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八大修改三大亮点

㈠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㈡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规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版民法院进行刑权事诉讼活动以及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有：

①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③依靠群众。

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⑤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⑧各民族公民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⑩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追究在中国境内犯罪的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司法协助。

㈢ 2017《民法总则》的八大亮点有哪些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1
自然人出生、死亡时间按照以下顺序认定:“出生证明记载→户籍登记或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其他证明”，改变了《民通意见》规定的“户籍证明记载→出生证明记载→其他证明”的顺序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2
第16条:胎儿在涉及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方面，视为具有权利能力，但其分娩时为死体的除外。
该规定将对胎儿利益保护的范围从《继承法意见》第45条确立的遗产“特留份”制度扩大到“接受赠与”。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3:
自然人限制行为能力的年龄起点从《民法通则》中的10周岁改为8周岁。
如果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修改，不妨走访幼儿园和小朋友侃侃，就明白其合理性。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4:监护制度
（1）取消“有关组织指定前置”，有关当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2）增加规定“临时监护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遗嘱指定监护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监护”，即完全行为能力人“未雨绸缪”，与相关主体事先协商确定自己日后的监护人。
（5）规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监护人资格与“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义务分离，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4:监护制度
（1）取消“有关组织指定前置”，有关当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2）增加规定“临时监护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遗嘱指定监护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监护”，即完全行为能力人“未雨绸缪”，与相关主体事先协商确定自己日后的监护人。
（5）规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监护人资格与“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义务分离，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5: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1）确立财产代管人“轻过失免责”规则。
（2）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一般情形为“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特殊情形为“意外事件发生之日”。
（3）规定撤销死亡宣告后婚姻关系自行恢复的例外情形:配偶申明不愿自行恢复。
《民法总则》考点6: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去“合法性”
《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于是存在“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实质区分。《民法总则》果断去掉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即只要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7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1）不再区分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只要行为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在满足其他有效要件的前提下，均有效；而超出行为能力范围实施的行为，均效力待定。
（2）该规定结束了旧法时代对“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效力区别评价的局面（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单方行为一律无效，合同行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
《民法总则》变化考点8: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民法通则》中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采取一刀切的规范模式:主观标准1年。
《民法总则》将其分为三种情形:（1）欺诈、显失公平——主观标准1年；
（2）胁迫——胁迫行为结束之日起1年；
（3）重大误解——主观标准3个月。
此外，上述三种情形均受最长除斥期间5年（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算）的限制。
摘自 houda 法 硕 杨善长老师微博

㈣ 新《律师法》修改的亮点与完善

没有什么本质改变。跟宪法==行政法一样一般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和适用。

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都是宣言口号式，这样的规则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立法需要反思。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规则以宣言方式出现却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就注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的状况，关键是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中央政法委应出面协调公检法司各家统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责任、有能力来协调这一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

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受律师业关注的是，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如今新律师法施行已满周年，具体执行情况怎样呢？

“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以后，有喜有忧，喜少忧多。”前日，在法制日报周末报社和京都律师事务所主办的“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座谈会”上，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光中等人的呼应：“总体来说新律师法贯彻实施，不敢说一团糟，但是敢说相当不好”“新律师法在有的地方得不到好的执行甚至公开不执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亦认为，这部法律试图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等“三难”问题，但从总体实施情况看，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新律师法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就是三难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新律师法这样，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如此波折。”田文昌指出，过去在法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执行效力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执行的问题：“但新律师法在全国各地的执行状况五花八门，有的地方公开不执行，有的地方则是有条件、打折扣地执行。”田文昌所指的，主要是该法中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部分。

来自学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建议，中央政法委应当协调公检法司等部门统一思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破解刑辩律师“三难”困局。

1 、会见等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律师法规定比较原则，导致执行困难，这需要刑诉法完备

“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都是宣言口号式，这样的规则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立法需要反思。”陈瑞华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规则以宣言方式出现却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就注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自1996年出台以来，律师法先后两次修改，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其中增加了律师权利保障的内容，曾被部分业内人士视为破解刑辩律师“三难”困局的利器。

颇具隐喻意义的是，新律师法的施行，选择在了2008年6月1日儿童节这天。有律师称，这或许“意味着律师法还没有走出儿童时代”。

与以往相比，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新律师法较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突破之处有三：

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而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第二，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第三，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律师法规定比较原则，没有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会见、阅卷、调查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导致执行困难，这需要刑诉法完备。”与会实务部门人士亦如此认为。

2 、三难坚冰未融关键在侦查

别说律师，就是检察官去调查，有一些机关照样不配合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关统计数字以及实务部门的反馈，亦可道出新律师法实施以来所暴露的共性问题。

