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免证事项的范围

Ⅰ 我国保障公民刑事诉讼存在哪些问题

公民参加在刑事诉讼中其法律身份也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也会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保障公民参加刑事诉讼提法，范围不确定，目前，探讨最多的是公民作为证人参加诉讼的权利保障问题，下面是一家之言，您可以参考：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为我国证人保护机制的完善迈进了一大步，但与其他法治国家相比，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确。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都是证人保护机关，但对三机关具体如何分工以及在不同阶段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均尚未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规定，也无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这样容易造成司法机关相互推诿责任，致使对证人的保护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2、缺乏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全面性保护。
国外大多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对刑事证人及其近亲属提供人身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包括事前预防性保护和事后补救性保护。④从不同侧面对证人及近亲属提供安全保障。虽然我国新《刑诉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以及我国《刑法》第307条和308条分别规定了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但仍存在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立法主要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和对侵害行为的惩罚，而未规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和对其遭受侵害后的补偿性保护；二是我国主要局限于对证人的人身权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其财产权的保护；三是不重视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四是我国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粗略，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大多数公民对出庭作证产生了心理障碍。
（二）关于免证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证权，但是对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加以规定，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以下几方面问题：
1、免证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绝出庭，但是被告人的其他近亲属却不包含在内，强制他们出庭作证，同样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破坏。由此可见，新《刑事诉讼法》对免证权主体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不利于免证权功能的充分发挥。
2、具体操作程序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新《刑事诉讼法》仅仅明确法院对于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对于拒证权的具体运行程序却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虽然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存在很大不足，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对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的内容加以完善，确保免证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三)关于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设立具有诸多进步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争议甚至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
2、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有限的关键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对于其书面证言的使用是否加以限制则是空白。证人不出庭最大的原因在于不出庭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即丝毫不影响案件的裁决。这涉及到对于应当出庭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其书面证言能否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问题。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
3、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院可以强制应当出庭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到庭的权利，但却未明确法院应以何种强制手段保障证人到庭。而且仅规定了对于情节严重者进行司法拘留这一种制裁措施，过于直接和严厉。

Ⅱ 刑事诉讼法中反诉讼应具有的条件

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版自诉人提起反诉，即被告人权作为被害人针对自诉人起诉其构成犯罪的事实，控告自诉人侵犯其合法权益，也犯有与本案有关联的犯罪行为，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自诉人刑事责任的诉讼。因此，提起反诉应具备下列条件：（1）反诉只能由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提起，反诉的对象必须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2）反诉内容必须是与该自诉案件有关的犯罪行为，而且受《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2项受案范围的限制和约束。（3）反诉的案件必须是属于本法院依法可以受理的案件。（4）反诉只能在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宣告判决前提起。反诉适用自诉的规定，应与自诉案一并审理。只要反诉成立，即使原自诉人撤回起诉，也不影响反诉案件的继续审理。

Ⅲ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或刑事证据规则是否有关于亲属免证权的规定具体规定是怎么样的

没有这种规定，亲属是可以提供证人证言的，但这种证据，按照法律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法官定案的依据。

Ⅳ 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项内容

《刑事诉讼法》第抄一百七十四条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条文注释】
本条是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的规定。
采取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办案时间，减轻当事人负担，符合现代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潮流。按本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有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对公诉案件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于刑事处分的，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实践中，必须严格把握简易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

