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配套制度

㈠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有哪些特别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有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以及审判保密等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1)刑事诉讼法配套制度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

第二百七十五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㈡ 刑事诉讼有哪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2.依靠群众原则[刑事诉讼法第版6条/第43条/第63条/第84条]；
3.以事权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刑事诉讼法第6条]；
4.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刑事诉讼法第6条]；
5.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条]。
6.审判公开原则[审判公开制度]：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1条]。
7.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

㈢ 试阐述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有何修改

此次对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首先，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版人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权其次，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指定机关；再次，修改了辩护人的责任，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最后，修改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中多数修改是鉴于与新《律师法》相关内容的衔接 。

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内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后各地法院陆续展开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从目前各地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背景冲突、制度冲突以及技术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背景冲突
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104万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的89.32%；审结102.3万件，上升7.24%；判决生效被告人118.5万人，上升2.24%。法院系统的这种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层表现越突出。以笔者调研的C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为例，该庭主要承办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审案件以及二审案件，2014年该庭共有承办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审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审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计算，7天左右就要办结一起案件，而这中间还要包括开庭时间、案管系统录入办案信息的时间以及撰写法律文书的时间等等，工作强度和压力相当大。该市部分城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多年以来逐年递增、高位运行，已经成为新常态，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观因素影响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员额数又受到严格控制，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规模扩编。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采取简化办案流程的方式来“挤”时间、“压”工作量。但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无疑将变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表明，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庭审持续的时间明显拉长，原本1个小时可以审结的案件，现在可能需要4个小时甚至更长；同时，因为要当庭宣判，法官开庭审理时的心理压力比以前更大，庭审的工作强度亦明显加大，法律文书质量的要求也更高。这些新要求、新常态都与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现实矛盾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解决审判程序的“入口”问题，即必须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将庭审实质化改革适用的对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对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而对于案情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则应当通过简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决。当前可以考虑的选择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增强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强化“轻刑快处”程序的适用，简化办案方式、缩短办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转。
二、制度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相关制度资源的协助、支撑与配套。否则，单纯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如同“孤军深入”，战略上被动而战术上亦难以为继。从各地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些相关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经严重影响到改革的成效，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在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改革必须以庭审高效化为前提，实质化的庭审只能针对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进行集中审理，而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不约而同都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并突出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事项、展示证据并整理争点的功能。但问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但却并未明确其功能及效力，诸如庭前会议中被告人是否到场、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就证据和事实达成的共识究竟有无拘束力、是否允许反悔等问题规定不明。实践中，因为被告人方反悔而导致庭审“炒冷饭”或程序倒流的现象一再出现，不仅打乱了庭审节奏，更降低了庭审效率。实践中的另一大难点还在于在庭前会议中究竟能否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各地法院的试点情况表明，在庭审程序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庭审效果似乎并不好，因而有观点主张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但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确。
二是证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证出庭作证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人证出庭率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一项痼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广为人所诟病。证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替代品（如证人询问笔录），是造成书面审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证人等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作证又需要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对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专门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第六十三条又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问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上述立法似乎从未真正落到实处。改革试点中证人出庭费用补助的标准和经费承担主体无法明确、统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主体和具体措施也无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立法上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证人出庭作证后，是不是就不允许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词（证人询问笔录）了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然反对“侦查中心主义”即法官完全以侦查阶段所形成的各种书面笔录作为裁判基础，提倡“四个在庭”：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完全排斥法官查阅和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包括书面证词。实践中，证人尽管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但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证人翻证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考虑，仍须查阅证人在审前程序中所作陈述，以便对证人证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审查，进而对翻证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实际上是辅助法官进行证据审查、判断的一种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可能并不合乎实际。因此，实务中迫切需要的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书面证言等使用的条件和方式，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建立在控、辩、审三方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只有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律师提出有质量的质证意见和法律适用意见，才有利于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因而，辩护制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面相。然而，我国当前的刑事辩护实践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指定辩护适用的案件范围扩展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与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实属杯水车薪。根据C市法院的初步统计，其市、区（县）两级法院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参与率只有1/3左右。换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这说明我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一个症结点。
四是法院现行分案制度与改革有抵触。“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实际上舶来自日本。日本学界曾反思其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形成书面审判、依赖书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法院通常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密切相关，在需要开庭两次以上的案件中，开庭间隔时间很长，通常是以周为单位，有时甚至以月为单位。由于法官同时承办多起案件，只能对案件实行交叉开庭，而无法做到连续、集中审理，导致对同一案件前后两次开庭间隔时间较长。因而，法官对前一次庭审中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内容可能会有所遗忘或产生混淆，为防止事实认定错误，法官只能反复核阅当事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陈述，由此导致书面审判即侦查中心主义。其实，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在我国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法院对案件实行轮分制，每一位承办法官可能需要同时承办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审限限制，为防止案件审理超审限，法官只能采取交叉开庭、轮流开庭的方式，即就甲案开完一次庭后，又就乙案开庭审理，而无法做到对同一起案件连续、集中审理，为防止案件事实的遗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后反复核阅卷宗，从而造成侦查中心主义。基于此，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即在对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每位承办法官同一时期承办案件的数量。
三、技术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倡导技术理性的制度，它强调的是密集开庭、集中审理、当庭认证、当庭宣判，这是一种高度重视和强调司法技术的庭审制度设计，它要求控、辩、审三方都要具备高超的诉讼技艺：对于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强，要能恰当地引导双方围绕争点展开攻防，要熟悉证据规则，具备当庭认证的能力；对于控辩双方来说，要具备突出的举证、示证和质证能力，要能熟练地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展开对人证的盘诘和调查。
但从笔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控、辩、审三方的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距离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突出表现在对人证的交叉询问上，控、辩双方明显缺乏对人证如何有效展开交叉询问的经验和技巧，不知该如何正确运用反对权，法庭上经常是反对声此起彼伏，却不着要领；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对于交叉询问制度中的禁止诱导性询问等规则也是一知半解，当控辩双方行使反对权时，不知是该裁决反对有效还是反对无效，从而使得整个庭审在人证调查环节显得有些忙乱无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对人证频繁发问，又使得庭审更像是大陆法系的轮替询问而非交叉询问。这些情况表明，控、辩、审三方在交叉询问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进程中，实有必要组织控、辩、审三方人员进行相关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方面的专门培训和实战训练。

