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附带审查
不正确。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不能审查行政法规。
㈡ 行政法高手进！关于可被附带性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
除国务院决定命令，其它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都可附带审。
㈢ 《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地方政府规章合法性审查不属行政复议审查范围，依照什么行政法规审查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这里所说“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是指依据制定规章的上位法和《立法法》进行审查，如果该规章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则根据《立法法》第97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该规章。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立法法》第九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一）超越权限的；
（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
（五）违背法定程序的。
第九十七条 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六）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七）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㈣ 行政附带审查对象包括法规吗
行政复议的抄附带性审查的对象有三个：1、国务院部门的规定；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3、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㈤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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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行政法高手进！行政规章包括哪些
规章有两种，一种是国务院的部门规章，一种是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包括省政府规章，社区市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正 同日公布施行）
第八十条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第八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㈦ 行政法中一些“批复”的法律性质和法源效力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其针对的是不特定主版体做出的可以反复适用的权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不能成为行政法上的主体，而是卫生部的内设机构，虽然批复的署名为监督司，但真正的行为主体是卫生部，我个人认为该批复应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中除行政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种规范性文件是可以在行政复议中被附带审查的。
该批复是有普遍约束力的，法院在进行裁判时具有“参考”价值，法官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选择不适用。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
㈧ 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异同
人民法院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只审查一部分，且不能单独提起，而是必须附带提起。同时也仅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对于具体行政行为：
1、相同：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均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2、不同：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二、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
主要区别是适用的相对人是否具有特定性。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特定的。
我国目前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不完善，行政诉讼仍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排除在外，通过行政复议程序的审查也远远不能将抽象行政行为有效地控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
三、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体制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一是司法监督和复议监督。
（一）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有两种模式，一是行政复议监督；二是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1、行政复议监督：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行政复议法的此规定，只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并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能在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复议申请时一并提出，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行政复议机构一般情况下从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构，下级对上级进行监督无论是监督力度，还是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证。行政复议法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附带审查，这是我国首次在行政法中确立了规范性文件复议审查制度，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国行政法制的一大发展。但是复议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首先，在审查范围上只能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其次，对规范性文件不能直接提起复议申请，提出对规范性文件的复议申请必须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而附带提起的。因此，通过复议程序而得以纠正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数量有限；《行政复议法》的上述规定，进一步缩小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受到审查的可能性。
第三、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既可以审查其合法性，也可以审查其适当性。抽象行政行为同样也存在不适当的问题，但《行政复议法》仅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没有确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原则。
2、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往往在力度上显得较为薄弱，从实际情况看，很少有上级政府真正撤销或改变下级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通过备案进行监督，由于备案是在规范性文件制定后的事后审查，且无有效的程序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多流于形式。
（二）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排除。
《行政诉讼法》第12条2款规定：对于因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将部份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法院只能对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事实上，我国的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也仅是部分纳入受案范围，更不要提抽象行政行为了。根本原因是考虑到我国的宪政体制下的司法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行政权运作的特殊性。与三权分立的国家相比，我国司法对行政权监督和牵制的功能并不突出，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缺乏充分、明确的宪法支持。另外，由于强调行政高效，担心司法对行政权的过多干预会影响行政职能的效率。
㈨ 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法官判案的依据,那规章可以么
1、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法官判案的依据,那规章可以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第七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所以，规章属于属于国家法律规定法律法规，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
2、规章之上不能附带审查，规章之下可以，那规章是否可以附带审查？
：可以。同上。
㈩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抽象
抽象行来政行为，是指行源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复适用力的规范性文件。它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
二是抽象行政行为能够反复适用；
三是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它往往需要以另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介入方可执行。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包括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它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大。因此，抽象行政行为应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