前不久，法制日报、法制网和全国律协举行了“律师会见状况网上调查”；从5月14日起至5月31日，共有1610人参与律师会见状况网上调查，其中律师1080人，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187人，其他行业343人。

据统计分析，共有1182人（占73.4%）认为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会见难与颁布之前一样，没有任何改观；299人（占18.6%）表示对律师会见难是否改观“说不清楚”；只有129人（占8%）认为律师会见已经完全按照新律师法确定的原则操作。

与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国庆透露，新律师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执行律师法比较好，在会见、阅卷、配合律师调查等方面，特别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严格按照律师法要求安排会见、阅卷等。但陈国庆坦承，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在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某些特殊案件，办案机关控制得比较紧，可能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造成不便。

而对调查取证中律师常遭遇的种种不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认为，新律师法作出上述规定，并不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就能顺利实现。他还透露，检察官在调查案件时也会遇到闭门羹：“别说律师，就是我们去调查，有一些机关照样不配合，有一些人照样不让你见。”

另据与会的法院人士透露，即使是法官到地方办案，亦曾有过因受制于个别地方部门规定而无法面见被告人的经历。

基于此，方工建议，尽快建立证人出庭制度，使之变成硬性规定：“你不配合律师的工作，咱们就法庭上见，这样律师取证就好办了。”

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究竟是哪个阶段在“难为”律师？陈光中一语破的：“考验新律师法，关键就在侦查。”

3 、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之惑

律师法修改突破刑诉法部分规定，应按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执行

“如果在修改律师法的同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执行起来效果或许会好一点，就不会产生目前认识上的分歧。”与会的一位来自实务部门的法律工作者称，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的困惑在于，他们觉得律师法是规范律师行业的法律，而搞刑事诉讼要依据刑事诉讼法执行。

据悉，上述观点在司法实务界颇有市场。

以律师会见权为例。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但新律师法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不需司法机关批准。

有地方的司法实务部门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位阶高于律师法，并以此为由拒绝执行新律师法相关规定。

尽管在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部分，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分，但立法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在明确法律位阶时，并未对“法律”细分出上述区别。

因此陈光中分析，尽管全国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相对更重要和权威，但并不等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在效力位阶上比全国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低一级，因此没有法律依据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改的律师法同全国人大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归于不同的法律效力层次。

陈光中指出，律师法修改后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部分规定，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执行。

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认为，侦查阶段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如规定例外条款，法律实施的效果或更好：对重特大案件、恐怖案件和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律师会见时适当做一些限制，更符合办案需要，更容易为执法机关接受。

4、学者建言政法委力破三难困局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关键要中央统一领导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明仑曾表示，正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准备对律师会见须经司法机关批准条款进行修改：“律师法是一个特殊情况，等于是提前与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

事实常在想像之外。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迟迟未能走上前台面对社会公众。因此，学界和实务界不少人主张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寄希望于通过刑诉法修改落实新律师法，并不现实。”陈光中认为，要实现律师法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实务部门应协调立法部门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更加鲜明地贯彻律师法新规定。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的状况，关键是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陈光中建议，中央政法委应出面协调公检法司各家统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责任、有能力来协调这一工作。”

此外，陈光中还主张“检察部门是法律监督部门，法律监督要啃硬骨头，加强对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不仅要监督自侦案件，还要监督公安部门的侦查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律师法实施一年来的状况进行执法检查，调查什么部门认真执行，什么部门不认真执行；对不认真执行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究竟执行律师法的困难在哪里，律师法本身有哪些不足。”

“在我国不应该有哪个部门置身于法律之外，视法律为废纸，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陈光中强调：“律师法存在的缺陷，我们的态度是，应该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绝贯彻中去等待完善。”

而在陈瑞华教授看来，“三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不改革，‘三难’永远解决不了，刑诉法修改也没有用。”陈瑞华主张，在加强司法保障和侦查手段，改变定案过度依赖预审和口供的做法，改革公检法三家的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做文章。

新律师法较刑诉法三大突破

会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而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阅卷：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调查：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本报记者陈宝成发自北京

㈤ 国家赔偿法修改的亮点及意义

亮点一:赔偿程序更顺畅

对赔偿程序的完善，是这次修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来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刑事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中涉及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确认。

但是在实践中，有的赔偿义务机关以各种理由不确认或者对确认申请拖延不办，申请人向上一级机关申诉又往往行不通。“这样就变相剥夺了当事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武增说，“这次修改使得赔偿请求的渠道更加畅通。”

武增所说的“畅通渠道”，指的是取消了刑事赔偿中的确认程序。按照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赔偿决定。如果没有按照法定期限作出赔偿决定或者当事人对赔偿决定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国家机关提出复议。如果对复议结果不服，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请求，这样从程序上保障了赔偿请求人的救济权利。

