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2011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我局已于2011年6月14日将涉嫌非法经营罪的XX刑事拘留。

您好根据法律规定和我的辩护经验你朋友的情况属于涉嫌非法经营罪而被刑事拘留 你说专的刑事诉属讼法第61条正是刑事拘留的法律依据。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是三十七天
在此期限内会转为逮捕然后就是长时间的羁押等候法院审判直到法院做出生效判决。目前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刑
具体结果还要看具体案情和律师辩护情况建议尽早聘请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可以进一步联系咨询我

2. 中国有多少个具有侦查权的机关

根据中国有5个具有侦查权的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专具有侦查权的国属家机关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对狱内刑事案件具有侦查权、军队保卫机关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刑事案件具有侦查权。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机关。侦查分工简单地说，公安机关－治安犯罪案件，检察院－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职务犯罪案件，国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监狱－监狱内犯罪案件，军保－军人犯罪案件。

(2)刑事诉讼法2011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1979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五号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3. 取保候审期间能不能外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 被取保候审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经负责执行的派出所负责人批准。只要经过了公安机关的同意就可以，外出之前和公安机关说明外出的地点和原因就可以了。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的操作情况，取保候审主要适用于社会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核心的判断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而判断社会危险性的有无，需要综合考虑指控罪行的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身体条件等因素。

2.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 被取保候审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经负责执行的派出所负责人批准。

3.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扩展资料：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3.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参考链接：网络-刑事诉讼法

4. 2011年刑事立案标准

立案的条件，亦称立案的理由 ，是指能够作出立案决定的法定理由，有了立案的材料来源，能否作出立案的决定呢？尚需要看是否具备立案的条件。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据此，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一）有犯罪事实发生 有犯罪事实发生一是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包括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犯罪和预备犯罪，只有犯罪思想和动机，甚至将其予以表露，均不能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指该犯罪事实有可靠材料证明，而绝非任何人的猜测、想象或者凭空捏造的事实。当然，在立案阶段所要求的犯罪事实与刑法犯罪构成诸要件的事实应该有所不同。立案只是刑事诉讼开始的第一道程序，尚不可能要求具备能够证实犯罪的一切情节和犯罪人是谁的证据才可以立案侦查。这就明犯罪的诸要件的在立案阶段往往不清楚，需要经过侦查才能进一步查实。这就明犯罪的诸要件在立案阶段往往不清楚，需要经过侦查才能进一步查实。如果经过侦查、举报的犯罪事实并不存在，则可以撤销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做法，颠倒了立案和侦查的顺序，是绝对不可取的。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立案必须具备的法律条件。如果仅有犯罪事实的发生还不能作出立案的决定，只有当这种犯罪事实依法还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时候，才能决定立案。有了犯罪事实发生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能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1.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论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除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从条文上看，刑事诉讼法第86条只针对立案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不包括立案机关已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其实这是立法技术问题，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的条件也应适用于该法第83条的情形。立法增加第83条的情形有两个目的：一是完善作为立案根据的立案材料来源的规定，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立案机关遇此情形不立案的情况所作的督促性规定。因此不能认为第83条是对立案条件的修改。正确掌握立案的条件，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活动能否正确、合法、及时地乾地，直接影响刑事诉讼任务是否顺利完成。如果立案条件掌握太松，极有可能误伤好人，造成冤、假、错案。立案条件掌握太紧，又有可能放纵罪犯。为了维护立案活动的严肃性，司法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把握好立案条件，保证案件质量。 立案条件与监督 “应当立案”：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不予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立案 监督 (1)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2)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7日内应当将说明情况书面答复人民检察院。(3)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4)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当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 刑事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有犯罪事实 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这是立案的首要条件。有犯罪事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1．要立案追究的，必须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立案应当而且只能对犯罪行为进行。如果不是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立案。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有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就不应立案。 由于立案是追究犯罪的开始，此时所说的有犯罪事实，仅是指发现有某种危害社会而又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发生。至于整个犯罪的过程、犯罪的具体情节、犯罪人是谁等，并不要求在立案时就全部弄清楚。这些问题应当通过立案后的侦查或审理活动来解决。 2．要有一定的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和预备犯罪。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指依法应当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当有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虽有犯罪事实发生，但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均不追究刑事责任。 立案的条件是指决定立案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 它是判明立案决定是否正确的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这一规定说明，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事实条件，即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 有犯罪事实，是指有被客观、真实的证据所证明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存在，包括犯罪的预备、实施、未遂、中止和既遂，但是，这不意味着证实犯罪的证据需要确实充分，但也不应是办案人员凭估计、猜测得出的结论。这里所指“有犯罪事实”，主要是指犯罪事件已经发生，即有犯罪的客体和客观要件；而对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的查明则不是立案的必要条件，而是立案后需要进一步查清的问题。因此，此时的证据并不要求达到充分的程度，也不要求一定要查获犯罪人，更不要求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和情节。 (二)法律条件，即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立案追究的行为，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应罚性的行为，只有当这种犯罪事实确需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才予以立案。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通过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犯罪己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作了明确的规定，在立案过程中理应遵守执行。（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特赦是国家对某些犯罪或者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罚的一部或全部的措施。已经赦免得罪行，不应立案追究。（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刑事自诉案件，被害人依法享有决定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自主权。（5）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已不存在，再追究死者的刑事责任已没有意义，故不予立案。（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如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 以上情形只要属于其中之一者，就应当决定不立案。已经立案追究的，在侦查阶段应撤销案件；在起诉阶段应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应终止案件或者宣告无罪；在执行阶段应按审判监督程序依法重新审理。 自诉案件的立案与公诉案件的立案不同，它把立案与起诉和受理相重合，并与审判相连接。即自诉人起诉后，只要符合立案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人民法院立案后，不经过侦查、提起公诉，直接进行审判。因此，对立案条件除应具备上述条件以外，根据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 2．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3．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4．起诉的主体是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5. 醉驾取保候审等法院判决要多久，会怎么判

