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行政法学家
『壹』 世界著名法学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兰人，14岁入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法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岁任律师，20岁任荷兰律师公会主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
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
面。他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
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
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学上有两个重要地位：第一，开创
了国际公法学，被人们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国际法领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较为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国家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
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比较
系统地论述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自然主义自然法
理论的精华，扬弃和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的桎梏，开创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学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学
化，同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推导
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
孟德斯鸠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名城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
其家族，是当地有名望的“穿袍贵族”，即取得了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19岁的
孟德斯鸠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议会律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66
岁。1721年，他匿名发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宣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
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该书堪称是资产阶级法学
的“网络全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对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
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都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社会
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超越了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论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
出版。孟德斯鸠仍不愧为18世纪法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专制黑暗
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他的思想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思想
中的一份宝贵财产。
边沁
耶利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伦
理学家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出身子一个律师家
庭，有“神童之誉”，13岁进入牛津大学学法律，十六岁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律师事
务，后转而专门从事法学理论研究。1781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832年创办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边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 (1776年)、 《道德与
立法原则导论》 (1789年)、《司法证据原理》(1827年)，《宪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学说代表了自由资本主
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其著作后被编成《边沁
文集》山版。边沁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他极力反对17、18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然
法学的理性法观点，认为它们是虚构的；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功利原则就是一切行为都适从这两种动力的原则。谋求功利是
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须达到四个日标：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应该说，边沁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推动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
张的法律体系改革。
萨维尼
萨维尼（1779—1861）萨维尼从十六岁开始学习法律，1800年起开始法学教学
活动，1813年任柏林大学校长。先后曾担任了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
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主持该部制定了1848年《票据
法》、《普鲁士刑法典》、《帝国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当
代罗马法体系》、《作为当代罗马法部分的债法》、《历史法学杂志》。萨维尼在
法学史上被作为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历史法学派这一表达具有萨维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发点是当代法乃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不是通过理性法的抽象或者开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预先确定的。萨维尼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学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结论。萨维尼是他的时代影响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学教师。不管是在法学还是在
法律实践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学说在当代虽然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
色，但他的遗产对与德国法以及国家法都具有重要意义。萨维尼在当代不仅仅是作
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而著名，他还经常被称为现代法学的缔造者。尽管欧洲法学
被分为各个国家的法学，但萨维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个欧洲。他划定了法国民法典
的势力范围，并且继续遵循罗马法这一基础，这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
萨维尼起决定性作用并参与形成的学说汇纂法学在后来对其他一些国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萨维尼从开始就接受了将“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要
求，他是第一个发展出体系化的、内容广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确立同时
就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围绕思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扩大了对
符合历史的法学的理解，这种法学同时也就超出了单纯历史科学的范围并形成一种
区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上的。萨维尼对19世纪的科学产
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法学领域，而是兼跨历史、法律和哲学不同领域。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186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斯顿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工作之后，于1870年入哈
佛大学法院担任讲师、教授，1882年12月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长。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后出版的判决意见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见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伟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学，如果不了解他作为法官的经历，就
会错过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并不是通过专著的
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散见在他的司法意见、演讲和书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作
为法官所做出的许多判决，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种美国的精神，代表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通法的某种意义上的
结合。
韦伯
社会法学的大师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
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
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后先后任弗莱堡大学的经
济学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
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
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韦伯理解的社
