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行政法案例名言

Ⅰ 行政法案例

不当之处：
1.违反了行政处罚需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的规定：本案只有乙个人作出；
2.违反了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本案乙因甲申辩而加处了100元罚款；
3.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罚缴分离原则：本案在不符合代收代缴的情况下，乙直接收了钱。
有关规定见《行政处罚法》。

Ⅱ 有关行政法的案例，有没有人可以分析一下。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不予受理，因为被告不适格，法院无权自行变更被告，记住，司法权是被动的原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六、审理与判决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由诉讼代理人代为起诉，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诉讼必经程序而未申请复议的；

(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

(九)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十)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这个解释在最后作了宽限规定，似乎我的答案也不是很完全，但是只有受理后才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才会驳回起诉。

您的意思是法院在受理时所作的只是形式审查，但是形式审查不可以阻却适格审查，也就是说，形式审查之中是要求是格审查的；另外行政诉讼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限规制，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两类诉讼之处，这就要求在司法审查行政时，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出现司法权侵害行政权。
还有如果真得如您所说的“貌似被告”存在，那么就会对我国的司法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欢迎继续讨论。

Ⅲ 行政法案例

1 在本案中，工商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2条（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本案中的是。
2 张某应当承担有关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七十八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八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市工商局的行为正确。

Ⅳ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进来！！！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明确确定只给甲发放定专点标志牌，而该市原仅属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屠宰资格。可见，该通告是针对定点屠宰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公平竞争权，属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2）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是行政许可行为，具体而言是属于资格许可行为，即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的许可。既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为是资格许可行为，未获得该牌的企业就不得从事生猪屠宰的经营活动，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就有权据此吊销其执照与许可证。但本案中，由于市政府的行为违法，所以，工商局、卫生局就不得据此吊销乙、丙、丁的执照与许可证。

Ⅳ 求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案例

我的行政法作业，刚刚做完的，呵呵

题目1：王某（高中学历），通过假造大专文凭取得中山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资格，并通过考试。之后王某完成学业并已工作两年。毕业9年后因人举报其大专文凭为假冒，中山大学撤销其硕士文凭。王某以中山大学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问：1、分析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2、你认为诉讼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

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的行为的性质分析：

首先，关于中山大学撤销其学位这一行为的性质，我认为应该是行政行为。我国学界对于行政行为的定义有许多学说，其中的通说“公法行为说”这样定义行政行为：“所谓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力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果并且表示于外部的法律行为。”[①]中山大学是我国的公立学校，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授权，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其次，中山大学做出的撤销学位的行为，是经过行政法规授权的行政行为；再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②]，中山大学与王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最后，中山大学所做这一行为起到了撤销王某学历的行政法上的效果。故而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历这一行为是行政行为。

其次，关于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这一行为是属何种行政行为，我认为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权作用对行政违法所造成的后果予以弥补和恢复，目的是使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法律关系或行政秩序恢复到原有状态。具体而言，是指行政主体恢复或责令相对人恢复被非法破坏的行政法律关系或行政状态，如对已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或认定无效，以及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或返还财产等。所以，本案件中中山大学撤销学位的行为就属这一类。但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行政惩罚行为，因为王某因这一行为得到了“惩罚”。然而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包括（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中山大学的行为不属前六种行为，也不属于第七种行为，因为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撤销学位的行政惩罚方式。

综上，中山大学撤销王某硕士学位的这一行为的性质是针对错误行政行为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行为。

我认为合理的诉讼结果：

我认为，法院应该判定王某胜诉，中山大学重新确认给王某颁发的硕士学位有效。

因为首先，中山大学不能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高等教育法》第19条第2款关于报考人资格，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学历标准，即只要是本科毕业生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这主要考虑到非本科毕业生一般不具备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倘若允许其报考并接受研究生教育，会造成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高等教育法》又规定了只要达到与本科毕业生具有相同学问的人或者说与其有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硕士研究生，不论其学历如何。王某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顺利通过并完成学业，足以证明其与本科毕业生有同等的学力。中山大学这一做法违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立法意图。并且，中山大学所作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学位条例》的规定，其法律效果作用于王某的受教育权。而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必须由法律规定，而《学位条例》是行政法规。中山大学的这一行为有违法律保留原则。

