确了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确定自身权益受到影响的来源；明确了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知道相应的遵守与服从义务；明确了行政行为的法律要素，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最后，有助于行政法制监督。完整的行政法治应在三个领域展开，即对行政主体的组织、编制和公务人员的法律规范，对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以及对行政责任及其追究的法律规范。而其中对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是监督行政主体、追究其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的行政责任，进行行政法制监督活动的基本依据。只有立足于行政行为的界定，才能够准确把握行政主体法律责任的活动来源和形态，开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也有直接的实践作用。

二、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

界定行政行为是进一步分析其特征的基本前提。所谓行政行为的特征，是指行政行为和其他法律行为相比，主要是相对于立法行为、司法行为所具有的特殊性。概括起来有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对行政行为的形式特征，认识较一致；而就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而言，应当指行政行为因其职权、功能、目的所具备的特点，学术界较少论及，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行为的特征有单方面性、强制性和政策性；另一种是多数学者主张的观点，认为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就是其构成要素[4]。这两种观点均欠妥，亟待澄清， 为此笔者试作以下论述：

首先，公益性，是指在目的上行政行为是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管理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对象的活动。在本质上，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相协调的关系，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行政主体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是因为他们的特殊利益在享有和取得的过程中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才被纳入到行政管理领域、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相对人应当服从和遵守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具体的行政法律义务，才能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和协调发展。例如，要由公安机关针对公共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措施、设施进行审查，在确保公民娱乐、休息的权利和社会公共秩序与安全的条件下，才颁发《公共场所安全许可证》，准其开业。可见，公益性是行政行为的根本目标指向。

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第一，公益性在内涵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持续下去。”但二者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又有显著差异。第二，公益性具有价值上的终极性、优先性、协调性。行政行为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要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必须保证行政主体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在利益冲突时要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例如紧急状态的行政；同时也不能只顾国家利益而不顾乃至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局部利益。只有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特殊利益、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群众的创造力，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实现。第三，行政行为的公益性不仅要求在行政行为的主观方面，即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中，不能以机关自身的本位观念、小团体利益来代替以至侵蚀行政行为的公益性，例如不能为发奖金而滥施罚款，而且还要求公务人员在代表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时不能以权谋私，例如不能因人情而少收环境排污费。第四，行政行为的公益性是行政行为的内在合理性，又是由行政法律规范来予以保证和体现的，公益性与合法性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关系，不能割裂开来。第五，正因为行政行为的公益性才赋予行政主体以行政优益权，即它可以按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就能构成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前可以推定其有效，并可先行执行；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享有职务上的便利，并且要求行政相对人有协助的义务。公益性是行政主体行使优益权的惟一目的，行政优益权也只能用于公益目的，而不得以此作为个人权威和影响力，加以滥用。第六，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公益性，通过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其它程序权利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如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来对行政行为的过程、内容与结果加以控制。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第2条即规定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才由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又如《行政处罚法》第1 条规定“……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其次，执行性。与立法行为相比，行政行为具有鲜明的执行法律的功能。布劳克在其《法国行政辞典》中把行政定义为：“公共服务的总体，从事于政府意志的执行和普遍利益规划的实施”[5]。同样， 笔者也认为在法治国家中，行政行为在整个法治实现的机制中，起着将普遍的法律规范与变动不拘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实现法律所确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目标，约束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活动符合整体社会要求，落实国家职能和法律所确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作用。所以卢梭形象地说：“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6]

行政行为的执行性应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执行性是行政行为作为实现法治的执行环节的功能的表现，表明行政主体职权活动的法律从属性，要求行政主体依据相应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而不能单纯地由行使权力、实现行政主体的单方面意志的本位角度出发。第二，执行性表明行政主体的受制约性，即行政主体在遵循法律的同时，受到权力机关重大决策以及司法审查的制约，只有这样才构成完整的法律运行机制，并维护法制的统一。第三，执行性是行政行为的总体特征，并不排斥行政主体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从事法律创制活动和纠纷裁决活动， 例如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中及时进行制度创新的需要，1985年后，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第四，行政行为与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活动都是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的社会事务，但是行政行为的执行性表现得较主动、较经常并且较直接，多数情况下构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双向法律关系状态，而司法审判活动则典型地呈现出被动性和司法主体与双方当事人两造对抗的三方法律关系状态，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诉讼结构更是这样。第五，紧急行政中执行性非常突出，但同样不能因此忽视行政相对人的了解权等民主权利，行政主体不能以执行性对抗行政相对人要求告知理由和其它参与的权利。