此外，国家赔偿程序的操作性也更强了。原来的国家赔偿法对行政、刑事赔偿程序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这给赔偿请求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这种局面将随着法律的修改而改观。

武增举例说，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收到赔偿申请书，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又如，明确了举证责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要对损害和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针对将有大量赔偿案件进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程序，新法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指令重新审查或直接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提出意见，要求重新审查……种种细致规定让赔偿申请走得更加顺畅。

亮点二:赔偿范围更完善

哪些行为该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一直是社会议论的焦点。原来的国家赔偿法采用了违法归责原则，即只有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违法了，才能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这就造成了国家赔偿范围过窄。

这次修改，删去了“违法行使职权”的前提，规定“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

据介绍，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完善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主要有两个方面:

——完善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赔偿。原来的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项和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一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受到虐待以及监管人员放纵他人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而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原因中，因监管人员虐待，或者放纵他人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占有相当比例，因此新法将虐待、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纳入赔偿范围。

——完善了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原来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二项对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作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对什么是错误拘留和逮捕，在执行中和理解上存在不同认识，影响了对赔偿请求的处理。

本次修改根据刑事拘留和逮捕的不同性质，区别情形作了修改完善。“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于“错拘不赔”等社会关心的问题，武增回应说，该条规定在法律执行中有严格的条件。如果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实施拘留的，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对刑事赔偿范围作这样的修改，一方面能够保障公民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损失是否应当进行赔偿?这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武增表示，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出现“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的字眼，但是并不是说行政不作为已经构成违法的，不属于赔偿范围。不作为构成违法的，可以适用“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这一条款，“已经有这方面的案例”。

亮点三:精神损害赔偿被明确

原来国家赔偿法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武增告诉记者，在民事赔偿中，已经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久前通过的侵权责任法首次在法律中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

实践中，不少赔偿请求人也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囿于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他们的要求很少得到满足。如胥敬祥就因为“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而遭到拒绝。

但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权，同样会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基于这些考虑，武增介绍说，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据介绍，因为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亮点四:赔偿费用支付有保障

能不能真正拿到赔偿金，是赔偿请求人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原来的国家赔偿法没有对赔偿费用的支付机制作出具体规定，赔偿金支付并没有法律保障。现行的做法是，在赔偿责任确定后，由赔偿义务机关先向赔偿请求人垫付赔偿金，然后再向同级财政申请核销赔偿费用。

这一做法不利于申请人及时领取赔偿金。武增说，在国家赔偿法实施的十多年里，在赔偿费用支付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地区，财政预算中没有列入国家赔偿的费用。

国务院关于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规定，赔偿经费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垫付，垫付之后再由国家财政支付。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近年来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部门预算细化，实际上国家机关已经没有垫付资金。

修改后的进步意义
其一是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修改。

即将原《国家赔偿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修改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看似简单的去掉“违法”二字，却意味着我国国家赔偿原则的重大进步，因为取消自我认定“违法”的确认程序，实质是扫除了国家赔偿的制度性障碍。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使国家赔偿真正落到实处，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是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

在民事赔偿中，已经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今年7月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在原来的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在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案件中，特别是对公民限制人身权利的案件中，损害最大的，影响最难以消除的，恰恰是精神上的伤害。这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明确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无疑是时代的进步、民主法治的进步。

