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原理
Ⅰ 《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1、刘丙作为女儿同样享有继承权，因此刘丙可作为共同原告，主张自己的继承权专。
谢英是该诉讼属标房产的买受人，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诉讼参加人
Ⅱ 什么是诉讼契约原理
现代法学理论成果和国际司法经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两大法系的日渐趋同说明了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是司法改革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在简易程序司法解释中，引入的诉讼契约理念就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诉讼契约是大陆法系诉讼法学者提出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当事人之间就诉讼程序事项而达成的以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合意。包括管辖合意、诉讼上的和解、证据契约、放弃型诉讼契约、执行程序中的契约。5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如果足以解决已经形成的纠纷和冲突，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这也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
简易程序司法解释第二条中规定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体现了诉讼契约原理。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就程序性事项达成合意后共同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权能。它体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根据该条的规定，在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中，当事人各方可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并经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实际上也就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了适用简易程序的契约。程序转换过去是单向，只允许向普通程序转换，绝对禁止向简易程序转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71条中就规定，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理。而简易程序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此是一个突破。
在过去，我们在法律规定上很少承认诉讼契约。比如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须经当事人签收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赋予当事人在调解书签收前的反悔权，不符合契约理论，而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客观上还形成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效力还不及民间调解组织作出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的尴尬局面。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民间调解组织作出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在简易程序司法解释中，对此进行了修正。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体现了尊重诉讼契约的精神。此外，简易程序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商举证期限，但最长不超过15日的规定都体现了诉讼契约的原理。
其实，从诉讼法律关系参与者的角度讲，法院作为诉讼关系的一方，同样可以作为诉讼契约的参加者，因此笔者认为诉讼契约并不局限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同样可以达成契约，简易程序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要求邮寄送达裁判文书，这实际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达成的诉讼契约，法院只要按照约定进行送达即可产生法律效力。
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普通程序是什么意思
普通程序是诉讼程序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种程序，是诉讼程序的基础，具有审判程序通则的功能。
与其它诉讼程序相比，普通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普通程序具有完整性。其表现在：从体系上看，普通程序包括了当事人起诉、法院受理、审理前准备、开庭审理、裁判等各个法定诉讼阶段，每一个诉讼阶段按顺序相互衔接，体系完整，反映了审判活动和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从内容上看，普通程序对各个诉讼环节的具体内容均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并且对一些必要的诉讼制度也作出了规定，如撤诉、缺席判决、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等。它们不属于某一个诉讼阶段，但对于处理诉讼中可能出现的特殊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
普通程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体现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除贯彻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外，不需要适用其他任何一种诉讼程序的规定，是不依赖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独立的诉讼程序。法院无论是审理一般的诉讼案件，还是重大、复杂的诉讼案件，都可以只适用普通程序就将其审结。
普通程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普通程序适用于各级各类法院审理诉讼案件。中级以上的法院和各专门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基层法院除审理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外，审理其他案件也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同时，由于普通程序完整、系统，可广泛适用于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是专门用于处理简单民事案件、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的诉讼程序，针对性强但不系统完整，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凡是相应的程序没有规定的，就要适用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普通程序的这一特点反映了普通程序和其他诉讼程序的关系，反映了诉讼程序之间的差异性和协调性。
Ⅳ 民事诉讼法有没有溯及力
民事实体法没有溯及力，但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具有溯及力。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案件，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第二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管辖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继续审理。
第三条
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或者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送达规定的，人民法院已经完成的送达，仍然有效。
第四条
在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中，人民法院对2013年1月1日前发生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但下列情形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在2013年1月1日以后仍在进行的。
第五条
2013年1月1日前，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措施的，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但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尚未作出保全裁定的，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定解除保全措施的期限。
第六条
当事人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审查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
前款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的，仍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七条
人民法院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受理、2013年1月1日尚未审查完毕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适用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指根据《决定》作相应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本规定所称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是指《决定》施行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民事诉讼法原理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法溯及力问题
法的溯及力，即法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颁布的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根据该条规定确立法的溯及力原则：从旧兼有利。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规范并统一了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但民商事法律规定并没有统一的溯及力的规定。
根据学者学说，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溯及力原理上存在不同。
实体法：
民商事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关于法的溯及力的规定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原则为法不溯及既往：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5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3条：
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二、例外：
1、跨法行为从新：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2001年10月27日以后人民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涉及2001年10月27日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著作权法的规定；
涉及该日期以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涉及该日期前发生，持续到该日期后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著作权法的规定。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2条 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2、合同有效优先：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3、空白追溯：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Ⅳ 婚姻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尽管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绝对不能轻视的：
