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280

㈠ 这样的民事诉讼中，法院会怎么判

庭审中，法院会要求你对主张的相关损失，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尤其是护理费这一部分，很可能要求你提供医院要求护理的证明，以及护理合同及支付护理费等依据。总之，列举的赔偿项目没什么意外，问题在你得有证据证明你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㈡ 民事诉讼执行标的被认为是赃款，如何处理

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执行。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执行。

刑事判决生效后，赃款尚不追缴到位，由刑事审判机构移送执行机构依法强制执行。执行机构可以采取查封、冻结、划拨、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以实现刑事判决内容。

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裁决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规定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向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要求有关单位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

赃款的范围：

所谓赃款赃物，就是指违法犯罪分子违法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

赃款赃物具有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个方面是具有证据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属性。赃款赃物与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生、发展有着客观内在的联系，因而对案件具有证据价值;同时，赃款赃物也具有民法上物的特征，即人们能够支配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实体和自然力，民法上的物基本上也可以成为赃物，其特征没有因为诉讼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赃款赃物必须是行为人采用违法犯罪手段所获取的财物，它既不同于作案工具，也不是行为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更不是违禁品。在实践中，认定赃款赃物时必须将其范围严格限定在行为人采用违法犯罪手段所获取的财物之内，不得与行为人其他财产相混淆。行为人的个人财产可以是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行政和刑事处罚措施的标的，但决不能够成为追缴的对象。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生效的裁决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是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情况，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利对赃款赃物进行认定，公安机关无权认定。这是因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有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后，被告人的非法所得才上升为罪犯的赃款赃物，即是说，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其法律上的地位被确定为罪犯之前，其违法所得便不能够成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赃款赃物。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只使用过“物品、文件”、“存款、汇款”、“财物及其孳息”、“合法财产”等字眼，在人民法院审判判决后才有赃款赃物的说法。

㈢ 民事诉讼程序执行是怎样的

十七、执行程序
254、强制执行的标的应当是财物或者行为。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
255、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由制作支付令的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256、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
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分别向上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先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执行。
257、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中止执行，应当限于案外人依该条规定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围。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应中止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的，通知驳回。
258、执行员在执行本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院长审查处理。在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出书面意见，经院长批准，函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259、被执行人、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也可以直接到当地执行。直接到当地执行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当地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要求协助执行。
260、委托执行，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和生效的法律文书(副本)。委托函应当提出明确的执行要求。
261、受委托人民法院在接到委托函后，无权对委托执行的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实体审查;执行中发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民法院反映。
262、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和委托人民法院的要求执行。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期限和方式需要变更的，应当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并将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263、受委托人民法院遇有需要中止或者终结执行的情形，应当及时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在此期间，可以暂缓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不得自行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264、委托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通知驳回或者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在此期间，暂缓执行。
26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在接到委托人民法院指令执行的请求后，应当在五日内书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在接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的书面指令后，应当立即执行，将执行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告辞委托人民法院。
266、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
267、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268、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执行人或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269、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出面作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提交保证书;由第三人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270、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271、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
272、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
273、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
274、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
275、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完毕后，该法律文书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经当事人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
276、执行中，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根据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宣告被执行人破产。

277、仲裁机构裁决的事项部分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部分超过仲裁协议范围的，对超过部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278、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279、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执行书后的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并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
280、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银行及其营业所、储蓄所、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外地法院可以直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被执行财产所在地银行及其营业所、储蓄所、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存款，无需由当地人民法院出具手续。

281、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交有关单位变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的，变卖前应就价格问题征求物价等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价应当公平合理。
对变卖的财产，人民法院或其工作人员不得买受。
282、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封、冻结的，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者擅自解冻，违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所有申请执行人清偿要求的，执行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
283、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如果该项行为义务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
284、执行的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执行原物。原物确已不存在的，可折价赔偿。
285、执行中，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对其处理外，并应责令被执行人交出隐匿的财产或折价赔偿。被执行人拒不交出或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被执行财产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也可以采取搜查措施，追回被隐匿的财产。
286、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

(2)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3)认为有隐匿财产的行为。
搜查人员必须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搜查令和身份证件。
287、人民法院搜查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搜查现场;搜查对象是公民的，应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以及基层组织派员到场;搜查对象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也应通知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搜查。
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执行人员进行。
288、搜查中发现应当依法扣押的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办理。
289、搜查应制作搜查笔录，由搜查人员、被搜查人及其他在场人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在搜查笔录中写明。
290、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在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转交的，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
291、有关单位和个人持有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因其过失被毁损或灭失的，人民法院可责令持有人赔偿;拒不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被执行的财物或者票证的价值强制执行。
292、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山林所有权证、专利证书、商标证书、车辆执照等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办理。
293、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
294、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
295、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296、债权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所定期限的限制。
297、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298、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清偿前提出。
299、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有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中，被执行人的财产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分配。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300、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301、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302、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303、在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后，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因妨害行为给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

