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与完善行政法规

Ⅰ 如何加强法制建设

中国来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自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Ⅱ 如何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具体措施举例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法律），做到有法可依。
激励制度
利益相关制度
分工制度
规则制度
惩罚制度
决策制度：包括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

Ⅲ 应当如何完善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行政立法监督，简言之，就是指有权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指权主体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对行政立法活动实施的监察和督促。我国法律未就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做出系统和具体的规定，致使我国的行政立法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较多。虽然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立法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就行政立法来说，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通过立法监督的途径去解决，并且如果立法监督制度不加以完善，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些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一、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方式

1、权利机关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权力机关的监督既可以是事前监督，也可以是事后监督，事前监督主要是在行政立法生效前的监督，主要有听证、审查、决定、备案等制度。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宪法第67条第7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这里的“抵触”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就行政法规的内容而言的，而我们认为，对这里的“抵触”不应仅仅理解为行政法规的内容与宪法、法律不一致，这里的抵触还应该理解为行政法规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制定权限上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

2、行政机关的监督

上下级行政机关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当然享有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行政立法活动的主体是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和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对于”不适当的规章“的含义，《立法法》第87条规定了五项不适当的规章，即为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的；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经裁决应当改变和撤销一方的规定；规章规定被认为不适当的；违背法定程序的。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通过以下方式去实现：（1）改变和撤销。（2）备案和审查。然而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一直不尽人意，改变和撤销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往往是该改变的没有改变，该撤销的没有撤销，批准备案制度也不够完善，行政机关的监督有“自己作自己的法官”的局限性。这样影响了立法监督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法制监督的统一。

3、司法机关的监督

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主要是指法院作为掌握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对行政权从事立法活动进行制约与控制，《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和发布的规章。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参照使用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就要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其是否合法有效、是否越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如果相应的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应的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撤销或改变的建议。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如果发现规章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可以不予适用。这也是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形式。

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建立了行政立法监督机制，但这一监督机制从建立之日起，可以说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正如应松年教授所说：一些有利于实现民主，公开的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程序制度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和普遍化。可见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1、行政立法监督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因此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虽然《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人大广泛的监督权，如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程序，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无法运作，其次，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也没有建立起来，法律规定国家有权撤销国务院各部，委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章、决定、指示或命令。有权撤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同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或决定。但在实践中除规章通过备案制度建立起了可以运作的监督制度以外，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如何监督，尚没有规定，也无法操作。

2、行政立法监督程序缺乏有效性

程序的作用在于“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的成立和正确性。就行政立法监督的情况来说，现有的监督机制宣言性，原则性的规定较多，具体性，程序性的规定较少，因此缺乏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政立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是存在大量的问题，行政立法权的行使非常重要，但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一个完备的程序更加重要，我国在监督行政立法的程序非常不健全，可以说，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关，在监督程序上，我国侧重内部监督，如审查、通过、批准、备案这些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无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赋予权利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利，但这种监督并没有完整的程序予以保障，难以落实。在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上，法院除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对规章“参照”适用外，既除人为不合法的规章不予适用外，法院没有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权，这样，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法院和当事人也无能为力。在立法后评估上尚未形成稳定的行政立法评估体系，评估行为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很多地方没有固定行政立法评估体系，另外还没有严格的评估标准。由此可见，行政立法在监督程序上缺乏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3、行政立法监督主体缺位，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目前行政立法监督的主体由政府法制机构充任，而法制机构以立法为主要业务，同时作为协助行政首长办理法制事项的内设机构，不具有基本的独立性，难以担当监督行政立法的重任，以规章备案为例，尽管国务院法规备案制度行之有年，但基本上对于备案的规章难以审理，对于违反，越权，违反法定程序和内容冲突的规章也难以纠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长期以来，我国在民主行政过程中存在这样几对社会意识矛盾：一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难以树立；二是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淡薄。人民形成依赖性，民主参与意识得不到发展、参政能力得不到增强，长此以往就形成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对政治缺乏热情，认为那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而人民参与的实质是以权利制约权利，而民主参与能加强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对防止腐败都有一定效果，但是，恰好我国的行政法律监督民主参与度不高。导致监督出现诸多问题。