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大都适用于婚姻法。虽然婚姻法与民法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调整的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及身份关系，民法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一系列相对完备的基本原理与原则，由于调整对象的相似性，诸如平等、自愿等最基本的原理与原则也大多一样适用于婚姻法。这是婚姻法与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础。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有关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等规定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据与适用作用。
第二，从法律发展的趋势上看，婚姻法也会向民法继续靠拢。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法律调整的中心，身份关系在法律调整中被逐渐弱化，婚姻法在调整内容上也由以前的单纯侧重调整身份关系转为兼顾调整财产关系，因此婚姻法必然会因内容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向民法靠拢。
第三，从调整方式上来讲，婚姻法必须借助于民法的调整方式。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必须以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婚姻法是相对典型的身份法，以调整身份关系为主，而身份关系很难被直接地调整，婚姻法现在在调整方式的立法上并不发达，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必须借助调整方式立法发达的民法。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规定是专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而制定的。
第四，从法律部门之间的内容平衡来看，婚姻法如果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话，以其现有的法律规范很难与其他法律部门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唯有与民法更为接近，才能够与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构成完整的私法部门。顺应我国民法典紧锣密鼓准备出台的现实需要，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婚姻法从属于民法的法律体系地位，准确把握其民事特别法的定位，在未来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导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使我国婚姻法更好地发挥维护家庭和睦，保障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Ⅵ 未及时交纳保费,保险公司理赔吗运用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原理来分析
你好，如果在应交日期后60天内出险了
是理赔的。如果超过了60天就是合同中止了，出险了就不陪了。所以是按照合同来办的，这在合同里有的。所以一旦忘记交费合同中止了一定要在2年内办理复效，合同继续有效。超过2年的就办不了了，合同终止。希望能帮到你
Ⅶ 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学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譬如：
1、民事诉讼法是从事民事诉讼活动所必需遵从的现行法律；回但民事诉讼法学主要答是研究民事诉讼法的结构、体系、制度、条文的设置及其原理。
2、民事诉讼法是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则，民事诉讼法学是研究、评论民事诉讼法的学问。
Ⅷ 田平安的《民事诉讼法原理》哪些章节算总则李开国张玉敏的《中国民法学》是不是一定要看
现在时间还早 你还是看吧 中国民法学写得挺好的。田那本，只要不涉及具体审判程序版的 都要看 审判程序像一权审二审简易程序监督程序这些最好还是看看 总则分则是一体的 掌握不好其一，都很难拿高分。当然 对于答题来说 还是侧重考察理论。但是案例题里会涉及分则，最好还是看看。拜托 看到悬赏分是0，还真没什么积极性。
Ⅸ 民事诉讼法中怎么理解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 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 、灵活。按照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合法性是证据属性的构成要件之一，证据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却有争议。多 数人认为，合法性指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另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是对证据合法性的内容的阐解，在三大诉讼法中是否应有所区别。一直以来 ，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解释都是套用刑事诉讼领域对该问题的理解， 没有做出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68条明确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似乎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解释。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55条，明确提出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针对的内容是：(1)证据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这一对证据合法性的解释与以往的学理解释又有不 同之处，它将违法情形是否会对证据的效力产生影响作为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们，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应当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应当如何将这种差异体现于立法中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 与刑事诉讼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别于刑 事诉讼的解释。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学者 将它的内容进行拆解，使其变成一个由若干要件共同构成的证据合法性规范(比如，将合法性分解为证据的形式、取证的主体及取证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总体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仅在于在民事诉讼领域应如何选择“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释每一个构成要件的内涵。
一、证据的形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并且按照证据法学的一般理论，证据只有具备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为什么要将法定的形 式作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以及这样规定的意义何在，还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证据出现在诉讼中。上述七种证据表 现形式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形式。如果按照诉讼法学界的通常观点，证据只有具 备了法定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被采纳，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荒谬之处显而易见。并且从 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某些新种类的证据，比如，经常在诉讼中出现的电子证据， 法院也并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就拒绝采用。对此，也许会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并举例说，测谎结论不就是因为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才不能被采纳吗?测谎结论之所以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非由于它没有在七种证据表现形式之 列(我们可以将它纳入鉴定结论的范围内)，而是由于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还不十分令人满 意，另外，测谎这种方式本身与诉讼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反对自我归责原则)有抵 触之处，因此，我国诉讼法才没有将测谎结论列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列。
在证据形式与证据的合法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坚持证据必须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与各国在证据法领域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的趋势不符。并且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这样对证据的形式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 见的。在英国证据法理论中，证据被笼统地分为口头证据、文书证据和实物证据三类。 口头证据也称证言，一般指证人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实对法院所作的陈 述。文书证据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审阅的以文字、符号等信息传递思想内容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证据形式，如录音带、影片等也被纳入到文书证据的 范围内。实物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物体、身体特征、证人举止、勘验、自动化记录 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通过诉讼程序的运作来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因此对证据的分类 就必然要适应这种调整方式。在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 以及宣誓五种。法律 没有规定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这是因为物本身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物所体现的案件 事实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比如，鉴定、勘验、诊断、确认等方式才能实现。法律具 体规定了解释物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却没有把物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对物的“解释 ”的结果视具体情况被归纳到其他证据形式的外延内。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对证据 的分类方法，适当改变对证据形式的划分方式，减少类别，扩大各类证据的外延。比如 可以将证据从形式上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人证包括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 。物证包括在诉讼中能够起到证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证据 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会生活事实，使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 种类能够归入到现有的证据类型中。
