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刑事诉讼法热点综述
刑法最后一次修订时间为2017年11月4日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刑事诉讼法最后一次修订于2018年10月26日
(截止至2019年3月)
② 刑事诉讼法172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2)2017刑事诉讼法热点综述扩展阅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一百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③ 近几年刑法中的热点案例
企业改制侵吞财物构成贪污的数额应全额认定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受委派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非法将企业的公共财物永久控制在个人手中，使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的，无论是据为己有还是转送他人，均对公共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实质性侵害，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一兵，男，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９日出生于山东省荣城县，汉族，大专文化程度，上海宝耀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上海宝耀建材工业设计研究试验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住上海市月浦七村２１号５０３室。因涉嫌犯贪污罪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被逮捕。
１９９２年７月，上海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十三冶”）与上海耀华水泥厂（集体企业，以下简称“耀华厂”）共同投资成立国家、集体联营企业上海宝耀建材工业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宝耀公司），其中十三冶投资人民币３７５万元（占７５％），耀华厂投资１２５万元（占２５％）。十三冶根据联营合同，委派王一兵任宝耀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同年１１月９日，宝耀公司董事会根据章程规定，颁发了聘用王一兵为总经理的聘任书。
１９９３年６月，王一兵以宝耀公司生产商品砼需进行试验为名，经董事会同意，由宝耀公司出资３０万元成立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上海宝耀建材工业设计研究试验所（以下简称“宝耀试验所”）。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５日，上海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宝耀试验所正式成立并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试验所由王一兵负责经营。宝耀试验所取得营业执照前后，在王一兵的授意下，宝耀公司开出支票共计７８０万元，用于为宝耀试验所购买搅拌车１２辆及支付其他费用。
１９９４年底，王一兵得知宝耀公司１９９４年度利润总额达１８００万余元，遂指使兼任宝耀试验所会计职务的宝耀公司会计主管宋某，篡改宝耀公司原先账目，抽出部分单位支付给宝耀公司的货款则原始凭证，作入宝耀试验所账册，从而在账册中结平宝耀公司为宝耀试验所支付的购买搅拌车等款项，并将用宝耀公司资金７８０万元购买的１２辆搅拌车计作宝耀试验所的固定资产。
１９９５年１月３日，宝耀试验所吸收职工个人股金１２０万元（其中王及其亲属集资计６９万元），将宝耀公司原投入折算为３０万元，经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变更为集体与自然人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王一兵为该试验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宝耀公司转让原在宝耀试验所的３０万元股权，由宝耀试验所职工个人集资充抵，经浦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变更为自然人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王一兵个人及其妻、母、女、弟、妹等亲属共计投资１０４万元，占总投资的６９％，王一兵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至此，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将用宝耀公司资金７８０万元为宝耀试验所购买并计入宝耀试验所固定资产的１２辆搅拌车隐匿并不予收回，非法转归王及其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占有。
二、控辩意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王一兵及其辩护人认为，王一兵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身份，又无非法占有公款的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三、裁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一兵受国有企业十三冶委派到非国有企业宝耀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具体负责宝耀公司的生产经营，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管理权，属于受国有企业委派至非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王一兵利用兼任宝耀公司与宝耀试验所法人代表并负责两单位经营的职务便利，唆使会计人员虚假作账，将宝耀公司的公款转移至宝耀试验所，致使宝耀公司对上述公款完全丧失所有权。虽然宝耀试验所并非王一兵一人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王一兵个人直接非法占有上述公款，但上述公款已归全部由个人出资的宝耀试验所所有，并由王一兵实际控制和支配，王一兵个人是否直接占有公款，并不影响其非法占有行为的性质。被告人王一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唆使他人作假账的方法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罪名成立。