取保候审到法院判决一般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根据案件不同时间也不同，判决开庭应当提前告知犯罪嫌疑人。请参考以下法律条例：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四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5)刑事诉讼法2011扩展阅读：

强制措施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第六十七条 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无牵连；

（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第六十八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黄豹的主要论著

专著
《侦查构造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7万字
《侦查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38万字
《刑事诉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28.3万字
编著
1、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学习指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总21.5万字
《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总35.7万字
2、副主编
《诉讼法学》 ，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万字
《法理学教程》，群众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3万字
《法理学教程》，湖北警官学院（校内用书）2002年版， 0.5万字
《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5万字
3、参编
《刑事诉讼实训指南》，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版，35.7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00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万字
《新编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万字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5万字
《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5万字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万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万字
合著
《检察机关自侦办案模式转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2月版，27.5万字
《婚姻法学释解》，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承当字数25万字
《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之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万字 1、1996年第2期，“试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方式及其内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政治类核心刊物），第二作者
2、1996年第3期，“试论我国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警学经纬》，第二作者
3、1996年第6期，“公安工作与新《刑事诉讼法》”，《警学经纬》，第二作者
4、1997年第6期，“对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警学经纬》，独撰
5、1997年第4期，“公安行政处罚的缺陷及其调控”，《犯罪对策研究》，第一作者
6、1997年第2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如何处理与律师的关系”，《武汉检察》，独撰
7、1997年第3期，“轻刑化与中国刑罚改革的思考”，《云南警学》，独撰
8、1999年第6期，“试论我国物权立法的若干原则”，《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
9、2000年第1期，“浅析公务悬赏广告”，《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分院学报》，独撰
10、2000年第1期，“悬赏通告之法律分析”，《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
11、2000年第2期，“论物权行为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河北法学》（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
12、11/2002，“论网络犯罪的特点与综合调控”，《新世纪公安侦查工作思考》（第三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
13、2002年第12期，“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侦查学的比较教学研究”，《公安教育》，第一作者
14、10/2002，“浅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独撰
15、12/2002，“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个人主义倾向及原因剖析”，《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研究》，武汉出版社，独撰
16、2003年第4期，“中国区际刑事诉讼法律之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
17、2004年第2期，“公正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可行性”，《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
18、4/2004，“刑事侦查中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侦查理论与实践》（2004年北京市侦查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19、8/2004，“关于公安法学教育定位的若干思考”，《走向现代公安法学教育之路》（中国首届公安法学教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本文获得该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2004年第4期，“中俄刑事陪审制度的沿革及展望评述”，《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作者
21、10/2004，“前科消灭的证据价值研究”，《法商研究》（2004专号）（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
22、2004年第4期，“我国侦查构造的改革基础及完善目标”，《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
