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如何

㈠ 现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将来要怎么发展

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的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其对我国的整个政府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必须正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使之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行政管理模式。

一、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观念有待改变。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培植资源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反，许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如民主参与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来。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将难以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在市场经济要求下，首先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市场法则，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运行规则，尽快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清除旧的管理体制、观念和垄断利益。我们要尽快摈弃那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被实践证明已经是过时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市场经济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尤其是在对外活动中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中国在加入,-.的谈判中，承诺按照,-.规则办事/即应该按照被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和公认的、迄今为止仍被视为公正和节约成本的国际规则办事，再也不能片面强调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过去，我们虽然也宣称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但往往是中国化的“国际惯例”，如我国目前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这样一些国际惯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据国家有关部门对+0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公平招投标的只有’1，有"21的项目招投标失灵，未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我们要切实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建立一套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使这套法律体系与国际上的规则相衔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就目前而言，必须系统地清理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对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规、规章，必须逐步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第三，我国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国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宪法规范，也没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规则。并且在现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参与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参与性的强弱和公开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参与性，没有说明理由、听证程序，甚至于当事人没有申诉权。市场经济需要我们按照行政管理程序办事，提高办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这对我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构建完备、透明、适应国际规则的行政程序体系。

第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还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较低，开放市场后，国外企业进来了，要求与国内企业平等竞争，从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领导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为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是其主体地位的真正体现。政府应将蚕食、侵夺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政府行为的政治价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观历史，国家权力重心下移是历史的潮流和内在选择，其趋势表现为国家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官本位让位于民本位。入世后，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必将加快。民主在经济纬度上表现为企业主位，在政治纬度上则凸现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经济民主性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实现，必然促使其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强化和实现，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决非仅在经济框架范围，更是政治观念、制度设计及运作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民主宪政观念下的传统文化改造、构筑民主的生存土壤对我们而言决非轻松，更非过时。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经济民主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运作符合民主的人文关怀，摈除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现代政治行为模式转换。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前提。广泛、充分地实现民主，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行为科学性的实现。

其次，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实行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政府应在全球视角下解读其管理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政府间的交融、沟通进一步加强。借此机会学习、借鉴它国政府行为所体现出的时代进步意义和科技成果，可以促进我国政府行为的科学性。电子政府与网络政府的迅速成长，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胀、政府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国政府摆脱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陈旧管理模式和管理行为。同时，在加入世界统一大市场后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将进一步加深，与此相适应，政府间交流也应上升一个更高层次，诸如选派优秀的公务人员出国学习、交流，邀请国外优秀的管理专家到我国讲学，加强政府间信息的沟通等。政府行为的科学性体现的是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无关的实践理性，是全人类共同的进化文明。从政府行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内部都应努力提高我国行政技术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为科学性的过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企业化政府、廉价政府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场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行为的法治性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对政府行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不仅要符合实体正义的内涵，更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内涵。在法治行政下，社会的主体地位从以往隐性、附从地位上升到显性、主体地位。政府行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诸环节加强法治建设，即严格依法行政，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和终裁的法治意识。政府公务人员应该率先垂范，任何对法治的破坏即是对正义的最大讽刺。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应在开放性、全球性的视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多地与国际接轨，而非盲目自闭地强调特色。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从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对我们而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构筑社会权利的保障机制，这是政府行为法治性实现的重要举措。

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市场化的集中要求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及社会多元化，对政府职能、管理模式、管理观念的准确定位是经济市场化生存的外在需要。从政府行为的民主性、科学性、法治性层面上而言，民主性是灵魂，科学性是基础，法治性是保障。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径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严格依法行政，将行政行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严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正当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设，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公开，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并严格实行回避的制度。要切实保证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事前陈述和申辩，事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对重大事项，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必须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备规范，切实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要完善人大监督，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严格实行依法报送备案的制度，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权力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不能使这种备案审查流于形式。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管理活动依法实施监督，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同时，还必须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包括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度，通过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并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形成监督合力。最后，要完善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严格依法、公正地进行。