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拜托了各位 谢谢

请你参考：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43 正确处理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中国国情的关系 这些年来，社会各界要求改革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呼声很高，人民法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改革尝试。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制度进行改革。应当说，拿来主义是简便有效的一种做法，借鉴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对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借鉴当事人主义模式来改革超职权主义模式，在总体上就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其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司法理念和配套制度作支撑，是不能直接或者简单照搬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比如说，在公开审判上强调一步到庭，就忽略了有关国外的审前准备程序十分完备，而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审前准备阶段，并不能完成一步到庭所需要的充分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环境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从现实来看，相当多的当事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当事人的“清官拯救”心理十分强烈，他们可能更赞成“马锡五式的审判方式”；在模范法官先进事迹的介绍中，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些法官如何深入基层、深入当事人，如何反复调解，耐心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而且往往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这表明，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及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民主、中立，与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习俗、制度等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借鉴国外先进司法理念、先进司法制度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与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使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既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具有前瞻性，又不脱离我国实际而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法院改革 传统法理学正在走出纯概念化研究的范围，走向法社会学、法文化学等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且将司法改革引入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司法领域的法理学已经成为新的热点。贺卫方、朱苏力、张志铭等法理学家都对司法改革问题寄予了相当的关注。法院改革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年底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规划。2004年7月，北大法学院贺卫方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两份修改专家建议稿已经完成并提交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还将对修改建议稿进行论证修改统稿，以形成最终修改稿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陈光中、宋英辉等学者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发表了大量颇有见地的观点。 陈光中教授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应遵循的基本理念首先包括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念。现行《刑事诉讼法》在第1条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陈光中主张应改为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保护人民”强调“人民”利益不受犯罪分子侵害,不包括对犯罪分子合法权利的保护。 “人权”则是强调“人”应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不仅包括了保障被害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同时也保障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的合法权利。在现代社会，能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检验刑事诉讼法是否民主、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关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陈光中认为从理论上两者应当并重，但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应更多关注程序价值,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当程序应体现得更加充分。 陈光中强调要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并尽量与联合国规则接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两大法系之间在大规律上一致,但在表现形式上五彩缤纷。中国应具体分析，根据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的原则，博采各国之所长。陈光中教授具体分析了美国陪审团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说明中国绝不能一味只吸收别国的相关制度。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在原则上加上 “无罪推定”和“国际法优先”原则。 关于辩护权的问题。鉴于现在控辩双方权利不平衡，应该扩大辩护人的权利，并注意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以行使辩护权，解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约束。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思路。专家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遵循以下基本思路，即界定诉权保障与司法保护的范围；简化诉讼程序；体现对弱者利益的保护；着眼于纠纷的最终化解；引入诚信原则，规制民事权利的滥用。 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幅度。有专家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法律架构及具体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但对一些不能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定应当进行修改，因此主张在保留现有的基本结构与体例的基础上适度进行修改。也有专家认为，应借助此次修改机会，尽最大可能使条文规定详尽、具体、可操作，在程序的设计上应更为合理、更加多元化，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以诉权制约审判权，使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走向现代化。