23、8/2004，“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完善”，《侦查学论从》（第五卷）（第五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湘新出准字（2004）第064号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4、10/2004，“论我国对沉默权应有的正确取舍态度”，《侦查讯问与人权保障研究》（公安大学侦查讯问与人权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
25、10/2004，“刑事证据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独撰
26、2004年第6期，“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容置疑”，《比较法研究》（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
27、2005年第1期，“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独撰
28、2005年第1期，“清代刑事救济程序研究”，《中外学术导刊》，独撰
29、2005年第4期，“刑事免责制度的实践意义及构建模式”，《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独撰
30、2005年第2期，“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程序中的构建”，《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一作者
31、5/2005，“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民族类核心期刊），独撰
32、6/2005，“侦查构造的独立性问题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社科类核心期刊），独撰
33、8/2005，“新闻自由与侦查不公开的冲突与互动”，《中国诉讼法判解》（第三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
34、10/2005，“境外赌博犯罪查处的程序法视角研究”，《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独撰
35、11/2005，“抓捕怪案中的侦查方法评说”，《侦查论坛》（第四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独撰
36、1/2006，“论我国刑诉法对公约“特工行动”的借鉴与吸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
37、2006年第1期，“程序法视角下的境外赌博犯罪研究”，《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
38、2006年第2期，“职务犯罪的预防及惩治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一作者
39、2006/02/17，“惩处境外赌博犯罪面临的四个问题”，《检察日报》，2006年2月17日第3版，独撰
40、4/2006，“清朝乾隆53年之逮捕证考究”，《警史钩沉》（内刊），独撰
41、6/2006，“论死刑复核的权力运作及制度建构——兼评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回收”，《首届法律适用国际高层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作者
42、7/2006，“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起源及概念辨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独撰
43、7/2006，“侦查公开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辨析”，《侦查学论丛》（第七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独撰
44、2006年第4期，“我国构建预审法官制度的否定性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
45、10/2006，“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第三作者
46、10/2006，“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的具体建议”，《江汉论坛》（增刊），第二作者
47、11/2006，“人权保障与警察机关的权力规制”，《公安教育的人文视域》，武汉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
48、12/2006，“城市自杀秀中的警察角色定位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纠纷解决机制》（内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18次年会论文汇编（二等奖）]，第一作者
49、11/2006，“平等抑或平衡：侦查构造中的侦辩关系辨析”，《现代侦查》（第二辑），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
50、2007年第1期，“侦查程序中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第一作者
51、2007年第一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第一作者
52、2007年第2期，“赌博罪与非罪的若干新视点研究”，《政治与法律》（法律类核心期刊），第二作者
53、2007年第2期, “创新与发展:江西新余、萍乡警务改革模式之评析“，《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
54、2007年第3期，“论诊所法律教育在公安院校教学中的应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独撰
55、2007年第3期，“城市自杀秀中的若干警务认识误区探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独撰
56、2007年第4期，“公安院校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难点分析”，《公安教育》，独撰
57、2007年第5期，“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
58、2007年第6期，“零容忍执法政策若干理论问题之评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ISSN1671第一作者
59、2007年8月上旬刊，“中部崛起理论的程序法制研究”，《商场现代化》（经济类核心期刊），独撰
60、2007年第9期，“境外赌博犯罪的经济危害及惩处研究”，《科技信息》，独撰
61、2007年11月，“侦查公开与程序参与原则之研究”，载于《公安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独撰
62、2008年1月，“程序法视野下的中部崛起理论研究”，载于《首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
63、2008年3月，“从侦查程序的完善看刑事诉权的缺失与构建”，载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
64、2008年第9期，“刑事被害人诉权行使渠道之现实性分析————以“产婴证奸”现象为切入点“，载于《求索》（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期刊），独撰
65、2008年第5期，“警察临战若干基础性问题的法学诠释”，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51-P55，ISSN1673-2931，CN42-1743/D，独撰
