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实践困境
在刑事诉讼中，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领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实有效地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倡导社会关系修复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则在刑事案件中的体现，以维护公共利益，发扬善良风俗，弘扬社会公德，从而保障社会肌体健康发展。
我国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由来已久，1986年《民法通则》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词语载入法条。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1)刑事诉讼法实践困境扩展阅读：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
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㈡ 刑事诉讼法有什么好的课题吗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弱势的根源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处于弱势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权力的驱动下运行的，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只是权力运行的客体，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也只是司法的客体，他的地位是无法同作为司法权力的行使者的检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承认公民之间的平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从权力行使者的角度来制定规则的。在立法中赋予了国家机关充分的权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着墨甚少，而且多是义务性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制裁机制，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规定较少或者即使有规定也缺乏有效的贯彻和保障机制。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多是以便于行使权力（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权）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诉讼法》中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种书面上的表示，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机制，法院以及检察院是否按照规定来做，主动权在于他们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不可能据以主张权利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更多地考虑了司法机关工作的便利性，相应的忽视了对权力行使对象的保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强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距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五年来看，新文本所增设的权利符号基本上沦落成了没有具体指涉对象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刑事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惯习" 所驱使，它依然未摆脱打击犯罪的工具面相：在侦查阶段律师仍然很难介入诉讼；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的情况仍然存在；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也未见有多大改观；非常规化的"严打"活动仍在根据形势的需要被反复发动；甚至像公开审判这样的现代司法原则，本来是用来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也被置换为用来展示犯罪、威慑犯罪……” 。仍以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性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确的客观性标准，并且对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制裁没有明确规定。
对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歧视以及对犯罪实施惩罚是对保护人权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谬误。国家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可以为所欲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在立场上的错误，它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违背了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能为了司法权行使的便利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滥施刑罚。在刑事诉讼中对强制措施的运用只能以必要性为原则，可以不施行就不应施行，可以用监视居住就不应适用羁押。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都没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而我国在羁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羁押者与其亲属、律师会面的措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拥有剥夺、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力，而只有出于前述目的才可以对具有侵害性的社会成员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这一限制决不能成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而不能是惩罚犯罪。超过必要限度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犯罪。
作为法治高度发达的美国，其司法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美国司法中正当程序的原则 都可以视为是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设置的，可以看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视。正当程序并不只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为什么美国要把正当程序的七个原则都放在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上面？这是因为虽然正当程序要同时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况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达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国宪法，在如此精简的内容之中居然有多条是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体现美国人对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视。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国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权力的限制，表现出立法者对人民可能重新被权力奴役的担心。从立场上看，这样的立法是从保护公民权利出发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这篇宪法真正体现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意愿，代表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维护民主，限制国家权力在民众的意志下运转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后，一直保持着美国的最高权威，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55条，在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155条第二款规定之理解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上述规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给出了一个可予支持的范围。
从其罗列的各种项目看，参照民法通则(1986年)第119条、侵权责任法(2009年)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17条等法条的表述形式与顺序看，该款规定彻底排除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三项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也是明确告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与被告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不会判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刑事案件一并判决时不会判，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也不会判”。按照上述规定，办案法官这种告知是正确的。
三、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值得商榷
从立法目的、法律体系、价值取向、社会效果上看，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均属于最高法有意放弃“三项赔偿”形成的“盲区”，而不是有意或无意遗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这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与立法者于立法当时确立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对于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可以请求“三项赔偿”并能获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刑事案件中却无权请求“三项赔偿”，即使提出请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这不仅凸现了公民生命健康权在不同形式的侵权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显露了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缺陷。如果对“三项赔偿”不依法予以支持，则会对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
事实上，对于法律适用产生的社会效果，既需要从当事人利益纷争的平衡与妥当方面去考量，更需要从个案裁判结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去考量，如果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价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当的裁判；反之则会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就是不公正的判决。
从任何方面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当排除“三项赔偿”。因为，我国尚无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如果不能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处获得赔偿，无异于 “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所以，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释。
将“三项赔偿”纳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犯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前，最高法院可以对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进行修改，将“三项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和判决支持的范围。
(3)刑事诉讼法实践困境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条 技术侦查措施取得证据的适用原则
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一百五十三条 通缉的条件及程序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一般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五十五条 特殊侦查羁押期限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㈣ 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几点体会
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总的体会是；
一、社会性
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如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学等，民法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规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学也就有了范性，它是法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三、概念性
法学之概念性来源于法律规则。如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分别为两个概念，欺诈行为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再如损害赔直接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为三个不同概念，只有掌握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则。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在我国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制定各项法律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法学当然也有目的性，在历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别是德国的概念法学，它们过分注意概念问题，而忽略了目的性。
五、正义性
法学正义性源于法律正义性，法律规则因为有正义性才能区分于技术规则，同时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恶法之分。
六、实用性
