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电大小抄
『壹』 电大刑事诉讼法小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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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沉默权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摘要】沉默权，最初形成于英国，是由“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发展而来，其后逐渐被多数国家所确认，但中国至今为止，这一制度一直缺失。本文从程序正义、司法理念、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视角出发，论述了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而且更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关键词】沉默权 程序 理念 人权 必要性。 一、导言。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等冤案为何一再发生？错误的发生，有哪些共同特征？理性梳理之后，刑讯逼供的一贯特征再一次将程序正义、司法理念、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问题推到前台；也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司法理念革新、司法制度变革的极大关注。作为解决问题之一，笔者想到了沉默权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制度。讨论沉默权，对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对杜绝刑讯逼供，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与国际接轨，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二、沉默权。 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简单地说，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种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是由“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发展而来，是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最先移植了这一制度。目前，沉默权规则已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和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并被视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强有力的工具。美国学者Chrirtopher Coak We认为，沉默权包括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一案件事实作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简言之，沉默权的含义第一项是反对被告自证其罪；第三项是不得将非任意自自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项和第三项内容是第二项内容的保障。 三、反思刑讯逼供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违背公平正义。 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司法机关的错误，轻则导致司法不公，重则导致无辜生命的消失。一次不公判决的危害远大于多次不法行为。如果说罪犯的作恶，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当司法者将刑事诉讼原则抛之脑后导致不公正的审判时，则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二）司法队伍的理念错位。 酿成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地的司法共同体在职业道德方面出现了司法理念的错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无罪推定没有真正实行。 “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1]31。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四）保障人权观念的欠缺。 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就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答媒体问时，强调刑法要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要全面认识刑法的功能或者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这也是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双重功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四、从刑讯逼供案件看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赵作海等冤案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猜定的方式确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在有罪推定的原则下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让嫌疑人自证其罪；其后，在“限期破案”和“命案必破”等指引下，对嫌疑人起诉定罪甚至从快处决，而嫌疑人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辩护；有的办案机关还不惜侵犯人权，千方百计制止当事人亲属的上诉、上访，避免翻案。这是一个可怕的“司法逻辑体系”，而沉默权的确立则是防止上述可怕“体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确立沉默权有利于程序公正，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公平、正义是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内涵。“如果法律制度背弃了正义，不是一项矛盾就是一项讽刺”[2]106。而程序正义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沉默权正是维持刑事诉讼构造平衡、程序公正所必需的。刑事诉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内部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各项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3]152在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是诉讼构造这一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和对立的诉讼职能。诉讼的前提是控诉与被指控的双方存在“讼争”，由此形成双方的格局对抗。“如果控辩双方在形式上一方明显优越他方，就有使诉讼在实质上变成行政程序的危险”[4]188,程序公正就无从谈起，案件的实体处理就很难保证质量。纠正控、辩力量上先天失衡的方法就是增加辩方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沉默权则是纠正这种先天失衡的一项可能是最简捷的消极防御手段。 （二）确立沉默权有助于执法文明，改善司法队伍形象。 沉默权制度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制止刑讯逼供是沉默权在刑诉程序上的反应。刑讯逼供这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大量地存在，并且屡禁不止。其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审讯者素质的低下、刑事侦查技术设备的落后等等。但在这诸多原因中，可以说“如实陈述”之义务的规定、沉默权的缺乏及其被侵犯是最本质的原因。如果确立沉默权制度以代替“如实陈述”之义务，审讯者就无法强迫犯罪嫌疑人供述，案件的侦破主要依靠侦查机关认真细致、科学合理地搜集证据，从而更加公正、文明、科学地追究犯罪，从而会有效地改善司法队伍的形象。 （三）确立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它的确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确立的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宣告了被告人在没有被司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确认有罪之前，与普通公民享有一样的权利，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享有自由支配个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如果将确定沉默权仅用于消除刑讯逼供等司法暴力，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沉默权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体现。“充分的理由在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不仅可以禁止使用刑讯等野蛮、残酷的方法获取口供行为的发生，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更重要的是将被追诉的人作为诉讼的主体，使司法制度趋向文明、人道”[5]。无罪推定还意味着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不能因被告人不能或没有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被告人有罪，也就是说，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四）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沉默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更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享有个人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只有自己才可自由地支配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是否向外界沟通自己的生活内部，属于个人实现的自由，即人格尊严”[6]。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因为它提供给人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的一种选择，即你可以选择是否协助政府以确定自己有罪，也可以限制政府对个人精神生活的窥视，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和每个人有权自由从事自己精神生活的极大尊重。 五、结语。 幸运的是，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等冤案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昭雪，在人们同情他们的同时，带给我们更多的则是沉重的思考。我们应从此类案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有赖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司法理念的转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制度就是之一。当然，在确立沉默权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又要吸取现代西方国家在沉默权制度上的合理方面，这样才能使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 [2]Dennis Lioyd.法律的理念[M].台北：台湾联营出版事业公司，1981. [3]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4]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5]王敏远。沉默是一种权利[J].人民论坛，200（10）。 [6]龙宗智。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J].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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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我急需一篇电大关于《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的实践报告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
摘要: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权利配置 问题 保障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has the right to decline, in the proceral law on the protection les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accused a proper balance to be reasonable, becom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re. The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victims and to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of the rights of foreign criminal status of victims, on this basis, analysi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ral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lack of problems in the final combined proposed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in order to want to strengthen ou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Keywords: Crime victim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figuration issues
