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

㈠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亮点有哪些

有六个亮点：
亮点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
亮点二专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属迫“自证其罪”
亮点三明确逮捕条件严格限制“不通知”
亮点四死刑复核更慎重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亮点五辩护律师介入提前涉嫌伪证“异地”侦办
亮点六审慎把握刑事和解防止“花钱买刑”

㈡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修改项目修改内容评价秘密拘捕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原来为12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遏制侦查机关滥用“秘密拘捕”有一定作用，但秘密逮捕条款并没有完全取消，草案第73条，意味着司法机器将可以以“反恐、维稳”之名拘捕公民6个月，并且是非常规地点。人权保障 第二条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被认为是是刑诉法向优先保障人权方向的重大进步。禁止“自证其罪”草案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条是对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旧的刑诉法观念的修正。国家公权力有义务用证据去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而不能寄希望于被告自己承认自已有罪。这是进步，但被告仍无“沉默权”却要“如实回答”，“不得自证其罪”成空话。非法证据排除 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合理解释；否则应当予以排除。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限制刑讯逼供的严重状况，都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律师法庭抗争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武器。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有突破，公权力作伪证却无人追究，缺少罚则。“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似乎给非法证据留了退路。“大义灭亲”被排除“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如获通过，将颠覆现行“大义灭亲”的司法规定。刑讯逼供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对“躲猫猫死”等有遏制作用。逮捕条件和审批程序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增加规定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法律健全的国家，警察和检察院只有“三天权”。限制人身自由不是“审批制”，而是“听证制”。一个嫌疑人要不要关起来侦查，还是取保侦查，只要有异议，应由法院决定。监视居住增加大量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款，明确其适用范围、执行方式。明确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可能变相使超期羁押合法化，某些超期拘押手段能以“监视居住”名义施行，有可能“黑监狱化”。死刑复核增加规定：最高法复核死刑，应当(原草案用语为“可以”)讯问被告人，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听取律师意见。对不核准死刑的，可发回重新审判或改判。最高法关于死刑案件的复核，被告人一直难以参与，“可以”改为“应当”，在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进一步避免错杀的发生，但条文过于简单，带有行政化色彩，最高检通过监督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公正。辩护制度明确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在押期间可以委托辩护人。草案将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同已通过的《律师法》有了较好的衔接。扩大律师权利，在律师的陪伴下，被告人的权利便会更有利于维护。虽然律师权利加强，但与律师伪证罪相关的38条仍没有废止和修改。 律师会见程序和阅卷权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同已通过的《律师法》有了较好的衔接。扩大律师权利，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虽然律师权利加强，但与律师伪证罪相关的38条仍没有废止和修改。侦查中的律师在场权有待加强。侦查措施草案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入法，并且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应当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检察院必须只保留起诉职能，但这次大修仍然没有修改。侦查监督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有权申诉、控告，并规定了相应程序。限制了制约了公安、检察权力。对防止秘密侦查，侵犯公民隐私有积极作用，但仍有待细化。上诉不加刑原则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以进一步避免错杀的发生，但条文过于简单，最高检通过监督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公正。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未成年人可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检察院可作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强制医疗增加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院可就此作出决定。

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修改

一、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专二、1979年7月属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三、详细内容请查询这两个修正案。