我们学习法学是为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知道闭门读书，我们还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讨论实际发生的和假设的案件，讨论它应怎样判决。
通过对法律的认识和平时的学习，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无论走到哪，都离不开法律。法律对人人都是平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每个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㈤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存在哪些不足
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不足.其一，会见难;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其三，调查取证难; 其五，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
2.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其一，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和最高法院的解释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是：犯轻罪并能足以防止其再发生社会危害性，两者缺一不可。对犯重罪者，由于犯罪本身的严重性及其预计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决定了担保约束措施很难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对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者，不应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与外延，法律及司法解释缺乏准确的界定；其二，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过窄。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既具有授权性，也具有排他性。这里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其三，对“严重疾病”的内涵缺乏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患有严重疾病，可以解除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然而，何为严重疾病，《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
3.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这个部分只有八条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很多问题规定得过于简单，有的根本就没作出规定。
㈥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你这个完全没有说问题是什么呀……
不过粗看了案例，有几处与《刑事诉讼法》不符或者说有疑点：
1、第一百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第一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3、第一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4、第一百八十条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
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以上四处有些问题，首先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次，像这个案子必须公开审理并宣判。再次，审理期限没有特殊原因的至多1个半月，案例中所属1个月后是多长时间有待考虑。最后，被告人的上诉权不能被剥夺！
㈦ 《刑事诉讼法》第87条是怎么规定的
你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进行监督，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权之一。这一规定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在立案阶段的具体体现。所谓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是指应当以哪些案件实施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立案监督范围的规定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第87条和第18条第2款。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分歧较大的是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该条应如何理解？除了通常所讲的“有案不立”之外，是否还应包括其他案件？以罚代刑、以劳动教养代替刑罚的案件是否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共同犯罪案件中未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刑事立案监督程序纠正？具体来讲，“公安机关应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立案条件，而公安机关不予侦查的案件：
一、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者发现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刑事立案决定的，这种情形属于典型的有案不立。
二、公安机关以治安处罚案件立案或者处理。俗称“以罚代刑”。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较为普遍，原因在于公安机关没有按照刑事案件立案，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作为治安处罚的对象对待，这实际是放纵了犯罪。
三、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转治安处罚、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作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理的案件能否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存有一定分歧。有的认为，案件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检察机关不能作为刑事立案监督案件进行监督，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后，应当进行侦查，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的具体措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又作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理的案件，其实质是把刑事案件作非刑事案件处理。因此，这类案件也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
如还有不清楚的或新情况再回复或联系。祝维权成功。
纵横法律网-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大庆分所-张文东律师
㈧ 刑事诉讼法追赃存在什么问题
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对刑事追赃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将其返还被害人或予以没收。
一、追赃制度的特点
1、利益恢复性。利益恢复性与权利救济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刑事追赃制度的基本属性。任何人包括被害人均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对一切违法行为所获得的任何利益包括衍生利益，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以尽量恢复到利益被侵害前的状态，所以，刑事追赃主要是利益恢复，不具有惩罚性。
2、民事责任刑事化。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行为的本质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律将其中部分严重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之后，改用追赃手段予以救济，这是刑事化的民事责任，追赃制度的运行不能完全脱离民事责任追究制度的土壤。
3、程序运行的强制性。刑事追赃程序的强制性是民事责任刑事化的必然结果。追赃是相关机关的法定责任，并不是应申请的行为，追赃过程与刑事诉讼过程同在。
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追赃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1、刑事追赃缺少制度制约。刑事追赃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重刑轻民”思想的反映，刑事诉讼仍然侧重于打击犯罪，司法机关并没有足够的追赃动力，亦没有完整的追赃制度予以保障。
2、司法资源配备不能适应追赃需要。刑事追赃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适用大量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对赃款赃物的权属、性质、范围等内容进行界定，刑事司法人员相关专业能力的不足是我国刑事追赃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瓶颈之一。
3、刑事追赃程序运行封闭。追赃程序的封闭性突出表现在角色缺位。在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权益保护应当放到与打击犯罪一样重要的位置看待，制度设计上应当赋予被害人、相关利害关系人参与途径和方式，增强追赃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4、刑事追赃缺少监督制约。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检、法三家都有追赃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无监督的责任等于无责任，责任监督制度不完善也是追赃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应转变司法理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刑事追赃工作，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将追赃情况纳入案件移送内容之内，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将刑事追赃工作纳入各机关考核目标，提高司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以制度保障追赃工作的顺利运行。以专业化为目标，配备司法资源，加强队伍建设，以适应刑事追赃的需要。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追赃工作担负起应有的法律监督职责，具体可通过纠正违法或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检察机关可利用人民监督员制度驾加强自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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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刑事诉讼法追赃的规定，应进行辨证的理解，既要看到国家对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的维护和保障，又要看到在追赃执行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没有制度保障和制约，专业素质和追缴资源配备不够，追赃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等，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建章建制、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和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㈨ 刑事诉讼法108条第三款
第三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
犯罪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自首的，适用第三款规定。
(9)刑事诉讼法实践困境扩展阅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 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提出。接受口头报案、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写成笔录，经宣读无误后，由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签名或者盖章。接受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告人、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控告、举报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严格加以区别。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参考资料：中国法院网-《刑事诉讼法》
㈩ 刑事诉讼法
陈某已经满14周岁。
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如下规定：(1)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即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刑法理论称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或完全无刑事责任时期。(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即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刑法作出这样的限定，除了考虑犯罪的严重性之外，还考虑了犯罪的常发性。还有一些犯罪或许重于这里所列举的犯罪，但由于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不可能实施或者很少实施，刑法未作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或者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的，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例如，15周岁的甲绑架他人后故意杀害他人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15周岁的乙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强奸妇女的，应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至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3)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6周岁的人对一切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此即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即减轻刑事责任时期。
除上述规定之外，刑法第17条第4款还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