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走向控辩式
⑴ 什么是控辩式审判模式
我国来刑事审判模式正处于由职权自主义走向控
辩式的改革过程之中！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
再次修改，沿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方向取
得了新的进展。如完善了回避制度，规定辩护
人有权申请回避及复议；改革辩护制度，完善
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法律援助辩护的适用
范围，强化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申
请调取证据权及保守职业秘密权等执业权利；
修改证据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
民检察院承担”的规则，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建立了证人作证
补偿制度；完善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八十八条建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此外，辩护人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
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辩
护人可以就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辩论，等等。
上述新规定都有助于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
深化。
⑵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⑶ 控辩式法庭论辩中几种常见的辩护方法及公诉答辩策略
法庭论辩是公诉人和辩护人双方由审判长主持，在法庭上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证据，认定罪名、罪责轻重、适用法律以及从重、从轻、减轻等情节进行指控与辩护、论证与反驳，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为法庭正确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提供依据。由此可以看出，公诉人与辩护人在辩论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对立是双方所处的角度不同，模糊的事实可以越辩越清，错误的观点也可以越辩越明；统一，则双方最终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给法庭准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提供事实及法律依据。 公诉人要顺利地完成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能，取得较好的辩论效果，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做好庭前准备，合理确定答辩范围 （一）做好庭前准备，预测辩论焦点。 出庭公诉能否取得成功，首要的是要吃透案情，做好出庭前的准备工作，庭审答辩既不能漫无边际，又不能过于狭窄，而是要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全面准备。一是要进一步熟悉案情，做到全案心中有数；二是要认真准备公诉词，全面、充分地论证犯罪；三是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找出薄弱环节，预测辩论焦点，对辩护人在辩论中可能提出的问题，拟写答辩提纲；四是对证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五是对案件中涉及的所有法律要预先熟悉，在犯罪构成理论上，要胸有成竹；六是在庭上要及时应变，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和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质证中表现出的辩护意向，及时修改、调整庭前准备的答辩内容，做好辩论的心理准备 （二）公诉人庭审答辩的范围。 法庭辩论中，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发言，有些是长篇大论，涉及问题很多但论点不突出；有些虽用语不多，但论点却不少，所提的问题有些和案件的事实、证据联系很紧密，涉及定罪量刑等问题；有些则纠缠于枝节，甚至是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些问题侧重于论理方面，有些问题又侧重于具体情节等。案件不同，辩护人不同，所提问题也不相同。公诉人对辩护人辩护中所提的问题不可能有论必答，而应紧紧围绕涉及定罪量刑的问题，进行答辩。司法实践中，对以下八个问题，公诉人一般应予以答辩，即：1、有关否定起诉书指控罪行或承认事实但认为不构成犯罪的问题要进行答辩；2、对起诉书定性提异议的要进行答辩；3、对提出否定被告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问题要进行答辩；4、对否定被告人从重处罚情节的问题要进行答辩；5、以乡俗民情、社会不良环境、被告人一贯表现作为法定从轻条件提出的要进行答辩；6、对避重就轻，推卸罪责或嫁祸于人的观点和问题，要进行答辩；7、对歪曲法律、编造事实的观点和论调，要进行答辩；8、对牵强附会，随意曲解并扩大解释法律范围的要进行答辩。 对以下五个问题，公诉人可以不予答辩：一是对辩护方提出的正确意见，公诉人可以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或以默认表示认同；二是公诉人已经充分阐明了的观点，不作重复答辩；三是对一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公诉人一般不予答辩；四是对辩护人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不予答辩；五是对同案犯之间互相推诿争辩，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 二、法庭论辩中辩护人一般采取的辩护方式及应对策略。 法庭调查中通过控、辩、审三方互动，尤其是控辩双方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各自表明了自已的观点，公诉人在质证中从辩护人对证据的认识上已经可以判断出辩护人辩论的方式和观点。根据笔者多年的出庭经验，总结出辩护人在法庭上一般常用的几种辩护方法。 （一）、开门见山，正面辩护法。即辩护人在法庭上从正面直接了当地提出辩护意见。采取这种辩护方式，大多数是一些定性准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这类案件通常有四种：第一种是可能判处重刑的重大恶性案件；第二种是作案时被当场抓获的案件；第三种是被告人主动投案自首的案件；第四种是被告人被抓获后供认不讳，且口供稳定，认罪服法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辩护人往往在肯定起诉书所认定的犯罪性质和事实的同时，对被告人某些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提出辩护意见，这种辩护意图清楚，观点明确，公诉人容易进行答辩。 （二）、旁敲侧击、迂回辩护法。采取这种形式辩护的，一般是案件直接证据不足，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无明确的计算方式和标准，既遂与未遂，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难以区分，此罪与彼罪界线不明确等案件。旁敲侧击、迂回辩护的方法，听起来观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让人难以把握。公诉人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有冷静的头脑，敏捷的思维和临场不乱的经验以及捕捉主要矛盾的能力，否则，会顾此失彼，陷于被动。辩论中主要采取以下方法进行应对：一是抓主要矛盾，放开次要问题，对辩护人提出的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问题，如犯罪的主体、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可靠程度，法律条款的适用等，必须集中精力思考答辩。对与案件关系不大的问题，如被告人年幼无知、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社会经验不足，一贯表现良好等，可放下不答。二是避虚求实，对某些使用不当的词句及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尚未定论的问题不答，而对案件的主要情节提出不同意见进行答辩。三是透过现象抓本质，舍表求里。有时辩护人提出很多问题，但实质问题只有一、二个，因而透过表面现象，抓住问题的实质进行答辩。 （三）、抓住矛盾，突然发难法。这种辩护方法通常适用于证据上存在漏洞的案件，辩护人抓住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如书证未作鉴定，凶器与伤口未作验证、鉴定结论指向不明确等。对这些证据中存在的问题，辩护人在庭上突然提出重新鉴定或验证，或者对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否定，提出问题或提供的辩护证据具有突发性，应变的难度很大。公诉人要应对这种辩护方法，必须做到：1、审查案件时要认真、细致，对书证、物证，必须通过鉴定、验证或辩认属实，做到证据间不留漏洞。2、庭前充分准备，吃透案情，对庭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预测，做到提出问题，有据而答，3、当庭要思维敏捷，反应迅速，不可回避提出的问题，也不允许长时间思考，造成冷场，而应迅速反应，作出有理有据的答辩。4、知识面要宽广，要从多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分析，答辩语气要坚定有力，以挫败对方突然发难的锐气。 （四）、利用矛盾，混淆视线法。这种辩护方法多用于多人多起的团伙犯罪案，因为团伙案件的被告人较多，他们之间主从关系不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不同，分赃多少、罪责大小不同，认罪态度好坏各异，容易出现认定处理不均衡或其他矛盾。辩护人往往抓住这些矛盾，一是在地位和作用方面，为被告人辩护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目的；二是罪与非罪上，与一些未作刑事追究，只进行治安处罚的同案参与人进行比较，以达到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目的。应对此种辩护，公诉人一是庭前的准备工作要比单一犯罪案件更加细致、周密。首先要分清主从，查清事实，定准性质；其次要排除证据间的难点和疑点，做到沉着应对，临阵不乱；再次，在审查案件时要全面、客观，该追诉的要追诉，力争不留漏洞。 （五）、激烈对抗，否定辩护法。这种辩护方法多用于案件的定性存在争议，罪与非罪模糊不清，事实证据又有利于辩护人一方的案件。辩护人从一开始就以无罪辩护论立论，在质证时极力否定每一份证据，辩论中先声夺人，与公诉人激烈对抗。此类案件对公诉人出庭难度很大，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必须认真分析研究案情，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在辩论中寻找辩护观点中的矛盾和疏漏，从事实、证据上反驳辩护论点，进而从犯罪构成理论上论证犯罪的构成。 三、公诉人庭审答辩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公诉人在法庭上对被告人及其所实施的犯罪是揭露与被揭露的关系，但对辩护人，则是对立统一，既有激烈的辩论，又有相互说服认同的关系，因此，在辩驳其错误观点时，除了显示真理，澄清事实真象，还要有理有据地说服对方认同自已的观点。在使用语言上，要平和规范，不能揭人之短，尖刻挖苦，冷潮热讽。 （一）、突出重点，综合答辩。即细心听取辩护发言，将辩护人提出的所有辩护观点进行综合归纳，概括出几个主要的辩护观点，然后根据掌握的事实和证据，结合法学理论，对被告人不正确的观点逐一进行论证、驳斥。 （二）、避实就虚、灵活答辩。即在答辩中对辩护人突然提出的难点问题先不作正面答辩，而是从其与事实、证据、法律明显不符的辩论点开始反驳，变被动为主动，并在答辩中灵活地捕捉对答辩有利的材料，及时调整，主动出击，将辩论的焦点引向自已控制的范围。 （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即对于多被告人的共同犯罪，多个辩护人出庭各自为其委托辩护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公诉人利用各个被告人之间的辩护矛盾、辩护人与与被告人辩论观点之间的矛盾、多个辩护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以矛攻矛，各个击破。 （四）、层层剥笋，直取要害。即公诉人先分别用大量的事实、证据驳倒支持辩护总论点的各个分论点，使辩护人的中心论点失去支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后公诉人再用逻辑三段论的演绎方法，得出总论点不能成立的结论，从而从根本上驳斥辩护人的错误观点。 （五）、承上启下，相互照应。即公诉人阐述答辩观点时，要紧密结合起诉书、公诉词，上轮答辩为下轮更有力的答辩做铺垫，下轮答辩时要与上轮答辩的观点紧密结合，遥相呼应，不留漏洞，使全部辩论观点连成一体，形成协调统一的论证体系。使被告人找不到矛盾点，无法攻破其中任何一个观点，从而另寻辩点，分散辩护人的注意力。 （六）、巧借东风，借言答辩。即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后，公诉人先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借用他人之言反驳辩护观点。借言答辩通常在两种情况下采用：一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之间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而证明其他被告人的行为、供述之间相互牵连，相互印证，形成矛盾，公诉人可借被告人之言进行以其之矛攻彼之盾的答辩。二是当庭讯问被告人及同案参与人，引用其口供笔录，反驳辩护理由。 （七）、开门见山、直言答辩。即辩护人提出的辩护观点明显错误，公诉人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证明犯罪，在此情况下公诉人就应依据事实和法律直言答辩，反驳其错误观点。公诉人答辩时要理直气状，正气凛然，阐述论点要简洁明确，一针见血，不能含糊其辞，拖泥带水。 （八）、合理采纳，婉言答辩。如前所述，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对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合理辩护意见，公诉人应当予以采纳，不能对辩护人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持争辩态度，给人以强词夺理或无理争三分的不良影响，损害检察机关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对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按照法律规定仍不能作为从轻、减轻理由的。公诉人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味否定或反驳，而是应承认并说明辩护观点有一定道理的一面，然后再从法律中找出依据，阐明不能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这样，既婉转地驳斥了辩护人不正确的观点，又使旁听群众和被告人受到了法制教育，合议庭采纳公诉人的观点也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会支持公诉观点。 （九）、扬长避短，迂回答辩。公诉实践中，一些较高层次的辩护人往往利用自已理论上的专长和庭前准备的知识要点，在辩论中故意设置辩论陷井，让公诉人落入其圈套，以控制辩论走向。如逻辑陷井，专门技术知识陷井，民法、经济法、商法等公诉人不常接触的法学理论陷井等。公诉人如对辩护人有意引向的知识熟知并精通，应直迎而上，用更深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论辩填平陷井。如果对逻辑知识缺乏熟练地应用，对一些专门性的技术知识知之不深，则应扬长避短，避开正面，迂回到本案的事实、证据和犯罪构成理论上进行答辩。 （十）、把握时机，全面论证。这是“后发制人”的答辩，用得好，能起到鸣金收兵的作用。即公诉人根据辩论进展情况，判断辩护方准备或临场发挥的辩护材料已用完，除了重复再无新的辩护意见，在辩论快要结束前，公诉人按预定计划，对辩论的关键问题作系统地答辩，使之一锤定音，尘埃落定。运用这种方法关键是预先安排好使用答辩材料的计划，把握好进行全面论证的时机，避免罗嗦、重复，使整个答辩过程层层递进，最后达到高潮。 以上是笔者在长期的出庭实践中总结归纳的十种答辩方法。除此外，还有许多好的方法，有些是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有些则积极主动寻找战机。此外， 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从总体上注意掌握揭露与说服的关系，二是在辩论技巧上要注意掌握攻与守的关系，三是在答辩内容上要处理好简与繁的关系，四是在营造辩论气氛上，要注意对抗与合作的关系，五是在运用答辩语言上，要注意严谨与生动的关系，六是在答辩效果上，要注意打击与保护的关系。这样，才能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取得预期的答辩效果。 作者简介：张伟军，现任甘肃省张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处处长。2005年其与中国检察官学院教授朱丽欣合著《公诉案件证据审查判断与出庭实务》一书，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8年其所著《公诉人法庭辩论实务与技巧》一书，再次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⑷ 2012年刑事诉讼法最新修改中职权主义向控辩式的改革体现什么规律
一、控辩平衡主义与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一）控辩平衡主义的内涵
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方与辩护方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具有对等的权利义务。在刑事司法中，一般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表现为纠问式司法，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裁法官及法院占据主要地位，此种模式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当事人主义表现为控辩式司法，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在司法过程中由控辩双方进行相互攻守，最终由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证据情况及辩论情况最终裁定被告人所应当承当的刑事责任。广义上的控辩平衡应当指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中，控方与辩方达到平衡状态，狭义上的控辩平衡仅指在当事人主义的刑事司法中，控辩双方达到平衡状态。控辩平衡在刑事司法中的实现，需要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中切实发挥作用，并推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发展，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下讨论控辩平衡才有研究的价值。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从对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来说，当事人主义将代表国家的公诉方与辩护方置于平等地位，更加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二）新刑诉法的人权保障要求与控辩平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最终和保障人权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并贯彻在整个刑诉法修订过程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来看，现行刑事诉讼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司法机关应有的职权、手段，保证其能够及时地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同时带有国家强制力的公权力的运行必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权利带来影响，为了保证人权，又必须对各项权力进行规制。在刑诉法的运行过程中，诉讼参与人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包括被害人、辩护人、证人等，公权力的运行同样也可能造成对上述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价值不能是仅指向犯罪嫌疑人，同时对其它诉讼参与人人权的保护，而此次新刑诉法的修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本次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进一步调整。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化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有着积极意义。从此次刑诉法修订中，体现控辩平衡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2）加强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进程的作用，提前了其介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规定）。（3）增加庭前程序。（4）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二、修改后简易程序对实现控辩平衡的意义
本次刑诉法的修订，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内容较多，修改的主要内容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二是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限制适用情形；三是对简易程序审判组织刑事的明确，四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席法庭。
（一）简易程序扩大化与控辩平衡
简易程序本身的制度价值在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司法进程的缩短，有利于被告人尽早回归社会角度。从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来看，在被告人主动悔罪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被告人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的有责性，是使得庭审得以降低控辩对抗程度的根本原因。对比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新刑诉法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均规定为在符合条件下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有观点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扩大化，可能会导致控辩关系的失衡。主要原因在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庭审对抗中，被告人无法再以是否构成犯罪做出辩解。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作为导致控辩关系失衡的理由。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则规定如被告人如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则应当终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相反，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将更加有利于控辩关系的平衡。简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认罪行，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因此，简易程序本身即保证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给予了被告人是否行使对够罪与否和罪轻罪重的辩护权。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的控辩平衡意义
新刑诉法将原先关于简易程序庭审的“人民检察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变更为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在新刑诉法出台前，多有学者意见批判简易程序中，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三角地位的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如公诉人不出庭参与诉讼，对证据的质证，对罪行轻重的辩护，只有辩护人和被告人的意见，控辩平衡向辩护方倾斜。在司法实践中，如被告人承认其罪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往往囿于轻刑轻重的辩护，而因检察院未能派员出庭，往往对证据的调查过程中，法官不自觉的承担了出示侦查机关所取得证据的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控辩双方关系为倾向于辩护人与被告人一方，但从司法实践上看，实际上对于辩护人的辩护范围产生了不小的制约，并将辩护人与法官置于直接的冲突环境之中，反而更加不利益实现控辩关系的平衡。