66、2008年第4期，Jurisprudence Views on Procing Infant to Prove Rape，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季刊），P73-P76，独撰
67、2008年11月，“证据视野下的“产婴证奸”现象考量”，载于《证据学论坛》（第14卷），P146-P153，法律出版社ISBN9-787-5036-9099-0，独撰
68、2008年11月，“对检察官客观性观点的几点质疑”，载于《检察论丛》（第13卷），P251-P261，法律出版社ISBN9-787-5036-9091-4，独撰
69、2008年12月，“刑事诉讼法修订中的专家意见比较与评析——以公安机关侦查执法活动为视角”，载于《现代侦查（第三卷）》，群众出版社ISBN9-787-5014-4137-2，P1-P10，独撰
70、2009年第1期，“侦辩交易的提出及若干形态分析”，载于《四川文理学院学报》，P27-P30，ISSN1008-4886,CN51-1533/G4，独撰
71、2009年第1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警力原则研究”，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10-P14，ISSN1673-2931，CN42-1743/D，第一作者
72、2009年第2期，“医患矛盾之激化与警察介入纠纷之利弊考量”，载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685X，CN14-1287/D，独撰
73、2009年第3期，“刑事诉权视野下的侦辩交易研究”，载于《法治研究》，ISSN1674-1455，CN33-1343/D，独撰——本文被《首届中国警学论坛文集》（罗锋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337-8/D.290,P610-617）全文转载。
74、2009年9月，“重点学科建设基础性理论之研究”，载于《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660-7，P9-17，独撰
75、2009年12月，“公安招录改革背景下的侦查学教学内容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0卷）》（中西南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术研讨会2009年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33-5，P478-484，独撰
76、2009年第6期，“公诉权的客观性与追诉性之评述”，载于《北方法学》，ISSN 1673-8330，CN23-1546/D，P100-105，独撰
77、2010年第1期，“公诉权基本属性特征之定位”，载于《云梦学刊》，ISSN1006-6365，CN43-1240/C，P76-80，独撰
78、2010年第2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载于《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ISSN1008-8121，CN36-1213/D，P91-95，独撰
79、2010年第3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武器警械原则研究”，载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0541，CN22-1307/D，P18-22，独撰
80、2010年3月，“我国公安教育发展回顾与改革前景探析”，载于《公安学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ISBN 9-787-5118-0544-7，P96-110，独撰
81、2010年第5期，“网络民意在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的价值评析”，载于《交通企业管理》，ISSN1006-8864，CN42-1302/F，P71-72，独撰
82、2010年第10期，“纺织类高校法学专业发展定位及其展望研究”，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ISSN1672-6847，CN35-1268/C，P57-58，独撰
83、2010年第30期，“当代湖北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诉权解读”，载于《学理论》，ISSN1002-2589，CN23-1106/D，P65-66,独撰
84、2010年12月，Learning and absorbing Clinical Legal Ecation in Police College ，载于201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cation and Ecation Technology(EEET2010)，EI、ISTP收录
85、2010年12月，“情报收集工作中若干新科技侦查手段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
86、2011年第2期，Principle of Three Cautions in police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载于Asian Social Science，ISSN 1911-2017，独撰
87、2011年第2期，“两型社会与武汉ETC收费系统之正义解读”，载于《中外企业家》，P80-83，ISSN1000-8772,CN23-1025/F，独撰
88、2011年3月，“Means of stealing secrets and anti-stealing by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Secret War”，载于《2011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Neural Computing（FSNC2011）》，IEEE Catalog Number: CFP 1114M-PRT, ISBN 978-1-4244-9216-9，P354-357，独撰
89、2011年3月，“Escaping the Siege：Problems and Solutions about Law Disciplines in WTU”，载于《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1）》（ISTP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0-9831693-8-3，P422-426，独撰
90、2012年第1期，“刑事附带民事诉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SSN1009-3699,CN42-1596/C，P67-70，独撰
91、2012年第1期，“刑事诉讼中举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纺织大学学报》，ISSN1009-5160、CN42-1818/Z，P16-19，第一作者
92、2012年第1期，“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欠薪入罪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为切入点”，载于《长江论坛》，ISSN1005-3980,CN42-1344/D，P55-59，独撰
93、2012年第1期（下），“纺织类高校诊所法律教育的应用现状调研报告”，载于《群文天地》，ISSN1009-6302,CN63-1027/G2，P282-283，独撰
94、2012年2月，“诊所法律教育方法在我国发展现状之评析”，载于《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2）》（CPCI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1-61275-006-4，P239-244，独撰
95、2012年第2期，“纺织类高校专业存在及发展的评价标准研究——以武汉纺织大学法学专业为例”，载于《纺织教育》，ISSN1000-615X,CN31-1013/G4，P118-121，独撰