其次，中山大学没有必要对王某作出撤销其学位证书的处理。因为即使认定中山大学录取王某和王某获得入学资格、学位证书的行为是错误的，但由于王某在报考研究生时的诈欺行为，致使中山大学对其作出了授益行政行为--录取行为，使其获得了入学资格并取得了学籍。如果说在录取行为发生时，在王某刚入学或刚获得学籍时，王某的学问没有达到大专或与本科毕业生相同程度的话，那么，当王某入学后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学习，最终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之时，王某的学问已经超过大专、本科而达到硕士研究生教育所要求的学业标准。这时，其先前产生的错误已不存在。

所以，法院应判决中山大学撤销王某学位的行为无效。

题目2：武汉足球队“光谷建设”因故被中国足协开除，对此不服，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诉讼。问：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应如何起诉？

答：

行业协会（NGO）可不可以作为行政被告？

在我国，行业协会是近些年来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章程是作为极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得到适用的。关于行业协会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被告，首先需要认定其是否有行政主体资格。我认为，中国足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得到了法律的授权，可以作为行政被告。我国《体育法》第31条第三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并且，中国足协与武汉足球队的关系是行政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对武汉足球队做出的行为是属行政处罚行为。而学理上对此有这样认定：“由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③] 综上，此案件中，中国足协是可以作为行政被告的。

应如何起诉？

如上所述，中国足协可以作为行政被告，就应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中国足协撤销其开除武汉足球队的行政处罚。

注：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6条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并且《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受到处分的会员可以并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所以武汉足球队不能向法院提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武汉足球队加入了中国足协，接受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委员会章程》，要受到其约束。但是此时武汉足球队已经被开除，不再受这两部章程的约束；而且这两部章程中的上述规定违反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依据两部章程认为武汉足球队不能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的说法是错误的。

Ⅵ 行政法案例

【案情】
原告：广西国营三门江林场。
法定代表人：陈瑞齐，场长。
原告：柳州市郊区柳东乡牛车坪村公所。
法定代表人：荥运贵，村长。
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知炳，市长。
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争议的山林地位于柳州郊区柳东乡潭冲桥一带的山岭的西半坡，面积约550亩左右，该片山地自土改以来未经任何政府部门确定权属。1953年牛车坪村民在当时的乡长钟朝森和村民组长李已林（原名蒋志芳）的带领下，在该片山岭地点种了松树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55年村民在争议地种有少量的轮歇地。1955年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职工在当时的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领下，也在该片山岭地种植了马尾松树苗。植树后，双方都对该片山岭地树苗进行护理。1960年柳州市郊区东方红公社（即柳东乡）组织人员对柳东大队营造山林进行了综合普查登记，将该片山岭林木登记在东方红公社柳东大队名下（牛车坪属柳东大队管辖）。1963年牛车坪生产队将该片山岭林木固定给其所属的4、6、7小队进行管理。1954年，广西省农林厅林业局作出了“关于柳州林场场界的指示”，三门江林场分别于1954年、1963年对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作了规划，又分别于1973年，1984年由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帮助绘制了林相图。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林木的成熟，双方对潭冲桥一带山林权属发生争议。1977年4月双方代表在自治区和柳州地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以下称柳地处纠办）的主持下，在争议山林地内砍伐九株松树进行年轮鉴定，其中七株树木的年轮符合林场1955年所植树木的年限，据此作了鉴定结论，双方签定了确定争议山林归属协议，柳地处纠办在此协议上作了鉴证，协议附件要求代表签字和单位盖章。牛车坪代表签字后即单方反悔，没有盖章，协议附件没有履行，纠纷仍然存在，双方多次请求政府尽快解决这一纠纷。柳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召集双方代表及有关单位进行调查、调解，均达不成协议，遂于1991年3月16日作出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决定将谭冲桥地区北面两个山岭划拨给柳东乡牛车坪村委会、面积264亩，作为集体所有之山林；潭冲桥地区南面的山岭划给自治区国营三门江林场，面积259亩，山地林权属国家所有。
三门江林场和牛车坪村均不服柳州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分别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门江林场诉称：1954年根据广西农林厅林业局的指示，将潭冲桥一带荒山列入造林规划，1955年水冲分场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人在该山种植马尾松，并派护林员管理至今。1963年在其主管部门的帮助下，分别制作了规划图、林相图备案。七十年代，木已成林，被牛车坪村民盗伐引起纠纷。1977年4月在广西自治区和柳州地区两级处纠办的主持下，与牛车坪大队于同年4月6日、4月21日签订了两个协议，协议内容已明确：潭冲桥一带山林为国家所有，由我场进行管理。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将属我场（代表国家）所有的264亩山林确定给牛车坪所有是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公断。牛车坪村公所诉称：解放前后我村村民都在此争议山岭开荒种植，1953年春乡长钟朝森带领村民点种了松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60年春柳东公社组织人员对牛车坪大队种植管理的山林（含现争议的山林）进行普查登记，上报给有关部门。1963年春，根据中央“六十条”政策，生产大队将有关山林（含现争议山林）“四固定”划分给所属小队所有。1977年后，林场无端提出权属争议，当时所签订的协议违背事实应属无效。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请法院依法撤销，以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柳州市政府辩称：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公所争议之土地的权属自土改以来从未确认过。自五十年代起两原告先后在该山岭地植树、管理。发生争议后，双方未能提供确实的权属依据。从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出发，为了防止纠纷延续和恶化，我们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Ⅶ 行政法案例分析