Ⅳ 证人的作证豁免权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证人作证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抱怨证人作证难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人们在一味追求证人出庭作证率的过程中，同时又淡漠了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因此，关注和重视证人权益，加强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实现利益价值选择的均衡，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其中，证人作证豁免权问题，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词，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应地，“证人作证豁免权”（Immunityty of witness）的内涵，要比通常所说的“证人特权”（Pivilege of witness）或证人的“证言拒绝权”等含义丰富得多，它是特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特殊情形时，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1}（P113）
可见，在此定义中，证人享有“作证豁免权”的前提，在于他/她[1]首先应是个“证人”，也就是应当具备证人的资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证人”都不是，又何以谈“作证豁免权”呢？
同时，这个证人还必需是“负有作证义务的”，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不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笔者认为，是存在的。哪些人？就是被免除作证义务的人——这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但不能作如此字面的理解，因为如果肯定了“不负作证义务”的证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知道案情的“证人”可与其“作证义务”相分离的观点。
而按照传统理论，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联系”的。{2}（P189）凡是证人，都有义务作证，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就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证人的适格性（Competence）的关键，主要是解决证人能力或者证人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哪些人有权作证。一般认为，自然人只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有资格作证：（1）有感受和记忆能力；（2）能正确表达；（3）亲自耳闻目睹了案件事实；（4）理解宣誓作证的义务。而证人的可强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对于适格的证人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将给予一定的惩戒。在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的关系上，一般学者认为，“证人的适格性是可强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适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强迫性；具有可强迫性者，必须是适格的证人。”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而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具有适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强迫作证”，却避而未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可以分离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就是这种分离的体现。
另外，关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法上的抗辩权”，并阐述道：“将证言拒绝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的权利，其实就是将证言拒绝限定为法定权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才有可能行使该权利。这样规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证人等基于民事实体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则将私法权利扩大为公法权利，二可以明确该权利的重要性质，禁止证人滥用该权利。”{3}（P997）笔者认为，这种将“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抗辩权”的作法，有失偏颇。毫无疑问，证人作证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属性，但同时它有时又会体现出私法上的特点，这在民事案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在一货物买卖的合同纠纷中，某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证人，就可以通过与一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来决定是否放弃作证豁免权。因此，“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任意处置性，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种权利的私权性质。所以，“证人作证豁免权”——恰当的说，兼具公权与私权的特性。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
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特权
证人有权就有关公务秘密的问题拒绝回答。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本国国王（或元首）、外国国王（或元首）、驻外大使、高级专员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273条和第274条对此也予以有条件的承认，该法规定“以官吏或曾为官吏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该监督官厅的许可”，以内阁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或曾任其职务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内阁或众、参议院的许可。而在德国，以法官、公务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为证人时，询问关于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以及许可其作证的问题，适用公务员法中的特别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
在美国，联邦政府根据透漏的证据会给美国国防或美国国际关系造成损害危险的恰当可能性，有权拒绝提供证据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证据。在合众国诉雷诺兹（1953年）一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个非军方观察员在一架军用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他们的妻子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试图获取空军正式的事故报告（其中一些数据与空军正在试验的电子装备有关）。最后，最高法院未予支持，最高法院说：军事和国家机密特免权已“在证据法中得到充分的确立”，这项特免权的存在“从未受到怀疑”。{4}（P298）