被告人王一兵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鉴于其将侵吞的公款主要用于其个人及其亲属为主投资的宝耀试验所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未大肆挥霍赃款，且用赃款购置的车辆已被追缴，对王一兵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一兵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非法所得应予追缴，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一兵以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由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宝耀公司系国有企业十三冶和集体企业耀华厂共同投资组成的国家、集体联营性质企业，王一兵作为国有企业十三冶的国家工作人员被委派至非国有企业宝耀公司从事公务，无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王一兵都具备贪污犯罪的主体身份。１９９４年间，宝耀试验所尚属宝耀公司全资下属单位，上诉人王一兵将宝耀公司财产转到宝耀试验所不如实记账，尚不能以贪污罪论处。１９９７年宝耀试验所转制为自然人股份合作制企业，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放弃公司对宝耀试验所１２辆搅拌车资产的所有权，使该部分本属宝耀公司所有的公共财物被王及其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非法占有，其行为应以贪污罪论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裁判要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贪污罪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法占有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既可以由本人占有，也可以处分给他人；既可以先占有后处分，也可以占有一部分的同时处分另一部分。只要未经所有权人同意而非法对财物进行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处置，从而永久排除所有权人对财物行使所有权的，即构成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将公共财物永久控制在个人手中，使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发生转移的，无论是据为己有还是转送他人，均对公共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实质性侵犯，构成犯罪的，依法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宝耀公司系国有企业十三冶和集体企业耀华厂共同投资组成的国家、集体联营性质企业，根据联营合同，十三冶委派王一兵为宝耀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具体负责宝耀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王一兵是受国有企业被委派在非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依法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具备贪污犯罪的主体身份要件。１９９４年间，王一兵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指使财务人员作假账的方法�将宝耀公司１２辆价值７８０万元的搅拌车转移到宝耀试验所名下之后，在宝耀公司的账面上已经无法反映出其对宝耀试验所享有的７８０万元债权。但因当时宝耀试验所尚为宝耀公司的全资下属单位，虽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宝耀公司作为宝耀试验所惟一的股东，对宝耀试验所全部财产当然地享有出资人的所有权利。因此，王一兵利用职务便利将宝耀公司财产转到宝耀试验所不如实记账的行为，尚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宝耀试验所转制为自然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中，王一兵明知宝耀公司价值７８０万元的搅拌车已被其利用职务便利以宝耀试验所固定资产的形式予以隐匿，不但不予收回，反而利用担任宝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将该部分财物转归其本人及亲属绝对控股的宝耀试验所占有。对此，王一兵既未向宝耀公司董事会汇报，又未向改制后的宝耀试验所的股东讲明。因此，这些公共财物名义上虽归宝耀试验所所有，但其使用、分配等权利均由作为改制后的宝耀试验所最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王一兵行使，处在王一兵的绝对控制之下，应认定为被王一兵非法占有。
尽管王一兵非法占有的宝耀公司的公共财物在形式上仍然属于宝耀试验所的固定资产，但由于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移，财产的公共性质已经受到实质性侵犯，且处于王一兵的永久控制之下，因此，王一兵将部分公共财物处置给宝耀试验所其他股东的行为应当视为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后的一种处置方式，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一、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王一兵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是适当的。
④ 案情综述怎么写法学司法考试
一、依法制作，突出主旨
法律文书的写作除应遵循写作的一般规律外，根据其特定的功能，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根据法律活动的启动和进展情况，确定应该制作何种文书和如何制作，即确定制作某种法律文书的明确目的和中心意思。以涉及刑事案件的文书为例，当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控告或举报材料时，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由公安人员制作笔录，并且要经宣读无误，由报案人、控告人或举报人签名或盖章。这份笔录才算是一份合法的笔录。当司法机关接到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只要符合管辖规定，应当迅速审查，经审查认为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就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制作有关立案报告的文书，报请领导批准立案。这就说明法律文书的制作都有法律依据的，因为它们都有法定的特定功能，不是根据想当然的念头随意制作的。
既然法律文书都有它的法定功能，自然每种文书就都有它特定的主旨，而要实现它的主旨要求和法定功能，就必须在文书中突出它的主旨。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目的是通过指控某某犯罪嫌疑人构成某罪；人民法院应对其严加审判，并给予应有的制裁。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是对某一案件的裁决处理的文书，就必须写明查清的事实，判明的案件性质，并阐明裁处的理由和作出最后的裁处决定。律师代书的诉状指控某甲对某乙有侵权行为，就必须在诉状中写清某甲对某乙的侵权事实，阐明指控某甲构成侵权行为理由和法律依据，提请法院秉公处理。诸如此类，都必须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功能，阐明其主旨，并能使其在文书中表达得鲜明突出、一目了然，以期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效能。
