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法的心得体会
❶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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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行政法学心得体会
我粘贴给你参考下
文章作者 ：文秘工作者 发布时间：2009-7
部分内容：
通过参加**县人大法律培训班学习，我对法律条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层次内涵的深刻领悟，有了质的变化。对照所学的知识，结合本职工作，联系到执政为民、依法办事上，真正觉得法律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既是护心镜，又是当家宝。
——领悟学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经开展了十几个年头，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明显增强，各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联系自身工作经历，我认为，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运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极大程度地阻碍着经济发展，引发着各种矛盾。无论在工作方式上，还是在决策领域上，总是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虽然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虽然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认识，但树立信心不足；虽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依法办事的能力低下。随着公民法制观念的普遍增强，领导干部的思想、言行，毫无掩饰地接受着群众的裁判。所以说，作为基层的一把手、大当家，不仅要自己学好、用好法律知识，还必须引导群众学好法律知识，运用法律去沟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顺工作、维护正义、实现和谐、谋求发展。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穷富悬殊的差异，急功近利的贪欲打破了心态平衡，盲目的发展，使土地、水资源、森林、能源等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私欲的膨胀占据了法律的位置。当我面对愚昧的做法，面对贪婪的纠缠，面对苛刻的质疑，面对办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对办一个企业是如此艰难时，深深感到：法律意识淡薄和执法的苍白，是那样毫不留情地阻碍着发展。因此，这一个多月的法律知识学习，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不仅一扫缺少法律知识带来的困惑和迷惘，更收获了增长法律知识带来的巨大财富。所以说，学法重要，用法必然，执法关键。
——坚持学法的自觉性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体会到，当人大代表要学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务要学好《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抓生产要学好《农业法》、《土地法》；植树造林要学好《森林法》；项目引进要学好《环保法》；优生优育要学好《计生法》；调解纠纷、维护稳定要学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规。要学深学透，靠上级安排不行，必须形成自觉的、有序的、重点的学习风气和习惯，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充实，不断领悟，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才能得到增强，自身法律素质才能明显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法。通过从书本学到实践学，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与依法办事紧密结合，与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在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决策时，才能做到充分论证，依法决策，才能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去用法？我认为：
一是思想上绷紧“一根弦”。计划办什么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问号，符合法律的就去预谋、策划；计划说什么话，先想想群众愿不愿听，听了是什么反映，会有什么效果和后果，用换位思路反复去想，自己先和自己过不去，直到说出来公平、公正、依法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线”。作为书记、镇长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须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从群众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以发自内心的真情与群众沟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矿60万吨甲醇项目征地补偿的问题上，群众一时不能理解，我就坚持“换位思考”，除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外，多次走田间、进农户、坐坑头，讲《土地法》，讲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一次讲不通多次讲，口头讲不清用书本，一条条打印出来，发到群众手中，经过反复宣传、讲解，群众解除了疑虑，最终达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占地补偿协议。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识还不够，还必须让群众有法律意识。群众和国家这二根线，针眼再小也得穿过去，并成一根线。
三是决策上把好“三道关”。我始终认为为民办事、办民谋利，必须依法执政、依法决策。面对虒亭“地大、物稀、财薄、民困”的现状，也曾想放“三把火”烧个通红，砍“三板斧”来个痛快，强建基础，调产增收，招商引资，开发旅游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不易。在不断的强化法律意识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符合实际，体现民意，只要是依法决策，再硬的石头也去啃。我体会到，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必须把握好“三道关”。即：
——法律关。法律是准绳，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贵；学法律充实自己心中有数，用法律保护群众深得民心，依法律办事得心应手。
——公开关。公开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来，国家补偿政策多，农民实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和违法事件发生，把各项补偿政策、标准公布于众，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保一方稳定。
——行政关。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为。干部在工作中的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体工作中，作为领导、班子，必须做学法榜样，当用法先锋，行法定职权。行政权的运用，最经常、最广泛、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崇尚法制权威，是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执法的有效途径。
❸ 学习行政法的心得体会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1999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依法行政工作会议，11月，又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议》，这是国务院为贯彻依法治国作出的重要决定。
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即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要求一切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的准则，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宪法、法规，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守法纪，又包括了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处理问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其工作集中概括为行政立法、执法和执法监督。
对于行政法，我想，首先应该是用来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的！对于强大的政府权力（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言，公民的力量太弱了，为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以实现，有绝对的必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当然，很多法律都在调整这种关系，但应以行政法为最强！而就当行政法的规定来看，也不乏有管理百姓的作用！因为行政法在限权的同时也授予政府相应的权力，同时还对公民提起行政诉讼作了一定的规范！所以行政法应该具有管理百姓的作用！
有人说，行政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管理百姓，一方面控制权力。显然我觉得行政法不仅是限制政府的，这是西方的红灯理论，限权模式，在当今是不完全的。理是行政的内容，不是行政法的内容，行政法是为了控制行政权，并非要和行政权站在同一阵线上对公民施加双重压力，正如张树义老师所说，行政权本身是一种权力，权力还需要保障吗？
