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

1. 沉默权的意义有哪些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
积极意义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2. 沉默权的学术辨析

沉默权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它是个人本位主义的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按照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国家追诉机关（警察、检察官）的讯问时享有拒不回答提问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为了构造原、被告平等的诉讼结构，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在这种诉讼结构下，作为侦控机关的警方和检察机关（控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方）是平等对立的双方，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就如同市场上做生意的买、卖双方，一方要卖个好价钱，另一方则想讨个最低价。警察和检察官以国家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集体利益等名义来追究犯罪，力求能够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绳之以法；而被追诉者则要尽量开脱罪责，逃避惩罚。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在这种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沉默权便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权力的对立物出现，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国家追诉行为的挡箭牌。
沉默权的理论依据，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尊严是—项与人性共存的自然权利，是个人作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按照这种理念，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因而根据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精神，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权是维持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沉默权是对抗式诉讼结构的产物，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审判阶段，即允许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保持沉默，故曰“审判沉默权”。当沉默权被引进庭审前的侦查阶段后，其实际的功效就演变为犯罪嫌疑人对抗警察讯问的护身符。
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为了侦破刑事罪案，警察有权传唤任何人，并对其进行讯问，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并提供证据。但是，根据“不得被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当证人涉及可能使本人自陷其罪的问题时，他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一旦被讯问人主张沉默权，警察就不得再对其进行讯问。
由此可见，沉默权是作为与警察的讯问权相抗衡的一项权利而存在的。
如前所述，沉默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减弱警方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但是，沉默权又给警察侦破案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使某些老奸巨猾的职业罪犯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一旦将其推向了极端，必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 米兰达案 作为美国明示沉默权发端的米兰达一案，就颇为滑稽。该案的大致情况是：1963年3月3日，一位18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并遭到强暴，案发后她立即报案，并指认出犯罪嫌疑人为米兰达。警察当即传讯米兰达，他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并写了供述书。法院依其供词认定他犯劫持罪，判监禁3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米兰达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他的供词是在压力下编造的，警察并没有告知他的供述将会成为对他不利判决的依据，并剥夺了他被审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警察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因此米兰达的供词无效。由此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事先告知他有保持沉默不作回答的权利。
从另一起案例中，我们又会看到“米兰达规则”是如何被适用的：1986年11月24日，一个叫帕米拉的10岁小女孩随父母 去依阿华州的德茂恩市看摔跤比赛。在比赛进行中，帕米拉一人去厕所后再没有回来。警察接到报案后，调查发现一个叫威廉姆斯的人可能是劫持者，有人曾见他在体育馆外将一捆东西装进一辆汽车。12月26日，德茂恩市警察接到邻近达芬堡市警察局的电话，说威廉姆斯已向他们自首。德茂思市便派了两名警察开车前去把他押解回来。在返回途中，一名警察对威廉姆斯说：“我希望你看看天气，正在下雨，气象预报说将要下大雪。我想你是惟一知道小帕米拉埋在什么地方的人，如果雪一盖，你自己也可能找不着了。我们何不去把她找到，她的父母也好在圣诞节前用基督教的丧礼把他埋了。”听了警察的这一番话，威廉姆斯果然带着警察来到他杀死并埋葬小帕米拉的地点，并在那里挖出了孩子的尸体。法庭根据上述情况，判决威廉姆斯有罪。
按说本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尽在情理之中。但是，威廉姆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其理由是：警察在押解途中所说的一番话，实际上就是审讯，而事先并未向他告知“米兰达规则”。因此，审讯是非法的，因而判决结果必须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人这一观点，裁定推翻了原先的判决。
由于“米兰达规则”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司法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正当程序”而不考虑案件的真实情况。许多已侦破的罪案，却很难对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致使沉默权变成了庇护犯罪的避风港。沉默权完全忽略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和创伤难以得到补偿。 口供作用 在人类数千年的法制文明进程中，对于口供在诉讼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
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但是，自从1966年美国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后，又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按照这样的程序设计，似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无需讲任何话，全靠警察去寻找客观证据就可以证实犯罪。可惜，这种美好的愿望终究未能全部实现。司法实践表明：有许多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面对警察的讯问时一概保持沉默，则案情事实便根本不可能查清。