三、对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

（一）规范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加强行政立法的公开性

程序是权利运作的重要保障。行政立法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有权利就要有制约，有权力而无制约，权力就会失控，导致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灾难。加强和完善善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质询、询问、调查、讨论等程序，但十分原则，也缺乏连贯性，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尚需从程序上加以完备，使立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在程序上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我国《立法法》第56条至62条，规定了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第71条至77条规定了规章的制定程序，但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公众参与和利益协调机制，行政机关虽然也往往通过咨询，协商等方式收集民意，进行利益协调，但一般对此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因此目前，行政立法亟待改进的程序环节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要逐步扩大听证会的适用范围；要建立科学的处理意见的不同机制。要在各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和辩论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决策，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定夺。与相对人利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必须以公众熟悉的方式公布。加强行政立法公开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行政立法的草案应提前在公开刊物上公布，使公众有合理有效的途径了解法规、规章的内容，以便提出意见。其次，将听取人民意见作为立法的必经程序。最后，公布对立法意见的处理结果。

我们只有扩大公众对行政立法的参与权，而且在对参与者就行政立法事项提出的意见和观点也要给予充分重视。行政立法监督的程序才能不断的完善。

（二）拓展司法机关的监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此现代法制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才有法治可言。“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其重要内容，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制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破坏了。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尚无法院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权的规定，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诉讼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随着行政立法数量日益增多，《行政诉讼法》又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而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得不到司法救济。泛滥趋势严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增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审查：（1）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修改相关条款；（3）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因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便约束力，故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应是单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定数量的联合。二是当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或者已经发生错误时，而在法定期限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人起诉时，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保障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

目前，国家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来自权力机关， 为了保证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行政立法必须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命令。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和法律赋予立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但实际上只是授权，却无具体的保障措施，形成了权利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有权无法用的局面。因此我们应该在授权中明确授权的范围，行使所授之权的目的、条件、方式、原则和程序。从而保障基本政策的决定权由民意机关去决定，使行政立法在立法机关的标准下进行。另外，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应增加一些措施，如国家权力机关还应明确立法的监督机构。其次，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和要求应有相应的受理程序，这样对于加强监督尤为重要。

（四） 加强备案审查和立法后评估，建立责任制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备案审查来实现的，但从几年的实践看，规章的备案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规章不备案或不及时备案的比较多，规章不备案国务院就失去了审查权，因此，规章的备案应受到高度重视。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出行政法规后, 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 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 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我国的立法评估也没有形成体系，并且缺乏评估标准。因此，我们应该构建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内容、程序、方法和标准。另外还要保证立法评估结果的运用，以便在之后的工作中加以运用。最后，无论是立法后评估还是备案审查制度都应该明确责任制，明确责任的程序、主体以及应该负的具体责任，使违法和越权等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这样也能减轻监督主体的压力，更好的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Ⅳ 如何建设与完善行政组织监督机制

根据《纲要》的规定，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规定：

一、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都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决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虚心听取人民代表的建议和批评，对人民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要按时办理，做到件件有答复，件件有着落。要积极配合人大常委会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二、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是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在法律规定的各自权限范围内活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并列机关。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进行审查、监督的权力，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和守法；二是，对因违法的行政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公民提供救济；三是，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衡；四是，人民法院不直接行使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由人民法院裁判行政诉讼案件能够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

三、创新层级监督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各级政府不仅负有组织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职责，同时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层级监督责任。实践证明，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政府层级监督机制对规范和制约行政行为更直接、更有效。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切实加强政府层级监督。

（一）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监督。保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合法适当，是从源头上防止行政行为违法的重要举措。
（二）要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成功做法基础上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依法、快捷地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条有效法律途径。
（三）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要按照国家赔偿法实施行政赔偿。严格执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关于赔偿费用核拨的规定，依法从财政支取赔偿费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要探索在行政赔偿程序中引入听证、协商和和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四、加强专门监督

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我们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审计、监察部门，专司监督职责。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同时，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

