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❶ 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制发展进程论文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❷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❸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的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或载体。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有以下几种：
宪法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规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石，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同样，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通过制定刑事诉讼法，将宪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变为可操作的、具体的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使宪法精神得到具体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中规定的如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第28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125条)等内容，都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体现。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被称做“宪法的适用法”、“应用宪法”、“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被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应当加强从宪法、宪政的高度来关注刑事诉讼、关注刑事司法。
刑事诉讼法典
指1979年7月1日通过的，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主要的法律渊源。
有关法律
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刑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监狱法、律师法等。
有关法律解释
主要是指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1998 年6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解释》)、1999年1月18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1998年4月20日公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
有关行政法规、规定
指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和主管部、委、局制定的规定中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国务院制定的看守所条例等。6.有关国际条约。中国目前加入的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国际条约有《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及中国政府已签署尚待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1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具体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❹ 中国何时有第一部刑法

《中华来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知上通过。1979年7月6日、7月7日两部法律先后分别公开，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❺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什么区别

刑法是规定刑事责任、犯罪以及刑罚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由国家指定的调专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属律总称。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刑法属于实体法。刑法：主要规范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罪法定刑是多少？哪些情况可以从轻或减轻或免除处罚？哪些情况应该从重处罚？哪些情况虽然是犯罪，但可以不承担责任？等等实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上的问题。刑诉：主要规范从立案侦查到交付执行之间的一个过程，应该按照什么程序，如何组织等等程序上的问题。也就是实践操作的问题。

❻ 谈谈对刑事诉讼法的认识

刑事诉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新律师法的出台，应该进行必要修改了

❼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联系

我国的刑诉经历过几个阶段，在建国初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刑诉制度，后来在苏俄关系恶化后，借鉴了些留学国外归国的学子的一些欧美思想，在这些学者被打倒后，刑诉基本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仅是一些修订和国情变化

❽ 简要陈述刑事诉讼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刑事诉讼法是现代国家法治发展的标志，也是现代诉讼文明的重要体现。由专于刑事诉讼法担负着惩罚属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功能，内容又多与人的基本权利紧密相关，因此，其在不少国家又被称为小宪法。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其应用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相对突出。刑事诉讼法的执行情况也是衡量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❾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什么区别啊

刑法是规定刑事责任、犯罪以及刑罚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由国家指定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总称，那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哪些区别呢?请大家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刑法属于实体法。

刑法规定了犯罪与刑罚的问题，是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则是规定追诉犯罪的程序、追诉机关、审判机关的权力范围、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以及相互的法律关系，是刑事程序法。程序法是为实体法的实现而存在的，而程序法本身具有独立的品格。刑事诉讼法规范涉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分配关系，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自由、财产等各项权利的实现程度。伴随着诉讼民主化的发展历程，刑事诉讼程序发生的变化更大，承担不同诉讼职能的国家机关之间也存在职责分配的变化。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内容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走向程序正义，引导刑事程序法治的实现。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在科学化、民主化方面仍有待发展，以适应不断提升的人权保障的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限制国家公权为目的，刑法是在静态上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而刑事诉讼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为国家实现刑罚权施加了一系列程序方面的限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刑事法的整体内容。

如果我们将刑事诉讼看作是一个逻辑证明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逻辑证明的链条上，刑法的规定就是大前提，刑事诉讼是为了探寻小前提，刑事诉讼的结果便是结论。因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性质。

刑法，是指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即什么行为是犯罪，犯罪了要负什么责任，怎么量刑处罚的法律，是刑事犯罪的实质法。民法，是指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大白话：就是调整民与民之间一切不足构成犯罪的行为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是指涉及到刑事案件，怎么打官司的法律，是程序法。同样，民事诉讼法是规定民事案件怎么打官司的程序法。现在一件案子，如果是公安局立案，检察院起诉的，那就是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用刑法，要判多少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什么时候一审这些程序问题用刑事诉讼法。同样，如果它是一个老百姓告另一个的，那就是民事案件，法官判谁对谁错就按照民法，而这个案件什么时候申，审判时要去多少人这样的，就是民事诉讼法。

❿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 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 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 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 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 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 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 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 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 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 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 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 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 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 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 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 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 《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 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 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 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 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 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 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 建议稿》 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 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 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 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 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 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 内容;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 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 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 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 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 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 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 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 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 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 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 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 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 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 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 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 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 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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