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统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
的产生。他的社会行动理论是T.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先驱，并对微观社会学
起到启迪作用。有关官僚制的论述对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也是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宗教社会学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启发作用。当代西方一切重要社会学理论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从韦
伯著作中汲取营养。韦伯社会学之于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比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观立场上，对东方社会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
是他着力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质。然而我们了
解和探讨韦伯却是在现代。在思想禁锢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韦伯当做马克思的
敌人来对待，几乎在那时连韦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图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与
法律的运作规律，试图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社
会与法律文化的“伟大外行”，韦伯的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庞德
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于法官家庭。曾任律师、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内
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7年起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中华民
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学导论》（1922）、《法制史阐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的任务》（1944）、
《正义来自法律》（1951）和《法理学》（5卷集，1959）。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是
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一战后发生在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相伴而生的，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法学生涯中他致力于法律体系和法理学的批判与重构工作。
其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L.F.沃德（1841~1913）和E.A.罗斯
（1866~1951）的社会学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庞德是20世纪西方各
国，尤其是美国法学界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法学中
占有主导地位。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国法学家，现代西方新分析法学的代表。
192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2年任出庭律师，1952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论》(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惩罚与责任》(1968年)、《功利与权利》(1979
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负
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
(另两派是新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对法的概念的分析与法律现象的说明、法
律关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
20世纪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统治英国已达半个世纪，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
力。哈特关于法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学说，是在与美
国法学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的立场，同时，又
对其作了修正，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一步适应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已为新一代西方法哲学家拉兹和麦考密克等所继
承、发展，该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还将继续存在。
德沃金
德沃金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
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
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
（Learned 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
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
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
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
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
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学体系中，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它们构成了当代
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第二，坚持认为法
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第三，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第四，将
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注1]。这四部分前后是联系在一起的。
法律实证主义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对象，也是论证的起点；德沃金将政治与道德价
值融入自己的解释理论中，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与自
由的政治社会。《法律帝国》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法律与政治
思想。虽然德沃金的基本观点较之以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发生
了重大转向。主要著作有《认真看待权利问题》、《原则论》、《自由论》、《法
律的帝国》等。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撰文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批判H.L.A.哈
特的学说，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学最新的典型。他的学说以“权利论”（right thesis）作为核心。他之所以强调规则、政策与原则之分，就是为了强调个人权利，即
原则。他又认为，他所有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即“政府不仅必须关
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
波斯纳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先后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和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
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
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
82年）等。波斯纳作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构建了用经济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体系。《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其成果的杰出代表。正是
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才得以有一个以"法律经济学"命名的独立学派。波斯
纳将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权论文和科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
发表以后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新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说，"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
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
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
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波
斯纳有个著名的观点：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最珍视它们的人。波斯纳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始终贯穿着经济效益观，使之
成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因而招致许多信奉正义观念的法学家的激烈抨
击。
『贰』 英国经济法发展史，是什么
在英国，经济法在国际和国内领域中的发展是不同的。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在国际上，经济法的概念对于英国法学家来说，它的含义是明确的。英国法学家所考虑的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4个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经济与互助委员会（COMECON）、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他还要考虑的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及其例外，优惠关税的安排、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商务条约、进口数量限制和反倾销税。
国际经济法可以界定为国际公法的一部分，调整国际商事关系。同样与国际商事关系有关的国际贸易法不足在国际公法方面调整此项关系，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