7. 谁有2011电大《证据学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证据学》作业1答案
一、问答题
证据学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法及其证明规则。作为证据学研究对象的证据规则分为两大类：诉讼证据规则和非诉讼证据规则。证据规则都要由法律以一定方式明确规定，我国证据规则的内容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院和最高检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中。
（2）证据及其证据力和证明能力。证据和证据力、证明力是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证据是有关案件有关的一切事实。所谓证据力，是指证据材料进入诉讼，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内在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和证明作用。，亦即人们通常说的可信性、可靠性和可采性。研究证据学，其核心就是要紧紧抓住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这两个关键内容，学懂弄通后，案件的事实就迎刃而解了。
（3）证据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证据的内容是证据本身内在具有的证明能力，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形式是证据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外在表现方式和正当的获取手段。两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4）证据制度及其传统文化背景。证据学理论是于证据有关的司法和执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司法证明和“准司法证明”的智慧结晶。人类的文化传统背景对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证据学的研究对象。
（5）证据制度和经济制度、诉讼制度的关系。证据制度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证据的获得能力、侦查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都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东西，是历史的产物。它们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进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证据制度又是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诉讼制度相适应的。
（6）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经验及证据理论。古今中外的司法、执法人员在证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证据法学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这些证明活动的规律，并用研究成果来指导司法和执法等活动中的证明实践。证据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仅是证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还是发展证据学的基本动力。
2、如何正确评价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答：要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出正确的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取代封建时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自由心证制度的建立，引起了诉讼结构的变革，否定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抛弃了法定证据制度中的封建特权，废除了刑讯逼供的证明方法，确定了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担任的原则，使被告人获导了辩护权。自由心证制度还实行双方当事人对等辩护的原则，能使法官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辩论，形成其内心确信，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历史上构进步，对诉讼制度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它推动了诉讼制度的民主化进程。自由心证制度的建立，使法官摆脱了法定证据制度那些繁琐规则的束缚，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良心对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从而为查明案情和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可能性。它推动了证据科学的发展和证据理论的进步，自由心证制度是确认有审判权者即有真理的原则，它为法官利用司法活动灵活地为政治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这是自由心证制度能够产生并长期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在评价证据价值上及其价值的选择上，给法官和陪审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对法官依良心、理性“自由”地判断证据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但紧接着第319条又规定，当被告人的自白成为对他不利的唯一证据时，法官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根据。上述这些法律上或理论上对法官自由判断权的限制，都体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实际经验，从而使自由心证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物证证明力的特点是什么？
答：物证同其他证据种类相比，更直观，更容易把握；同言词证据相比，它更客观、真实性更大。言词证据的运用一般要靠实物证据来检验，言词证据同实物证据相结合，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物证则可以不依赖于言词证据而存在。
物证的证明力按照物证的不同形态，可分为两种情况说明：一种情况是，凡有一定固定形状的证物，是以其外部特征，同案件事实产生的关联性，而发挥证明作用的。所谓外部特征，是指本证物的外部形态、规格、大小、结构。商标、图案。出厂日期等特殊的标志。另一种情况是，凡没有一定的固定形状的证物，是以其所使用的物质材料的特殊属性同案件事实产生的关联性而发挥证明作用，例如：各种毒杀案件中所使用的毒品、毒气，就是通过技术鉴定所作的鉴定结论，而确定的属性的同一性，来认定案件事实。
4、收集证言的基本程序有哪些？
（1）对证人的询问应由指定的办案人员进行。为了保证证言的客观性，询问证人时不能少于两名办案人员。
（2）询问证人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拟订询问提纲，认真分析案件，尤其是对询问的重点要明确，还要对证人与本案和本案当事人的关系了解清楚，做到心中有数。
（3）询问证人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最好到证人所在的单位或在本人住所进行。询问时必须出示询问的证明文件；必要时，可通知证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
（4）询问证人必须个别进行，不许采用讨论会、座谈会的形式启发诱导进行询问。
（5）询问时，应当告知证人如实提供证据，实事求是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
（6）询问时，还要查明证人的身份及基本情况，以及证人与本案的关系，不得启发、诱导、指名问证，要让其全面、客观地叙述他所了解的案件情况，然后，再根据询问提纲要解决的问题，向证人提问。
（7）询问证人要制作询问笔录，并交给证人核对或向他宣读，允许补充、修正。在承认无误后，由证人在笔录上签名或捺手印。
（8）询问未成年证人时，要有他父母或监护人在场，要选择他们习惯的场所。询问的方式也要适应未成年人的特点，尽量消除他们不必要的顾虑。询问聋、哑的证人，应当有懂得聋哑手势的翻译，并且将这种情况记入笔录。
5、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概念和运用规则各是什么？
答：直接证据，是指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2）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孤证不能定案。即只有一个直接证据，而没有间接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据以认定案件事实。
（4）直接证据必须得到间接证据的印证，才能认定案件事实。
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1）必须审查每个间接证据是否真实可靠。
（2）必须审查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客观的内在联系，防止把那些与案件毫无关系的材料，当作间接证据加以收集和使用。
（3）必须审查各间接证据之间是否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一致，互相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
（4）所有的间接证据结合起来，对案件只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必须具有肯定性和真实性，并且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6、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
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反映在真与假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审查、判断。（1）按照证人证言形成的三个阶段即感受、记忆、陈述三个阶段，判断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即使一个如实提供证言的人，其陈述的内容也有不符合客观真实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证言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感知、记忆和陈述的过程。（2）审查、判断证人证言同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如果证人证言与案件事实本身无关联，即使在内容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无证据价值。（3）审查、判断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以确定其倾向性，判断其真实程度。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4）审查认定证人的品格、操行对其证言是否产生影响。总体而言，凡是品格、操行一贯优良的证人，其证言则具有更大的真实、可靠性；反之，其证言的真实、可靠性较弱，即证明力不强。（5）审查、判断证人的作证能力。证人的作证能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基本是相适应的。（6）综合对比，实物验证。任何一份证言必须要经得起实物验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件的质量得以保证。
二、选择题
ABCD
B
ABD
ACD
ABC
ABCD
A