二、遵循格式，写全事项
目前不仅司法机关使用的大量司法文书都有法定的文书格式，就是各种民用的法律文书也开始制定较为统一的格式，即便部分民用法律文书格式尚不完善，但也有约定俗成的习用格式可供文书制作者遵循。制定统一格式的文书，一是为文书的制作者提供方便，使其制作文书时有所遵循，便于制作；二是有助于法律文书效用的发挥，使接受文书的一方易于掌握文书的要领；三是便于保存归档。总之，遵循文书格式制作文书，对于程式性十分明显的法律文书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制作法律文书除应遵循规定的格式外，还必须认真写清各种事项，特别是一些法定要求写明的事项。如当事人基本情况中要求写明的各种事项就必须写全写清。如年龄问题，对于某些当事人具有法律意义，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青少年犯罪，年龄对其是否应负法律责任有直接的法律意义。职业一项对于某些案犯是否属于职务犯罪也是重要的法律条件。至于事实、理由、处理或请求意见中的有关法定的要素更必须写全、写实。
三、叙事清楚，材料真实
法律文书叙述案情事实必须做到明晰清楚，使用的材料必须绝对真实。因为事实是案件的基础，材料是说明事实的具体内容。叙述事实的具体要求：
（一）事实要素，齐全完备
叙述案情事实，必须写清事实的基本要素。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基本要素，除应写清记叙一般事件所必须写清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结果外，还应根据法律文书的特定要求，写清其反映法律特点的要素，而且要区别案件的不同性质写清不同的具体要素。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可以区别为两类，凡记叙有关刑事类的案情事实，应写明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地点和关涉到的人物（作案人和被害人）；作案的原因（目的和动机）；作案的过程（情节和手段）和造成的后果；案犯的认罪态度以及证据。凡叙述有关民事、行政类的案情事实，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关涉的各方（原告、被告、第三人等）纠纷的起因、发展过程、造成的结局、各方争执意见和理由以及有关的证据。其中行政诉讼的案情事实，在叙述纠纷事实时，还应注意写清原告被行政处罚的行为事实（不涉及行政处罚的案子除外）叙述上述事实要素，力求写明其法律上特点和要求。当然叙述上述事实要素也不宜平均使用力量，有些要素是不言自明的，自然也可不写。如盗窃罪犯的盗窃目的是极其显然的，一般可以不写。在叙述事实时，还应该注意写清、写全有关的具体事项，特别是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要素一定要提供齐全，这对于避免出现差错，说明涉案的人员是一特定的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关键情节，具体叙写
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叙述，要求具体写明关键性情节。因为只有关键性情节，才有助于判明案件的性质和涉案人员间的是非正误。通常所说的关键性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的情节。刑事类案件的事实中决定其是否属于犯罪的情节，或决定其属于此罪或彼`罪的情节；民事类案件的事实中决定其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情节，都属于彼类的事实情节，必须具体写清。如某人对不法侵权行为的反抗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必须把侵害人所持的凶器、打击被害人的具体强度、被害人持有何种工具、如何具体反抗以及造成何种结果等等，写清、写实。只有这样才能判明被害人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前者不构成犯罪，后者则构成犯罪。二是涉及当事人有无法律责任的情节必须具体记叙。如合同纠纷的案情事实，必须具体写明根据合同规定，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究竟是哪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抑或双方均有违约行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等。只有这样才能判定谁有责任，谁无责任；或哪个责任较大，哪个责任较小。如属裁判文书，才能为正确裁决处理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三是涉及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必须具体写清。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有时不仅涉及问题的轻重，有时甚至于可以影响案件的性质。如有的刑事犯罪手段恶劣，表面看来似乎仅属于罪行轻重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影响到罪行的性质，在处刑上可能从有期徒刑升级为无期徒刑甚至极刑。总之，这三类关键性事实情节，在叙述时必须力求具体详明。
（三）因果关系，交代清楚
法律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特别重视有关事实的因果联系，对于“行为目的—行为本身—造成后果”这三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求叙述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明行为的性质，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如同样是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与未造成后果的，在最后的处刑上也会有重与轻的很大差别。因此，在叙述案情事实时，必须把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
（四）争执焦点，抓准记请
有关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通常属于反映或处理民事、行政纠纷的法律文书，因而在叙述案情事实时，应特别注意把原被告之间争执的内容和焦点把握准确，并记叙清楚。当事人之间的争执意见可能是十分纷纭复杂的，理由也会有千天万条。作为文书制作者，必须紧紧围绕当事人之间在民事权益之争的关键问题上，抓住焦点，准确记叙，而不能采取“有闻必录”的方法，不分主次轻重，一概予以记叙。对于刑事类文书，应如实反映公诉一方与被告人一方在事实的提供和理由的辩解上的重要分歧，以使裁处机关作出有针对性的判断、认定和理由的阐明。
（五）财务数量，记叙确切