引 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必须是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认定一个人是否刑事被害人，应当首先看其被侵犯的权益是否合法权益，也即其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2)必须是直接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直接，则将受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人排除在外，如被害人的近亲属，其因为犯罪行为心灵上也受到了创伤和打击，同时可能伴随着被害人的医药费等物质损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只属于一般诉讼参与人，法律没有赋予其当事人的地位。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明确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同时赋予被害人多项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刑事改革的重大进步。刑事被害人拥有当事人地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在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的刑事犯罪冲突中，他是当然的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惩罚的要求。
二、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状况
西方流传着一句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但是，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被告人的角度着手而很少关注到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被害人不仅受到犯罪行为的一次被害，在诉讼过程中乃至之后还可能受到二次被害或者更多。
随着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权保障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权利逐渐受到重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乃至国际公约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表现，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关于保护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建立对被害人金钱资助的制度。第二阶段是加强对犯罪被害人间接和直接的帮助，具体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如英国的被害人支助、美国的被害人支援的全国组织等开始向被害人提供间接和直接的援助。第三阶段，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或改进法律确立被害人的权利。目前，随着国际范围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世界各国在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上已形成诸多共识。
从权利保护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主要是：(1)控诉权。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启动公诉程序。(2)诉讼参加权。为使司法程序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应当让被害人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出庭陈述其观点和有关事项以供考虑。各国立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参加权都有不同的规定。(3)知悉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享有知悉权。(4)援助权。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从法律援助的时间、途径、内容和对特殊被害人的适当照顾几个方面详细确立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有所忽视，但是在当代被害人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纷纷改变了做法。(5)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被害人隐私的保护，其旨意是能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的“第二次被害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有关被害人保护的特别立法之中，都体现了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内容。(6)处分选择权。在国外，在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有国家公诉机关的干涉，被害人可以享有相对完备的实体处分权利，比如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放弃部分权利。(7)赔偿和国家补偿权。对被害人给予不同形式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国对此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立法潮流。
总体说来，国外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是当前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理论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应当是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这三个主体构成的“三元结构模式”，而非只定位于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体系”，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具有真正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对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是加强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司法全面正义的需要。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维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主要方向，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随着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意义的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规定，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种权利。(1)报案、控告权。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控告人的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有保护被害人安全责任的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2)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的此项权利，实践中是否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人做法是不一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委托的代理人可以是律师、被害人的监护人、亲友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3)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审查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认为具有符合法定的回避的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这一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意义。(4)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法庭审理权。被害人有权在法庭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可以向有关的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对法庭上出示的物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可以申请通过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勘验;可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有权与被告人互相辩论。(6)异议或申诉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强奸案被害人可以选择是否出庭;被害人报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存在问题
通观我国立法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诉讼领域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些措施也是很有力度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明显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没有予以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而正是由于被害人地位获得，确立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2)对被害人的诉权限制太多，保障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不够。(3)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在司法实务中，对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有的由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偿，有的由被害人单位给予救济，有的由某种援助团体予以资助。(4)对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过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仅仅是一种“填平式的赔偿” 。对加害人而言，没有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没有抚慰性赔偿。此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5)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过于空泛。在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中，没有对被害人如何进行法律援助的内容，以至于讲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人们只知道对被告人有法律援助。(6)民事赔偿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一并审判，而不能提前进行，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6)国家补偿缺位。目前，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尽管各地都有对被害人实施国家补偿的做法，但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将被害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不一，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国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对策
被害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广泛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在立法上和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为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和实现司法公正，针对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被害人援助