㈡ 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内容是通过法律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国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 比如，法国在 1978 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79 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 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

㈢ 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一、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的现实意义
首先，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做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确定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法制建设的状况和立法、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和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就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
其次，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市场意识、诚信意识需要法治的强化和塑造，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需要法治规范和引导，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为此，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刚性部分，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与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一些改革发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会使绝大部分群众受益，但也可能会导致少数群众利益受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党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更加注重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要依靠法治加强社会管理、打击各种犯罪，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严密防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领导等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从而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二、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六部分以“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从六个方面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报告通篇洋溢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精神。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一）拓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途径，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此，当前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就是全面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使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围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推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为着力点，组织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学习和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和基本法律，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能够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实践，努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绝发生因领导决策失误、渎职、违法行政、监管不力而导致的影响恶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严重侵犯群众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等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从而推进社会管理层面的法治化。

二是围绕促进市场经济建设，以维护经济活动依法、公平、有序、协调发展为重点，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宪法、国家基本法律特别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市场意识、诚信意识，依法规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
三是围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线，在全体公民中开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与公民工作、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公民学习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以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为重点，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体系，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精心设计并依托青少年学生喜爱、乐于参与的丰富载体，组织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使青少年学习掌握宪法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权益保护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培养成崇尚法律、依法行为的新人。与此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对各族人民群众进行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法治基础。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不仅仅存在于立法方面，也存在于执法领域。报告在分析过去五年工作中的问题和差距时，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实现行政行为的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职权法定意识、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努力建设一个人民信任和满意的亲民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为确保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对事关本地区发展大局和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在决策权行使过程中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引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民情得到汇集，民意得到充分体现，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应当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是要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执法层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改变多头执法和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状况，促进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依据公开制、执法行为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行政执法监督和考核评议制度体系，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三）坚持司法公正，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也存在于司法领域，司法不公、久审不决、执行难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一是要强化司法机关职能作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严厉惩治犯罪，依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首先要健全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保证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各项诉讼权利，妥善调处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其次要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再次要加大案件执行全程公开力度，强化适用执行强制制裁手段，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二是要健全对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完善司法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和司法赔偿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要健全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监督审判机关、侦查机关的司法、执法活动，依法查处司法领域中的腐败问题，确保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四）强化监督，建立健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一是要加强监督体制建设，确保有法必依、违法必纠。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为重点，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及党内各种监督手段，加强权力制约，确保公共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
二是要强化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监督职能。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纪委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党组织、执法部门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加强人大监督，进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评议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加强政府机关的内部监督和层级监督，及时纠正、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等现象。
三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加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健全举报制度，加强信访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确保监督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五）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切实发挥法律服务组织的作用
一是要规范法律服务主体。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的市场中介作用，帮助群众解决诉讼难等实际问题。
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服务业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管理和法律服务机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培育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营造良好的法律服务执业环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围绕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法律服务介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并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务。
（六）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活动，健全确保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综合治理是促进依法治理、实现法治理念的机制。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要统筹安排，整体思考，协调多元的利益冲突，使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各部分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状态，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补、彼此互动、全面协调。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合理地运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实行综合治理。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时候，既应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积极功效，又要认识到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形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协调，以政法机关为骨干，以群防群治为依托，以社会面、居民区和单位内部的防范工作为基础，以案件多发的人群、区域、行业、时段为重点的社会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实、物防抓巩固、技防抓提高、协防抓合力”，实现运作高效、防范严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标。
二是要健全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逐级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的协调领导机构，形成党政挂帅、部门联动、各方参与的大排查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专项预案，健全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救援机制，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三、深入开展“法治六进”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为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自治区党委率先制定了开展“法治六进”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进机关”，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法治六进 ”。并强调要注重强化法治实践，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法治化建设，认真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以及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作为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在抓好 “法治进机关”的同时，应当重点抓好“法治进企业”和“法治进社区”活动，以此夯实依法治理的基础。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进一步加大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实行社区事务公开，依法保障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组织，维护社区治安秩序，积极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实事务公开制度，保障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抓好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增强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响和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进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治与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党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才能确保党的十七大确定各项目标得以实现。