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叙述，常常涉及财物或其他事物的数量，特别是财物数量更是比比皆是。如民事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遗产继承、金钱借贷、贪污和受贿也都离不开财物数量；刑事案件中有关盗窃、抢劫、诈骗也都离不开财物数量。因而在记叙财物数量时就必须掌握如下的要求：一是要求记明确切数量，一般排斥模糊数量；二是在不可能查明确切数量时容许写明近似数量，但必须写明基本数量。如盗窃犯多次盗窃，随盗窃随挥霍，难于查明绝对的确切数量，这时容许记近似的基本数量，如“盗窃300余元”，基本数量3000是确切的，余数则是模糊的。但不容许全部数量都是模糊的，如“盗窃若干元”，否则就难于确定案件性质，是否构成犯罪也难于判断。还要附带说明的是，财物不仅要求写明数量，而且还应注意说明财物的特征，如品牌、型号和规格等，这对于确定其价值高低也是极为重要的。
（六）叙述事实，平实有序
在法律文书中叙述事实，语贵平实，不追求辞藻华丽，不采用文艺性的修辞手法。一般排斥夸张、比喻等积极的修辞辞格的使用。但是语言平实也并不意外着语言干瘪、枯燥无味。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因而反映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也必然是丰富的。在记叙事件的顺序和方法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1、自然顺序法，即通常所说的“顺叙”的方法，也就是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记叙事实的方法。在发文书中，通常是以时间为线索，以行为人的行为过程为内容记叙发生的事件。这也是表现法律文书中叙事平实的一个方面。不去追求文艺效果，不采取文艺上常用的“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而是让人从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去了解事情的性质、行为的对错及法律上的有无责任。这种烦恼国法是法律文书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2.、突出主题法‘这种方法是对记叙刑事类案情事实而言的。其要领是主罪提前记叙、此罪移后记叙，主罪祥写、此罪略写的一种记叙方法。适于一人多次一罪和一人多次多罪的案情记叙。
3、突出主犯法，这也是记叙刑事类案情事实而言的，而且是专制指记叙共同犯罪的事实。其要领是，围绕主犯的犯罪事实记叙，有哪个从犯参与哪次犯罪活动结合记叙。除共同犯罪，还有单独犯罪的，先写共同犯罪，后写单独犯罪。这适用于多人一次一罪、多人多次一罪、多人一次多罪和多人多次多罪等各种共同犯罪的案情记叙。
4、综合归纳法，这种方法是记叙同类性质犯罪事实的方法，通常也称为概括记叙案情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宜单独使用，即不能将全部案情只用这种方法记叙，否则就不能准确深刻地反映案件的本质特征。一般情况，对主罪采用具体记叙的方法，而对其同类的次要罪行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予以记叙。通过具体记叙案犯的主罪了解其犯罪的深度，通过综合归纳记叙其犯罪的广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5、纵横交错法，这种方法主要适于记叙民事或经济纠纷的案情。所谓“纵”，是指记叙事件的发展过程；所谓“横”，是记叙有关情况的说明介绍，类似一个事件的横断面。
（七）材料选择，真实典型
法律文书中记叙事实所选择的事实材料，必须绝对真实，不容半点虚假。但是文书制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往往是大量的，其中有真有假，有反映表象的也有反映本质的。这就需要在记叙的基础上加以认真地选择，进行又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工作，其各本的标准是选用足以说明问题本质的材料，也就是要选择足以说明案件根本性质的典型材料。刑事类案件的文书，要选择能够说明案犯是否构成犯罪的材料。民事类案件，如经分析认定，一方确已构成对另一方的侵犯，就应对文书中选用足以说明构成侵权的材料，不构成侵权的材料就应舍弃。再者，对于多起罪行或多种罪行的刑事案犯，在叙述起罪行事实时，重要的法律文书要求必须逐起罪行或逐种罪行逐一写清，不能随意取舍，但反映每起罪行或每种罪行的具体材料中也有最能说明罪行性质与并不能充分说明罪行性质的区别，这样就必须选用前者而非后者，也就是说选用最典型的足以说明罪行性质的材料予以具体叙写，其他的予以概写。至于有的文书可以采用突出主罪法的写法时，更应在叙写主罪时，注意选择典型的材料。
（八）列举证据，确凿可信
在法律文书中，写清案情事实之后，列举充分有力的证据以证明案情事实的确凿性和可信性，既是对事实部分的内容要求，又应该成为理由部分认定事实理由的坚实基础。多年来，在法律文书的协作中存在着不重视列举证据的倾向，往往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几句空话予以搪塞，已成为法律文书的一大积弊。近年来，虽经有关司法机关多次在制定文书格式时予以大力纠正，并明确在格式中作为误区予以限制，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但是因为积重难返，这种弊病还不可能杂一各级司法机关的重要的法律文书中得到根本的改观。
四、据法说理，分析有力
理由论证是法律文书中的灵魂，是体现文书主旨的核心内容，必须依法论述，分析透彻，说理有力。以期更好收到法律文书的实效。所以有人认为一篇好的法律文书应该是一篇论证精辟的说理文，看来是不无道理。论据理由的具体要求：
（一）认定事实，以实为证
严格的说，一篇重要的法律文书其理由应该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认定事实的理由，二是适用法律提出处理意见或请求意见的理由。目前，各司法机关的重要法律文书，习惯地把认定事实的理由和事实部分的列举证据合二为一，即在列举完证据之后，做一个认定事实理由的结论。当然，目前有的判决书把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的过程翔实地予以反映，这自然是法律文书的进一步的改进写法，但最后也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二）分析事理，以法为据
法律文书使用于法律和提出处理意见的理由，既要严格遵循法律，更要注意事理分析。做到以法诲人，以理服人。这是我国当前法律文书写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对于有关刑事类法律文书来说，在适用法律和处理意见方面的理由，应着重杂一定罪和量刑等方面的理由。对于民事、行政类案件的法律文书，则应依据有关的法律，阐明案件当事人各方杂一其权益纠纷中的是非曲直、正确错误，明辩违法合法、侵权受害及其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当前的某些法律文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说理不清不透，难以服人。
（三）引证法律，明确具体
法律文书要以法伦理，在引证法律条款方面，就必须注意引证法律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要力求做到引用适用于本案的外延最小的法律条款，以保证法律依据的针对性。因此，凡法律有条、款、项之分的，应引证到与案情相适应的条、款、项，说明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和哪一项适用于本案。再者，在不影响文字表述的条件下，尽可能引出法律条款的原文，以保证说理的明确性，这样让不熟悉法律的人听过或看过之后，都能理解法律的依据。另外，引证法律时注意保证所引用法律含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断章取义、有悖法律本义的做法。