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参加庭审，其实为恢复了在庭审过程中的三角抗辩关系，恢复了法庭辩论的对抗性。从而将法官重新归于居中裁判者的地位。检察机关派员参与简易程序庭审，对恢复控辩关系的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三、修改后简易程序实现控辩平衡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及解决路径
（一）简易程序启动适用的问题
修改后简易程序适用的最大特点在于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基层检察机关审理的案件。从司法效率上看，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味追求司法效率，可能导致漠视被告人、辩护人辩护权的现象出现。目前，我国基层法院所需办理的刑事案件巨大，法官所面临的办案压力较大。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可能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同意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则是要求被告人承认所犯的罪行。此种情形下，作为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承认所犯罪行”异化为适用简易程序的结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合法辩护权受到制约。这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注意并予以避免的。
（二）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出庭的司法资源压力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司法资源上呈现出“人少案多”的矛盾，在一些经济发达，案件数量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基层检察院司法资源不足和案件数量巨大呈现出突出的矛盾。新刑诉法实施后，要求每个案件（包括简易程序）必须有检察机关派员出庭，这一方面维护了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平衡，但另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合理分配检力资源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检察机关在派员出席简易程序庭审过程中，如何发挥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如何在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体现出控辩平衡，保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可能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对合理适用简易程序和有效使用司法资源的建议
对于简易程序的启动，应当认真审查案件是否确实符合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在起诉时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提出适用简易。对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加强监督。此外，应当发挥好辩护人的监督作用，加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工作，使得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真实的反映被告人的权利诉求。
在检察资源的合理利用上，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朝阳区检察院等基层检察员对于如何处理好简易程序出庭要求已有了相关的实践。公诉人值班制度等已在部分基层院开始正式运行。检察机关统一安排固定的在法院值班检察人员，参与当天审理的简易程序刑事案件。这种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保障了在庭审过程中三角控辩关系的存在，有利于维护控辩平衡，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但是，公诉人值班制度也存在劣势：如何保障值班公诉人熟悉案情并切实发挥控诉职能，对庭审进行有效监督，是将来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⑸ 辩护制度的刑事诉讼法
目前《刑事诉讼法》对辩代理人的规定非常自信，非常注重人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第四十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一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四十二条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第四十三条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第四十四条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四十五条 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第四十七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⑹ 《析制约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因素》写法建议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内容提要]1996年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对以前的刑事辩护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比如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确定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了法官的“先查后审”“先定后审”的不正确做法等。但是，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除了这些已有的制度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外，还存在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不足，故为了建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辩护体系，笔者认为还应当对上述的相关不足等作进一步完善，以与国际标准接轨。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辩护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护制度又暴露出许多的不足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称公约）明确规定了被追诉的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准则》（以下称准则）又进一步细化了上述权利。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署国和准则的签字国，应当遵守公约的义务以及对准则的尊重，全面彻底的贯彻公约和准则的精神，找出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和差距并进行完善是当务之急。
一、刑事辩护制度概念的理论研究
（一）刑事辩护制度的概念
辩护制度是立法对贯彻落实辩护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总称[1].辩护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它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古罗马的萌芽阶段、中世纪的压制阶段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在我国，辩护制度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是建国前阶段、建国后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阶段[2].在封建社会，我国就没有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到了清朝，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1901年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才规定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了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而关于律师的单行规定，则是从国民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陆暂行章程》中才开始出现。建国后，新中国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起来。1954年，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这就从立法上肯定了辩护制度，律师制度也因此有了发展，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以恢复。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辩护制度，后来又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对刑事辩护制度进一步作了明确。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一直至今。
（二）刑事辩护的分类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刑事辩护分为三类，即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其中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者他们的近亲属，通过委托合同的形式，委托法律允许的人主要是律师为其辩护。这种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制度内容。指定辩护是指遇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1997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颁布，确实给人一种清风扑面的感觉，尤其充当刑事辩护主角的律师。然而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人们发现相关部门并没有完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执行，而是各自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相继制定了超越法律之外的“解释”来维护部门利益，使得《刑事诉讼法》无法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以至于形成目前的这种状况。笔者试从律师的角度，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归纳为“几难”分说如下：