二、收集证据的主体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体现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证据收集工作是由控诉机关完成的，并且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还涉及到某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密切相关的强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有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来收集证据，其他诉讼主体无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是可能导致证据丧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法院只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帮助。但是，我国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审判者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体现于没有切实贯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问题已有明显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进行了初步的限定，并且后一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限定于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 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法院才能不经申请主动 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必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与当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了，但尚不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十分完善。因为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法院超越职权收集证据，也就是证据的收集主体不合法时将对该证据的采纳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正是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但是，并不认为法院超越职权收集的证据应该一律不可采纳。因为如果让当事人承担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难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规定法院越权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危及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对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效力应根据越权行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证据本属于应由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围之内，不符合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的，此类越权收集的证据应认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当事人提出异议并证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该证据自己也会收集并向法院提供此证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 违反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某一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在行使对证据的处分权 ，法院无权干涉；对于证据客观上虽具备了由法院收集的条件，但法院在没有经当事人 申请的条件下实施了收集证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并不当然无效，除非有申请 权的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该证据。
总之，在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合法性的关系上，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应当成为 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在证据法领域明确区分当事人与法院 在诉讼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贯彻法院的越权取证行为将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时应充分考虑证据的失效可能对诉讼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处理。
三、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合法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而是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达到保证取证行 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特指由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证据。由于这类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易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 害，因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通过 违法程序收集到的证据，立法发展的趋势却日趋理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非法证 据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1)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于严重 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大法系诸国对此类证据均持否定态度，不允 许采纳为定案根据；(2)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采取灵活的政策，或原则上承认其效力( 法国)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国、德国)；(3)对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 据的可采性问题，逐步趋于放松对这类证据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实行“毒树之果”排 除规则的美国近年来也不断通过判例法修订原来的规则，增加了许多例外规定。
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英国 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最初的原则是：该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它与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采纳了原告从邮局盗窃来的信件作为证明被告 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事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这并没有影响证据的可采性，审理 该案的上诉法院认为：“近年来，法律的政策是采纳几乎所有的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证据。”这一判决对英国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法院处理 相同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判例。但是，不断有人对这一判例所确认的原则提出异议， 最终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才略有转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规则，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 特定情况决定是否采纳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这些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证据的性质、使用该证据的目的、取得该证据的方式、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对被取证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该证据的采纳是否会对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有所帮助。”这样，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 在决定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时，实际上采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裁决。美国对待普通公民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并不绝对地禁止，除非该证 据的取得方式使证据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法院不予采纳的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机关违反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取得的证据，而公民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显然不属于该修正案规 定的范围，因此是可以采纳的。
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 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用违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录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在大陆法系的另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采取了相当性原则。 德国最高法院虽然在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曾有过排除秘密获取的录音带的案例，但是为了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过度使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障碍，德国法院采取了相应 的限制措施。如果采纳违宪获取的证据是保护他人权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国法院有权采纳违宪取得的 证据。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实践中也缺少可以依据的案例。学者对此的观点有三种：法规范统一说主张不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整体法规范的组成部分，因此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在诉讼上也应当为否定之评价。否则 ，一方面就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另一方面却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违法取得的 证据，将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的矛盾；法规范分离说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 诉讼程序中利用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实体法的违法性与证据的能力问题上应当 作出区别；近来有学者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应当参照宪法与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理，依据个案权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上对非法取得 的证据的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体，不存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因此，法律应当将规范的 重心置于保障、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调查取证权上，而不是保护处于劣势一方当 事人的权利免受对方侵犯。