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55条，在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155条第二款规定之理解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上述规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给出了一个可予支持的范围。

从其罗列的各种项目看，参照民法通则(1986年)第119条、侵权责任法(2009年)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17条等法条的表述形式与顺序看，该款规定彻底排除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三项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也是明确告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与被告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不会判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刑事案件一并判决时不会判，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也不会判”。按照上述规定，办案法官这种告知是正确的。

三、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值得商榷

从立法目的、法律体系、价值取向、社会效果上看，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均属于最高法有意放弃“三项赔偿”形成的“盲区”，而不是有意或无意遗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这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与立法者于立法当时确立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对于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可以请求“三项赔偿”并能获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刑事案件中却无权请求“三项赔偿”，即使提出请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这不仅凸现了公民生命健康权在不同形式的侵权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显露了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缺陷。如果对“三项赔偿”不依法予以支持，则会对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

事实上，对于法律适用产生的社会效果，既需要从当事人利益纷争的平衡与妥当方面去考量，更需要从个案裁判结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去考量，如果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价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当的裁判；反之则会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就是不公正的判决。

从任何方面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当排除“三项赔偿”。因为，我国尚无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如果不能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处获得赔偿，无异于 “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所以，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释。

将“三项赔偿”纳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犯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前，最高法院可以对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进行修改，将“三项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和判决支持的范围。

(6)刑事诉讼法配套制度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条 技术侦查措施取得证据的适用原则

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一百五十三条 通缉的条件及程序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一般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五十五条 特殊侦查羁押期限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四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第六十五条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7)刑事诉讼法配套制度扩展阅读：

实施案例：

西夏法院建成银川市 首个“隐身”证人作证室

2018年11月28日，记者从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获悉，该院积极探索证人出庭作证保护机制，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成银川市首家“隐身”证人作证室，有效保护刑事案件庭审证人、鉴定人、侦察人员出庭作证时的身份信息安全，打消了出庭作证人员的疑惑和顾虑，有效促进和激励了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作证室位于刑事法庭南侧，与法庭一墙之隔，将证人与法庭在物理空间上完全隔开，证人可以通过作证室内的庭审现场视频清晰地看到庭审全过程，并与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及被告人进行“隔空对话”。

庭审现场除法官之外的其他人面前呈现的是经过马赛克处理的证人图像，经过人声变音系统处理过的声音。此举使得证人在自身得到保护的同时，进一步还原案件真相，真正做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

除此之外，西夏法院通过细化规则提高证人出庭的可操作性，合理确定并逐步扩大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范围，要求关键证人“应出尽出”。在送达出庭通知书时耐心细致的进行解释和说明，并根据规定给予人身保护，打消证人出庭的思想顾虑，缓解其紧张情绪。

今后，西夏法院将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保护机制，促进证人保护机制的人性化、常态化运行，逐步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将庭审实质化改革工作推向深入。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华兴时报-西夏法院建成银川市 首个“隐身”证人作证室

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扣押发还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扣押发还的条款为第一百四十三条，其规定了对查封、扣押的财专物、文属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8)刑事诉讼法配套制度扩展阅读：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