㈣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 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 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 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 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 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 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 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 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 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 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 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 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 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 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 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 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 《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 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 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 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 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 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 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 建议稿》 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 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 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 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 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 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 内容;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 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 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 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 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 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 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 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 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 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 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 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 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 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 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 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 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 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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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内罪案件的处理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㈥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㈦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㈧ 新《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此次民诉法修改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等。
1、证人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负担
新修改的民诉法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专家出庭参与诉讼的规定 新修改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这样规定的考虑是，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等案件，专业性强，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庭审过程中需要专家提供专业意见。
3、明确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第二审民事案件是否必须开庭审理规定得不够清晰，实践中有许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审程序中未经开庭书面裁判，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4、与仲裁法的有关规定相互衔接
新修改的民诉法统一了人民法院对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 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仲裁法规定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比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更为宽泛，不尽合理，为此，应当根据我国仲裁的实际情况，统一审查标准。
新修改的民诉法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修改。
5、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救济程序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
6、增加对恶意诉讼惩罚措施
当前，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恶意诉讼，除应当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给予拘留、罚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在民诉法中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渠道。 为此，新修改的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中增加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7、小标的案件，一审终审
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现行民诉法对于民事诉讼案件统一实行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均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二审，在二审审判终结前一审判决并不生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为拖延审判时间，延长最终法院执行期限，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依然无故提出上诉，一个简单的案子有时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长；另一方面，如简单的侵权、借款、租赁纠纷案件等，权利人苦于诉讼时间太长，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而放弃诉讼，进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违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新民诉法对于小标的额、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增设“一审终审”制度，有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使公平正义得以及时实现。 8、当事人选择法院，应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新民诉法第三十四条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现行民诉法已经确立了“约定管辖”制度，即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来选择合同或财产纠纷案件将来起诉时所管辖的法院。新民诉法在现行民诉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5类“固定”约定管辖地之外，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使得原来5类“固定”管辖地变成了实际联系地的列举，在实际中使得约定管辖更加灵活。另外，将约定管辖案件的范围，由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扩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财产纠纷案件”。
在适用约定管辖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 二，约定的地点不能与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例如：在石家庄居住的一个老人向邻居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双方不能在借条上约定争议由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辖，那样就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两个邻居也不能约定与借款没有任何联系的北京法院管辖。但如果老人的儿子还向邻居提供了连带还款保证，儿子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则北京市朝阳区就成为了与借款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区人民法院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法院。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1 逼供获得言词证据一律排除
【草案摘录】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
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此次修改的亮点，就是在原来刑诉法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加上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进行强迫。如果逼出来的言词证据，就一律要排除。
这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来讲是个进步；对公安机关办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督促他们更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一些错案发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后来反思为何会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讯逼供，使用非法言词证据。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法学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证明其自己有罪，这条原则来自于联合国的规则，不能自证其罪，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这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2 证人强制出庭直系亲属除外
【草案摘录】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读】
胡康生：刑事案件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证人出庭的问题。一些案件证人不出庭，直接宣读证人证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辩护，法院认为必要的证人，就得出庭。
同时，一些鉴定结论对案情的判决也很重要。举例说，官员在贪污受贿时涉及一张名人字画，如果最后决定犯罪不犯罪，罪轻罪重，关键在这个字画值多少钱。那么鉴定环节就很重要。对鉴定意见不一致，也可要求鉴定人出庭。
另外，为了尊重中国国情，规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强制出庭作证。
此次草案首次确立了对证人的保护制度，现在一些人为什么不敢作证？就是怕打击报复。包括经济纠纷、民间纠纷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证，更别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3 贪官外逃财产没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录】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特别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
“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4 怀孕妇女可监视居住
【草案摘录】
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读】
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首先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嫌疑人出现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诉讼的行为或者继续犯罪。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目标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的修订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倡导的以非羁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5 发回重审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录】
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二审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解读】
陈卫东：在此前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二审频繁发回重审，使案件久拖不决，而且有二审法院以此来推脱责任、回避矛盾的情况。
对于已经发回重审后又再次上诉、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如何处理此前法律并没有规定，也没有有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程序法这些弹性较大的标准发回重审，此时案件将重新进入一审程序，案件永远无法结束，是出现“循环审判”的诉讼怪圈，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诉不加刑”是二审的一项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的上诉或者检察机关的起诉，也是派生于二审程序。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判决不应加刑。
6 死刑复核结果应通报最高检
【草案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解读】
胡康生：死刑复核程序备受关注。死刑是最严厉的惩罚，应该慎之又慎，因为错了就无法挽回。
按照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须最高法核准，那么，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监督？此次规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时，可以讯问被告人，如果辩护律师在有证据时提出还有疑问，还可以提。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有利于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刘昊（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7 因贿赂被监外执行不计入刑期
【草案摘录】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解读】
胡康生：有的贪污受贿的官员或有钱的老板判刑后，进去没多少时间又出来了，甚至威胁举报的人。有的判了死缓，十多年就出来了；有的判了15年，还不到1年就保外就医了。对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反映很强烈。
此次对监外执行有了严格规定。如果一旦发现行贿、拉关系等手段出来的，马上就要收监，且在外面的时间不算，重新计算刑期。同时，对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要加强监督，避免花钱减刑。
徐显明：监外执行有时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人民群众对监外执行意见很大，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监外执行的时间、取保候审、监外就医等不能计算刑期，这些修改，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犯罪利用这些制度逃避刑罚。
8 技侦所得材料可直接作为证据
【草案摘录】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立案数500万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二三百万、三四百万，这几年急剧增加。我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们的破案率72%-73%，现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们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上的犯罪有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越来越强，如果不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必须提高侦查破案能力。“怎么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
许兰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草案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使用技术手段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过去多年我们内部一直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与此相伴随一直有如何审批、如何控制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规定经过梳理和斟酌以后写到刑诉法条文中。
9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录】
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解读】
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0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草案摘录】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㈨ 新《律师法》修改的亮点与完善