其一，会见难。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庭审前七日，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即《刑事诉讼法》第96条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两院三部一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1月19日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进而明确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在这一规定中，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会见使用的是“应当”一词，要求相关部门在四十八小时和五日以内必须作出安排。可是在实践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完全照此执行，但均有一定的“理由”，其具体表现有：一是制造种种借口（或曰人员太忙没时间，或曰承办人已出差，或曰承办人病假……），无限拖延，少则一周，多则十天，甚至到月余；二是会见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虽然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的第24条明确指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但在实践中，由于把监视居住变成变相关押，把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律师的会见难上加难；三是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单独会见，立法作出了比较灵活的规定，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但在实践中，所有案件几乎是全部派员在场，而禁止律师单独会见。更有甚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以及二审阶段律师的会见，统统派员在场，一律禁止单独会见。这一做法是同两院三部一委的《规定》的规定是相悖的。《规定》第12条明确指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四是以本案涉及到国家秘密为由，不准律师会见。《刑事诉讼法》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作出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两院三部一委《规定》将“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明确解释为：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同时还明确指出：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办案人员却以“国家秘密”为借口，把“国家秘密”作出随意性的解释，将律师拒之门外，什么刑事案件中的侦查行为都属于国家秘密、追究刑事犯罪中的事项都叫国家秘密、经济犯罪案件情况特殊、个别案件属特案特办，等等；五是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限定时间，限制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等，使会见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六是侦查人员未尽告知义务，使许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聘请律师，有的不为其提供方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会请律师，辩护律师不到位，谈何会见！
⑺ 论述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实践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作，保证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判断证据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这个阶段，审判不需要盘问证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证，惟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时的证明是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
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定证据制度代替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判断标准，法官只能根据这些规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证据，不管审判者内心判断如何，都必须作出有罪判决。因此，这一时期是完全依赖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陪审制度，实行公开审理，并且由诉讼双方互相对抗。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保护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证据规则开始出现。
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根据相关性规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的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为适应陪审团裁判制度，普通法传统上又通过逐案经验的日积月累进一步沉淀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证据资格的具体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在相关性基础上排除了特定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故此，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限定证明中可以运用的材料范围，防止无关的、多余的、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证明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但是，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终究是以规则判断取代了个人理性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规则判断所必然产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法官的作用和权力在不断增强，证据的可采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和裁量而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预先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规则的不重要。相反，证据规则仍然是规范证据资格的主要依据。因为，尽管法官有权排除依据证据规则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他却不能超越证据规则将排除掉的证据资料纳入法庭调查程序。在此意义上，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仍然是在证据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而且，在承认法官对证据价值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最后防线。
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中各种形式性规定的极端反感，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立法一般不对各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使用作具体的规定，而是授权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取舍。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具体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基本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殊少明确的证据规则可循。
从发展趋势上看，两大法系的发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裁量权的传统上，开始通过立法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规则，促进了证据资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国家，则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裁量权。由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方向相反的发展却缩小了两大法系在证据资格问题上的差别，并逐渐形成了一些为多数国家所共认的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主要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证据规则，从体例上来说，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些规则中的基本内容都是在长期的诉讼中积累而成的，就其技术性而言，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一）相关性规则
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那它就具有相关性。
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
（二）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包括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人在审判日以外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二是证人在审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规则即传闻法则，是指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证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期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记载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验结果的笔录、鉴定人制作的鉴定结论都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
之所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主要是因为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方对原始证人的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而且传闻证据的使用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原始证人的陈述，未能从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因而不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心证。
当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例外。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英美证据理论认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传闻证据。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
（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对违法证据是否排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出发，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排除。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有效的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出发，就要非法证据的效力。前者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后者体现了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的目的。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在美国，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证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而发现、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应当排除，这就是“毒树之果”理论。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对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四）自白任意性规则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