不错，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地进步和大量高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刑事侦查，警察机构的装备日益改善，取证能力大大增强，对于某些常见的犯罪，如凶杀、强奸、抢劫、盗窃等罪案，由于有犯罪现场和大量的痕迹、物证，警察可以通过现场勘查和搜查、检查，提取在现场上遗留的血迹、指纹、精斑、毛发、弹痕及有关的赃证，并根据被害人和证人的指认等各种客观证据去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即使作案者闭口不讲任何情况，也足以认定犯罪事实，并据此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但是，随着警察机构装备的改善和取证能力的增强，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变着花样，他们在与警察的周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反侦查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他们也更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来对抗侦讯。明示沉默权的实施进一步限制了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权，更使刑事罪案的侦破增大了难度。
尤其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形成了又一波巨大的犯罪潮流，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迅猛发展并蔓延至全球，更给警方对付犯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下列各类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被警察拘捕后全部保持沉默，则案件很难侦破，更无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行贿、受贿案件】此类案件只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极端秘密地进行的，收受钱款时只有二人在场，所谓“一对一”，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在案发后，行贿人和受贿人全都主张沉默权，一概闭口不讲话，则根本不可能定案。
【雇佣杀人案】通常由主谋人（黑道中的行话称“大老板”）通过中间人雇佣凶手去杀害某人。案发后，直接行凶的凶手较容易抓获，中间人也容易牵出来，但涉及到“大老板”时，又成了类似于行贿案件中的“一对一”状况。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则很难认定。
【毒品犯罪】买卖双方自愿交易，在隐蔽场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犯罪现场”，也没有“被害人”，又是另一种“一对一”。如果不是当场查获，事后发觉时，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也难以认定。
【流窜犯罪】有些负案在逃的重罪案犯，流窜全国各地，被拘捕后不讲真实姓名，使侦查、起诉、审判都遇到困难。
【集团犯罪】数人共同作案，警察抓住其中若干人，另一些人在逃。如果被捕者都保持沉默，则逃犯的去向难以知晓，很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且对被捕者也难以结案。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案，警察抓住了准备施爆的嫌疑人，但不知炸弹放置于何处，假如疑犯保持沉默，则随时有可能爆炸，危及众多人的生命安全；再如绑架案或拐卖人口案，警察捕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却未发现被害人，如果不能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疑犯在被讯问时不开口说话，则被害人面临生命危险。
诸如此类的罪案，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回答警察的提问，那就无异于捆绑住了警察的手脚，其结果只能是庇护罪犯甚至是怂恿犯罪。事实上，在某些共同犯罪或牵连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揭露案件的起因、背景、实施过程及同案犯之间的关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可能是最关键的证据。如果已经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案件的本来面目便无法查清，或者导致同案犯潜逃，使案件久侦难破，有的甚至会使本来可以制止的危害结果终于发生，造成大批无辜群众的死伤。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非常现实的问题。可见，实行明示沉默权制度，不仅有碍于侦查，而且是对被害人与公众的安全完全不负责任，显然是一种使权利失衡的有害的做法。
当今世界上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官员腐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日益猖獗，我们在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更必须考虑如何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能力。在刑事诉讼中，必须给侦查机关一些必要的权力与手段，使之能够有效追究犯罪。
实行对嫌疑人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制度。 毋庸讳言，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过去在执行中确实出现过种种偏差，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如实坦白了罪行甚至有立功表现的罪犯，该从宽的没有从宽，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许多犯罪分子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逼使其走向了顽抗到底的绝路。这对我们极其不利。
二是对坦白者一律免除刑罚，搞成了宽大无边，造成对严重犯罪的打击不力。
三是把正当的辩解一律当成“抗拒”，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重处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把是否“低头认罪”作为决定惩罚的主要依据，那更是把本末倒置了。上述偏差是确实存在的，有的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但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对这一政策理解错误，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
因此，当今社会不应该抛弃这一政策，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明确具体适用的条件，进一步引导大家去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一政策。即使在“严打”期间，对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的，该从宽的还应适当从宽；对于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将功折罪，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对于在犯罪后毁灭证据、互相串供、制造伪证甚至嫁祸于他人的，必须从严惩处。
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 其实，即使在西方各国，尽管没有像中国这样明确地概括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在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大都体现了类似的精神。例如：各国刑法大都规定了对自首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拒捕或袭击警察的加重处罚；有的国家在允许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同时，又规定对作虚伪陈述或嫁祸于人的，要再加一个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的新罪，以加重对其惩罚。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却可谓“异曲”而“同工”。
英国自从1994年对沉默权实行变革以后，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告知其有沉默权，随后又加上一段很长的“但书”，实际上也就是对被讯问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让他好好地掂量掂量，考虑是否要与警方对抗。其实际的效果，也近似于中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
综上所述，对于过去几十年行之有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理应继续坚持，切忌轻言废弃不用。