五、强化社会监督

强化社会监督，是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行政、做好政府工作的根本保证。只有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政府工作人员才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府才能更好地聚民意、集民智、凝民心，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减少和防止工作失误，也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清正廉洁。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首先是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为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创造条件，切实保障他们的举报、投诉的权利，及时依法查处和纠正各类违法行为。对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压制和打击报复，违者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民或社会组织表达一种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活动，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一种形式。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立法活动和各项决策的公开，不仅是方便人民群众对我们监督，也是向人民群众加强宣传，赢得他们对政府工作支持的重要基础。要处理好依法保密和政务公开的关系。凡是需要人民群众遵守和执行的事项，都要向社会公开；不是直接要求人民群众遵守和执行，但需要他们配合、了解的事项，也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Ⅳ 如何完善我国行政机关组织法

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看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叶晓川
摘要：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但都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突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以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为指导，缺乏完善的行政组织法的制度支持。因此，加强与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自身理性要求，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行政组织法；法治政府
一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我们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时，有必要对我国历次机构改革作一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围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展开，集中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向地方分权的博弈之中。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标志着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展开。这次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开始扩增，到1956年，国务院机构总数达到81个。1958年下半年，我国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为目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精简和调整。到1959年，国务院下设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共达60个。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从1960年开始，中央再次强调“集中统一”，但是，到1981年，国务院为了恢复经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增至100个。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逐步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使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历次改革的基本情况如下：
1.1982年，我国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已经展开。随之迎来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根据“重叠机构撤消、业务相近机构合并”的原则，以下放经济管理权力为主，将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同时，增设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
2.1988年政府行政机构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这次改革首次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以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强调政企分开，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国务院各部委由原来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由22个减为18个。
3.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此方案，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目标，大幅度缩减了中央政府的机构。如，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原来的86个减少到59个，非常设机构由85个减少到26个。
4.从1998年开始，以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再次展开了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降格为体改办，强化国家经贸委的功能，将劳动部更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也较大幅度地缩减了国务院部委的数量。
5.2003年的机构改革仍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题。经过这次改革，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把过去两个宏观调控机构合并成一个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纵观历次政府组织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来，都是围绕着行政组织机构的膨胀和精简，公务员数量的增长与裁减进行的，也始终不能跳出不断精简与膨胀的怪圈。其实，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职能定位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把历次机构改革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考察。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展开的，因此，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对权力的分配上。如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强调中央集权，则中央政府机构就迅速膨胀，当这种模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机构过于臃肿，效率低下，则会向地方下放权力，其表现就是中央政府机构的迅速精简。改革开放后，政府机构改革仍在不断精简与膨胀中循环往复，但其已经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了，正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正在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都需公共行政来解决。但是我国政府机构组织改革频繁进行，导致了行政组织的无序和行政管理的混乱，这不仅影响了对这些问题的协调解决，更影响了我国的行政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具体来讲，在行政组织的问题上，进行行政组织改革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还是在行政机关自身，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对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机关没有严格的控制，更没有民众的参与。这几乎变成了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这显然和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此外，行政机构的组织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以保证行政权的设定符合公民利益，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对行政权的界定不清，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行政组织的规模失控；行政机关的设置不以行政事务为基础，不符合行政管理的规律，行政机关职能交叉等，这都是行政组织不受规范的结果。行政组织的混乱必然导致行政管理的混乱。由于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就会出现对同一件行政事务有多个行政机关管理或无人管理相互扯皮的现象。又如，政府机构反复精简造成了中央政府不能与国家其他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相协调。纵观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真正精简了的只是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人大、政协、党的机构和人员一直在增加。政府机构改革频繁，公务员裁减增加频繁，公务员队伍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不利于培养和选拔干部。另外，每一次机构精简，对裁员的安置和从业限制不够到位，导致政府官员进入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经济领域。这不仅不利于政府保密工作，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因此，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它不仅不会影响其他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实施，还有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规范着目前行政管理无序化的状态，保证依法行政的实施，进而促进整个行政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
二
1.我国行政组织法的现状。
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频繁进行相比，我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显得相当滞后，行政组织立法很不完善。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79年重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又作过三次修订(1982、1986、1995年)。目前，行政机关组织法的主要渊源就是这两部法律。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开始实行“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并延续至今。虽然它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定，但对行政机构的职能界定、内部机构设置和编制规模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广义的行政组织法还包括其他分散的有关行政组织的法律性、法规性文件，如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等。另外，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1999年制定的《国务院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宪法》和《立法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以上的立法和相关规定为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作出了不少积极的贡献，但总体上看来，行政组织立法仍落后于现实，还很不健全，无以完成一个法治国家对最基本的行政机构、职能等的法律界定。