自白任意性规则产生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价值观念；二是鼓励正当的警察行为；三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维持控辩双方适当的平衡；四是防止判决受到不可靠的强迫性口供的影响。
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情况，除刑讯逼供等极端方式外，还包括所谓“内在性逼迫环境” 以及“间接性强迫影响”等，前者如辱骂、恐吓、长时间的审讯、未依法及时将嫌疑人交司法官员、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或禁止其行使这些权利等等；后者如许诺不予起诉或放弃指控从而骗取被告供述等，这些做法由于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获口供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
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主要应用于法庭审理。所谓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的询问强烈地暗示证人按提问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询问带有诱导，这种询问是无效的。
不过，这一规则在应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审大致允许以下例外：1．在涉及与案件核心问题无直接关系的预备性或入门性事物时允许适用诱导性问题。例如：问：“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对吗？”。2．当证人在接受直接询问时作出与过去不一致的回答时，公诉人或律师可以根据证人过去的陈述提出诱导性问题，对证人进行质询。3．在对理解能力有限的证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进行直接询问时也可以酌情使用诱导性问题。4．对于那些显然可以启发其记忆的证人可以适时提出诱导性询问。这是指有些证人答案就在嘴边却想不起来，此时使用诱导性问题唤醒其记忆，在某些情况下（如征得法官同意）是合适的。5．对鉴定人，即所谓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常常是允许的。6．对于对方或敌对的证人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因为在这种询问之前证人已接受了非诱导性的主询问，而且几乎不存在这种证人接受诱导性问题中所包含的虚假暗示的危险。
（六）意见规则
意见规则就是要求证人作证只能陈述自己体验的过去的事实，而不能将自己的判断意见和推测作为证言的内容。因为认定事实、作出判断是法官的职责，证人的责任在于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职能。
陈朴生在其所著《刑事证据法》举两例说明二意见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区分事实和意见。一般说来，观察体验的情况为事实，推测、判断的陈述为意见。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关系密切，难以完全分开，因此，对于直接基于经验事实的某些常识性判断，不能作为意见证据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种状态。如车辆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状态；3．年龄与容貌；4．气候；5，物品的价值、数量、性质及色彩；6．精神正常与否；7．物的占有和所有等。这些事实情况，实际上难以用非判断方式来表达。
因此可能视为意见规则的现实性例外。
（七）最佳证据规则。
即认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录音、录相、摄影材料等）作为证据其效力优于它的复制品，因而是最佳的。这一规则主要适用于书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概括为：
1、为证明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内容，要求提供该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原件包括该文字或录音材料本身，或者由制作人或签发人使其具有与原件同样效力的副本、复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冲印的胶片。任何从电脑中打印或输出的能准确翻印有关数据的可读物，均为原件。
2、复制品可与原件在同等程度上采纳，但对复制品是否忠实于原件产生疑问或以复制品替代原件采纳将导致不公正的除外。复制品准确复制原件的副本。
3、在原件遗失或毁坏或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不要求原件，关于该文书、录音或照相内容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
三、我国确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存在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确立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定。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是法官依职权推进的方式，很少有证据规则。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侦查阶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法庭审理活动对审前活动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侦查机关的审前活动违法，法庭也无能为力。
第二，由于审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种笔录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证，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三，由于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极其广泛，法官对此没有必要的限制，漫无边际的证据调查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由于没有证据排除规则，一些极易混淆视听的证据也可能因其具备法定的表现形式而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妨碍或误导对案件事实的评价。
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已经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并初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证据规则。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证据规则不仅在数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证据规则的内容也过于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采用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庭审中的对抗性不断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保障庭审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防止无约束的控辩；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我国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
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主要由职业法官负责，因此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数量不需要规定过多。对于实践中急需规范的问题，如收集证据、排除证据、举证和质证等问题，则应当规定完备的规则。同时，证据规则的建设还应当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尊重我国的现实社会条件，注重证据规则的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说，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体现“控辩式”诉讼结构的要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转化，国外的上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确证所认可的证据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被我们借鉴。其中一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如证据应当有相关性、口供应当补强、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由于诉讼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适应制度的变化改变证据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第二，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我国目前虽然采用了抗辩式的诉讼结构，但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较大程度的职权运用。同时，在我国由于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补助等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解决，所以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再完善的规则也难以充分执行。
第三，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配备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只能借助排除的方式对证据的运用产生作用，一个有生命力的证据规则必须有辅助的程序制度作为保障。
⑻ 国外的证据规则对我国司法工作有何借鉴意义
参考下面一篇文章，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实践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作，保证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判断证据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这个阶段，审判不需要盘问证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证，惟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时的证明是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
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定证据制度代替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判断标准，法官只能根据这些规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证据，不管审判者内心判断如何，都必须作出有罪判决。因此，这一时期是完全依赖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陪审制度，实行公开审理，并且由诉讼双方互相对抗。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保护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证据规则开始出现。
