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规作为证据依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立法先行。法治语境下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实现行政目标的活动总称，也即行政主体将法律的意志加以实现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依法律授权而为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有法律依据并受法律规范制约当为行政执法的实质要义之所在。那么，行政执法的依据应当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之外，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实践中鲜见有行政主体将法律解释梳理为执法依据的，近些年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操作上的问题，比如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何对待行政解释？同部门法律解释或不同部门的法律解释之间出现冲突如何处理？本文试图厘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认识，期冀略有指导实践之效益。
一、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考量
（一）法律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困惑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法律的制定、执行、适用，分别交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具体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超越职权、侵犯其他权力领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法律解释权主要归属于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释主要是指司法解释，是法院或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所作的解释，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个案中的司法解释对下级法院今后的具体案件审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机关执行的是议会（国会）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释。关于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是否属于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在解释史上很早就存有争论。从古罗马开始，法律解释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沿着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释法律再到立法授权法官解释法律前进的。[1]至今，两大法系中，司法解释成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释，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释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称的法律解释。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两家最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对法律具体适用问题有权进行解释，我们将其称为司法解释。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司法解释在性质上是一种能够重复适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解释，它不同于国外的具体个案解释，这种抽象解释在许多情形下是对法律的进一步明确界限，很大程度上属于立法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权存在侵犯立法权的嫌疑。在缺失明确“纠偏”制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执法当如何选择执法依据难免处于为难境地。
至于其他两种法律解释，首先来看立法解释，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解释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执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释的名义发布文件，但本质仍属于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应当具有立法解释权，立、改、废才是立法机关的本职，立法者完全可以通过修法来达到立法解释的目的。其次再来看行政解释，权力分立原则在本质上也同样要求法律解释权不能交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否则，法律解释权一旦扩大配置，将会给我国的行政管理活动带来两大问题：第一，这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而无须考虑立法机关的意志；第二，还意味着行政机关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将成为一句空话。[2]
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体制，尽管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但体制的架构确实存在法理中无法回避的困境和不足。至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能否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大费思量的问题。首先，对立法解释而言，我们一方面强调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很少见，常被应用解释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论上虽可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但因其数量不够，对行政执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对行政解释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释程序简单，俨然行政主体内部的抽象行政行为，与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语，行政解释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仍存在可争论的焦点；再者，对司法解释而言，虽已成为两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但能否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综观我国的法律解释机制，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存在各种困惑与逻辑不足，严重影响着我国行政执法主体之执法依据的范围圈定。
（二）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支撑
近代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3]如何保障、制约国家权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维护公民的权利，成为先贤们思考解决的问题。在最初英国思想家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基础之上，法国孟德斯鸠进一步将其完善并发扬光大，创设出三权分立学说，对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三权分立”学说，整个国家权力被划分为三部分，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项权力分别由议会、法院和政府行使，三个机关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制约。孟德斯鸠主张，必须强调权力之间的分工制衡，用权力制约权力来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则自由不再，同样道理，如若司法权不能在立法权与行政权面前保持独立，则自由也不再。假设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手中，专断的权力就将凌驾于公民的生命与自由之上，这是因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则是一个国家如若法律制定权、公共决议执行权、私人犯罪裁判或者争讼权也交由同一个人或者机关行使，那么这个国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国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权力分工制约思想是必须体现的。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对其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意志；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据法审判。关于法律解释的性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方法”的争议，作为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法律解释是从属于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的。因此，在国家权力三权划分的意义上，主流观点将法律解释视为一种具有附属性质的隐性权力，法律解释权也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力类别。据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第一个理论支撑，法律解释如果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那么它就具有了能够成为法律依据的先决条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按照“谁制定，谁解释”的运行规则，法律解释的主体必然与三种权力紧密相连并且附属于特定权力主体自身的权限，法律解释权在权力属性上当然地具有延伸意义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性质，适用法律解释的过程便是三种权力运行的结果。对于立法解释与行政解释而言，它们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毫无问题，对于司法解释而言，尽管情况复杂，但从三大国家权力的职责分工来讲，作为在行政法律适用过程中用来调适法律关系重归平衡的司法权，具有终局裁决的效力，当然也对前置的行政权力具有约束性。基于此，法律解释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延伸属性决定了其能够成为执法依据的前提条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不同，广义上可以将法律解释划分为正式解释（有权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两种，区别二者的标准在于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通常我们采用的是狭义的观点，法律解释即指的是有权解释，必须是有权主体依据有关权限对法律的具体适用进行的解释。据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第二个理论支撑，从行政法的渊源进行考察，行政法渊源作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载体，如果一个法律文件能够作为行政法渊源，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和行政执法行为产生普遍约束力，那么它必然也能够成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对行政执法机关产生拘束力，行政机关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法律解释是行政法的法律渊源之一，认为一般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殊渊源有法律解释、国际条约、惯例等。按照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以将法律解释做出立法解释和应用解释两种区分，在应用解释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之分。[5]上文已经分析，法律解释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延伸属性决定了这些有权解释均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性、普遍性和规范性等作为法律渊源的这些基本特征。另外，通过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及其后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进一步对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一内容予以明确化。受我国现有法律解释体制的影响，尽管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体系中存在着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强度不同以及适用人员、事项范围不同的问题，但是法律解释本身作为行政法渊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却是厘清其能否成为行政执法依据的重要理论支撑。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法渊源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成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亦是应然。