（四）前后照应，通领全文
法律文书的理由为整个文书的灵魂，必须做到瞻前顾后，一以贯之。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通领全文的作用。在逻辑结构上可概括为：起、承、转、合。“起”就是开头，“承”就是承接展开，“转”就是转折提炼，“合”就是归结或作出结论。目前我国的重要的法律文书，其基本结构正是上述逻辑结构的固定化和程式化。
五、语言精确，朴实庄重
法律文书必须通过语言文字予以表达。因此，它的语言文字方面也必然有其相应的要求。基于法律文书的时效性和法定性等方面的特点，对法律文书的语言文字要求很高，必须做到精确无误，严肃庄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表义精确，解释单一。二是文风朴实，格调庄重。三是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四是语言规范，语句规整。五是褒贬恰切，爱憎分明。
⑤ 最近诉讼法方面的热点问题
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如何修改，已经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辩护方了解案件情况；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建议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把被告人认罪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完善防止刑讯逼供的诉讼制度，建议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诉讼制度，努力从根本上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注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建立政府或民间的被害人救助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提出几点完善立法的建议：第一，建议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撤销案件等诉讼活动纳入监督的范围；第二，建议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在抄送检察机关时，应当同时抄送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依据材料；建议规定刑罚执行机关认为服刑人员应当减刑、假释的，应当提请检察机关审查，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请法院裁定，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第三，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有权进行调查，调取有关诉讼材料，向有关办案人员了解核实情况，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第四，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纠正，并将纠正情况通知检察机关，对拒不执行监督决定或监督意见的，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更换办案人、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的负责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等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
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建议，1、建立一整套程序契约化的制度。如通过契约实现程序选择。不提出异议契约、不上诉契约、不申请再审契约、不申请执行契约、证明责任分配契约、举证期限契约、证据交换契约、证据方法限制契约等等。并在制度上肯定和解契约；2、在第三人制度方面取消法院职权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改为建立被告型第三人制度；3、取消法院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的制度，健全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的制度；4、进一步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5、强化庭审的对抗性和公开性。限制法官在庭审中的职权讯问，实现以当事人询问为主，法官询问为辅证人询问制度；6、真正贯彻自认制度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的自认能够真正约束当事人和法院；7、严格限制上诉审的审理范围，确立上诉禁止不利变更原则；8、取消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限制检察机关对再审抗诉的范围。检察机关应只对公益诉讼以及人事诉讼的终审判决有抗诉权。将现行法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造为再审之诉制度等等。
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
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认为，根据我国国情，行政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是全方位的事情，其中包括为了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可以考虑改革法院审判体制，目前普通法院内设立行政审判庭过去被认为吸收了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行政审判体制的优点而采用的“中间体制”，现在看来，这种审判体制具有很明显的弊病，因此，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允许原告选择原、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辖；甚至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等等都是可研究的方案。
⑥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一)1999年6月5日，张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1年3月被提前释放。2005年5月20日下午，张某将一中年妇女放在自行车栏内的一只皮包抢走，内有现金1800
元、身份证一张，张某在逃跑途中被群众抓获，后扭送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王某和侯某立即进行调查取证，当取证结束后，民警王某和侯某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能主动承认错误，认罪态度较好，决定予以取保候审，并由张某的朋友李某（无固定收入）为保证人。