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根据相关性规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的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为适应陪审团裁判制度，普通法传统上又通过逐案经验的日积月累进一步沉淀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证据资格的具体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在相关性基础上排除了特定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故此，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限定证明中可以运用的材料范围，防止无关的、多余的、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证明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但是，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终究是以规则判断取代了个人理性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规则判断所必然产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法官的作用和权力在不断增强，证据的可采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和裁量而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预先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规则的不重要。相反，证据规则仍然是规范证据资格的主要依据。因为，尽管法官有权排除依据证据规则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他却不能超越证据规则将排除掉的证据资料纳入法庭调查程序。在此意义上，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仍然是在证据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而且，在承认法官对证据价值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最后防线。
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中各种形式性规定的极端反感，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立法一般不对各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使用作具体的规定，而是授权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取舍。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具体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基本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殊少明确的证据规则可循。
从发展趋势上看，两大法系的发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裁量权的传统上，开始通过立法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规则，促进了证据资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国家，则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裁量权。由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方向相反的发展却缩小了两大法系在证据资格问题上的差别，并逐渐形成了一些为多数国家所共认的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主要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证据规则，从体例上来说，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些规则中的基本内容都是在长期的诉讼中积累而成的，就其技术性而言，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一）相关性规则
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那它就具有相关性。
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
（二）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包括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人在审判日以外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二是证人在审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规则即传闻法则，是指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证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期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记载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验结果的笔录、鉴定人制作的鉴定结论都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
之所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主要是因为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方对原始证人的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而且传闻证据的使用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原始证人的陈述，未能从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因而不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心证。
当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例外。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英美证据理论认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传闻证据。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
（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对违法证据是否排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出发，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排除。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有效的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出发，就要非法证据的效力。前者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后者体现了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的目的。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在美国，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证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而发现、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应当排除，这就是“毒树之果”理论。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对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四）自白任意性规则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
自白任意性规则产生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价值观念；二是鼓励正当的警察行为；三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维持控辩双方适当的平衡；四是防止判决受到不可靠的强迫性口供的影响。
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情况，除刑讯逼供等极端方式外，还包括所谓“内在性逼迫环境” 以及“间接性强迫影响”等，前者如辱骂、恐吓、长时间的审讯、未依法及时将嫌疑人交司法官员、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或禁止其行使这些权利等等；后者如许诺不予起诉或放弃指控从而骗取被告供述等，这些做法由于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获口供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
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主要应用于法庭审理。所谓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的询问强烈地暗示证人按提问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询问带有诱导，这种询问是无效的。
不过，这一规则在应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审大致允许以下例外：1．在涉及与案件核心问题无直接关系的预备性或入门性事物时允许适用诱导性问题。例如：问：“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对吗？”。2．当证人在接受直接询问时作出与过去不一致的回答时，公诉人或律师可以根据证人过去的陈述提出诱导性问题，对证人进行质询。3．在对理解能力有限的证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进行直接询问时也可以酌情使用诱导性问题。4．对于那些显然可以启发其记忆的证人可以适时提出诱导性询问。这是指有些证人答案就在嘴边却想不起来，此时使用诱导性问题唤醒其记忆，在某些情况下（如征得法官同意）是合适的。5．对鉴定人，即所谓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常常是允许的。6．对于对方或敌对的证人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因为在这种询问之前证人已接受了非诱导性的主询问，而且几乎不存在这种证人接受诱导性问题中所包含的虚假暗示的危险。
（六）意见规则
意见规则就是要求证人作证只能陈述自己体验的过去的事实，而不能将自己的判断意见和推测作为证言的内容。因为认定事实、作出判断是法官的职责，证人的责任在于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职能。
陈朴生在其所著《刑事证据法》举两例说明二意见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区分事实和意见。一般说来，观察体验的情况为事实，推测、判断的陈述为意见。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关系密切，难以完全分开，因此，对于直接基于经验事实的某些常识性判断，不能作为意见证据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种状态。如车辆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状态；3．年龄与容貌；4．气候；5，物品的价值、数量、性质及色彩；6．精神正常与否；7．物的占有和所有等。这些事实情况，实际上难以用非判断方式来表达。
因此可能视为意见规则的现实性例外。
（七）最佳证据规则。
即认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录音、录相、摄影材料等）作为证据其效力优于它的复制品，因而是最佳的。这一规则主要适用于书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概括为：