许多被害人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或者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强化我国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主要是：(1)对法律援助权予以明确规定。从宪法高度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规定被害人享有和被告人相对应的法律援助权，比如对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自己参与诉讼能力较差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诉讼代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害人应当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2)司法实践要细化援助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被害人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框架中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律师应当为被害人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的物质便利和法律上的帮助，如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设立被害人误工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被害人出庭期间的休假制度、为出庭被害人提供与他人隔离的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的被害人室等。(3)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济制度。主要是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的体系，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人格。所以，我国有必要设立被害人人权问题研究机构和被害人保护机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等国家早已成立了“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在财力还不够强的我国普遍建立这种机构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我国被害人的人权却急需加强保护。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国家各级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设置的信访机构，可以增设窗口，承担对被害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不同质，其在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方面有先天的不足。民事侵权之诉中尚且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为何较之社会危害性严重许多的刑事案件，如强奸、猥亵、侮辱等行为，被害人只能就直接物质损失获得赔偿，这一制度显然不合理，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三)赋予被害人提起国家补偿的权利
所谓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国家在法定情形下加以补偿的制度。从社会的角度讲，在犯罪分子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时，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补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被害人过激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从国际上看，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确保被害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也是值得借鉴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制定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还没有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规定：无法从犯罪人或是其他来源获得物质保障的、因故意犯罪受重伤的被害人及因故意犯罪死亡的被害人的遗属，有权利获得国家补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它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实现犯罪人对刑事损害的赔偿，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对于不具有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的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可取自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和变卖罚没物品所得的钱款，亦可以按一定比例提取来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的罚款、没收的非法钱款和变卖没收的非法物品所得的钱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四)完善被害人赔偿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从被害后果中获得恢复，平复被害人的心理，消除和缓解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冲突，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进而有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全。
借鉴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完善被害人的赔偿制度主要是：(1)将犯罪人赔偿损失可以从轻处罚作为一项基本规定。在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时，不但要考虑赔偿损失的数额，而且也要考虑犯罪人对赔偿损失的态度和所做的努力。(2)将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和假释结合起来。(3)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对某些没收的犯罪工具，可以用来优先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仅仅拘泥于犯罪人的没收财产，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证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4)加大对犯罪人逃避赔偿责任的惩罚力度。 (5)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法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被害人人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证刑诉的公正，能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日趋完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心也已遭受巨大的痛苦，尊重被害人的人格，避免对被害人的人身和人格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不仅是保证刑事司法顺利进行和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也是缓解被害人的痛苦，防止其产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的必要条件。在被害人中，有一部分人尤其容易因诉讼程序本身再次受到伤害，比如性犯罪中的女性被害人、未成年的被害人等。日本在2000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规定：当证人(包括)被害人有可能看到“显著的不安或紧张时”，可以允许陪同人陪伴作证;可以在证人与被告人之间设置屏风等物以使相互看不到对方;可以让证人待在法庭以外的其他房间，通过连接设置在该房间和法庭的录像装置进行作证。因此，我国的刑事司法要在这方面给予改进，从法律层面赋予刑事被害人足够的尊重和尊严。比如，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开报道;对性犯罪被害人在侦查、调查时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行询问，询问中应进行适当的安抚，并对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国可借鉴日本的规定，在审判程序中加强对易受伤害被害人的保护，防止其再度受到伤害。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尤其是1996年刑诉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势在必行。
如何对待被害人，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各项制度必将日趋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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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长春、陈淑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载《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报》，2006年第1期。
『肆』 电大 刑事诉讼法 简答 提起上述的主体有哪些
提起刑事上诉的主体：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
相关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伍』 电大法学专科 刑事诉讼法 案例分析题 希望高人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侦查人员应首先问其有没有此犯罪行为，如果嫌疑人承认有，就让其供述版，如果其说没有，才能说他有此权行为，并说出证据事实等
侦查阶段就可能找律师为其辩护，讯问人员说不能找也是错误的
讯问人员的第二句和最后一句也是违法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违反了这一点
『陆』 刑事诉讼法电大考试 简述何为补充侦查
1、因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需要补充证据，这个证据还是原来的办案内人员补充侦查，所以容不可能让他们回避，这样可以便于调查，当然为了提高办案立度，也可以领导挂帅，参与侦查工作。
2、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要求办案人员回避的规定。
3、办案检察院的公诉人也不会回避的。
4、法院审判人员应当回避，应当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柒』 电大 简述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案件实行法律监督体现哪些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立案监督。
刑事立案监督的任务是确保依法立案，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和违法立案。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对于不应当立案而违法立案的情形，人民检察院也依法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2.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
（1）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2）对提请批捕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3.审查起诉阶段的监督。
（1）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应当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2）对移送起诉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起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诉。
4.审判阶段的监督。
（1）对法庭审理活动的监督。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2）对一审裁判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3）对生效裁判的监督。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4）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5）对特别程序的监督。包括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强制医疗程序等。
5.执行阶段的监督。
（1）死刑执行的临场监督。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治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2）对监外抽行的监督。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3）对减刑、假释的监督。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4）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捌』 电大法学专科 刑事诉讼法 案例分析题 希望高人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新手
修改前的刑事诉抄讼法第二百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所以省高院（不是中院啊）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