㈣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㈤ 我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做到依法行政

在实践中提高国家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观念，培养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根据法律意识主体和水准的不同，法律意识可分为一般性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和职业性法律意识。一般性法律意识主体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响，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是从事理论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法律进行研究而形成的较为全面和深层的法律认识。而职业性法律意识是指具体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属于上述职业性法律意识的一种类型。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影响于社会，形成一种无形力量，作用于众多的普通公民，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和看法。由于行政活动几乎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的形象和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对社会一般法律意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良好形象，强化人们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任，也同样会削弱以至销蚀公民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赖。因此，转变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陈旧观念，培养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

1、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封建时代“官贵民贱”，行政机关及其成员与普通百姓之间无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行政机关及其成员和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我国社会中，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对待国家公务员和公民。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一样，必须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国家公务员也必须遵法守法，而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二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要求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享有和承担完全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既然政府要管理社会，它就必须拥有特别的权力。现代法治要求的并非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完全无差别的待遇，而强调的是“国家公务员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三是，公民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并因行政行为违法而获取国家赔偿的权利。面对居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公民必须获得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权利和途径。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就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寻求保护和对抗行政机关的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现代社会生根开花，但由于“官贵民贱”的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加之国家公务员手握权力，在行政活动中往往处于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从思维定势。这种不平等观念既阻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响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恶化。因而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至关重要。

2、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意识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如：家长作风，以权压法，以权弃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权大于法”观念的体现。因此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权力有限”意识刻不容缓。

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行政机关是法律的产儿。”行政机关的创设源于法律的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源于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国家公务员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法无明文规定即为公民自由”相反，对国家公务员而言，凡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国家公务员只能行使法律明确授予的职权，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所做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其权力具有有限性。职权法定和权力有限是国家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法律意识。要行使权力，做出决定，必须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确授予；同时，即使有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还必须按法律所设定的权力范围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为所欲为。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国家公务员享有的权力日益膨胀的现实，并不能否认“职权法定，权力有限”这一基本行政法治规则。其一，国家公务员因社会发展、社会需要而扩大了的权力，并不是自然取得的，仍然是通过法律的授予才享有的。社会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是以法律为中介得以实现的。其二，尽管国家公务员享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但并不能说国家公务员可以享有无限权力。任何社会必然有公民个人可自由生存而不受任何权力干预的空间；同时每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无论多大，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域，只能在此范围内活动。其三，虽然代议机关常用笼统的法律语言授权行政机关，但也不说明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可以对该权力任意行使、任意解释。因为“不论授权法用了什么样的笼统语言，任何权力都应有限制”。同样，行政机关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这一事实，也不能说明国家公务员可以为自己设定权力。其一，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是被代议机关关系委任的权力，本身具有派生性。其二，它尤其要受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规则的限制。即行政法规范必须与法律规范相一致，而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等重要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设定权。

3、转变“人治”观念，树立“法治”意识

公务员要尚法，执政过程要把法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考虑符合法的要求与否。心中有法，意识才能建立起来。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长官意志”、“个人专断”、“一言堂”等，都是“人治”观念的表现或变种。不彻底摈弃这种旧观念，崭新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就无法形成。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治的基本要求。国家公务员在进行行政活动时必须铭记在心。丰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培养和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直接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纠正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甚至以权压法、以权弃法的不正常现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一切按法律办事，才能建立严明公正的法律秩序，实现依法管理的治国方略；才能形成人人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从而为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学法懂法，提高依法决策能力

1、学法懂法，依法思维

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和调整。我国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实现的，国家公务员能否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进程。因此，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及执法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学法、知法、懂法。

