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需要修改

❶ 刑事诉讼法今年修改了吗

希赛网解答：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
总体上变动较小，只增加了一个考点，删除了六个考点。备受关注的《监察法》未列入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法规目录，但是个别考点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例如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和侦查程序等。
从删除的考点可以看出2018年法考对法律文书的掌握要求聚焦在起诉书、自诉状、判决书和裁定书的格式与内容上。
【调整考点1】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变更为“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涉及到人民检察院和监察委分别受理的刑事案件，是考试重点。
【调整考点2】将“自行辩护的概念”、“委托辩护的概念”、“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法律援助辩护的概念、种类、适用阶段及适用情形”统一归为“辩护的种类”的下级考点，考察范围变动不大，但学习这部分内容要注意体系化理解。
【调整考点3】将“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这一节从三个考点变成两个考点，要求分别掌握附带民事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概念与范围，编排不同，但是考点范围基本没有变化。
【调整考点4】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制度与程序的具体规定”这一节的考点进一步细化，下分为十个知识点，利于提高学习的针对性。
新增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要点提示：
第三条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五条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考点解读：
上述三个法条均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更为严格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扩大了“刑讯逼供”的范围，达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和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的供述也应当排除。第五条对“重复性供述”作出了原则上排除、两个例外的规定。

❷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情况是什么

一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二是证据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专确证人出庭范属围；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三是强制措施：明确逮捕条件和审查批准程序；对监视居住措施重新定位，明确适用条件；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庭的规定；四是辩护制度：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五是侦查措施：增加技术侦查；延长拘传、传唤时间；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六是审判程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明确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规定；七是执行程序：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强化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规范管制、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八是增加规定特别程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设置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设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设置依法不负刑事五内物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修改

一、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回、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三、详细内容请查询这两个修正案。

❹ 国家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呵呵呵，随着国家的形势发生的变化。原先的刑事诉讼法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国家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每个国家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都会对自己国家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呵呵呵，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❺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1、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2、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3、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4、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5、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木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五、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和对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❻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意义

一、将保障人权入法，落实了宪法人权条款，推进了宪政的发展；
二、专设立了“非法证据属排除”制度，将执法办案的合法性的要求设定了法律后果，刑事诉讼法的逻辑结构更加完备；
三、完善了强制措施，提高了逮捕的标准，细化了逮捕的条件，促使审前羁押将变少；
四、推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进步，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来自国家的法律帮助；
五、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有利于辩护权利的切实实现；
六、将律师法内容与刑事诉讼法内容作了协调，使法律之间的冲突通过修法得到缓解和排除，法律体系内部更加和谐；
七、与国际刑事司法类的相关公约接轨，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的提升，能够得到更多外国的理解和认同；
八、推进了特别程序的设置，对贪官外逃后财产的追缴有了一定法律依据，对未成年人更加突显了保护等。
总之，对于刑事司法起到推进发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❼ 刑事诉讼法就要修改了吗

是的，刑诉也要修改。

❽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❾ 1996年为什么要修改《刑事诉讼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❿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