1、为证明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内容，要求提供该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原件包括该文字或录音材料本身，或者由制作人或签发人使其具有与原件同样效力的副本、复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冲印的胶片。任何从电脑中打印或输出的能准确翻印有关数据的可读物，均为原件。
2、复制品可与原件在同等程度上采纳，但对复制品是否忠实于原件产生疑问或以复制品替代原件采纳将导致不公正的除外。复制品准确复制原件的副本。
3、在原件遗失或毁坏或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不要求原件，关于该文书、录音或照相内容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
三、我国确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存在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确立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定。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是法官依职权推进的方式，很少有证据规则。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侦查阶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法庭审理活动对审前活动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侦查机关的审前活动违法，法庭也无能为力。
第二，由于审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种笔录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证，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三，由于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极其广泛，法官对此没有必要的限制，漫无边际的证据调查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由于没有证据排除规则，一些极易混淆视听的证据也可能因其具备法定的表现形式而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妨碍或误导对案件事实的评价。
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已经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并初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证据规则。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证据规则不仅在数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证据规则的内容也过于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采用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庭审中的对抗性不断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保障庭审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防止无约束的控辩；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我国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
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主要由职业法官负责，因此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数量不需要规定过多。对于实践中急需规范的问题，如收集证据、排除证据、举证和质证等问题，则应当规定完备的规则。同时，证据规则的建设还应当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尊重我国的现实社会条件，注重证据规则的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说，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体现“控辩式”诉讼结构的要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转化，国外的上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确证所认可的证据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被我们借鉴。其中一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如证据应当有相关性、口供应当补强、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由于诉讼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适应制度的变化改变证据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第二，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我国目前虽然采用了抗辩式的诉讼结构，但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较大程度的职权运用。同时，在我国由于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补助等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解决，所以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再完善的规则也难以充分执行。
第三，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配备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只能借助排除的方式对证据的运用产生作用，一个有生命力的证据规则必须有辅助的程序制度作为保障。
⑼ 庭审方式除了控辩式还有什么方式
1、庭审就是开庭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于确定的日期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在法庭上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诉讼活动。
2、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多种审理方式，除了控辩式庭审之外，还有书面式审理和问询式审理，这两种审理方式多用于二审案件。
⑽ 刑事案件辩方如何对控方证据质证
转载他人论文一篇，供参考。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据此笔者认为刑事庭审质证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审过程中，在法官的指挥下，控辩各方对当庭举出的所有证据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此为法官的认证提供依据的诉讼活动。
二 刑事庭审质证的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妨称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刑事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刑事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当事人）。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也是当事人，本文只就大陆法系做一探讨。检察书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诉讼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证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都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互相配合的诉讼活动，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它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识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因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也就是说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秩序、高效率地进行。
（二）、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
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来说，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证实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向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
三 刑事庭审质证的基础规则
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我国的刑事庭审质证程序中应确立以下的基本规则。
（一）、充分质证规则
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之一，也是实现控辩各方质证权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内容是：一是指所有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在庭审中控方（包括公诉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认、质疑、说明、解释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二是指每个证据都应该给予控辩双方对其进行充分的辩论、驳斥的机会。
（二）、严格程序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容包括：庭审质证程序必须实行“谁举证、谁主询、谁答疑”原则，质证主体每一项质证行为都应当遵循法官的指挥，询问必须经法官同意后才可进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询问顺序进行质疑等。如果一方违反规则，擅自询问，或打断对方的正常询问，法官应予以制止，以维护法庭程序和质证的顺利进行
（三）、证据中心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规则，主要指质证必须围绕当庭当示的某些特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在质证环节中不允许随意地进行其它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等的辩论，质证必须对事不对人，严禁一切借质证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四）、质证自愿规则
一般来说，控辩各方是否质证以及对哪些证据进行质证被认为是质证主体的权利。主持和指挥质证程序的法官不适合去干涉控辩各方行使这种权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质证依照控辩各方的意愿有序进行。当然，必须同时在立法上明确不质证和不能充分质证的后果，以促进质证主体积极有效进行使质证权。为防止故意的诉讼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询问，但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且必须严格限制。
（五）、禁止性规则
针对质证程序的特点，设计一些较具体的禁止性规则对于确保质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效地实现质证目的非常必要。这类规则主要应包括禁止诱导性询问、禁止质证已方证人和限制重复询问规则等。
四 刑事庭审质证的模式
一般认为，刑事质证程序的模式从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官主质型、控辩方主质型和兼容型质证模式。
（一）、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