再次，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主动性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行政主体完全依照自己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理解，按照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分析和判断，决定是否实施行政行为，实施何种行政行为，不受行政相对人的意志左右。第二，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追求的是一种与自己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管理效果，因此必须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负责，不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第三，行政主体的主动性不排除行政行为采取不作为的方式、依申请的方式。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以消极的、不做出一定的动作来对客体发生作用，例如拒不履行法定职责。这种方式同样包含着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行政主体主观判断的一种表现。又如，演员向文化行政部门申请《演出许可证》时，是否颁发许可证，仍然由行政主体决定。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并不必然引起行政主体实施相应的行为，可见行政主体的主动性侧重强调行政行为的成立是以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为支配要素。第四，行政行为的主动性还表现在行政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创建新的法律关系，自由裁量因素比较大。例如经济行政部门决定对我国汽车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即成就了其与某一汽车组装企业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第五，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片面强调主动性，从而违背了行政行为的公益性、执行性，由此造成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行为的主动性应当以行政主体正确的行政法律意识为主导。第六，行政行为的主动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行政相对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实际上，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主动性，是因为行政主体担负的实现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而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的暴力强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行政行为的主动性必须和行政相对人的积极参与、配合接受相适应，行政法律关系不是单纯的、不对等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应当是管理、服务、监督相融合的法律关系。例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批评、建议权，根据《行政处罚法》享有听证权。在美国，当事人还有权对听证中的事实争论，提出自拟的裁定结论（美国《行政程序法》第557（c）项规定）[7]。

行政行为的主动性和司法行为的主动性有区别。因为立法者不可能为每一个特定案件都提供详密的法律规范，所以司法行为必须能动地适用法律，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创造性，这一点与行政行为的主动性在完成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法治的作用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行为的主动性不象司法行为的主动性那样仅针对个别案件，行政行为的主动性在缺少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往往表现通过制定行政政策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来进行规范性调整，而司法行为只局限于个别性调整。再者，行政行为的主动性比较普遍，存在于各个部门行政领域，而司法行为的主动性通常反映在疑案审判中，在成文法国家仅表现为类推制度，在判例法国家才表现为一种能够上升为法律原则或法律规范的“法官造法”机制。

最后，程序性。作为法律行为，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法律规范，具有程序性。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次序、步骤作出决定的过程，行政程序是关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步骤、方式和时限，反映了行政行为的形成和秩序，是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程序法即是调整行政行为的程序部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是任何一个行政行为都必须具备的，这不仅因为只有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做出一定行为，而且对行政主体而言，行政行为必须具备行政程序才能成立，才能保障国家意志在行政主体的管理活动中得以体现，也才能产生法律意义。例如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办法》进行；行政处罚行为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进行；土地行政部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按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规定的受理、立案、调查、处理、送达、执行、查封、结案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行为的成立，必然有一定的程序因素，但未必与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相吻合。也正因如此，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第一，行政行为在客观上实际都表现出一定的程序；但更主要的是，第二，行政行为应当体现出遵守法定行政程序，如果程序不合法，不仅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妨碍行政职权实现其社会功能，将在法律效果方面致使该行政行为被撤销。

⑧ 关于法理学的外文参考文献有谁知道啊我需要一篇。最好是有译文的。

第一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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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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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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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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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这是关于法理学的一些外文参考文献,我不知道你要的是文章还是一些书,这此就是书了

⑨ 行政法的问题。

请参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阅读叶坚学者所写的“关于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的界定”一文，认为其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这一概念产生了误解。其引用方世荣教授所说的“所以没有必要采用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这样的二分法，现有的所谓事实行为完全可以为行政行为所涵盖。行政事实行为是一个内涵很不确切的词语，应予废弃。” 对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的认识，最早出现在法国行政法学，直到1895年，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教授在其论述德国行政法的鸿篇巨著中把行政行为权威性的定义为：行政行为是关于“个别的条件下决定某个权利主体的权威性宣告”。[1]此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成为各国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并且分析出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无偿性、强制性的法律特征。[2]从这一定义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将行政行为理解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而就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其所对应的范畴应是“非法律行为”，如纯粹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等。[3]这样看来，法律行为并非对应的是事实行为。而事实行为被认定为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非意思表示行为，是指非经行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民法上的先占、遗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发现等。[4]从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为则是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么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事实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行政事实行为和事实行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最早是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耶律纳克所提出的“单纯公权力行政”一词所演变而来的。所谓“单纯公权力行政”是指“类似市政有关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园、水库等的建筑，及其他技术方面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用文字发行的‘指导’文件，如公安为避免车祸所发行宣导交通安全之别针、小册子，以及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指南、民众 调解与法律咨询的说明书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行为。”[5]对于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学界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代表的观点有：德国法学家毛雷尔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某种事实结果而不是法律后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学者赛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将行政事实行为表述为“是旨在产生事实上结果而不是法律结果的行为”，这一点与毛雷尔的认识是相同的。继而他又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行政机关的其他法律行为均属于行政事实行为。[7]针对其这种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行政行为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后果而是事实结果相比较，与其所称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认识产生了矛盾，因为法律后果与事实结果应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不存在隶属性。因而行政行为当然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学者们对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如何认定，对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属性和特征的认定是明确的，即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职权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具有行政性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再者，就目前各国的立法例当中，都表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它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可能产生实际上的损害。经过上述对行政事实行为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事实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从事实行为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而其表现出自身产生的基础和独特的法律意义，其实二者是两个不具有同质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实行为而言，根据其性质和特征，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和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