2.我国行政组织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综观我国行政机关组织法的基本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国行政组织法在内容上还很不健全。具体来讲：
第一，从内容上看，我国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两部基本组织法。它们对政府组织机关的性质、职能定位、职权和组织程序都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既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基本法治原则，又没有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对公共行政组织的规制权限，这使得目前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行政机关设定机构和职权的行为缺乏合法基础。虽然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但仅涉及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程序及编制审批程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组织存在的无序化。而且行政机关自己规范自己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也是有待深思的。
第二，从现行行政组织法体系上看，缺少必要的与《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行政组织规范文件，中央的行政组织法只有一个《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办公机构均无相应的组织条例；地方行政组织法也只有一个，省、市、县、乡（镇）均无单独的行政组织法。现行《地方组织法》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合而为一，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地方国家机关在立法内容上显得过于庞杂。
第三，从实施效果上看，行政组织立法尚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的需要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如，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中的一些规定特别是有关职权的规定未能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运作构架；《地方组织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行使缺乏科学的职能配置和严格的程序规定。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因此，不同层级地方人民政府之间的管理职能的内容和范围，应允许有较大的差异。而现行的“地方组织法”只是笼
统地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使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上没有区别。
事实上，要在公共行政领域建立起现代法治，并不是仅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如果制定法不能转化为现实，只能是形同一纸空文，只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制定法从理念到文字再走向现实，取决于多种因素以及它们互动形成的合力，诸如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传统的法律文化、现时的意识形态、执法者的素质与价值取向等。毫无疑问，制定法的完善是实现法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实现民主、保障人权、塑造责任政府的一个必要途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予以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当然，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处于不断调整、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立法难以紧跟其上。其次，行政组织立法涉及国家的治理结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家的关系，这些都是重大敏感的问题，在立法上不能急于求成。再次，缺乏依法组织行政机关的理念。我国有着“行政至上”的传统，行政权一向强大，无所不在，并支配着个人的一切。因此人们对行政权来源以及行政机关存在的正当性很少产生怀疑，甚至一些学者也认为行政权的设定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在实践中，人们长期以来把行政的组织形式、行政权的设定、行政组织的设置等行政组织法涉及的问题视为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没有认识到对行政的组织涉及全民利益。另外，学界对行政组织法研究重视程度也不够。
三
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1.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促进依法行政和推进行政法治化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高度提出了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2004年，国务院又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实质上就是一切行政活动都依法进行。首先强调行政组织自身的建设要法治化。无论是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还是行政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等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排除少数人的意志。其次是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要法治化。行政组织对外活动的主体条件、行使行政权的条件、规则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设定。再次，要贯彻平等、公正、民主、效率的原则，做到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以确保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实现。
2.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法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列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五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组织体系法制建设滞后、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是其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权不断拓展，行政组织日益庞大。而按照效率原则，又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这就需要通过行政改革对政府进行调整，行政组织法则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3.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条件。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触及到解决企业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阻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起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而兼有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两种性质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极为重要。只有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职能和其他职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才能推动和保障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4．完善行政组织法是构建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条件。行政组织法是一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行政组织法体系和一国的行政机关体系是一致的。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对于完善整个行政法律体系都有重要意义。行政组织法对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主体的规定也会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合法性的鉴别提供依据，也将为规章之间以及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奠定解决的基础。
如前所述，行政组织法作为规范行政组织结构和组织行政的法律制度，在行政法治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体系主要由1982年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以及散见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有关行政机关组织的规范构成。这个体系是不完善的。学界这些年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完善行政组织法进行了不少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改革完善行政组织法的主张。我认为，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成熟的法学理论是立法的重要支持。法学界应加强对行政组织法的全面研究。除了要对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较大的修正和完善外，更需要站在较高的角度对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予以系统分析。第一，探讨行政组织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研究行政组织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第三，分析行政组织法的立法模式与立法体系。
第二，修改完善《国务院组织法》，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基本框架。首先，在本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宪法》第85条规定了国务院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而在下位法《国务院组织法》中却没有进一步落实，因此，应规定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国务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务院与其各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
其次，明确规定国务院的职责权限。规定国务院的权力来源、权力范围、行使程序和法律责任，并落实到具体部委中。根据宪政的基本精神，国务院权力只能来自宪法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别授予，这是人民主权理论推论的结果。应规定国务院享有的事务管辖权的具体权限范围。明确中央与地方事务管辖权界限。规定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应限于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国务院不享有所谓的职权立法权，所有的立法必须依据最高权力机关的明确的授权法案，而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依据宪法或法律”就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了。
再次，规定国务院的组织机构、总定员数及其财政控制。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量，其实就是规定总理直接领导下的部长（委员会主任）级政府成员的数量。这个数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确定一个科学的范围。
最后，规定行政机关的设立、变更、撤销程序，使政府机构改革有章可循。
第三，国务院要依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内部组织机构条例，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法体系。
第四，从行政组织法的内容上来看，不仅要规定组织机构条款、职权的划分和行使条款等保障行政组织正常有序运转的条款，还要有公民的权利保障条款和监督机制、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条款。这充分体现了依法行政和保障人权的结合，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
原载《新视野》2007年第4期

