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排他

『壹』 刑事案件已被逮捕！程序已到检察院还能从公安局取保候审吗

可以办理取保候审，不过要取保候审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1)刑事诉讼法排他扩展阅读：

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对于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即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

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这是一项授权性规定，也是一项排他性规定，这一规定即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给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辩护人。

“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则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贰』 取保候审后已经收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是不是就已经结案了过去4年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一、不一定结案，因为取保候审只有一年的期限，如果到期仍无证据对该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的话，只有解除取保审，只有收到撤销案件决定书后，才算是结案的。

不过有些大多这样的案件都是不了了之了，而且有些地方执法也不是很规范，不一定会办理撤销案件手续，建议向经办的警察了解一下。

二、补充：公安机关不是法院，不会给你无罪的判决书，你如果没经过法院审判，肯定不会被定罪，你的案件有没结，自己是没法查的，只有去公安机关才可以查询，至于有人咬着不放，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

司法机关只能根据有证据的事实作出处理，如果取保候审已解除，那么说明没有证据证明你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且过了这么久，多半没有事了。不过还有例外的情况是，以后能搜集到别的证据证明你犯罪。

三、取保候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在我国，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在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犯罪嫌疑人羁押期已经超过一审法院所判处的有期徒刑的，也适用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2)刑事诉讼法排他扩展阅读：

一、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一规定即意味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决定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力。

我们认为，这是适应案件的不同进展情况而作出的变通规定。应当说，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取保候审撤销或者变更的表述方式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2．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

3．发现采取取保候审决定不当的。

4．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5．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

6．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7．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8．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

9．已被逮捕的被告人，因进行司法鉴定而尚未审结的案件，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的。

1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取保候审的被保证人或者说是保证对象，既然保证对象都不存在了，取保候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义，当然也应当予以撤销。

11．保证人死亡、重伤或者出现其他丧失保证能力情形的。保证人是取保候审的义务主体，保证人资格的存在以其具有保证能力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保证能力，保证义务的履行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取保候审也就随之应当予以变更。

12．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以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案件需要复议、复核的，或者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二、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对于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即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这是一项授权性规定，也是一项排他性规定，这一规定即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给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本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则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赋予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的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都可以以辩护人的名义提起取保候审的申请，并要求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在三日内做出决定，如果不同意变更，应该告知申请人不同意的理由。

『叁』 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如何把握

庞志毅“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上述规定，认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要把握以下几个条件： 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都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有通过证据才能查清，故案件事实必须有证据证明。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要通过证据查实全部细节事实基本不可能，因此，并不要求对案件有关的所有细节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但是，对于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及影响刑罚裁量的事实，必须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据以定案的证据须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包括查证证据材料是否真实、收集证据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经过当庭出示、质证等法定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对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关于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标准，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的定罪量刑的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了，证据才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应当说，《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反映了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认知不断科学化，因为由于人的认识的限制，对于案件事实的绝对确定的证明标准是无法达到的，即使是证明标准最为严格的《刑事诉讼法》也不能规定此种实际上无法实现的标准。但是，由于认定犯罪的后果的极其严厉性，要求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则无疑是妥当的，也是现实的。所谓合理怀疑，就是综合全案证据，根据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排他性。而所谓“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指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而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 需要注意的是，“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案件事实进行推定。所谓推定，是指根据法律、司法解释或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从已证事实直接认定另一事实的存在，除非被追诉者提出反证加以推翻。从实践看，对于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主观事实的证明，经常运用推定这一方法。在司法实务中，对于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其它规范性文件规定允许推定的事实，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进行推定，这种推定具有法律真实性，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肆』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 )的干涉。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刑事诉讼法排他扩展阅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明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伍』 外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一、无罪推定原则。
又可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二、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程序的正当性包含的价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宪法的至信、至尊、至上从而实现宪法权威。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是指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强迫其承认有罪。这直接针对和反对的是刑讯逼供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

四、审判公开原则
包括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两个方面内容（但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公开） 部分案件不公开审理（但应公开宣判） 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不公开审理的，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一审法院违反公开审判原则的，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申。
但是下列情况不公开审判:1.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案件，一律不公开。2.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14岁以上不满16岁的一律不公开；16岁以上未满18岁的，一般也不公开。3.离婚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4.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五、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是指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作出。言词原则是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法院的诉讼行为特别是质证、辩论、证据调查都要求的言词方式进行。