㈣ 司法考试要考多少门听说那个很难，一般通过率是多少呀

有空去一下学法网论坛。
每份试卷分值为150分，试卷的具体科目为：
试卷一：
综合知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考试时间：8：30-11：30 。
试卷二：
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考试时间：14：00-17：00 。
试卷三：
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考试时间： 8：30-11：30 。
试卷四：
实例（案例）分析、司法文书、论述。包括：试卷一、二、三所列科目。考试时间：14：00-17：30 。 前述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为机读式选择题，其中每卷有单选题50道，每题1分，多选题40道，每题2分，不定项选择题10道，每题2分，共计150分；试卷四为主观题，包括1道简答题，5-6道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
2002年是6.68%，2003年是8.75%，2004年的通过率为11.22%，2005年的通过率为14.39%,2006年的通过率达到约17%，2007年的通过率达到约20%。 2008年通过率25%，2009年通过率是22%左右。（以上通过率包含放宽地区考生，即C证书，它只能在限制地区如老少边穷和贫困地区使用，而西藏自治区只要达到280分就算通过，所以只看通过率衡量司法考试不够准确，实际A证通过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司法考试依然很难，而且题目逐年难度增加。）

㈤ 证据裁判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有哪些例外情形

你好，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有“相对免证的事实”或“毋庸证明的事实”。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其诉讼法典(或证据法典)及实体法中，对免证事实做出明确规定。比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01条规定了“关于裁判事实的认知”(即司法认知)，第301条和第302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了“自认”，第291条规定了“于法院已经显著的事实”，第292条规定了“法律上的推定”;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至第1353条规定了“推定”，第1354条至第1356条规定了“当事人自认”等。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于法院已显著或为其职务上所已知的事实”为司法认知的事实，第279条至第280条规定了“自认”，第281条和第282条分别规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第434条规定：“一、明显事实无须陈述及证明;众所周知之事实视为明显事实。二、法院履行其职务时知悉之事实无须陈述;法院采纳该等事实时，应将该等事实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公证法》(第36条)和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9条、第13条、第74条、第76条)、《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第68条、第70条)等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公证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8年)第334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①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③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④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⑤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我国有学者将以上事实纳入司法认知的事实。笔者认为，司法认知的事实主要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法院依职务所知悉的事实和公证的事实。因为采用这些事实均具有司法认知的特征，均须遵循相同的程序规则。司法认知、事实预决、推定、诉讼上自认均具有各自的规范内容、法律特征，必须遵循各自的程序规则，所以不能将预决(事实)、推定(事实)、诉讼上自认(事实)纳入司法认知(事实)的范畴，而应当分别规定和讨论。
既然免证事实是证据裁判原则和证明责任或者证明对象的例外情形，同时为防止法官滥用职权采用“免证事实”而违背证据裁判原则，就得采取法律明定原则。笔者认为，我国由司法解释规定免证事实有轻率之虞，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此所作出的解释的效力是否或者能否及于审判值得疑问。再者，我国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具体规定司法认知、事实预决、推定、诉讼上自认的程序规则，为立法上的大漏洞。
上述“相对免证的事实”或“毋庸证明的事实”，其真实性已被确定或当事人间没有合理争议，其主张者无需运用证据证明，法院直接采用为裁判的根据。不过，诉讼中没有绝对的免证事实，若当事人(特别是不利一方当事人)提出充足反证、发现新的事实或者撤销自认等，所谓的免证事实则成为证明对象。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还有经验法则、地方习惯、交易习惯、行业惯例、国际惯例等，通常不构成证明对象，法院直接予以采用。不过，对某个经验法则、地方习惯或行业惯例等，本案法官不了解或者当事人有争议的，则需进行调查。调查方式通常采用自由证明，调查方法包括民意测验、查阅资料、咨询专家等。
法官采用免证事实、经验法则、地方习惯或行业惯例等之前，应当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特别是要保障不利一方当事人的异议权或反证权。否则，将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