没有什么本质改变。跟宪法==行政法一样一般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和适用。

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都是宣言口号式，这样的规则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立法需要反思。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规则以宣言方式出现却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就注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的状况，关键是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中央政法委应出面协调公检法司各家统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责任、有能力来协调这一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

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受律师业关注的是，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如今新律师法施行已满周年，具体执行情况怎样呢？

“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以后，有喜有忧，喜少忧多。”前日，在法制日报周末报社和京都律师事务所主办的“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座谈会”上，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光中等人的呼应：“总体来说新律师法贯彻实施，不敢说一团糟，但是敢说相当不好”“新律师法在有的地方得不到好的执行甚至公开不执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亦认为，这部法律试图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等“三难”问题，但从总体实施情况看，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新律师法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就是三难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新律师法这样，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如此波折。”田文昌指出，过去在法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执行效力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执行的问题：“但新律师法在全国各地的执行状况五花八门，有的地方公开不执行，有的地方则是有条件、打折扣地执行。”田文昌所指的，主要是该法中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部分。

来自学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建议，中央政法委应当协调公检法司等部门统一思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破解刑辩律师“三难”困局。

1 、会见等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律师法规定比较原则，导致执行困难，这需要刑诉法完备

“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都是宣言口号式，这样的规则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立法需要反思。”陈瑞华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规则以宣言方式出现却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就注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自1996年出台以来，律师法先后两次修改，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其中增加了律师权利保障的内容，曾被部分业内人士视为破解刑辩律师“三难”困局的利器。

颇具隐喻意义的是，新律师法的施行，选择在了2008年6月1日儿童节这天。有律师称，这或许“意味着律师法还没有走出儿童时代”。

与以往相比，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新律师法较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突破之处有三：

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而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第二，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第三，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律师法规定比较原则，没有对刑事诉讼中律师会见、阅卷、调查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导致执行困难，这需要刑诉法完备。”与会实务部门人士亦如此认为。

2 、三难坚冰未融关键在侦查

别说律师，就是检察官去调查，有一些机关照样不配合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关统计数字以及实务部门的反馈，亦可道出新律师法实施以来所暴露的共性问题。

前不久，法制日报、法制网和全国律协举行了“律师会见状况网上调查”；从5月14日起至5月31日，共有1610人参与律师会见状况网上调查，其中律师1080人，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187人，其他行业343人。