问题：
1、采取取保候审是否恰当？
2、如取保候审，李某是否可以作为保证人？
答：1、不恰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2、李某不能担任保证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
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本案中,李某无固定收入,不符合第(二)(四)项规定,李某不符合保证人的条件。
(二)1997年4月23日晚上10时许，某市棉纺厂女职工张云被强奸。罪犯作案之后逃走，匆忙中留在现场一块手表。事后，张云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了罪犯的一些特征。据被害人反映，罪犯是一名年纪大约在30岁上下的男子，身材不高但身体强壮，满脸胡须。张云还向公安机关提交了罪犯遗留在现场的手表。经侦查人员查看，手表为黑色红莲牌机械表，已经半旧。于是，公安机关以这块手表为线索开始了案件的侦查活动。一个多月之后公安机关找到了手表的主人某公司职员刘俊枫。经公安人员询问，刘俊枫承认手表是自己的，但是声称已经与两个月以前丢失，而且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是刘俊枫提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曾经丢失手表。于是，侦查人员认为本案已经证据确凿，随即拘留了刘俊枫。然后公安人员找到被害人张云，告诉她已经找到了遗留在现场那块手表的主人，让张云辨认一下，该人是不是罪犯。张云仔细观察了刘俊枫之后，对侦查人员说：“这个人的身高、体型和罪犯都差不多，而且长相也很象，我觉得就是他。”于是，侦查人员立即作出决定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刘俊枫。
（问题）在这起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公安人员的做法不当之处？并请说明理由
答：
1、对刘俊枫采取拘留措施不当，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2、在主持辨认时采取了单独辨认的方式
3、在辨认之前将被辨认人的有关情况告知辨认人
（三）犯罪嫌疑人江某,男,68岁,农民,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拘留后公安机关发现其患有严重肺结核,经医院检查属实,需要隔离。公安机关遂做出取保候审决定,要求江某提供保证人。江某向公安机关提出由其弟做保证人。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江某之弟有一定资财,但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住处较多,行踪极不稳定,因此没有同意江某之弟做保证人。
问题：
（1）本案中可否对江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2）公安机关不同意江某之弟做保证人的做法是否正确?
（3）若江某无法提供别的保证人,公安机关还可以采取什么处理方式?
答案：
（1）公安机关可以对江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2款规定
: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本案中,江某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理应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2）公安机关不同意江某之弟做保证人是正确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本案中,江某之弟无固定的住处,不符合第(二)(四)规定,公安机关不同意其做保证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3）江某若无法提供别的保证人,可通过交纳保证金,而被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
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据此,我国的取保候审分人保和物保(财产保)两种,若江某无法提供保证人,可选择财产保,交纳保证金。但如江某既无法提供保证人，又无法提供保证金。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既不交纳保证金，又无保证人担保的，可以监视居住。”据此，公安机关可以对江某监视居住。
⑦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怎样应用
在刑事诉讼中，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领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实有效地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倡导社会关系修复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则在刑事案件中的体现，以维护公共利益，发扬善良风俗，弘扬社会公德，从而保障社会肌体健康发展。
我国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由来已久，1986年《民法通则》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词语载入法条。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7)2017刑事诉讼法热点综述扩展阅读：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
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⑧ 我国现行的诉讼法有哪些
诉讼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诉讼法有三大诉讼法，即《中华人民共内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容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广义的诉讼法除上述三大诉讼法之外，还包括关于诉讼程序的其他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
⑨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⑩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017有关二审后要求申诉时间限制吗
刑事案件二审后要求申诉，没有时间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专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属>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一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