㈥ 民事诉讼赔偿问题

这应该是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写明原告、被告，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对方赔偿的数额），写明事实经过，受到的损失有哪些，比如去医院治疗的费用、误工费等。最后签名，写上日期。

㈦ 民事诉讼中提供伪证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民事诉讼中提供伪证的处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民事诉讼法280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中伪证泛滥的危害：

2010年，高某的妻子周某向法院起诉李某财产损害赔偿（毁林），高某以其妻子的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高某为骗取法院判决李某多赔付青苗补偿费，指使他人绘制虚假的毁林示意图，并在伪造的毁林示意图上见证签字、加盖村小组的公章，将其妻周某的毁林面积1亩虚构成7.8亩，造成法院采用原告方伪造的证据错误判决被告多赔付1428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2012年2月，人民检察院指控高某犯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上述伪证案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伪证案的如下危害：

1、妨害了诉讼秩序，影响了法律尊严。当事人随意伪造证据、制造假象，蒙骗法官，并使之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已经是对法律的亵渎和对法官的戏弄，而案中的高某不仅自身随意漠视法律，而且还指使十余人为其造假，更是对法律的集体践踏，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2、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当事人讼累。上述伪造毁林示意图引发了两个案件，历时三年多，启动了民事诉讼、执行、公安侦查、检察指控、刑事诉讼等五个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且因受害方远在外地，庭审期间，先后多次托人或亲自往返于法院和各部门之间，为各个证据的论证和质证耗费了大量和人力和物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3、动摇了法制信心，污染了社会风气。高某的伪证案不仅让十余名为其造假的证人戏弄了一回法律，也让当地的一片知情村民亲自感受到了法律的软弱可欺。虽然高某最终因妨害作证罪被绳之以法，但在当地的社会上仍产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恶果，动摇了包括证人、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和期望。