基于以上分析，尽管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确实存在着源自法理上的障碍，但是从其作为国家隐性权力的基本属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渊源之一等支撑来看，法律解释在理论上是当然并且必然能够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还存有现实的需要，并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能够明确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为行政机关落实、完善国务院“三定规定”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行政机关科学梳理行政执法依据，进一步明确各单位权责，合理配置行政职权；而且便于行政主体身份的确认，明确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满足实际部门和群众对行政行为进行准确及时监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释机制，进而推动行政法学的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为法制的统一提供保障，实现依法行政。
⑵ 行政案件调查取证 法律法规
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中的第一步骤。
根据相关《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2)行政法规作为证据依据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修正)》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⑶ 法院判决能以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吗
法院审判行政案件抄时，是可袭以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依据的！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也可以称“规定”、“办法”。这里的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以这里地方人大通过的条例也就是地方性法规，他是可以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的！
规章的一般称为“规定”、“办法”，但是不得称为“条例”。法院只是参照适用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法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实践中规章的数量比起法规多多了，还有我国司法的人力、物力严重依赖于行政的原因，决定了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时候，多数都是适用规章的！
⑷ 政府管理条例作为证据 需要全部打印吗
可以作为证据。这属于法律法规政策证据。只要与要证明的事实有关联，结合案件性质，也许还是最有力的证据。一、国家文件体现的证据效力：国务院及各部委局发布的文件所具有的证据效力，主要体现在执行方面，属于政策法令依据。例如，国家文件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哪个部门具有管辖权，违规责任，等等。二、证据的价值：作为证据，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说明问题，能够印证某一事实的存在性，与客观事件的发生有着必然联系。必须能够反映客观真实性。这其中包括直接证据和旁系证据。直接证据就是不需要其他旁证相关联，直接就可以说明问题、证实事实。旁系证据则需要与相关其他证据并联、串联在一起使用，起到一种辅助证据的作用。如果不能与事实本身相关联，则没有证据价值。三、《民诉法》规定的证据范围：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⑸ 国务院出台的法规能否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
国务院出台的法规能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第四条 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5)行政法规作为证据依据扩展阅读
可以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的法律文书：
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
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
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执行作为法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
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⑹ 部门规章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吗
部门规章可以设定，但是有范围的限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内容的规定
第八条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四条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6)行政法规作为证据依据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⑺ 行政诉讼的审判依据（法律依据）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时，不应一概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任何依据
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我国立法工作的相对滞后，及政府的积极行政理念，在客观上使有些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有时也没有可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行政规章，而是直接依据行政主体自身制定的多数表现为“红头文件”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被诉至法院，行政机关在提交证据和依据时，又往往将这些以“红头文件”表现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事实证据而不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提交。实践中，如果法院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39]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没有提交法律依据，从而认定被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败诉责任的话，其结果必然是行政机关败诉率很高。即使有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处理是正确的，行政机关也很可能承担败诉责任。这种情形，既不能有效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也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脱离了我国社会转型和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根据最高法院《纪要》的要求，对待此种情况，法院除了应尽释明义务外，不应不经审查就直接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因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时，不应一概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依据，而应在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再作定夺。
⑻ 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作为证据提交的，还是以法律依据提交，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法律依据是人大、地方人大，政府和地方政府制订的法律法规。不遵守或阳奉阴违，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若行政诉讼，必须针对行政部门涉嫌违法的行为。
当然，必须提出书面证据，来证明行政部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⑼ 行政处罚证据规则
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行政处罚的种类分别有以下几种：
1、警告。国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个人进行谴责和告诫，是国家对行为人违法行为所作的正式否定评价。从国家方面说，警告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式意思表示，会对相对一方产生不利影响，应当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对被处罚人来说，警告的制裁作用，主要是对当事人形成心理压力、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2、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人强制收取一定数量金钱，剥夺一定财产权利的制裁方法。适用于对多种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
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违法行为人占有的，通过违法途径和方法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的制裁方法；没收非法财物，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违法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产和物品收归国有的制裁方法。
4、责令停产停业。是行政机关强制命令行政违法行为人暂时或永久地停止生产经营和其他业务活动的制裁方法。
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是行政机关暂时或者永久地撤销行政违法行为人拥有的国家准许其享有某些权利或从事某些活动资格的文件，使其丧失权利和活动资格的制裁方法。
6、行政拘留。即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在短期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措施。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一、人身自由罚：包括行政拘留。
二、行为罚：主要形式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
三、财产罚：主要形式有罚款、没收财物（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
四、声誉罚：主要形式有警告、责令具结悔过、通报批评等。
行政处罚法除已列举方式规定了上述行政处罚外，考虑到这六种行政处罚可能不足以处罚行政违反行为，又授权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种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可以创设六种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
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新创设的行政处罚主要有劳动教养、通报批评、强制履行兵役、驱逐出境、撤销注册商标、注销城市户口等。
(9)行政法规作为证据依据扩展阅读：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一、人身自由罚：包括行政拘留。
二、行为罚：主要形式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
三、财产罚：主要形式有罚款、没收财物（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
四、声誉罚：主要形式有警告、责令具结悔过、通报批评等。
行政处罚法除已列举方式规定了上述行政处罚外，考虑到这六种行政处罚可能不足以处罚行政违反行为，又授权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种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可以创设六种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新创设的行政处罚主要有劳动教养、通报批评、强制履行兵役、驱逐出境、撤销注册商标、注销城市户口等。
⑽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以什么为依据
根据我国抄《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首先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对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规章的适用，应以具体审理案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