六、自由心证原则
一切诉讼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预先不作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他自己的心证来认定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制度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

七、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经被生效裁判确定为有罪或无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以审判或科刑。

『陆』 一个涉嫌盗窃犯罪被抓后O口供,会被判刑吗

会。只要客观证据能证明，零口供一样定罪。
从事过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实践工作就会知道，零口供在实践中太正常了。

『柒』 刑事拘留家属可以取保吗

1.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上述第一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某种刑罚，就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所认定的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绝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某一条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第二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尽管可以认定其所犯罪行比较严重，且根据其对应的刑法条款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是，如果对其适用取保候审也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
2.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对于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即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文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是一项授权性规定，也是一项排他性规定，这一规定即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给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则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捌』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

您好。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国家的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基本证据规则相接近，但两者的规定却有一定的差别。从继承关系上看，证据补强规则并不能推导出孤证不能定案。

1、从传承上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对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补强证据，直接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而对于法庭外的自白则需要进行补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要求无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补强证据。[3]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而大陆法系中并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罪的规则，也没人认为能从证据补强规则中推导出该规则。

2、从证据补强的原因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证据补强规则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是规定证据补强规则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虑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审讯人员的强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较低，所以需要其他证据给予补强，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则不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进行特殊的补强。

3、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补强作不同要求的原因来看，两者的规定之所以有差别，与其庭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中, 审判制度程序复杂,定罪相对来说较为困难,庭审效率不高，但其庭审的对抗性强，被告人的防御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因此在法庭上仅有供述也能定罪,没有必要再另行通过特别规则予以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庭审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检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官只要认定被告人自白是自愿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采纳辩诉交易协议并作出判决，快速地解决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4]而大陆法系的庭审程序相对来说更注重于探明事实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动调查的倾向，其中立性没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个诉讼程序相对简约而有效率，控诉有力，但被告人防御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对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进行特殊的制约，以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别是庭审制度改革，呈从职权式转为抗辩式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针对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特殊称谓，而在其他法条中，都是同时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但实践中，该条文并不仅仅在审判阶段使用，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运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审判起着指导侦查和审查起诉方向的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必然要考虑法院能否作有罪判决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在条文上对庭审方式做出了改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庭审对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陆法系比也远不如，因此适用大陆法系的证据补强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导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对困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因素，但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诚然，我国证据制度对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追求却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等条文的规定，足以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但是“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总体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为解决缺乏标准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标准。不管是持“客观真实说”还是持“法律真实说”观点，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可以作为我国证据标准是“排他性”标准，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排他性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理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具有排他性) 。[10]笔者赞同此观点，“排他性”证明标准强调绝对意义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结论。

不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理论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均体现了我国在对待证明标准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更侧重于作为标准基本要求——实用性。

在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有“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等几种主张[11],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除“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国家证明标准还有“建立内心确信”。这是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著名的证据法原则“自由心证”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内心确信, 就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正面表述。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与“建立内心确信”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内心确信, 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 反之亦然，一是证实主义，一是证伪主义。因此可以说, 二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表述。由于英美法原则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证据标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标准具有普遍性趋势。但不管是建立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认为证据证明只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至于这种盖然性有多高，如果对这一标准进行量化，通说是在90%左右。正如英国《大不列颠网络全书》所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盖然性，而不会有哲学上的绝对真理的意义。”[12]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排他性”标准的要求要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内心确信标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怀疑与相对真实论紧密关联，以此表述证明标准，虽然比“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等提法更为准确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语义与语感上，显出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一种下降。[1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与西方国家一样, 我们也认为诉讼中认识的案件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别的，但我们主张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现有的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90 % 的可能性。[14]换句话说，我国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终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则不要求裁判者达到完全的确信,即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吹毛求疵。

笔者认为，从希望能减少冤案、错案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证明标准虽然有现实必要性，但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是很值得商榷的。毕竟个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全知全觉，这是客观现实，并不是你希望能达到就能达到的。当然，这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该标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无罪处理，而另一方面，因为证明标准的提高，而减少的冤案、错案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次，我们与其他制度的出发点正好相反，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选择了侧重保护人权，而西方国家侧重了打击犯罪。