国内经济法的概念
在国内，多数英国法学家否认英国存在着经济法的概念。在这方面的立场不同于德国，因为德国完全承认对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分。可是，缺乏对经济法的科学阐述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此类法规，而只说明对这一概念没有从实务和学术的角度进行阐述。
如果一定要对经济法作出解释，英国法学家们认为，经济法是由国家对工商和金融事务进行干预的法规构成。从对商业所持的基本立场看，他们应该看到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商法的基础是合同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除了对公共政策所作的最终保留外，当事人可以任意就他们之间的事务作出安排。经济法的基本哲理是经济的统制经济论，即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当事人的自治意思。因此，经济法应位于商法与行政法之间。它与商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与行政法分担政府管理的职能。
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法在英国还是占有相当地位的。当然，由于国家计划在其一贯的模式中坚持它的作用，经济法发展的领域所反映的是向计划性和指导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过度。经济法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学术界对它的无条件认可并非遥遥无期。
怎样划分英国经济法呢？这个题目可包括下列有关的法律中：
1 财政法规，
2 关于竞争的经济法规，
3 物价与所得方面的法规，
4 保护消费者的法规。
1 有关财政法规方面的经济法包括建立在以下各项法规基础上的法律体系：
（1）1947年外汇管制法。该法及其实施细则确立了财政部对外汇的管制，旨在实施对货币领域的保护。
（2）1946年借贷（管理与担保）法及其实施条例。该法授予财政部对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进行调控的权力。“本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投资进行调控，优先保证对国家具有重要利益的资本发展项目；同时，通过资本流动的法规，延缓从经济高涨走向衰退的过渡。”
财政部对投资进行调控，并通过股票发行委员会行使分配发行股票的优先权。但该委员会的活动自1958年7月1日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起来。
（3）1958年颁布防止欺诈（投资）法及有关法律文件。此项重要法令颁布的目的在于保护私人投资者免遭肆无忌惮的财政上的掠夺。该法规定了证券交易人许可制度，对这些人及其交易实行严格管理。此外，该法还规定欺诈性地和不顾后果地从事证券交易者或非法散布财政消息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有关保护英国经济竞争方面的经济法由垄断、限制性贸易做法和企业兼并等方面的法规构成，包括：
（1）1948与1965年垄断与兼并法；
（2）1956年限制贸易实施法；
（3）1964年转售价格法。
关于竞争的经济法规是英国经济法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分支。它代表了英国对托拉斯和卡特尔实施管理的法律。从实务工作者的观点出发，它是一个积极发展着的法律部门，他啊司法与行政程序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这也是该法律部门的特点。但是，在实务工作者的领域中，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除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外，几乎没有形成学术上的概念。
3 物价与所得法规包括1966年物价与所得法及有关法律文件。
该法奠定了国家物价与所得委员会的法律框架，并规范该委员会的活动。该法第一部分规定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第1条）和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包括：
“任何有关工薪或其他形式的所得，以及物价、费用或其他形式的财产或权利交易项下应支出的款项，或者任何形式的服务及包括公司红利在内的任何财产形式的资本投资收益的问题。”（第2条）
委员会还负责对某些特定的物价与所得进行经常性的审查（第3条），并应就审议情况提出报告。这些报告也可以公布（第5条）；委员会在审查物价与所得时，还应考虑到本法附件中体现的政府政策（第4条），该法第二部分包括了所谓的早期警告制度的法规，它授权国务大臣发布有关特殊物价与费用的命令；在打算提价的通知发出后30天，如果在30天内将提价事项提交委员会，则在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后30天，才能对上述物价与费用实行提价（第7条）；凡在此期间违反禁止提价的行为视为犯罪（第11条）。该法把早期警告制度扩大到适用于公司分配（第12条）、支付索赔及类似与就业有关的索赔（13）。该法第四部分调整目前的紧急状态，规定自1966年8月12日起对物价与所得实行12个月的临时限制（25—30条）；并授予国务大臣发布限制物价与费用的增长（26、27）和支付增加的费用（28、29）的强制权。该部分的一个条款还允许雇主在一周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不支付他在合同中已经答应了的增加费用（30）。这一规定受到普遍谴责，因为它规定了违反合同的法定权限。但幸运的是，这个理由仅在有限期间内适用。第四部分的各项规定只有在社会发布命令后才能实施，并仅在1966年8月12日以后的12个月内有效（25（1））。
1966年物价与所得法的目的是：
“保证英国工业的活力，并使其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力，这样国民产值才能真正增加，并使工薪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所得的增长与生产的增长保持一致；从总体上保持物价的稳定。”
关于保护消费者的法规，有两种形式。其中一部分是在私法方面出现的，从属于商法，如1965年分期付款法中各项保护性规定，以及由布赖顿的科恩勋爵提出的一项私人议案—1966年货物买卖法案。这一法案旨在实施关于保护消费者的莫罗尼报告中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减少利用豁免条款的建议。保护消费者法规的另一部分则冠以经济法的标题（从本文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说）。这方面的著名法律就是1961年消费者保护法。
政府还打算提出更多的加强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如议会时间允许，将提出食品标记法案。1887年至1926年的商品标志法、1938和1944年食品与药物法，就是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的前驱，在这一重要的立法领域，还要推出新的法规。
『叁』 简述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1)
越权无效原来则；是英国行政自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直接导源于议会主权原则，是指政府必须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范围进行活动，如果政府的行为确系越权，法院可依法宣告政府的越权行为无效，并责令政府就其越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2)
行政行为合理主义；该原则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始终以公共利益和正当理由为依据。这项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政府专断、滥用权力，要求政府始终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3)
行政程序公正正义；该原则要求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公平，尤其是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或行政行为直接对其不利时，首先要给公民提供反对意见的机会，政府对这些意见要给予充分考虑。
『肆』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伍』 简述英国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陆』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包括哪些主要国家
大陆法系主要适用于法、德两国,还有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亚、非、拉部分法语国家或地区。
英美法系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
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英国法系”、“判例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指英国从11世纪起主要以源于日耳曼习惯法的普通法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英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
是西方国家中与大陆法系并列的历史悠久和影响较大的法系，注重法典的延续性，以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
大陆法系是指欧洲大陆上源于罗马法、以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所以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1896 年，德国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德国民法典》，该法典以后为一些国家所仿效,故大陆法系又称为罗马一德意志法系。
(6)英国行政法学家扩展阅读
大陆法系的特点：
1、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了许多罗马私法的原则、制度，如赋予某些人的集合体以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有权的绝对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权利；侵权行为与契约制度；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结合制度等。
还接受了罗马法学家的整套技术方法，如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私法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分类，所有与占有、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以及思维、推理的方式。
2、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学创立了法典编纂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如自然法理论、分权学说、民族国家理论等，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任务由法学家来完成。
英美法系特点:
1、英美法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令状和诉讼的形式，这种诉讼形式的划分本身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就阻碍了英国法学家对法律分类的科学研究。
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对法典编纂，判例法偏重实践经验，而忽视抽象的概括和理论探讨。