也许我们都不想行政权的过度扩张，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行政法规定了很多行政机关的义务，那么与义务相对应的就是权利，是老百姓享有的；而义务的背后是权力，也就是说法律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授予了相应的权力，那么这些权力指向谁呢？无疑也是老百姓。所以不应忽视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只有在明晰行政法的管理权限才能更好的去探讨对它的限制问题！
行政机关本来就享有强大的权力，如果还在法律上再一次强调它对相对方的管理作用恐怕就会在这种平衡的理论中诞生一种真正的不平衡，作为弱势群体如何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行政权力本身需要体现立法者（统治阶级）的意志，权力需要正确行使也需要有制约，不然就很容易因为行使权力者本身具有的优势而滥用权力了。
当然，在现实的中国乃至世界，这种限权模式还是很有现实意义和市场的。不过，对行政相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对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界限的规范的界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权利也应得到保证。对公民来讲也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而限权模式则更具贮义。
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我认为就行政法理论而言它的双重价值看似很公允，可要以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恐怕难以达到法律的终极目的！
❹ 对行政法内容 特点 作用的认识
行政法就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特点是：
(1)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
(2)行政法规范的数量多,内容广泛；
(3)行政法规范具有明显的易变性；
(4)行政法渊源的复杂性.
❺ 对行政法本质的认识
,“飞关于如何评价行政法的作用问题, 我
攀钾行政法学界虽已从行政法的阶级性、行
’ , 川声政法的内容、行政法与改革的关系等多种
视角进行了探讨, 依然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
在于从行政法的社会价值取向即其所追求的社会
作用方面, 如何认识行政法的本质当前, 对行政法
本质的不同见解, 基本可以归纳为“ 保权” 、“ 控权”
和“ 平衡”三种观点。
“ 保权’论者认为, 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资产阶级
行政法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资产阶
级行政法的作用, 就其根本点来说, 是加强资产阶
级对人民群众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
是与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管理, 因而社会主义行
政法主要是管理法, 本质上是保权法, 不应袭用资
产阶级行政法学的控权论当然, “ 保权”论者并不
否认行政法的控权作用, 但与资产阶级行政法的控
权作用有本质区别。
“ 控权”论者认为, 西方资产阶级的行政法, 主
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 社会主义行政法也不例外,
主要作用同样是对行政权实行法律控制。这并非
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 而是建立在对行政
权力本质认识基础上的, 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
权之间的关系行政权力的性质不因国家不同而
有差别, 它是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力量。因而在任
何国家, 行政权力都是强制他人服从的, 行政法存
在的原因就在于行政权力存在及其运行有可能损
害他人利益, 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 控权”论者又
认为, 主张行政法有保权的作用, 或者既有保权作
用又有控权作用的“ 两面说” , 都是不能成立的。
“ 平衡”论者认为, 行政法具有“ 保权’和“ 控权”
的双重性质, 但这两种作用是统一的, 并非截然对
立的。“ 控权”是在行政权超越行政法治轨道时的必
然要求, 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当行政权在合法范围
内行使时, 它就应当予以保护和维持的, 这本是行
政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同理, 保权也不是偏袒, 而
是保证行政权合法运行, 这种保护实质上也就包含
了控权的要求。“ 平衡”论者强调指出, 平衡是一种
状态和过程, 把平衡解释成折衷是一种误解。因为,
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寻求平衡,
是通过对行政权的合理控制实现的。但这种控制
只是实现平衡的手段, 目的是促使行政权合法有效
运行, 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得以协调统一。
以上三种见解均有可取之处, 但不敢苟同。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理论角
度分析, 一毅可以说, 行政法的本质鱿最保护人民
利益。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
主题, 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间题社会主义民主在
内容和形式、理论与实践各方面, 都以追求人民与
权力的统一为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在人民与权力
统一的原则下, 一方面确认人民与政府是主人与公
仆的关系, 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作为政
府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
仆, 另一方面, 肯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必须切实保
护, 不容侵犯和损害。因此, 保护人民利益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理论的本质所
在。同时这也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我国的行政
法律制度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础, 以马克思
主义人民主权理论为指导, 以宪法为依据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 因此, 具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一般属性。行
政权的设立和行政主体的确认, 行政行为的实施和
监督, 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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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县人大法律培训班学习，我对法律条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层次内涵的深刻领悟，有了质的变化。对照所学的知识，结合本职工作，联系到执政为民、依法办事上，真正觉得法律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既是护心镜，又是当家宝。
——领悟学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经开展了十几个年头，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明显增强，各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联系自身工作经历，我认为，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运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极大程度地阻碍着经济发展，引发着各种矛盾。无论在工作方式上，还是在决策领域上，总是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虽然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虽然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认识，但树立信心不足；虽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依法办事的能力低下。随着公民法制观念的普遍增强，领导干部的思想、言行，毫无掩饰地接受着群众的裁判。所以说，作为基层的一把手、大当家，不仅要自己学好、用好法律知识，还必须引导群众学好法律知识，运用法律去沟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顺工作、维护正义、实现和谐、谋求发展。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穷富悬殊的差异，急功近利的贪欲打破了心态平衡，盲目的发展，使土地、水资源、森林、能源等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私欲的膨胀占据了法律的位置。当我面对愚昧的做法，面对贪婪的纠缠，面对苛刻的质疑，面对办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对办一个企业是如此艰难时，深深感到：法律意识淡薄和执法的苍白，是那样毫不留情地阻碍着发展。因此，这一个多月的法律知识学习，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不仅一扫缺少法律知识带来的困惑和迷惘，更收获了增长法律知识带来的巨大财富。所以说，学法重要，用法必然，执法关键。