据统计分析，共有1182人（占73.4%）认为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会见难与颁布之前一样，没有任何改观；299人（占18.6%）表示对律师会见难是否改观“说不清楚”；只有129人（占8%）认为律师会见已经完全按照新律师法确定的原则操作。

与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国庆透露，新律师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执行律师法比较好，在会见、阅卷、配合律师调查等方面，特别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严格按照律师法要求安排会见、阅卷等。但陈国庆坦承，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在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某些特殊案件，办案机关控制得比较紧，可能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造成不便。

而对调查取证中律师常遭遇的种种不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认为，新律师法作出上述规定，并不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就能顺利实现。他还透露，检察官在调查案件时也会遇到闭门羹：“别说律师，就是我们去调查，有一些机关照样不配合，有一些人照样不让你见。”

另据与会的法院人士透露，即使是法官到地方办案，亦曾有过因受制于个别地方部门规定而无法面见被告人的经历。

基于此，方工建议，尽快建立证人出庭制度，使之变成硬性规定：“你不配合律师的工作，咱们就法庭上见，这样律师取证就好办了。”

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究竟是哪个阶段在“难为”律师？陈光中一语破的：“考验新律师法，关键就在侦查。”

3 、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之惑

律师法修改突破刑诉法部分规定，应按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执行

“如果在修改律师法的同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执行起来效果或许会好一点，就不会产生目前认识上的分歧。”与会的一位来自实务部门的法律工作者称，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的困惑在于，他们觉得律师法是规范律师行业的法律，而搞刑事诉讼要依据刑事诉讼法执行。

据悉，上述观点在司法实务界颇有市场。

以律师会见权为例。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但新律师法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不需司法机关批准。

有地方的司法实务部门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位阶高于律师法，并以此为由拒绝执行新律师法相关规定。

尽管在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部分，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分，但立法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在明确法律位阶时，并未对“法律”细分出上述区别。

因此陈光中分析，尽管全国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相对更重要和权威，但并不等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在效力位阶上比全国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低一级，因此没有法律依据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改的律师法同全国人大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归于不同的法律效力层次。

陈光中指出，律师法修改后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部分规定，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执行。

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士认为，侦查阶段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如规定例外条款，法律实施的效果或更好：对重特大案件、恐怖案件和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律师会见时适当做一些限制，更符合办案需要，更容易为执法机关接受。

4、学者建言政法委力破三难困局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关键要中央统一领导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明仑曾表示，正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准备对律师会见须经司法机关批准条款进行修改：“律师法是一个特殊情况，等于是提前与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

事实常在想像之外。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迟迟未能走上前台面对社会公众。因此，学界和实务界不少人主张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寄希望于通过刑诉法修改落实新律师法，并不现实。”陈光中认为，要实现律师法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实务部门应协调立法部门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更加鲜明地贯彻律师法新规定。

“改变各部门‘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的状况，关键是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陈光中建议，中央政法委应出面协调公检法司各家统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责任、有能力来协调这一工作。”

此外，陈光中还主张“检察部门是法律监督部门，法律监督要啃硬骨头，加强对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不仅要监督自侦案件，还要监督公安部门的侦查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律师法实施一年来的状况进行执法检查，调查什么部门认真执行，什么部门不认真执行；对不认真执行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究竟执行律师法的困难在哪里，律师法本身有哪些不足。”

“在我国不应该有哪个部门置身于法律之外，视法律为废纸，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陈光中强调：“律师法存在的缺陷，我们的态度是，应该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绝贯彻中去等待完善。”

而在陈瑞华教授看来，“三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不改革，‘三难’永远解决不了，刑诉法修改也没有用。”陈瑞华主张，在加强司法保障和侦查手段，改变定案过度依赖预审和口供的做法，改革公检法三家的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做文章。

新律师法较刑诉法三大突破

会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而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阅卷：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调查：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本报记者陈宝成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