根源于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标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些证明方法、手段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相对严格性，所以这也是实践中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对证据认定事实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根源所在。

一个国家选择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是一个利益衡量、价值选择的过程，是以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可能被侵犯为代价，换取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最终保护了大多数人不受犯罪的侵害；还是宁愿放纵很多犯罪，使人们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来保护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国的证据制度的选择同样也是如此。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根植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够有序地实施，除了依赖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支撑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诉讼制度，得以保证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不开口”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顺利地进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之间，用的是更加严厉的证据实体（即真实性）适用规则和标准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使用加强证据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护人权的方式，比如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直接言词原则等等，而对证据实体认定则在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放宽，从而有利于定罪。这是两种不同的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设计，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在引进沉默权制度等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制度的同时，继续采用严格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这样的话，天平将完全倾向了保护人权一边，平衡会将被打破，导致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我们只能二者相权选其一。

沉默权制度体现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将人当作手段的现代民权主义刑法思想，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不可保留的七项最基本人权之一。我国于1998年参加了该公约，批准该公约并付诸执行是履行国家承诺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体现我国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引进沉默权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相对来说，沉默权制度的合理性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也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国的证据实务中严格把握证据事实认定关，却具有很明显的不合理性；相对更为严厉的证明标准，则有违特定人在某个时期对个别事物认识是有限的这一客观事实，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操作性差。所以，选择沉默权制度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我国如选择引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沉默权制度，就要求我们不能坚持原有较为严厉的认定事实的证据制度，应该对证据制度进行一定改造。

1、降低证明标准，把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学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还是实务中严格的把握事实认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哲学意义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想主义的证据标准。将证明标准从百分之百的确信降低到90%的高度盖然性，有利于维持因引进沉默权而被打破了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间的重新平衡。

2、改变审查证据主要方式，从审查与庭前书面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转变到由亲历而感受真实性上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告人口供证据价值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沉默权的态度。如果一项诉讼制度不能摆脱对口供证据的迷恋和依附，那么这个诉讼制度对于沉默权制度必然产生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接受、确立沉默权制度后，完全可以通过证据制度的设置来降低口供证据的价值及对口供证据的不恰当期待，以改变依赖口供办案的习惯做法。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方面应当完善证人（包括警察、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1）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因特殊原因（非主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列举的方式严格加以限制，并明确规定证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应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3）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法院）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4、健全证据补强规则。明确补强的对象、补强范围、补强内容等。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以此为参考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据补强制度，对刑事证据补强规则可作如下规定：（1）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没收、追征事由等无须补强;（2）对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3）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的认定不需要补强证据;（4）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素,如故意、过失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5）对于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 及时收集证据能使律师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并有效发挥辩护职能。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的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之下,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是诉讼当事人,鉴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实际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并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被作为宪法性权利规定于《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下,双方分别进行侦查,都可以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由于双方侦查能力对比悬殊,辩护方的调查往往只是控诉方调查的补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调查、②预审程序中的证据开示、③申请法院调取(保全)的证据、④特定侦查行为(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在英国,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方式主要有:证据开示制度、律师的调查取证权、⑤卷宗材料的阅卷权[ 1 ]。

在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侦查职能由控诉方行使,辩护方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并不完全平等。辩护方如认为存在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能请求侦控机关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深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在大多数国家逐渐被修正,这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时的在场权”(第157—159、170条)、“申请证据保全的请求权”(第179条) ;在法国预审程序中,律师可以在场听取预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辩护方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请并参与司法鉴定、请求预审法官询问证人以及进行新的调查,预审法官拒绝的,辩护方可请求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复议[ 3 ]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3条a规定了被指控者请求收集与其有利的证据的权利;辩护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辩护人可以勘验犯罪现场、询问证人、制作私人鉴定报告、请求被追诉者的亲友行使证言拒绝权等[ 5 ] ;意大利法律规定在初期侦查期间,被调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调取证言、进行鉴定或者司法实验、组织辨认[ 6 ] , 2000年12月7 日颁布的法律还确立了辩护方侦查的规则[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