邓小平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对于国家公务员而言，同样要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其法律素质。一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其理解认识到法的本质和精神、权力的来源与本质、依法治国的意义及途径、依法行政的内涵及重要性等内容，从而提高其思想认识，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这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集中而有序、短期而持久的依法行政能力培训。通过培训，增强法制观念，使国家公务员知法、懂法，进而守法，特别是按法定权限、程序和规则实施行政活动。三是，广大国家公务员还需自觉刻苦钻研法律，提高依法行政素养。

2、统揽全局，依法决策

依法决策是依法行政的根本。决策正确有利于行政活动的顺利进行，决策一旦失误，所有的行政活动将归于无效，甚至带来负面效应。

实行依法决策，关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决策程序法定化。依法决策程序过程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确保决策在程序上具有过程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性。二是决策内容透明化。决策内容透明化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律制度、法规和程序行使权力，决定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或其他有关事务时使社会全体成员可以有效地了解行政体系的活动，明白重大决策的产生机制、原因和条件，从而有效地监督行政活动。每做一项重要决策，都要采取一定方式，在一定公众范围内予以告示，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对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外部监督，避免权力膨胀。三是决策过程高效化。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严守时限要求，使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从而避免以权谋私，侵权渎职等现象，减少行政管理工作发生失误、国家利益遭受损失，避免可能产生拖拉推诿、互相踢皮球之类的官僚主义现象，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和效力。四是民主参与制度化。凡重大决策都要注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征询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以保证决策的长远效应。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参与制度化，从而使所定决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个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决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五是决策科学化。科学的决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决策要符合实际情况。具体说来，科学的决策，首先是应有明确和正确的目标；其次是决策的结果能够实现；再次是实现决策目标所耗费的代价最小；最后是决策执行后的副作用降到最低。六是决策责任明确化。谁的责任谁承担，可以引导决策机关加快和完善决策立法，明确决策范围和决策责任，从而避免“首长工程”、“献礼工程”、“胡子工程”、“样板工程”等。七是健全决策反馈机制。对以往的决策进行定期反馈，可以满足修正和完善决策的需要，而且更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

三、恪守行政道德，打造“责任行政”

1、遵守行政道德，奉行公正廉洁

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维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合理、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在现阶段，出现了国家公务员知法犯法和行政失当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公务员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行政道德意识淡薄。由于行政主体行使的是国家权力，因此人们对其期望和要求都很高，他们也理应承担更多、更高的义务。行政主体对行政道德规范的违背，可能招致党纪、政纪的处分甚至民法、刑律的制裁，因此，推进行政道德规范法制化进程迫在眉睫。行政道德规范法规的内容应包括：国家公务员行政道德规范；国家公务员行政道德教育、培训制度；监督行政道德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违反行政道德规范的责任方式等。

国家公务员行政道德要求的核心就是公正廉明。国家公务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对于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国家公务员只有用其为人民谋利益的义务，而绝不能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因而，这就需要国家公务员应具有公正廉明意识。所谓“公”，是指大公无私，勤俭奉公，严于律己，秉公执法；所谓“正”是指为人正派，刚正不阿，执法正确，公允持平；所谓“廉”，是指廉洁自律，见利思义，反贪拒贿，廉洁自守；所谓“明”，是指光明磊落，办事公开，尽职尽责，练达明职。这是公正廉明意识的基本含义。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说明，国家公务员要有效地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就需加强自身修养，具备公正廉明意识。这就要求国家公务员以身作则，带头公正廉明，做出表率。凡是该办的快办，办好；凡是不该办的坚决不办；不讲人缘，不拉关系，杜绝“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凡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做好；凡是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2、坚持政务公开，积极接受监督

