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经典案例

⑴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进来！！！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明确确定只给甲发放定专点标志牌，而该市原仅属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屠宰资格。可见，该通告是针对定点屠宰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公平竞争权，属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2）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是行政许可行为，具体而言是属于资格许可行为，即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的许可。既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为是资格许可行为，未获得该牌的企业就不得从事生猪屠宰的经营活动，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就有权据此吊销其执照与许可证。但本案中，由于市政府的行为违法，所以，工商局、卫生局就不得据此吊销乙、丙、丁的执照与许可证。

⑵ 行政法案例

1 在本案中，工商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2条（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本案中的是。
2 张某应当承担有关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七十八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八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市工商局的行为正确。

⑶ 有争议的案例

提供一个我们事务所同事办过的经典案例：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原告：李杏英，女，66岁，退休职工，现就聘于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双阳路。

委托代理人：张桂庄，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地址：上海市黄兴路。

负责人：骆建中。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与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以下简称大润发超市)、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提审。

原告李杏英诉称：原告去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时，到该店设置的22号自助寄存柜处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币。当该硬币又从退币口出来的时候，投币口上方吐出一张印有1250719748数字的密码条，并见近原告胸口处有一箱门自动打开。原告遂将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一只(内有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伞一把寄存在该箱内，然后进去购物。购物出来后，原告按密码条的提示输入密码，却打不开箱门，便找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在被要求写下箱内寄存物品的名称及钱款数额后，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原告指认存物的箱门，发现箱内是空的。当晚，原告即报警并留下笔录。事后原告就此事与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认为，超市要求消费者将自己的财物存入超市设置的自助寄存柜内，双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超市应当对保存的消费者财物承担保管责任。由于大润发超市对自己给消费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柜的安全、可靠性过于轻信，疏于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柜内的钱物遗失。请求判令二被告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310元；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大润发超市、大润发公司辩称：原告当天在大润发超市购物是事实，但购物与存包没有必然联系，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码条，只能说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开过，但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在里面存放过物品，更不能证明存放的物品是包、伞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大润发超市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以便消费者存放零星物品的，双方就此形成的是无偿借用关系。大润发超市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携带的大件物品、贵重钱物，大润发超市还设有人工寄存处。现在自助寄存柜本身没有损坏，故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所称的物品遗失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经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下列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

被告大润发超市是被告大润发公司隶属的企业。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润发超市处购物，并使用该店设置的自助寄存柜。下午5时30分左右李杏英购物结束后，持该店自助寄存柜号码为1250719748的密码条找到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称其购物前曾将皮包一只(内装从原告聘用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及个人钱款650元，计5310元)、雨伞一把存入该店22号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内，现因无法打开箱子，要求解决。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将李杏英指认的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工作人员告知李杏英，其指认的箱门与其所持密码条显示的箱门号码不一致。但是，当工作人员将与密码条号码相符的另一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也是空的。当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报案。

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争议焦点是：

焦点一：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认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后，就乘车于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润发超市，时间是连续的，中途没有辗转，故应确认其已将上述钱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为此提交的证据是：

证据1、大润发超市号码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柜密码条，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寄包；

证据2、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李杏英确向警署报案，并证明李杏英与大润发超市的交涉经过。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两份送货单，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购物。

证据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暂支单和上海航空旅行社于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纳俞红的证词，以证明李杏英作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业务员，确曾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号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营业部出纳处，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李杏英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李杏英将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放入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了证人大润发超市原接待课课长徐勤华的证词，以说明当时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诉及处理经过。

焦点二：消费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存物时，与超市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如果消费者存入自助寄存柜内的物品丢失，超市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杏英认为，自助寄存柜是超市为吸引消费者到其店内购物，同时又要保证其店内货物安全而设置的，这是因购物而派生出来的保管服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现因被告大润发超市的过错或者说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财产丢失，大润发超市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认为，大润发超市为方便消费者购物而向消费者无偿提供了自助寄存柜，双方就此柜的使用形成的无偿借用合同关系。大润发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柜是质量合格产品，大润发超市也已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明确告知给消费者，尽到了告知的法律义务。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使用过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将自己的物品放入柜内，更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物品是在该柜内丢失的，故大润发超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销售副厂长李鹤鹏的证词。李鹤鹏出庭陈述，大润发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该厂产品。该产品出厂时即标示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使用的密码共有十位数，前两位数表示自助寄存柜内寄存箱的箱号，后八位数随机组合，能1亿次不重复。各自助寄存柜内的寄存箱均从左到右排列，号码从左上方开始，自上而下纵向编号。该产品经中国上海测试中心测试合格，没有发生过质量纠纷。