其次，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从调查 取证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主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法律对当 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缺少切实的保障，加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素质较低，造成了许多当 事人对法院的取证权仍存有很大的依赖心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难免会增加取证的难度，挫伤当事人举证 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一方面，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减少法官据以做出判决可以依据的信息，不利于 实体真实的实现；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意味着对该证据投入的司法资源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显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界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界限。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决定 了必须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民事诉讼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法 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行为要求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的 。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关于当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尚有不妥之处：一方面，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的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认为当事人的取证行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项权利都应认定由此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显然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似乎与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违法取 证行为又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 违法行为本身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比如用肉体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证据 ，另外一些违法取证行为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没有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比 如用私自录音的方式录取的证人证言或用盗窃的方式取得的证据等。笔者认为，对这两 种不同的“非法证据”应在效力上有所区别，对前一种“非法证据”应当绝对地排除适 用，因为它不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亦难以保障。对后一种类 型的“非法证据”，由于还有可以利用的证据价值，因此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取证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 程序性权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这一权利作出禁止性规定的 。对当事人取证权的限制性解释只能通过较高级别或同级的法律作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 复的法律效力有所怀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舍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证据”，虽然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只要证据的可靠性并 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法律并不绝对地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可采纳的，法官也不能仅仅因 为该证据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绝采用，法律将这类证据采纳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 ，法官在判断是否采纳某一非法证据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取证的难易程度 、该非法证据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证行为给被取证方造成的损 害等各种因素。
第三，应当区别对待非法取证的行为和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这也是其他国 家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该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享有通讯自由权，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还是采纳了电信公司 通过窃听方式取得的证据。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行为应当听之任之。 对于后者，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被取证方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要求取证方承担 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也许会有人担心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会纵容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对当事人非法取证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对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甘愿冒险用违 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主要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法获得该证据。这就要求我 们在立法上拓宽当事人获得证据的渠道、降低举证难度、切实保证取证权的落实，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与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对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 ，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证明必须用书证的形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具 有可采性，这一原则就是书证优先性的。法国是实行书证优先原则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规定，一切物体的金额或价值超过五十法郎者，即使为自愿的寄存，均须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或双方签名作成私证书。证书作成后，当事人不得 就与证书内容不同或超出证书所记载的事项以证人证明，亦不得就证书作成之时、以前 或以后所声明的事项以证人证明，如物件的金额或价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意大利， 书证优先原则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证明法律明确要求只能使用书面证据，其他的证据形式不能被法院采纳。除了书证以外，实体法还 可能对某些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证明提出诸如公证、登记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学者认为这些要求构成了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规定才能认定 证据具备了证据能力。
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不同意将是否满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为检验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标准。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对法律关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为 法律关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证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国《合同法》第270条的规 定，建筑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当事人在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中，只能用 书面形式证明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法院将判决法律关系无效。但是，并不能 由此认为除了书面证据之外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如果法院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导致合同无效的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此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在证明合同无效 的民事责任时由于证明对象的改变，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
总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与刑 事诉讼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总体而言更为宽松和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当事人和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行为空间和选择余地。
Ⅹ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力(一)
（1）当事人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当事人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回所进行的“诉答讼攻击”与“诉讼防御”的平等性。任何一方不得享有比对方更优越或更多的诉讼权利，只有赋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权利、均等的机会，才能维系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双方“攻击”与“防御”的平等进行。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平等。当事人诉讼权利诉讼义务平等，也即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程度、民族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别。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但是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同时也是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并且对行使诉讼权利给予平等的机会。
（3）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首先，立法保障。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和具体规范中，使这一原则具体化，为当事人实际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法律依据。其次，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保障和便利。依法保障当事人双方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并且为他们行使诉讼创造和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是人民法院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是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实现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