A
BCD
A
三、案例分析（题目见作业册，答案只提供答题思路，具体内容自行发挥）
三、1、（1）、被告人詹国平的辩解为直接证据；而物证（如收缴的赃款、现场遗留的桶、鞋以及尸体等）、证人证言（如姜晓霞、李青等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视听资料（如电信局的通话记录）都是间接证据。
1、答：（1）本案中全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2）答案要点：要答出起码2个要点a 孤证不能定案，但如果案件都是间接证据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符合一定的适用规则，同样可以定案。（答出完全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 b 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不会必然导致漏罪。（注意展开分析）。
2、答：在本案中，主罪中作案工具的照片和次罪中现场照片及用于作案的氧气瓶的照片是传来证据，因为它们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原始出处，是经过了中间环节形成的证据是对无法直接取得物证的固定，所以属于传来证据；其他为原始证据，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案件的第一手的材料，都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
主罪中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和被告人的口供和次罪中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为言词证据，不论记载方式如何，它们都是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所以是言词证据；其他为实物证据，因为它们都是以实物形态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
主罪中被告人的口供和次罪中被告人的口供为直接证据，因为它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因此是直接证据；其他皆为间接证据，因为它们都是无法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因此属于间接证据。


《证据学》作业2答案
问答题
1、简要论述三大诉讼证明的异同？
答：三大诉讼证明的共同特征：
证明是沟通实体法和诉讼法的纽带，是横跨两大法域的综合概念。因为，实体法的抽象规定和一般原则要落实到具体案件上，就必须对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事实进行证明。从实体的规定上说，证明源自实体法的要求；从形式的规定上说，证明则是由诉讼法加以调整的。这一点，是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明的共同特征。三大诉讼证明的方式也是相同的，都采用逻辑椎理。司法认知和推定等方法。另外，三大诉讼证明的主体也是相同的，即都是司法机关或者司法人员。当事人和律师。
三大诉讼证明的差异：
第一，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以及刑责轻重的责任由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承担，原告不承担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责任。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不以诉讼地位的特定化决定证明责仟承担的主体，而是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分别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第二，证据的种类有所不同。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等，是三大诉讼共同的证据种类。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特有的证据种类；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种类。需指出，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陈述”，分解为“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项。
第三，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对证明标准，我国三大诉讼法采取的术语不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才能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事实清楚”，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少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是“证据确凿”，与刑事诉讼法相比，不仅没有“事实清楚”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证据充分”的要求。
第四，证明对象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主要是有关犯罪行为构成要件和量刑情节的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主要是民事纠纷产生和发展的事实和民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事实；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主要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关的事实。
第五，证明的程序规则不同。由于证明程序是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诉讼程序具有一致性，所以，三大诉讼程序的不同决定了相应的证明程序也不同。刑事诉讼特有的证明程序是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民事诉讼特有的证明程序规则体现在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之中；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明程序规则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调查收集证据等。
2、我国关于证明责任问题有哪些立法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没有提到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一词汇，只有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明确提到了“举证责任”的概念，但是该条文并没有揭示举证责任概念所包含的意思。不过，我国三大诉讼法实际上也建立了证明责任制度，表现在立法上，有如下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去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3、推定与证明责任有什么关系？
答：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联表现在：