提高国家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须有有效地制度相匹配。在外部环境上给予有利条件，需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落实各种监督制度。政务公开的目的是公正、便民、廉政、勤政。推行政务公开要做到依法公开，真实公开，注重实效，便民利民。要把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律、法规、政策、程序以及工作中应遵守的行政纪律等公布于众，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和热点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把办事的依据、程序、结果以及监督投诉途径公开，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以取得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总之，凡需公众知晓的内容，都应向社会公开；凡需一定范围知晓的事情，要在一定范围公开；凡需当事人知晓的事项，要让当事人查询。通过政务公开将政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履行职能，办理政务，执行公务，处理事务的运作情况置于有效地监督之下，有助于促进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政务公开有利于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促使他们依法行政，杜绝和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促使国家公务员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

孟德斯鸠早已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当前，我国监督弱化的主要问题表现是柔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对下监督多，对上监督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公务员缺乏应有的接受监督的思想，不习惯于有人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或行为提出异议，不愿意作被告，因而想办法阻碍当事人起诉，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妨碍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作为行政权的享有者和行使者就必须接受监督。因此，要进行有效监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健全监督工作网络。通过党风监督、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全方位的工作监督网络，置所有国家公务员的行政活动于监督之下，达到规范执法行为的目的。二是强化政府法制监督。主要是采取规范性文件备案，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常规性的执法检查、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等手段强化政府法制监督。通过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复议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剖析和评议，围绕案件找问题，围绕问题查原因，围绕原因追责任。对一般问题，要督促整改和纠正；对重大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行政执法改进意见书，限时报告纠正结果。显然，上述措施仍主要靠国家公务员落实。

3、严格执法责任，杜绝违法行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不严格执行，都只能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些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机关只要是与违法现象做斗争，只要是处理违法个人或组织，就是履行职责而不管自己是否有权力管理和处理这些违法现象。殊不知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在同违法现象做斗争时，也必须有法定职权；即使有权管理和处理，还必须按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进行，否则也是违法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不能以非法对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不能因相对人的违法而使自己的违法行为合法性。某些国家公务员责任意识淡薄，总以为职权为自己所享有，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因此，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追究行政违法者的责任势在必行。

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确定负责实施的行政机关，明确执法责任。行政执法责任制包括：明确划分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责权限，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职能部门、岗位和执法人员；将执法任务、执法标准和执法程序具体化，明确考核标准和奖励办法；建立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廉政勤政制度，执法人员考核奖惩制度等。对不依法行政和违法行政的，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执法部门领导的责任，该批评教育的批评教育，该给纪律处分的给予纪律处分，该追究法律责任的坚决追究法律责任，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㈥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最近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作用 论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㈦ 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制发展进程论文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㈧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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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㈨ 如何完善我国行政机关组织法