3. 日本有哪些好看的偶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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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朋友

4.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时间，日本著名刑事诉讼法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为其专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举行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向我们介绍了最近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走向。其间，一个中国学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学术名词———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精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确细密。词典为其搭配的词组是：精密仪器、精密的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词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工程机械类中，对精密一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小到手表，大到导弹。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精密制导”、对敌目标的“精密打击”的导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现今精密又和司法结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是一个用来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专有名词。它意指一种严密而精确的司法程序。这种程序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决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检察官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获得有罪判决的比例可以达到99%。而这仅为精密司法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此之高的有罪判决率还是要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严格审查、控制为前提。以此对被告人的权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在我看来，精密司法这一概念下所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还是整个司法结构设计的精密化、司法程序运行过程的精密化。以此来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且不说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准确和确定，从法条数量的增加上，应当说是一个进步。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法条作为支撑，司法结构设计及司法运行程序的精密是无从谈起的。但实际上区区225个条文还并不能满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共506个条文；我国所师从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刑诉法有477条，法国更是有803条。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与那些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显得有些“单薄”了。难以想像，立法技术明显高于我国的法治发达国家仍需要四五百个条文来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仅需225个条文就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若如此的简单、粗略，也就难怪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总是存在大量的问题，在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方面难以发挥其应有功效了。
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得我国的立法者、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存在及需要解决已不存在疑问。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规定不够“精密”的问题，以至于一时间司法解释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就本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相关的司法解释达到一千五百多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反而湮没其中，司法解释成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隐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释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药虽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甚至以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之上。现行法律被虚置，司法解释拥有最高话语权。这无疑将使人们对司法解释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其次，司法解释由不同的主体分别作出，必将导致令出多门，出现适用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时如何解决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由于司法解释作出时，各部门之间不可能进行最全面的沟通，仍然无法解决司法程序出现漏洞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要使我国的司法程序更为精密化、科学化，重新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规划也正印证了这一想法。应该如何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又成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此次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除了在诉讼模式、证据立法、对法学研究成果及国际条约的吸收、司法解释的整理方面有所作为之外，法律条文在数目上的突破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与其法条的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法条当然不是韩信点兵，但由于文字的多义性，使得法条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数量。在我看来，将来的《刑事诉讼法》应当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条文，才有可能准确地表达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盖所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以确保不会出现法律一颁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保驾护航”才能得以运行的尴尬局面；也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更有操作性、实用性的法律规范；确保司法运行自身的统一性；确保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那些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价值能有一个坚实的成文法律的支撑。如此，才能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朝着精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使得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构建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