可见，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获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护，免除其就此作证的义务，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二）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
如果证人提供证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受牵连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时，就可以免除该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这一原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绝自证其罪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后在世界各国中得到普遍确立。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关于可以使证人或下列的人遭致刑事上的追诉或处罚的证言，证人可以拒绝，关于可以使这些人蒙受耻辱的证言亦同：一：证人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或三亲等内的姻亲或与证人曾有此等亲属关系的；二、证人的监护人或受证人监护的；三、证人作为主人而侍奉的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4条规定，当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对证人或证人的有关亲属引起不名誉或使其因犯罪或违警行为而有受追诉的危险时，该证人有权拒绝作证。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07条第3款也声明，因证人作证，足以致证人或与证人有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的人，或有监护关系的人将受到刑事追诉或蒙受耻辱的，有权拒绝作证。
证人所享有的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不仅适用于民事、刑事审判程序、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美国），而且适用行政的、立法机关的听证、调查程序。{5}（P341）这种特权的特点表现为：（1）在适用主体上，较为宽泛，既适用于证人，又适用证人的亲属[2]；（2）在适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诉或处罚的事项，也包括名誉上受损（Disrepution）的情形，还有财产上权益受损害的情况。可见，证人享有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对证人权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亲亲相为隐”的特权
这是指夫妻之间或者特定亲等的亲属之间，不得就从对方获知的信息作证或作不利于对方陈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凡证人遇以下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1．系当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当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关系已不存在的；3．系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一方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或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而菲律宾新证据规则第130条第25条“父母子女的特权”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作证反对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其他直系卑亲属。而当在一有数位被告的诉讼程序中，证人虽只与该数位证人中之一人有亲属关系，仍有拒绝证言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对有关身份关系的规定更为宽泛。{6}（P220）证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的规定，拒绝作证权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任何诉讼事件，都不得强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间所收其配偶之通讯。而在美国，婚姻特权包括拒绝提出不利对方的证据权和夫妻间的谈话守秘权，但能够证明夫妻间交谈内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见，赋予夫妻和亲属之间的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普遍趋势。这对于维持人们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不无益处。
（四）职务上的特权
这是指证人由于职务上或业务上的保密义务而享有的作证豁免权，它是基于保护特定职务上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至今，在美国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职务关系有：律师与其当事人、医生和病人、心理治疗人员与病人、神职人员与忏悔者、甚至新闻记者、告发人都享有特权（不得暴露提供情报人身份的特权）。而加拿大证据法第41条和42条，也分别规定了对因职业关系所获得的应当受到保密的事项以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事项，证人享有拒绝作证权。
在日本，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律师、代办人、公证人、宗教在职人或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对由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的有关他人秘密的事实，有权拒绝提供证言。原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对职务上特权规定的范围更宽、更具体，除上述情形外，还包括法定代理人、专利代理人、宣过誓的会计员和查帐员、税收顾问和指定的税收代理人、药剂师等，因其身份被告知或得知的秘密事项，可以拒绝作为证言提供。
正是基于对特定领域社会关系的保护，像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借助其特殊身份而获知的事项，在法庭作证时应当予以豁免，否则，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和职业群体信赖感的形成。
（五）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排除
在现代法治国家，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一般应予排除，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理论。但它在适用主体上，一般适用于侦查人员或司法人员，而对不负特定职务的普通人来说，一般不适用。对于一些非法定主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或由此而产生的“证人证言”，究竟其效力如何，各国法律语焉不详，理论界也缺乏与此相关的探讨。应当说，对于普通主体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或采用非法或不当手段而获取的信息，或第三人通过引诱等方式而从他人所获知的情况，比如通过偷看乙的日记这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而得知的秘密，笔者认为，都应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相关主体所作的陈述或提供的“证言”，裁判机关不宜采纳。这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体现。那么，这是不是排除了丙的作证资料了呢？笔者认为，不是的。只要经过乙的同意，他仍然可以作证[3]，也就是说，丙仍有