问题1：一般程序（数额大）问题2：1，一般程序，是两人执法，处罚决定书，还有笔录等用来证明事实。行政诉讼是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行政机关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单就本案来看，适用简易程序是错误的，无法反驳。3，3000元不能当场收缴这是违法的，也不能反驳。王某承认赌博的询问笔录如果系合法取得应选，这可以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3你拒绝说明身份和住所而收缴罚款这不会导致收缴罚款。罚款是对你聚众赌博这个行为做出的行政处罚，且3000元依据治安处罚法是不能被当场收缴的。

Ⅷ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山东日照中院判决韩帮峰与圣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 ■案情 山东省日照市圣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圣公公司”）分4次向农行日照市东港区支行借款50万元，第一笔20万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笔10万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笔10万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笔10万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笔借款到期后，双方协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东港支行于1998年12月10日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对第三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对第四笔借款进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东港支行三次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公证借款催收通知书。2002年12月，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12月,农行岚山支行（由东港支行岚山办事处变更）与第三人韩帮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给韩帮峰。2006年2月，岚山支行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 因圣公公司未还款，债权人韩帮峰起诉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圣公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圣公公司辩称，被诉主体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港支行与圣公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圣公公司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岚山支行将债权转让给韩帮峰并履行了通知义务，该转让行为有效。在债权转让前，原债权人均在两年内进行了催收，未超过诉讼时效。圣公公司系被吊销营业执照，仍具备法人资格，应承担民事责任。遂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借款50万元。 圣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驳回韩帮峰的诉讼请求。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前三笔借款到期后，债权人的催收行为均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第四笔借款于1999年3月28日到期，债权人于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进行了催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办理注销工商登记手续，此后该公司的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债权人于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圣公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说明其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因该公司无人签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应当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006年2月，岚山支行及韩帮峰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至圣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此时至韩帮峰起诉，该笔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撤销（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第四笔借款10万元；驳回韩帮峰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加速社会经济流转，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护义务人，考虑历时很长的请求权所产生的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赋予义务人以时效抗辩，允许其在法定期间之后可以拒绝履行。 应当看到，后一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建立在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基础上，从而以时效制度来促进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本案中，韩帮峰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圣公公司住所地进行债权催收，足以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对债权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达的催收通知书，因无人签收该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该公司这一事实，韩帮峰既无过失，也非故意，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故二审法院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第四笔借款应予偿还。 本案案号为：（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2008）日商终字第77号 案例编写人：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宝华 李 红

Ⅸ 行政法案例

《通知》行来为为抽象行政行为，该自行为的做出在铁路经营企业和乘客间形成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具有可诉性，因为抽象性行政行为不能纳入司法审查。
乔占祥购买车票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具可诉性，所以如果乔占祥没够买车票，他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就不具有请求权基础。

Ⅹ 行政法案例与分析

好像是违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