证据2、反映大润发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项的一组照片。标题为“免费寄包柜注意事项”的内文是：1、密码单妥善保管，请勿示人；2、价值超过200元商品、现金、手机、皮包等贵重物品请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遗失概不负责；4、存包不过夜，过夜后果自负。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接待课若干工作规定和登记表，以说明大润发超市对自助寄存柜的内部管理。规章主要内容有：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通过正常输入密码打开的箱子，工作人员征得消费者同意，先填写应急开箱表格后拿钥匙当客人面打开，并核对物品是否与消费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对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证人李鹤鹏所述自助寄存柜的密码组成方式并不了解，大润发超市也没有向其明示过。

针对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币型自助寄存柜，是被告大润发超市于1999年10月从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购入的。当时共购入24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21个，16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1个，全部安置在店内。每组自助寄存柜上，均标有“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操作步骤”的内容为：寄包…1、未关的门关上；2、投币；3、取密码纸，勿向他人展示密码；4、包放入箱内；5、关闭。取包…1、密码输入；2、取出物品；3、关门，只能打开箱门一次。“寄包须知”的内容为：1、请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不会使用者向管理员请教后再操作，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2、寄包前先将未关的箱门关上，再投币寄包；3、寄包必须投币开门，密码纸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码只能开门一次；4、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5、当晚22：00前请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润发超市在其服务台内，还设有“大件寄物”的服务项目。

本案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到被告大润发超市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确认，原告李杏英所称“近胸口处自动打开”的箱门，是22号自助寄存柜内的3号箱。3号箱密码条的前二位数应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码条的前二位数是“12”。经开启22号柜的所有寄存箱，密码条前二位数为“12”的只是第12号箱，该箱位于整组箱柜的最下边一层(近脚处)。在现场勘验过程中，李杏英承认购物当天见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综观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领取过旅游团费4660元；间隔1个多小时后，其在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并使用过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李杏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柜时，曾将内有5310元钱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内。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转寄存物的占有。被告大润发超市作为一家大型超市，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柜寄存两种存包方式。在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上，印制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通过“寄包须知”中关于“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内容，大润发超市已经把只愿将自助寄存柜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不愿对柜内寄存的物品承担保管责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给消费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明示后，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选用责任自负的自助寄存，说明李杏英不愿将自己的物品交付给大润发超市保管，而只愿使用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暂时存放。因此，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柜的操作步骤，通过“投入硬币、退还硬币、吐出密码条、箱门自动打开、存放物品、关闭箱门”等人机对话方式，直接取得对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权，实现了存放物品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没有转移给大润发超市占有，大润发超市也没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借助使用自助寄存柜继续实现对自己物品的控制和占有，而大润发超市由于没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无法履行保管职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保管物转移占有的事实。因此，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被告大润发超市通过印制“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消费者，对可能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事项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根据证人李鹤鹏的证词以及当时自助寄存柜箱门没有被撬痕迹等情况，可以认定大润发超市的出借物无瑕疵并具备应有的使用效能。对无偿借用给消费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柜，大润发超市已经尽到了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场勘验证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码条所对应的柜箱，与李杏英指称其放置皮包的柜箱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0日判决：