——坚持学法的自觉性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体会到，当人大代表要学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务要学好《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抓生产要学好《农业法》、《土地法》；植树造林要学好《森林法》；项目引进要学好《环保法》；优生优育要学好《计生法》；调解纠纷、维护稳定要学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规。要学深学透，靠上级安排不行，必须形成自觉的、有序的、重点的学习风气和习惯，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充实，不断领悟，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才能得到增强，自身法律素质才能明显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法。通过从书本学到实践学，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与依法办事紧密结合，与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在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决策时，才能做到充分论证，依法决策，才能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去用法？我认为：
一是思想上绷紧“一根弦”。计划办什么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问号，符合法律的就去预谋、策划；计划说什么话，先想想群众愿不愿听，听了是什么反映，会有什么效果和后果，用换位思路反复去想，自己先和自己过不去，直到说出来公平、公正、依法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线”。作为书记、镇长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须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从群众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以发自内心的真情与群众沟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矿60万吨甲醇项目征地补偿的问题上，群众一时不能理解，我就坚持“换位思考”，除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外，多次走田间、进农户、坐坑头，讲《土地法》，讲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一次讲不通多次讲，口头讲不清用书本，一条条打印出来，发到群众手中，经过反复宣传、讲解，群众解除了疑虑，最终达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占地补偿协议。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识还不够，还必须让群众有法律意识。群众和国家这二根线，针眼再小也得穿过去，并成一根线。
三是决策上把好“三道关”。我始终认为为民办事、办民谋利，必须依法执政、依法决策。面对虒亭“地大、物稀、财薄、民困”的现状，也曾想放“三把火”烧个通红，砍“三板斧”来个痛快，强建基础，调产增收，招商引资，开发旅游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不易。在不断的强化法律意识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符合实际，体现民意，只要是依法决策，再硬的石头也去啃。我体会到，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必须把握好“三道关”。即：
——法律关。法律是准绳，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贵；学法律充实自己心中有数，用法律保护群众深得民心，依法律办事得心应手。
——公开关。公开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来，国家补偿政策多，农民实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和违法事件发生，把各项补偿政策、标准公布于众，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保一方稳定。
——行政关。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为。干部在工作中的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体工作中，作为领导、班子，必须做学法榜样，当用法先锋，行法定职权。行政权的运用，最经常、最广泛、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崇尚法制权威，是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执法的有效途径。
❼ 谈谈对行政法的认识
我是这么认为，中国的行政法有很好的执行标准，在行政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行政法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❽ 个人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看法
行政法是
实体法
，是规定行政机关许可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
是
程序法
，是规定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时必须要做的程序，缺一不可的。
❾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❿ 关于生活中的行政法的论文3000字
浅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几个问题
近几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起诉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却没有随之健全，还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上，而《民法通则》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只作原则性的规定。《处理办法》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但又存在许多界定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准确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做法不一，产生分岐。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确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诉讼主体
诉讼主体应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原告就是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权利继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对于根据根根据根据把受害人列为原告，这不会产生异议。但对权利继人以及被抚养人作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权利继受人被抚养人中的一人作为代表，列为原告，而有的地方则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全部列为共同原告。由于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的权利是各个人享有的，其权利范围也不一样，如同一顺序的财产继承人中，只有16岁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享有请求赔偿扶养费的权利，因此，应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扶养人列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为原告，而又对全案的权利人的权利都做出处理。
在审判实践中，权利继受人的范围不难确定，但对于被扶养人的范围的确定，却争议很大。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九项的规定，被扶养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从文字上看，似乎已规定得很明确，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养的子女，以及虽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所实际抚养的人，这些人是否属于被抚养人呢？笔者认为，被抚养人应是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有抚养义务并实际抚养的人，即扶养人与被抚养人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残者残前对非婚生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因而未满16周岁或者因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应属于被抚养人。2、计划外生育的子女，虽然计划外生育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我国政策的规定，但违法者不是该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应对其父母按照规定作出处罚。而超生子女本身并无过错，其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不把未满16周岁外生育的子女列为被抚养人，实质上是剥夺了该子女的被抚养的权利。3、对于非法收养的子女则应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如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还健在并有抚养能力的，应由其生父母领回抚养而不属于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如该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无抚养能力的，则应视为被抚养人。4、而对于那些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人，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与被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作为被抚养人参加诉讼，他们的生活问题应通过民政部门解决。
被告，被告就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对赔偿主体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确定赔偿主体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只列驾驶员为被告，有的只把车主作为被告，有的把驾驶员，车辆所有人列为共同被告，有的把与肇事车有一定关系的人全部列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定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宜统一定论。