Ⅵ 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

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体制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不足：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监督范围上过窄、监督对象上缺乏制衡性，在监督手段和监督方式上效果差，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应有的透明度，未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探索性地提出了改革和建设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行政法制 监督 健全 完善

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写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要实现以法治国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依法行政，重点在依法行政，难点也在依法行政。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机关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物、经济和
文化
事业、社会事物的繁重任务，是国家权利中最活跃、最普遍的权利。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最需要控制而又最难以控制的权利。因此，要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法制监督，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而又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
一、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权力配置整体安排不合理，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沟通和有机协调，或推诿谦让或重复监督，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权利机关监督、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对比不合理，不协调一致，未能真正形成监督合力，在体制设计上有所欠缺。无论是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还是监察、审计监督等，由于分散的监督，主体在隶属关系上自然是受多重领导的制约。权力机关监督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切实可行的配套监督制，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
第二，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权力机关的监督表面看独立性
虽然很强，但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因素所左右，未能真正的独立行使监督权力，仅能靠人大会议及人大常委会的事后监督。对行政机关的真正的弹劾，罢免、质询等权力行使不够，由于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因而监督工作不能落实到人而切实可行。司法监督还需完善，虽然宪法和诉讼法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不受任何干涉。但实际上司法独立未真正实现，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司法的附性，作为社会最后的救济权力和公平正义象征的司法权也未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

第三、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应有的透明度，未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监督部门对行政的监督在立法上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程序，未能形成制度化、具体化。一是一些重要的规范如《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行为监督法》、《人民监督法》等未能推出，使一些重大的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无所适从；二是既有的一些监督规则措辞笼统，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而且公开的程度也不够，往往采用“暗箱操作”。
二、健全和完善我国现代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
（一）构建和完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法制化原则。它是指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权力的确立及行使，都应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也是行政法制监督走向法制化程序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
公开性原则。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监督是可笑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公开性或者公开性不强，只能给专制政治和干扰监督活动者有隙可乘。尽快完善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和稽核制度，强制规定公职人员定期将财产向指定的国家机关申报，如有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给予相应的制裁；强化对政府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监督，实行招标公开、项目公开、决策公开、审批公开、程序公开；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开化进程等等。
第三，
科学高效原则。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设施应体现科学原则，具体表现在机制合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统一协调，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动态连贯，机制精简节约。同时，行政法制监督也应体现高效原则，既是说监督主体要根据得到的有关信息，及时组织调查研究，发现并查明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违法失职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不失时机地实施监督，迅速消除其原因和条件，避免和纠正因此而产生的违法失职行为。
(二) 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现代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
首先，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需要从体制上重新进行调整设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体制中的领头羊作用，根据我国宪法，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是根本的监督，应该在人大内部设立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监督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社会各监督主体的工作。鉴于我国目前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乏具体操作手段，而且权力机关监督的力量不是十分明显，借鉴国外成功的监察专员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设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
第二，实行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在美国还独立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并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是司法机关极其司法官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及其所作出的行为不受追究，以便有效地保障司法权的行使。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基本法侓准则。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司法机关在行使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时，更需要司法的独立。当然，这有待于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使司法监督主体在人、财、物等方面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