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看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叶晓川
摘要：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但都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突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以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为指导，缺乏完善的行政组织法的制度支持。因此，加强与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自身理性要求，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行政组织法；法治政府
一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我们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时，有必要对我国历次机构改革作一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围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展开，集中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向地方分权的博弈之中。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标志着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展开。这次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开始扩增，到1956年，国务院机构总数达到81个。1958年下半年，我国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为目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精简和调整。到1959年，国务院下设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共达60个。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从1960年开始，中央再次强调“集中统一”，但是，到1981年，国务院为了恢复经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增至100个。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逐步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使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历次改革的基本情况如下：
1.1982年，我国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已经展开。随之迎来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根据“重叠机构撤消、业务相近机构合并”的原则，以下放经济管理权力为主，将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同时，增设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
2.1988年政府行政机构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这次改革首次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以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强调政企分开，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国务院各部委由原来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由22个减为18个。
3.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此方案，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目标，大幅度缩减了中央政府的机构。如，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原来的86个减少到59个，非常设机构由85个减少到26个。
4.从1998年开始，以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再次展开了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降格为体改办，强化国家经贸委的功能，将劳动部更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也较大幅度地缩减了国务院部委的数量。
5.2003年的机构改革仍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题。经过这次改革，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把过去两个宏观调控机构合并成一个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纵观历次政府组织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来，都是围绕着行政组织机构的膨胀和精简，公务员数量的增长与裁减进行的，也始终不能跳出不断精简与膨胀的怪圈。其实，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职能定位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把历次机构改革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考察。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展开的，因此，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对权力的分配上。如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强调中央集权，则中央政府机构就迅速膨胀，当这种模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机构过于臃肿，效率低下，则会向地方下放权力，其表现就是中央政府机构的迅速精简。改革开放后，政府机构改革仍在不断精简与膨胀中循环往复，但其已经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了，正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正在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都需公共行政来解决。但是我国政府机构组织改革频繁进行，导致了行政组织的无序和行政管理的混乱，这不仅影响了对这些问题的协调解决，更影响了我国的行政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具体来讲，在行政组织的问题上，进行行政组织改革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还是在行政机关自身，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对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机关没有严格的控制，更没有民众的参与。这几乎变成了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这显然和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此外，行政机构的组织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以保证行政权的设定符合公民利益，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对行政权的界定不清，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行政组织的规模失控；行政机关的设置不以行政事务为基础，不符合行政管理的规律，行政机关职能交叉等，这都是行政组织不受规范的结果。行政组织的混乱必然导致行政管理的混乱。由于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就会出现对同一件行政事务有多个行政机关管理或无人管理相互扯皮的现象。又如，政府机构反复精简造成了中央政府不能与国家其他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相协调。纵观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真正精简了的只是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人大、政协、党的机构和人员一直在增加。政府机构改革频繁，公务员裁减增加频繁，公务员队伍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不利于培养和选拔干部。另外，每一次机构精简，对裁员的安置和从业限制不够到位，导致政府官员进入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经济领域。这不仅不利于政府保密工作，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因此，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它不仅不会影响其他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施，还有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规范着目前行政管理无序化的状态，保证依法行政的实施，进而促进整个行政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
二
1.我国行政组织法的现状。
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频繁进行相比，我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显得相当滞后，行政组织立法很不完善。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79年重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又作过三次修订(1982、1986、1995年)。目前，行政机关组织法的主要渊源就是这两部法律。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开始实行“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并延续至今。虽然它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定，但对行政机构的职能界定、内部机构设置和编制规模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广义的行政组织法还包括其他分散的有关行政组织的法律性、法规性文件，如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等。另外，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1999年制定的《国务院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宪法》和《立法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以上的立法和相关规定为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作出了不少积极的贡献，但总体上看来，行政组织立法仍落后于现实，还很不健全，无以完成一个法治国家对最基本的行政机构、职能等的法律界定。
2.我国行政组织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综观我国行政机关组织法的基本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国行政组织法在内容上还很不健全。具体来讲：
第一，从内容上看，我国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两部基本组织法。它们对政府组织机关的性质、职能定位、职权和组织程序都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既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基本法治原则，又没有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对公共行政组织的规制权限，这使得目前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行政机关设定机构和职权的行为缺乏合法基础。虽然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但仅涉及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程序及编制审批程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组织存在的无序化。而且行政机关自己规范自己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也是有待深思的。