对原告李杏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负担。

一审判决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指出：当前，许多超市除了向消费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务以外，还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柜服务。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又为超市节约经营成本的好事。但由于自助寄存柜服务是现代经营理念和新技术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保管寄存范畴，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借用关系，由此引发本案这起因消费者使用自助寄存柜而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虽然胜诉，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相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占据着资金雄厚的优势，是强者，理所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尽最大可能“让消费者满意、使消费者放心”，这是现代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循的经营宗旨。就本案来说，如果超市能将“自助寄存柜”改变一下名称，使其更体现因使用该柜而在超市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借用关系，则能减少误解；如果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和密码条上能明确显示箱号，则可能避免消费者错拿错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现有技术在自助寄存柜前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则原告所称遗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柜内，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问题，就会一目了然。超市不应该满足于已将注意事项用文字明示给消费者，还需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智能化自助寄存柜的管理，使其更趋完善，力争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加方便、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

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建议，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诚恳接受，表示一定从此案中吸取教训，切实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

第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完）

⑷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山东日照中院判决韩帮峰与圣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 ■案情 山东省日照市圣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圣公公司”）分4次向农行日照市东港区支行借款50万元，第一笔20万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笔10万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笔10万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笔10万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笔借款到期后，双方协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东港支行于1998年12月10日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对第三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对第四笔借款进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东港支行三次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公证借款催收通知书。2002年12月，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12月,农行岚山支行（由东港支行岚山办事处变更）与第三人韩帮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给韩帮峰。2006年2月，岚山支行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 因圣公公司未还款，债权人韩帮峰起诉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圣公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圣公公司辩称，被诉主体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港支行与圣公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圣公公司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岚山支行将债权转让给韩帮峰并履行了通知义务，该转让行为有效。在债权转让前，原债权人均在两年内进行了催收，未超过诉讼时效。圣公公司系被吊销营业执照，仍具备法人资格，应承担民事责任。遂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借款50万元。 圣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驳回韩帮峰的诉讼请求。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前三笔借款到期后，债权人的催收行为均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第四笔借款于1999年3月28日到期，债权人于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进行了催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办理注销工商登记手续，此后该公司的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债权人于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圣公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说明其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因该公司无人签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应当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006年2月，岚山支行及韩帮峰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至圣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此时至韩帮峰起诉，该笔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撤销（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第四笔借款10万元；驳回韩帮峰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加速社会经济流转，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护义务人，考虑历时很长的请求权所产生的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赋予义务人以时效抗辩，允许其在法定期间之后可以拒绝履行。 应当看到，后一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建立在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基础上，从而以时效制度来促进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本案中，韩帮峰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圣公公司住所地进行债权催收，足以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对债权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达的催收通知书，因无人签收该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该公司这一事实，韩帮峰既无过失，也非故意，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故二审法院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第四笔借款应予偿还。 本案案号为：（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2008）日商终字第77号 案例编写人：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宝华 李 红

⑸ 行政法案例分析

问题1：一般程序（数额大）问题2：1，一般程序，是两人执法，处罚决定书，还有笔录等用来证明事实。行政诉讼是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行政机关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单就本案来看，适用简易程序是错误的，无法反驳。3，3000元不能当场收缴这是违法的，也不能反驳。王某承认赌博的询问笔录如果系合法取得应选，这可以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3你拒绝说明身份和住所而收缴罚款这不会导致收缴罚款。罚款是对你聚众赌博这个行为做出的行政处罚，且3000元依据治安处罚法是不能被当场收缴的。

⑹ 行政法的案例

可以啊！没问题啊！而且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在行政机关一边啊！

⑺ 求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案例

我的行政法作业，刚刚做完的，呵呵

题目1：王某（高中学历），通过假造大专文凭取得中山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资格，并通过考试。之后王某完成学业并已工作两年。毕业9年后因人举报其大专文凭为假冒，中山大学撤销其硕士文凭。王某以中山大学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问：1、分析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2、你认为诉讼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

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分析：

首先，关于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这一行为的性质，我认为应该是行政行为。我国学界对于行政行为的定义有许多学说，其中的通说“公法行为说”这样定义行政行为：“所谓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力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果并且表示于外部的法律行为。”[①]中山大学是我国的公立学校，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授权，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其次，中山大学做出的撤销学位的行为，是经过行政法规授权的行政行为；再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②]，中山大学与王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最后，中山大学所做这一行为起到了撤销王某学历的行政法上的效果。故而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历这一行为是行政行为。