同时，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在赔偿程序、赔偿费用的保障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它必将使国家赔偿法形同虚设的局面有所改观，从而更好的保障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国家机关的非法侵权，从而也能更好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使老百姓看到一个真正勇于承担责任，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㈥ 新《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此次民诉法修改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等。
1、证人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负担
新修改的民诉法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专家出庭参与诉讼的规定 新修改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这样规定的考虑是，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等案件，专业性强，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庭审过程中需要专家提供专业意见。
3、明确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第二审民事案件是否必须开庭审理规定得不够清晰，实践中有许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审程序中未经开庭书面裁判，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4、与仲裁法的有关规定相互衔接
新修改的民诉法统一了人民法院对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 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仲裁法规定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比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更为宽泛，不尽合理，为此，应当根据我国仲裁的实际情况，统一审查标准。
新修改的民诉法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修改。
5、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救济程序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
6、增加对恶意诉讼惩罚措施
当前，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恶意诉讼，除应当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给予拘留、罚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在民诉法中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渠道。 为此，新修改的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中增加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7、小标的案件，一审终审
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现行民诉法对于民事诉讼案件统一实行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均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二审，在二审审判终结前一审判决并不生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为拖延审判时间，延长最终法院执行期限，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依然无故提出上诉，一个简单的案子有时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长；另一方面，如简单的侵权、借款、租赁纠纷案件等，权利人苦于诉讼时间太长，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而放弃诉讼，进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违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新民诉法对于小标的额、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增设“一审终审”制度，有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使公平正义得以及时实现。 8、当事人选择法院，应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新民诉法第三十四条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现行民诉法已经确立了“约定管辖”制度，即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来选择合同或财产纠纷案件将来起诉时所管辖的法院。新民诉法在现行民诉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5类“固定”约定管辖地之外，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使得原来5类“固定”管辖地变成了实际联系地的列举，在实际中使得约定管辖更加灵活。另外，将约定管辖案件的范围，由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扩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财产纠纷案件”。
在适用约定管辖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 二，约定的地点不能与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例如：在石家庄居住的一个老人向邻居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双方不能在借条上约定争议由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辖，那样就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两个邻居也不能约定与借款没有任何联系的北京法院管辖。但如果老人的儿子还向邻居提供了连带还款保证，儿子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则北京市朝阳区就成为了与借款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区人民法院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法院。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1 逼供获得言词证据一律排除
【草案摘录】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
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此次修改的亮点，就是在原来刑诉法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加上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进行强迫。如果逼出来的言词证据，就一律要排除。
这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来讲是个进步；对公安机关办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督促他们更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一些错案发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后来反思为何会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讯逼供，使用非法言词证据。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法学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证明其自己有罪，这条原则来自于联合国的规则，不能自证其罪，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这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2 证人强制出庭直系亲属除外
【草案摘录】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读】
胡康生：刑事案件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证人出庭的问题。一些案件证人不出庭，直接宣读证人证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辩护，法院认为必要的证人，就得出庭。
同时，一些鉴定结论对案情的判决也很重要。举例说，官员在贪污受贿时涉及一张名人字画，如果最后决定犯罪不犯罪，罪轻罪重，关键在这个字画值多少钱。那么鉴定环节就很重要。对鉴定意见不一致，也可要求鉴定人出庭。
另外，为了尊重中国国情，规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强制出庭作证。
此次草案首次确立了对证人的保护制度，现在一些人为什么不敢作证？就是怕打击报复。包括经济纠纷、民间纠纷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证，更别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3 贪官外逃财产没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录】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特别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
“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4 怀孕妇女可监视居住
【草案摘录】
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读】
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首先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嫌疑人出现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诉讼的行为或者继续犯罪。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目标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的修订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倡导的以非羁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5 发回重审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录】
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二审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解读】
陈卫东：在此前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二审频繁发回重审，使案件久拖不决，而且有二审法院以此来推脱责任、回避矛盾的情况。
对于已经发回重审后又再次上诉、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如何处理此前法律并没有规定，也没有有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程序法这些弹性较大的标准发回重审，此时案件将重新进入一审程序，案件永远无法结束，是出现“循环审判”的诉讼怪圈，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诉不加刑”是二审的一项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的上诉或者检察机关的起诉，也是派生于二审程序。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判决不应加刑。
6 死刑复核结果应通报最高检
【草案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解读】
胡康生：死刑复核程序备受关注。死刑是最严厉的惩罚，应该慎之又慎，因为错了就无法挽回。
按照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须最高法核准，那么，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监督？此次规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时，可以讯问被告人，如果辩护律师在有证据时提出还有疑问，还可以提。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有利于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刘昊（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7 因贿赂被监外执行不计入刑期
【草案摘录】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解读】
胡康生：有的贪污受贿的官员或有钱的老板判刑后，进去没多少时间又出来了，甚至威胁举报的人。有的判了死缓，十多年就出来了；有的判了15年，还不到1年就保外就医了。对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反映很强烈。
此次对监外执行有了严格规定。如果一旦发现行贿、拉关系等手段出来的，马上就要收监，且在外面的时间不算，重新计算刑期。同时，对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要加强监督，避免花钱减刑。
徐显明：监外执行有时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人民群众对监外执行意见很大，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监外执行的时间、取保候审、监外就医等不能计算刑期，这些修改，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犯罪利用这些制度逃避刑罚。
8 技侦所得材料可直接作为证据
【草案摘录】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立案数500万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二三百万、三四百万，这几年急剧增加。我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们的破案率72%-73%，现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们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上的犯罪有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越来越强，如果不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必须提高侦查破案能力。“怎么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
许兰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草案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使用技术手段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过去多年我们内部一直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与此相伴随一直有如何审批、如何控制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规定经过梳理和斟酌以后写到刑诉法条文中。
9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录】
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解读】
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0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草案摘录】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㈦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 职权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原则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依靠群众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平等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九条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辩护原则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四条 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十六条 依法不追诉原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八条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㈧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