第三，扩大监督范围。有必要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扩及全部抽象行政行为。在加强对羁束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时，还要多加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的监督，这也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在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具体体现。同时，要着重创制对行政工作机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对失职行政、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同级不相隶属行政机关公务员互相监督制度，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达到监督均衡。当然这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有绝对的均衡，在不同的时期也应突出监督重点，不能平均用力，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非重点对象的日常监督。

第四、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一般行政监督。为了加强上级政府的监督，应加强一般行政监督，即上下级政府的法制监督。政府的法制监督是一种对全部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的监督，可以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为增强监督责任心，可设立行政失察责任制，在监督中有过错的，应予行政处理。

第五、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立法上已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发展，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于提高。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实践中需要相对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把这两个部门置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权归同级政府控制，故很难有效的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案件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更是无法实施监督，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鉴于我国的情况，可以将审计机关移交人大设立，只对人大负责，才能真正做到审计独立，充分发挥审计在防止官员为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同时，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应明确监督权责，建立监督责任制。这是监督主体内部自我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监督主体，我们在赋予其权力时，应明确其应有的职责，使权责统一。而且也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监督的程序。监督工作的实施应依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不得越权监督，越出职权范围监督。监督的程序化要求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在监督过程中依法进行，但并非一味要求一定要找到一套步骤相连的做法。