其次，关于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这一行为是属何种行政行为，我认为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权作用对行政违法所造成的后果予以弥补和恢复，目的是使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法律关系或行政秩序恢复到原有状态。具体而言，是指行政主体恢复或责令相对人恢复被非法破坏的行政法律关系或行政状态，如对已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或认定无效，以及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或返还财产等。所以，本案件中中山大学撤销学位的行为就属这一类。但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行政惩罚行为，因为王某因这一行为得到了“惩罚”。然而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包括（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中山大学的行为不属前六种行为，也不属于第七种行为，因为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撤销学位的行政惩罚方式。

综上，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位的这一行为的性质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

我认为合理的诉讼结果：

我认为，法院应该判定王某胜诉，中山大学重新确认给王某颁发的硕士学位有效。

因为首先，中山大学不能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高等教育法》第19条第2款关于报考人资格，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学历标准，即只要是本科毕业生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这主要考虑到非本科毕业生一般不具备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倘若允许其报考并接受研究生教育，会造成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高等教育法》又规定了只要达到与本科毕业生具有相同学问的人或者说与其有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不论其学历如何。王某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顺利通过并完成学业，足以证明其与本科毕业生有同等的学力。中山大学这一做法违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立法意图。并且，中山大学所作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学位条例》的规定，其法律效果作用于王某的受教育权。而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必须由法律规定，而《学位条例》是行政法规。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有违法律保留原则。

其次，中山大学没有必要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因为即使认定中山大学录取王某和王某获得入学资格、学位证书的行为是错误的，但由于王某在报考研究生时的诈欺行为，致使中山大学对其作出了授益行政行为--录取行为，使其获得了入学资格并取得了学籍。如果说在录取行为发生时，在王某刚入学或刚获得学籍时，王某的学问没有达到大专或与本科毕业生相同程度的话，那么，当王某入学后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学习，最终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之时，王某的学问已经超过大专、本科而达到硕士研究生教育所要求的学业标准。这时，其先前产生的错误已不存在。

所以，法院应判决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的行为无效。

题目2：武汉足球队“光谷建设”因故被中国足协开除，对此不服，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诉讼。问：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应如何起诉？

答：

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

在我国，行业协会是近些年来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章程是作为极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得到适用的。关于行业协会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被告，首先需要认定其是否有行政主体资格。我认为，中国足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得到了法律的授权，可以作为行政被告。我国《体育法》第31条第三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并且，中国足协与武汉足球队的关系是行政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对武汉足球队做出的行为是属行政处罚行为。而学理上对此有这样认定：“由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③] 综上，此案件中，中国足协是可以作为行政被告的。

应如何起诉？

如上所述，中国足协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就应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中国足协撤销其开除武汉足球队的行政处罚。

注：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6条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并且《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受到处分的会员可以并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所以武汉足球队不能向法院提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武汉足球队加入了中国足协，接受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要受到其约束。但是此时武汉足球队已经被开除，不再受这两部章程的约束；而且这两部章程中的上述规定违反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依据两部章程认为武汉足球队不能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的说法是错误的。

⑻ 有关行政法的案例，有没有人可以分析一下。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不予受理，因为被告不适格，法院无权自行变更被告，记住，司法权是被动的原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六、审理与判决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由诉讼代理人代为起诉，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诉讼必经程序而未申请复议的；

(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

(九)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十)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这个解释在最后作了宽限规定，似乎我的答案也不是很完全，但是只有受理后才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才会驳回起诉。

您的意思是法院在受理时所作的只是形式审查，但是形式审查不可以阻却适格审查，也就是说，形式审查之中是要求是格审查的；另外行政诉讼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限规制，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两类诉讼之处，这就要求在司法审查行政时，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出现司法权侵害行政权。
还有如果真得如您所说的“貌似被告”存在，那么就会对我国的司法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欢迎继续讨论。

⑼ 行政法案例

不当之处：
1.违反了行政处罚需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的规定：本案只有乙个人作出；
2.违反了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本案乙因甲申辩而加处了100元罚款；
3.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罚缴分离原则：本案在不符合代收代缴的情况下，乙直接收了钱。
有关规定见《行政处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