A．在特定情况下，推定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之所以是这样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其原因主要在于推定的客观存在。
B．推定能够改变证明责任的证明对象。当事人之所以可对此事实而不是彼事实负证明责任，关键的原因在于在此事实与彼事实之间有推定关系存在。
C．推定决定证明责任的转移和变化。在诉讼过程中，证明责任之所以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其原因就在于推定发挥了作用。
4、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的关系是什么？
答：诉讼是司法机关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对各种纠纷和犯罪现象进行揭示、证实、处理（惩罚）的一种司法活动。诉讼法就是对这些诉讼活动的制度化、条文化和法律化。那么，什么是诉讼制度呢了法律对于诉讼活动的任务、原则、程序、原告、被告的权利和义务，司法机关的职能和任务，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规定，这种规定的总称就是诉讼制度，也就是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总和。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它与诉讼制度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证据制度。它与诉讼制度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证据制度，诉讼制度决定证据制度。当然证据制度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消极的，它可以影响并反作用于诉讼制度。总之，二者密切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5、在证明中如何体现诉讼证明的真理性和正当性？
答：只有对案件事实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导致对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判决结果。但是，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证明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就证明结果的真理性来说，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的真实性。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主观的认识结果必须完全符合客观情况，认识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但是，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主观和客观的两极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因此，作为主观的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或者客观发生的事情，只能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在诉讼证明领域，证明结果也只能达到一种相对性。
第二，诉讼证明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结果的相对性。在诉讼领域，案件事实必须通过证据来证明，但是，证据本身仍然要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而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要其他证据证明，因此诉讼证明从逻辑上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人类的理性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让无限推演的证明活动停下来。这是因为人们具有共同的知识框架或背景，是不用证明即可接受的经验规则。而经验规则并不是绝对的，所以诉讼证明的结论，也只能是相对的。
第三，法律价值的冲突和协调也造成了证明的相对性。一种诉讼程序不仅要追求对案件事实的真理性的认识，而且还要在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之间做出适当协调，如果以牺牲这些法律价值为代价，则会造成物极必反的效果。
第四，司法活动与科学研究不同。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司法活动的证明对象不仅包括客观存在的事物，还包括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科学研究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轻易地进行检验，司法活动证明的对象具有不可回复性，一旦发生，根本无法将其复原；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司法活动在此之外，还要协调各种价值；科学研究可以采取人类所能承受的各种手段，甚至不计成本，而司法活动则必须使用法律允许的手段，而且有严格的期间、甚至人员限制。
司法活动不仅要靠国家的强制力来维护，还要靠它的理性来维护。这种理性，一方面，存在于诉讼证明的相对性之中，因为相对性蕴含着绝对性，绝对性通过相对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靠诉讼证明过程的正当性实现的。所谓正当性，就是在伦理上具有道德性。正当性有时又称为合法性。具体来说，诉讼证明的正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证据要合法，也就是说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或者可采性。证据合法，包括两个方面：来源合法与表现形式合法。
其二，证明的程序必须正当、合法。由于证明的程序就是诉讼程序，所以，诉讼程序必须体现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守一定的原则，而且，依据这些原则建立的诉讼程序必须在实际的证明过程中被遵守。就严格的法律调查和事实认定过程来说，举证、质证、辩论以及评议等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
实际上证明结果仅具有相对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正当性，才能最终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
6、我国证明标准有哪些特点？
答：从三大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统一的，即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我国证明标准的最大特点，即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这与国外实行的不同诉讼有不同证明标准的多元化标准有鲜明区别。