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设置上分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划分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国会和国王争夺权利的表现，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对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补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
他的说明价值在于指出了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冲突和矛盾。而没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区分。因此，对涉及政治权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处理时没有明显的区分。这也阻碍了对法律的分类，尤其是难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观念。
4、在英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学徒制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加关系具体案件。而轻视抽象理论意义上的法律分类。
『柒』 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有哪些
芮沐，中国法学“第一翁”
（1908年—）
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始人，以百岁高龄被尊为中国法学“第一翁”。1954年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执教近70年，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等。
韩德培，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
（1911-2009年）
我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也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第一本环境保护法的教材。
王铁崖，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1913－2003年）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创始人，国际法研究院士，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初，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基本法起草。著有《战争与条约》、《中国旧约章汇编》等，译作《奥本海国际法》。
王名扬，“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1916—2008年）
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46年考取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8年学成回国。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著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等。福布斯网站将其列为“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捌』 英国行政法法学家戴维斯（K.C.Davis），有谁知道他的简介吗
他老人家是美国的吧·········
『玖』 中外著名法学家和中外著名历史学家生平简介
世界十大法学家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兰人，14岁入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岁任律师，20岁任荷兰律师公会主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面。他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法学上有两个重要地位：第一，开创了国际公法学，被人们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国际法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国家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自然主义自然法理论的精华，扬弃和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的桎梏，开创了近代理性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学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学化，同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推导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孟德斯鸠
１６８９年１月１８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名城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其家族，是当地有名望的“穿袍贵族”，即取得了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１９岁的孟德斯鸠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议会律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公元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６６岁。
１７２１年，他匿名发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宣战，在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
１７４８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该书堪称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网络全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对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都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超越了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论法的精神》在１９１３年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出版。
孟德斯鸠仍不愧为１８世纪法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专制黑暗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他的思想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思想中的一份宝贵财产。边沁
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是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出身子一个律师家庭，有“神童之誉”，13岁进入牛津大学学法律，十六岁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律师事务，后转而专门从事法学理论研究。1781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832年创办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
边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 (1776年)、 《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 (1789年)、 《司法证据原理》 (1827年)， 《宪法典》（1830年）。其中《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学说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其著作后被编成《边沁文集》
边沁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他极力反对17、18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法观点，认为它们是虚构的；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人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功利原则就是一切行为都适从这两种动力的原则。谋求功利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须达到四个日标：即公民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
应该说，边沁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张的法律体系改革。萨维尼
萨维尼（1779—1861）萨维尼从十六岁开始学习法律，1800年起开始法学教学活动，1813年任柏林大学校长。先后曾担任了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主持该部制定了1848年《票据法》、《普鲁士刑法典》、《帝国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当代罗马法体系》、《作为当代罗马法部分的债法》、《历史法学杂志》。
萨维尼在法学史上被作为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历史法学派这一表达具有萨维尼自己的烙印，其出发点是当代法乃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不是通过理性法的抽象或者开明立法者的命令而预先确定的。 萨维尼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学方法和法律政策上的结论。
萨维尼是他的时代影响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学教师。不管是在法学还是在法律实践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学说在当代虽然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但他的遗产对与德国法以及国家法都具有重要意义。萨维尼在当代不仅仅是作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而著名，他还经常被称为现代法学的缔造者 。尽管欧洲法学被分为各个国家的法学，但萨维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个欧洲。他划定了法国民法典的势力范围，并且继续遵循罗马法这一基础，这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萨维尼起决定性作用并参与形成的学说汇纂法学在后来对其他一些国家立法起到了作用。萨维尼从开始就接受了将“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要求，他是第一个发展出体系化的、内容广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确立同时就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围绕思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扩大了对符合历史的法学的理解，这种法学同时也就超出了单纯历史科学的范围并形成一种区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上的。