笔者认为，要正确确定赔偿主体，首先应弄清何为机动车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即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人。而这四种权能又是可以分离的，对于汽车在承包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于承包人只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具有处分权，而发包人因发包而暂时让渡占有、使用权，也不完全具备四项权能，因而只有承包人与发包人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全所有权，因此应把承包人与发包人都视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机动车已转让他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规定，汽车买卖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视为买卖尚未成立。但实际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经营，这种情况则应把买卖双方视为共同所有人。挂户车主是否是车辆所有人，争议最大。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便于汽车的管理和各种规费的收取，都要求把个体运输户组成车队，在交警的车管档案里，车辆的所有人都登记在车队的名下，而实际上汽车又全部由个人出资购买，也是由个人单独经营，而车队只是代办保险、代缴养路费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办费或管理费，而且这些车队本身没有经营车辆，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象这种情况，是车队为车辆所有人还是个人呢？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看，车辆挂户后，车队仍然不参与经营，不享受收益，这种车队的实质是个体运输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个人仍然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至于对车辆的处分权，只要不欠缴法定的各种规费，也仍然由该个人享有，并不因挂户而受限制。因此，如把这种车队做为车辆所有人而列为被告显然是不妥的，而应以实际所有者的个人为所有人。如是车队与个人合资购买的汽车，挂在车队名下，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车队和个人作为车辆的共同所有人。
在弄清车辆所有人后，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认就容易多了。1、如果驾驶员同时又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肇事驾驶员理所当然就是被告。2、如果驾驶员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单位的指派，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作为被告，而应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处理结果与驾驶员是有利害关系的，这样既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又有利于案件的处理。3、如机动车在租用或借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汽车是在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列盗窃犯，抢劫犯为被告，而车辆所有人不作为被告，因为此时的车辆所有人对车辆已失去控制，无法支配车辆的运行。
二、财产损坏的赔偿标准及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物品、设施等，应当修复，不能修复的，折价赔偿。牲畜因伤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死亡的，折价赔偿。但是赔偿恢复到这些物品损害前的价值，还是简单地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是赔偿重置价，还是赔偿损坏前的价值，对造成车辆报废的是否还应包括车辆挂牌、保险等损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但是物品损坏后经过修理，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其价值都会发生变化。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由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过错责任人在主观上都是出于过失，而且间接损失又难于认定和计算，因此在赔偿损失时应就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直接损失的计算应是有关部门评估的物品，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价值差。因此，1、对于物品，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和修理前与修理后的差价，不能修复的，应按损害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对于车辆损坏，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施救费、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差价，以及车辆在修理期间原已缴纳但不能退回的保险费等各种规费。2、不能修复的，应按车辆损坏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包括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车辆的购置费、挂牌费，以及已缴纳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险费、养路费等各种规费，而不能只简单地赔偿修理费或汽车本身的价值。
三、赔偿责任的承担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怎么承担，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仅承担连带责任；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只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不承担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它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承担10%的经济损失。这体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处理办法》采取的是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我们在审判实践中也应根据这种归责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主要在于驾驶员，除非该驾驶员可以证明是车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单位，强令其违章驾驶，或者可以证明由于车辆的机械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按谁过错谁承担的原则承担。
驾驶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如因驾驶员违章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据民法的转承责任原则，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先转由雇主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但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所在单位仍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主张追偿。因此，对于驾驶员没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驾驶员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又有主张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可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直接判由驾驶员承担责任。这样既不影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又可减轻追偿的讼累。如果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或者车辆的机械问题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方无过错，但根据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就只能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
受雇驾驶员擅自将车借给他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无论是因过错责任还是因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都只能由肇事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擅自出借车辆的受雇驾驶员承担连带责任。
机动车辆在出租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有过错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驾驶员没有过错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车辆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盗窃抢劫者承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因已对该车失去监控，其对发生交通事故无任何过错，因而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