我国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说明对诉讼中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的要求不但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很高、很严格的。将所有案件的结论都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无疑是好的。但是，尽管设定这种统一化的证明标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设定的是否科学、合理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一些从事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对这种一元化的标准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否定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实行多元化的证明标准，是符合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要求的。
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继续实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是，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则有必要降低证明标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参考国外通行的“优势证据”标准确定，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则应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或者接近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二、选择题
C
AD
C
D
ABD
B
C
A
C
A
三、案例分析（题目见作业册，答案只提供答题思路，具体内容自行发挥）
1、答：（1）本案的法定证据种类有：a物证（包括查获的部分走私集成电路、缴获的全部贿赂物品等赃物）它们以物质的存在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属于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物。
b书证（伪造的发票、审计部门的查证报告），以其所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即走私的数额。c 证人证言 d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在本案中主要是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即对走私和受贿事实的供述。
（2）上述证据中，直接证据主要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它能够直接证明主要犯罪事实。
间接证据包括物证、书证（伪造的发票、审计部门的查证报告）、证人证言以及鉴定结论。这三类证据都是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事实，其中物证和书证只能证明案件的结果。
2、答：（1）本案中的县工商局应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说明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应该由被告承担。从理论上讲，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说，被告是处在主张者的地位上的：行政机关有举证能力；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能有效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些也都说明应该由工商局承担举证责任。
（2）本案中应当证明的事实包括：a 县工商局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权限的事实，即应当证明它有无对非法变更经营范围以及不申领特种经营许可证而进行营业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限，还应当提供所依据的有关的规范性文件；b 刘某是否实施了被处罚的行为，即刘某是否实施了县工商局加以处罚的非法变更经营范围以及不申领特种经营许可证而进行营业的行为；c 县工商局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定程序；d 县工商局的处罚目的正当；e 该处罚行为与刘某的违法行为的情节、性质相适应，无显失公正的情形。
3、答：本案中原始证据是（1）证人证言（2）法院的民事判决书（3）石油管理局的证词，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案件的第一手的材料其中（1）和（3）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2）是来源于原始出处；传来证据是（4）法院调查和庭审笔录，它是对案件事实的部分证据的固定，不是第一手的材料，因此是传来证据。
本案中言词证据是（1）证人证言，它是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所以是言词证据；实物证据是（2）法院的民事判决书（3）石油管理局的证词（4）法院的调查和庭审笔录， （2）和（3）是书证，其中（3）石油管理局的证词这种证据由于证人证言的主体应该是自然人，所以单位不能作为证人，（3）也就不是证人证言而是书证。（4）是物证，它们都是以实物形态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所以是实物证据。
本案中的直接证据只有（4）法院调查和庭审笔录，是对整个案件证据的固定，它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因此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是（1）证人证言（2）法院的民事判决书（3）石油管理局的证词，因为它们都是无法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因此属于间接证据。
4、问题一：本案中，公安机关收集的法定证据包括：（1）物证（作案工具面包车、联络工具手机、赃物珍稀动物的皮革250张），它们以物质的存在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属于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物、犯罪行为实施的方法和手段。
（2）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张某和王某的供述），在本案中主要是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即对贩卖珍惜动物皮革事实的供述。
（3）证人证言（马某的陈述），马某因为非本案犯罪嫌疑人，因此其所作的陈述不能作为口供而作为证人证言对待。

8. 诈骗金额达到500元 构成诈骗罪吗 立案的话需要什么证据

诈骗罪立案并不需要直接的证据，只要受害人如实报案，公安机关应视其情节予以版立案。

《刑法》第二百六权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指控犯罪的证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1)物证、书证；

(2)证人证言；

(3)被害人陈述；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5)鉴定结论；

(6)勘验、检查笔录；

(7)视听资料。

以上法律规定的七种证据，只有在经当事人双方和公诉人、辩护人的质证，通过将该证据所提供的情况与其他证据相互验证，去伪存真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