萨维尼对19世纪的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法学领域，而是兼跨历史、法律和哲学不同领域。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 1841~1935）。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18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斯顿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工作之后，于1870年入哈佛大学法院担任讲师、教授，1882年12月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长。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f the Law )、他逝世后出版的判决意见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见解》(The Judicial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伟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这首先反映在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法律思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学，如果不了解他作为法官的经历，就会错过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并不是通过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散见在他的司法意见、演讲和书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作为法官所做出的许多判决，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种美国的精神，代表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通法的某种意义上的结合。韦伯：社会法学的大师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 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后先后任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韦伯理解的社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统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他的社会行动理论是T.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先驱，并对微观社会学起到启迪作用。有关官僚制的论述对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宗教社会学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作用。当代西方一切重要社会学理论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从韦伯著作中汲取营养。 韦伯社会学之于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比较世界法律文明的宏观立场上，对东方社会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他着力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质。然而我们了解和探讨韦伯却是在现代。在思想禁锢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韦伯当做马克思的敌人来对待，几乎在那时连韦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图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与法律的运作规律，试图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法律文化的“伟大外行”，韦伯的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庞德
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于法官家庭。曾任律师、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7年起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
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1911~1912）、《法哲学导论》（1922）、《法制史阐述》（1923）、《法和道德》（1924）、《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的任务》（1944）、《正义来自法律》（1951）和《法理学》（5卷集，1959）。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是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一战后发生在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相伴而生的，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法学生涯中他致力于法律体系和法理学的批判与重构工作。其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L.F.沃德（1841~1913）和E.A.罗斯（1866~1951）的社会学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庞德是20世纪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法学界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法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国法学家，现代西方新分析法学的代表。192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2年任出庭律师，1952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论》(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惩罚与责任》(1968年)、《功利与权利》(1979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等。
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另两派是新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对法的概念的分析与法律现象的说明、法律关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统治英国已达半个世纪，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
哈特关于法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学说，是在与美国法学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对其作了修正，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一步适应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目前，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已为新一代西方法哲学家拉兹和麦考密克等所继承、发展，该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还将继续存在。德沃金
德沃金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Learned 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
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学体系中，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它们构成了当代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第二，坚持认为法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第三，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第四，将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注1]。这四部分前后是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实证主义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对象，也是论证的起点；德沃金将政治与道德价值融入自己的解释理论中，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与自由的政治社会。《法律帝国》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法律与政治思想。虽然德沃金的基本观点较之以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发生了重大转向。
主要著作有《认真看待权利问题》、《原则论》、《自由论》、《法律的帝国》等。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撰文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批判H.L.A.哈特的学说，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学最新的典型。他的学说以“权利论”（right thesis）作为核心。他之所以强调规则、政策与原则之分，就是为了强调个人权利，即原则。他又认为，他所有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即“政府不仅必须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波斯纳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先后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和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82年）等。
波斯纳作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构建了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体系。《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其成果的杰出代表。正是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才得以有一个以"法律经济学"命名的独立学派。波斯纳将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权论文和科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发表以后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新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中，科斯说，"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波斯纳有个著名的观点：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波斯纳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始终贯穿着经济效益观，使之成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因而招致许多信奉正义观念的法学家的激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