第二，从现行行政组织法体系上看，缺少必要的与《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行政组织规范文件，中央的行政组织法只有一个《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办公机构均无相应的组织条例；地方行政组织法也只有一个，省、市、县、乡（镇）均无单独的行政组织法。现行《地方组织法》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合而为一，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地方国家机关在立法内容上显得过于庞杂。
第三，从实施效果上看，行政组织立法尚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的需要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如，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中的一些规定特别是有关职权的规定未能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运作构架；《地方组织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行使缺乏科学的职能配置和严格的程序规定。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因此，不同层级地方人民政府之间的管理职能的内容和范围，应允许有较大的差异。而现行的“地方组织法”只是笼
统地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使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上没有区别。
事实上，要在公共行政领域建立起现代法治，并不是仅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如果制定法不能转化为现实，只能是形同一纸空文，只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制定法从理念到文字再走向现实，取决于多种因素以及它们互动形成的合力，诸如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传统的法律文化、现时的意识形态、执法者的素质与价值取向等。毫无疑问，制定法的完善是实现法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实现民主、保障人权、塑造责任政府的一个必要途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予以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当然，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处于不断调整、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立法难以紧跟其上。其次，行政组织立法涉及国家的治理结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家的关系，这些都是重大敏感的问题，在立法上不能急于求成。再次，缺乏依法组织行政机关的理念。我国有着“行政至上”的传统，行政权一向强大，无所不在，并支配着个人的一切。因此人们对行政权来源以及行政机关存在的正当性很少产生怀疑，甚至一些学者也认为行政权的设定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在实践中，人们长期以来把行政的组织形式、行政权的设定、行政组织的设置等行政组织法涉及的问题视为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没有认识到对行政的组织涉及全民利益。另外，学界对行政组织法研究重视程度也不够。
三
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1.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促进依法行政和推进行政法治化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高度提出了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2004年，国务院又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实质上就是一切行政活动都依法进行。首先强调行政组织自身的建设要法治化。无论是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还是行政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等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排除少数人的意志。其次是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要法治化。行政组织对外活动的主体条件、行使行政权的条件、规则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设定。再次，要贯彻平等、公正、民主、效率的原则，做到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以确保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实现。
2.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法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列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五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组织体系法制建设滞后、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是其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权不断拓展，行政组织日益庞大。而按照效率原则，又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这就需要通过行政改革对政府进行调整，行政组织法则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3.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条件。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触及到解决企业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阻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起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而兼有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两种性质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极为重要。只有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职能和其他职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才能推动和保障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4．完善行政组织法是构建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条件。行政组织法是一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行政组织法体系和一国的行政机关体系是一致的。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对于完善整个行政法律体系都有重要意义。行政组织法对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主体的规定也会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合法性的鉴别提供依据，也将为规章之间以及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奠定解决的基础。
如前所述，行政组织法作为规范行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政的法律制度，在行政法治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体系主要由1982年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以及散见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有关行政机关组织的规范构成。这个体系是不完善的。学界这些年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完善行政组织法进行了不少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改革完善行政组织法的主张。我认为，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成熟的法学理论是立法的重要支持。法学界应加强对行政组织法的全面研究。除了要对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较大的修正和完善外，更需要站在较高的角度对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予以系统分析。第一，探讨行政组织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研究行政组织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第三，分析行政组织法的立法模式与立法体系。
第二，修改完善《国务院组织法》，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基本框架。首先，在本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宪法》第85条规定了国务院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而在下位法《国务院组织法》中却没有进一步落实，因此，应规定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国务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务院与其各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
其次，明确规定国务院的职责权限。规定国务院的权力来源、权力范围、行使程序和法律责任，并落实到具体部委中。根据宪政的基本精神，国务院权力只能来自宪法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别授予，这是人民主权理论推论的结果。应规定国务院享有的事务管辖权的具体权限范围。明确中央与地方事务管辖权界限。规定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应限于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国务院不享有所谓的职权立法权，所有的立法必须依据最高权力机关的明确的授权法案，而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依据宪法或法律”就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了。
再次，规定国务院的组织机构、总定员数及其财政控制。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量，其实就是规定总理直接领导下的部长（委员会主任）级政府成员的数量。这个数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确定一个科学的范围。
最后，规定行政机关的设立、变更、撤销程序，使政府机构改革有章可循。
第三，国务院要依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内部组织机构条例，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法体系。
第四，从行政组织法的内容上来看，不仅要规定组织机构条款、职权的划分和行使条款等保障行政组织正常有序运转的条款，还要有公民的权利保障条款和监督机制、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条款。这充分体现了依法行政和保障人权的结合，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
原载《新视野》2007年第4期

㈩ 如何加快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进程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