㈧ 证人的作证豁免权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证人作证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抱怨证人作证难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人们在一味追求证人出庭作证率的过程中，同时又淡漠了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因此，关注和重视证人权益，加强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实现利益价值选择的均衡，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其中，证人作证豁免权问题，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词，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应地，“证人作证豁免权”（Immunityty of witness）的内涵，要比通常所说的“证人特权”（Pivilege of witness）或证人的“证言拒绝权”等含义丰富得多，它是特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特殊情形时，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1}（P113）
可见，在此定义中，证人享有“作证豁免权”的前提，在于他/她[1]首先应是个“证人”，也就是应当具备证人的资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证人”都不是，又何以谈“作证豁免权”呢？
同时，这个证人还必需是“负有作证义务的”，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不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笔者认为，是存在的。哪些人？就是被免除作证义务的人——这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但不能作如此字面的理解，因为如果肯定了“不负作证义务”的证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知道案情的“证人”可与其“作证义务”相分离的观点。
而按照传统理论，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联系”的。{2}（P189）凡是证人，都有义务作证，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就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证人的适格性（Competence）的关键，主要是解决证人能力或者证人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哪些人有权作证。一般认为，自然人只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有资格作证：（1）有感受和记忆能力；（2）能正确表达；（3）亲自耳闻目睹了案件事实；（4）理解宣誓作证的义务。而证人的可强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对于适格的证人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将给予一定的惩戒。在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的关系上，一般学者认为，“证人的适格性是可强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适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强迫性；具有可强迫性者，必须是适格的证人。”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而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具有适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强迫作证”，却避而未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可以分离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就是这种分离的体现。
另外，关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法上的抗辩权”，并阐述道：“将证言拒绝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的权利，其实就是将证言拒绝限定为法定权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才有可能行使该权利。这样规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证人等基于民事实体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则将私法权利扩大为公法权利，二可以明确该权利的重要性质，禁止证人滥用该权利。”{3}（P997）笔者认为，这种将“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抗辩权”的作法，有失偏颇。毫无疑问，证人作证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属性，但同时它有时又会体现出私法上的特点，这在民事案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在一货物买卖的合同纠纷中，某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证人，就可以通过与一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来决定是否放弃作证豁免权。因此，“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任意处置性，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种权利的私权性质。所以，“证人作证豁免权”——恰当的说，兼具公权与私权的特性。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
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特权
证人有权就有关公务秘密的问题拒绝回答。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本国国王（或元首）、外国国王（或元首）、驻外大使、高级专员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273条和第274条对此也予以有条件的承认，该法规定“以官吏或曾为官吏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该监督官厅的许可”，以内阁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或曾任其职务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内阁或众、参议院的许可。而在德国，以法官、公务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为证人时，询问关于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以及许可其作证的问题，适用公务员法中的特别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
在美国，联邦政府根据透漏的证据会给美国国防或美国国际关系造成损害危险的恰当可能性，有权拒绝提供证据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证据。在合众国诉雷诺兹（1953年）一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个非军方观察员在一架军用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他们的妻子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试图获取空军正式的事故报告（其中一些数据与空军正在试验的电子装备有关）。最后，最高法院未予支持，最高法院说：军事和国家机密特免权已“在证据法中得到充分的确立”，这项特免权的存在“从未受到怀疑”。{4}（P298）
可见，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获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护，免除其就此作证的义务，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二）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
如果证人提供证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受牵连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时，就可以免除该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这一原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绝自证其罪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后在世界各国中得到普遍确立。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关于可以使证人或下列的人遭致刑事上的追诉或处罚的证言，证人可以拒绝，关于可以使这些人蒙受耻辱的证言亦同：一：证人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血亲或三亲等内的姻亲或与证人曾有此等亲属关系的；二、证人的监护人或受证人监护的；三、证人作为主人而侍奉的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4条规定，当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对证人或证人的有关亲属引起不名誉或使其因犯罪或违警行为而有受追诉的危险时，该证人有权拒绝作证。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07条第3款也声明，因证人作证，足以致证人或与证人有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的人，或有监护关系的人将受到刑事追诉或蒙受耻辱的，有权拒绝作证。
证人所享有的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不仅适用于民事、刑事审判程序、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美国），而且适用行政的、立法机关的听证、调查程序。{5}（P341）这种特权的特点表现为：（1）在适用主体上，较为宽泛，既适用于证人，又适用证人的亲属[2]；（2）在适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诉或处罚的事项，也包括名誉上受损（Disrepution）的情形，还有财产上权益受损害的情况。可见，证人享有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对证人权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亲亲相为隐”的特权
这是指夫妻之间或者特定亲等的亲属之间，不得就从对方获知的信息作证或作不利于对方陈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凡证人遇以下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1．系当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当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关系已不存在的；3．系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一方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或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而菲律宾新证据规则第130条第25条“父母子女的特权”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作证反对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其他直系卑亲属。而当在一有数位被告的诉讼程序中，证人虽只与该数位证人中之一人有亲属关系，仍有拒绝证言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对有关身份关系的规定更为宽泛。{6}（P220）证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的规定，拒绝作证权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任何诉讼事件，都不得强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间所收其配偶之通讯。而在美国，婚姻特权包括拒绝提出不利对方的证据权和夫妻间的谈话守秘权，但能够证明夫妻间交谈内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见，赋予夫妻和亲属之间的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普遍趋势。这对于维持人们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不无益处。
（四）职务上的特权
这是指证人由于职务上或业务上的保密义务而享有的作证豁免权，它是基于保护特定职务上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至今，在美国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职务关系有：律师与其当事人、医生和病人、心理治疗人员与病人、神职人员与忏悔者、甚至新闻记者、告发人都享有特权（不得暴露提供情报人身份的特权）。而加拿大证据法第41条和42条，也分别规定了对因职业关系所获得的应当受到保密的事项以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事项，证人享有拒绝作证权。
在日本，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律师、代办人、公证人、宗教在职人或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对由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的有关他人秘密的事实，有权拒绝提供证言。原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对职务上特权规定的范围更宽、更具体，除上述情形外，还包括法定代理人、专利代理人、宣过誓的会计员和查帐员、税收顾问和指定的税收代理人、药剂师等，因其身份被告知或得知的秘密事项，可以拒绝作为证言提供。
正是基于对特定领域社会关系的保护，像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借助其特殊身份而获知的事项，在法庭作证时应当予以豁免，否则，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和职业群体信赖感的形成。
（五）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排除
在现代法治国家，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一般应予排除，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理论。但它在适用主体上，一般适用于侦查人员或司法人员，而对不负特定职务的普通人来说，一般不适用。对于一些非法定主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或由此而产生的“证人证言”，究竟其效力如何，各国法律语焉不详，理论界也缺乏与此相关的探讨。应当说，对于普通主体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或采用非法或不当手段而获取的信息，或第三人通过引诱等方式而从他人所获知的情况，比如通过偷看乙的日记这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而得知的秘密，笔者认为，都应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相关主体所作的陈述或提供的“证言”，裁判机关不宜采纳。这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体现。那么，这是不是排除了丙的作证资料了呢？笔者认为，不是的。只要经过乙的同意，他仍然可以作证[3]，也就是说，丙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