Ⅵ 证人特权规则包括哪些内容

证人特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是指证人由于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证据规则。相对其他的证据规则以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或维护程序的合法性，证人特权规则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某些法庭之外的关系和利益。
证人特权规则：
1.赋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此处所谓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证人特权”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证人做出的陈述可能使其自身受到刑事追究或刑事处罚时，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它能有效防止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权证等现象的频发，同时也能体现我国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和与世界的接轨。
2.赋予享有亲属关系的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此处的“亲属”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姻亲”不同，仅指近亲属。我国现行法律当中将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为“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有亲属关系享有的拒证权的主体范围不宜划分太宽。
3.赋予特定职业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职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此处对职业进行了限制，将其界定为“特定职业”。诸如：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基于委托人对律师、患者对医生、忏悔人员对神职人员的信赖关系和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我国应赋予特定职业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4.赋予享有公务特权的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公务特权”的界定都以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为限。但各国对因享有公务特权而拒绝作证的证人的具体范围界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将享有此项特权的证人范围规定的很宽，但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际，应尽可能的缩小享有此项特权的证人范围。

Ⅶ 刑事诉讼法豁免内容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豁免内容有哪些?
一、刑事豁免权的含义
刑事豁免权又称律师豁免权，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法律赋予辩护律师所拥有的拒绝就其执业行为所得知的委托人有关事项向司法当局作证，以及不因其正当执业行为而为的言论及行为受到相关法律追诉与制裁的权利。它包括作证豁免权和责任豁免权。
二、刑事豁免权的特征
1、刑事豁免权是职业特权。刑事豁免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专有权利。刑事诉讼中的其它主体，诸如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则不享有此项权利。豁免权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诉求，也是实现控辩双方权利平衡的重要保证。
2、刑事豁免权是程序性权利。刑事豁免权只发生在刑事诉讼以及与之相关程序中，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之外的个人行为以及有关言论不受此特权保护。如果律师在执业活动之外所知悉的其它案件的有关事实情况，根据刑诉法第47条“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一规定，其不得援引该特权而免于作证。同样，律师在执业活动之外犯诸如诽谤、伪证、包庇等罪，也不得因该特权而予以责任豁免，应按一般主体犯罪的相关规定予以追诉。
3、刑事豁免权是不可放弃权。刑事豁免权是基于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证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从而实现刑诉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之根本任务。因而，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辩护律师不得主动放弃该权利。同时，该权利放弃如果导致其它当事人的权益受损，那么即使该当事人同意，辩护律师也不得放弃。
三、刑事豁免权的内容与限制
1、辩护律师有权就其在其执业活动中所知悉的当事人有关事项及有关交流，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且不受法律追究。赋予辩护律师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为了避免权利滥用，各国在不影响律师履行职责的基础上也对该权利做了必要的限制。例如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实施一项犯罪或是欺诈，那么该律师不享有作证豁免权。
2、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在此，“言论”一词应作大扩大理解，即不仅包括口头发言，而且包括诸如辩护词、辩护意见等书面发言材料。此外，以作为与不作为方式表达出的言论表示，也应归入此范畴。但辩护律师发言若存在诋毁宪法，唆使他人违反宪法和法律，藐视法庭、侮辱、谩骂他人之行为则不在此列。
3、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有关司法机关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实的，只要不是故意伪造，不受法律追究。若辩护律师故意伪造有关文件材料构成犯罪则不属豁免权保护范围，应按伪证罪予以处罚。
4、在刑事诉讼过程，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与人身自由及执业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司法机关不得对其采取拘传、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豁免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职业性的豁免，因此其又被称为律师豁免。除此之外，在刑事豁免的申请上也体现了其程序化的特征。对于豁免权的范围来说是有着一定的限制的。这一项规定是为了尽量避免在豁免权当中产生权利滥用的情况。
延伸阅读：
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含义及法律规定
怎么写刑事谅解书
什么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Ⅷ 根据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哪些人享有免证特权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确立证人的免证特权，主要是考虑到这一专制度的确立会给实际属部门从事刑事侦查活动带来很大的限制。（关注黑体字内容 ）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第84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案或举。”这些规定表明，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知晓案情的公民的义务，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以免证特权。

Ⅸ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包括哪些内容

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1、实体法方面的事实
(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
将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进一步具体化，可以分为：①犯罪事实是否发生;②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③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等;④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包括危害后果与犯罪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及犯罪动机和目的等;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否追究刑事责任。诉讼理论界为指导司法实践，将上述需要证明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概括为“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
此外，还要注意查明排除行为违法性、排除行为可罚性和排除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事实。排除行为违法性的事实主要是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排除行为可罚性的事实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排除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事实主要是指行为人因不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刑事责任能力，
(2)作为从重、加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理由的事实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文化程度、民族、职业、住址、工作经历、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其他处分，一贯表现，等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主要是指犯罪后是否有自首、坦白或者立功等悔改表现，或者是否有逃跑、毁灭证据、串供、抗拒审讯等情形。这些情况虽然与是否构成犯罪无关或者无直接关系，但与量刑有关系，也是刑事诉讼证明需要查清的事实。
2、程序法方面的事实
程序法方面的某些事实也是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证明对象。当然，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不需要象实体法事实那样的严格证明。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影响采取某种强制措施的事实
(3)关于耽误期限是否有不能抗拒的原因等事实
(4)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
3、不需要证明的事项
有些事项虽与定罪量刑或诉讼公正有关，但没有必要用证据加以证明，就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4条规定：“ 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一)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三)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四)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五)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