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大陆法系国家适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纠问式诉讼形式的基础上，并吸收英国的辩论式诉讼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诉讼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发挥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质证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模式下，法官拥有很大的职权，可以主动询问被告人、公诉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各种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均以法官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开展询问、调查，办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较高，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审法官越俎代疱，削弱了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并且受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的影响，难以客观公正的听取辩护意见，从而导致控、辩失衡，这对于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是极为不利的。
（二）、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
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英美汉系国家适用。在继承和改造控告式诉讼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论式诉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被告人、辩护人和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赋予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诉讼地位各自提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动直接调查收集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防止法官先主为主，在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前作出预断，这种模式强调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汉权利的保护，因而更符合设立质证程序的本意，其缺点是：1、惩罚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够，并且难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寻求客观真实有效地结合起来。2、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过分拖延，乃至降低诉讼效率。
（三）、兼容型质证模式
兼容型质证模式主要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和控辩方主质型质模式的有机融合，这种质证模式弥补了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过分强调法官的能动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法官从正反两个方面兼听而明的缺点。同时也弥补了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审理过分依赖于控辩双方的调查和辩论。因而，案件处理结果很可能会依赖于控辩双方的经验和辩论技巧，寻求客观真实变成空谈和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拖延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控辩双方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质证，法官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询问以后，法官就案件的相关部分，可以在控辩双方询问结束以后作补充性询问。兼容型质证模式的优点是吸取了前两种质证模式的长处，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鉴性。
五 刑事庭审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漠视辩方权力导致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的地位不平等
据材料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并固定成形，但这些证据作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本不可能见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律师能够提前介入，帮助犯罪嫌疑人，但由于质证前司法机关对有些证据的采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为辩方难以予以证实，即使是质证，也很难达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国《刑事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强调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应当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是在极为秘密的方式中进行的，外界根本无法知晓。实践中，侦查机关采用刑讯副供的这种对他们来说奉为“捷径”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审质证时说这是刑讯逼供形成的，又怎么去证实呢？这样一来，质证的意义又有何在呢？相反，由于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寻证据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给律师一个明确的称呼），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足够的权力，获取证据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到，律师在侦察阶段是不享有调查取证权，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赋予了律师这种权力，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方的这种带条件的权力同控辩方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表现出来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从证据材料数量的掌握上，辩方就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质证时极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样就会使质证这一庭审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根本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打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证据展示制度对刑事庭审质证的影响
跟据我国司法实践，刑事案件中，证据展示的范围、方式、时间对于刑事庭审质证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对于案件事实部分的证据仍在禁看之列，这对于辩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了解和做抗辩准备不会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根据《刑事诉讼》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此处规定的“犯罪事实材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50条规定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审查起诉时只向法院移交这部公材料，所以辩护律师通过法院所获无几，根本无法对控方证据材料作全面了解，从而影响辩方的辩护权的充公实现，最终导致质证失去了实际意义。
（三）、法官在刑事庭审质证活动中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法庭上对证据直接进行查问的仍然过多，去庭调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职权询问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调查和阅卷中就形成了对实体问题的预断，从而使控辩双方的质证实际上成了印证其预断的表演。而且，法官在这种预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驱使下，往往会对控辩双方之间的质证活动持漠视态度，甚至对质证横加干涉。
法官在庭审质证程序中的定位应主要是质证程序的指挥者和秩序维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成为直接的质证主体。而为限制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具体来说，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应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官拥有对质证的引导权。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节问题或偏离案件事实时，由法官加以引导，使询问紧紧围绕对裁决有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其次，法官司应该保障控辩双方具有均等的质疑、询问机会。再次，庭审质证禁止性规则中规定的禁止权应当由法官来行使。
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四）、证人出庭率低，导致质证的质量度不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辩别证方的真伪。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做证的简直是少的可怜。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法庭审理事实上深化了法官对控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所记载的笔寻。这种庭审方式使得质证变成了“纸上谈兵”而流于形式。导致证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而：1、法律规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作证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然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出庭作证，当庭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其证言制定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一下就可以了，在这种有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2、证人的义务与现任脱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绝作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3、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质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作证时采取消极应付的方法，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出现，出不出庭都不碍大局，这样一来质证也往往只是走过场，走形式。
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笔者认为尽管严格要求每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