第六，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广泛性、公开性、权威性、及时性、后果严厉性、渠道畅通等优点，是一种有极大影响力而灵活的监督力量。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第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难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地实施监督，不得实行其它职务。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总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监督工作极为重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正在制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以及行政监督法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Ⅶ 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阅读提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十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总结经验得失，继续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专题组通过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建议：提高立法层次；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解放思想，扩大公众参与，创新执法模式。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以陈冀平副主任为组长的专题组。2013年6月，专题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并与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2013年7月，专题组赴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两地进行了调研，深入基层考察，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上海、南京两地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大力加强队伍建设，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两地都把立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海市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并于2012年根据新的形势和问题制定《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在理顺体制、规范行为、提高效能、完善监管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南京市经过近两年时间深入细致的调研，于2012年出台《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城市治理作为立法理念，把理顺和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立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关键点，为部门之间的职权冲突设置了科学化、法治化的解决渠道，进一步明确了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涵盖的内容，规范了执法行为，构建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两地在认真开展执法人员培训的同时，注重加强制度建设，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上海市专门聘请政风监督员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并定期开展社会测评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意见建议，将评议结果作为区县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南京市先后细化了23项制度和工作规范，对执法队伍的权限、身份、责任等事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同时市总队坚持每天督察，对各区大队、中队的执法绩效和队伍管理定期检查。
两地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努力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杜绝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积极开展社区走访、上门沟通、零距离服务活动，与企业和居民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认真解决大家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拍摄专题片等方式，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和认可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都有类似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各地不断地探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逐渐成熟。但从各地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目前，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依据主要是各单行法律法规，规定分散、条目众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经常被质疑。《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对执法的规范性和程序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但缺乏保障行政执法实效性的手段，且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无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查处，影响了执法效率，催生了以罚代改现象。
（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配置不合理。一是执法职责划转不规范。一些地方对如何划分综合执法机构与职能部门的职权，并未经过严格论证，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部门往往将那些费力大、获利小的棘手管理事项，当做包袱甩给综合执法机构。二是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事项过多，内容庞杂，使执法人员感到力不从心。城管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涵盖14类城市管理领域，涉及几百项具体事由（如北京市城管综合执法涉及300余项，上海市城管综合执法行使170项事项的处罚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的职能不断增加。
（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渠道。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依然存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情况，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空白执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是有些管理领域虽然采取了综合执法，但相关部门的执法职能和队伍仍然存在，有些部门将行政执法权划转给综合执法机构，却未将相关执法力量和技术支持（技术人员、机构、设备等）转移，使得对一些违法行为的查处管辖权归属难以界定。二是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是从有关部门分离出来的执行性职能，但其中某些执法事项不能单独处理，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如违法建筑案件的查处通常都需要规划部门、公安部门等的配合，而在日常执法中，这种请求往往被视为“麻烦”而被推诿或拒绝，影响了执法效能。
（四）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按照法律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是公务员，但许多地方因为行政编制名额有限，都是行政与事业混编、混岗，一些地方仍然没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给队伍建设、人员管理、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带来了许多难题。为了应对大量的执法任务，各地普遍聘请协管人员，但协管人员几乎没有经过执法培训，不具备执法资格，参与执法过程中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
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都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各地经验，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一）提高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立法层次。城市管理具有相当的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改革十余年来，一直没有统一的立法，造成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尴尬、职权混乱，产生众多的矛盾和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长沙等地积累了一定的立法经验，国外也有许多立法可资借鉴，因此制定国家统一规范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全国性的专门立法，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编制、职能、协调机制和执法手段、标准，建立执法行为的规范、责任追究制度，消除城管执法法律缺位的窘境。
（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一是明确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主管部门，以便统一研究相关政策，推动和规范工作。二是科学界定市、区（县）、街道三级城管机构的职权，构建属地管理机制，建立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网络，形成既纵横交错，又紧密联系、反应迅速的执法体系。三是合理划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具体而言，专业技术性强的执法事项不适合划转；金融、海关、国税等垂直管理部门的职责，政府部门基本的、固有的职责，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某行政机关行使的职责不能划转。除此以外的其他城市管理职责应当划转给综合执法机构。四是建立和完善公务合作制度，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合议制度、信息与资源共享制度、联合执法制度、行政协调制度、行政协助制度、联勤联防制度等，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职能衔接，及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加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及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一是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城市管理属于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履行行政职能，行使执法权力，属于政府的执行性行政机构。二是加强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统一的行政执法人员录用、考核、培训、交流与回避制度。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并配备与执法任务相匹配的装备和设施。三是设立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专项经费，严格执行罚款与收缴分离的法定原则，避免以罚代改，树立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
（四）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一是突出以人为本，建立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动员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加强信息公开，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保障公众在城市管理中的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机制。正视协管人员存在的合理性，明确其作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辅助执行力量的法律地位，并将其作为政府治理的适度社会化、社会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体现，同时坚持严格筛选、强化执法培训。二是转变执法理念，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通过服务于群众、服务于被管理对象，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以服务促管理，以管理强服务。三是创新执法模式。逐步推行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尝试引入体现相对人与执法主体双方合意的柔性执法方式和工作机制，尽可能通过指导、引导、协商、教育等温和方式化解城市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从源头上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资料来源：《人民政协报》）

Ⅷ 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以学习和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的现实需要。
第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依法行政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也是政府工作的生命线。《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进一步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职权法定，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能。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必须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部门职责履行、重点工作推进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考核评估，加强行政问责，健全纠错制度，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进一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使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
第二，不断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决定》指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一是要建立集体决策制度，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健全决策透明制度，建立重大决策实行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水平；二是要重视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中的监督作用，积极发挥审查把关监督作用，积极发挥参谋助手法律顾问作用，积极发挥政府重大法律事务审查把关作用，为政府依法决策提供支持；三是建立督查机制，健全责任倒查机制，既要按照责任、标准和期限的要求，保证各项决策的落实，又要对未按要求贯彻落实政府决定及决策，进行追责，予以行政问责，转变作风，提高行政执行力。
第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定》指出，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完善行政执法体制，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为目标；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规范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路径，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保证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执法；严格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行政执法绩效考核制度，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指标体系。
第四，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决定》指出，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加强党内的监督，健全党内的各种监督措施，包括述职述廉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廉政档案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提高权力监督机构的地位，重点确立人大法制监督的核心，突出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部门和履行司法监督职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加强行政监控整体效能，构建严密完备的权力监控网络机制。

Ⅸ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点建议

中国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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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组成，以宪法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其他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离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方面无法可依或恶法难依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宪法配套法律法规。各部门法的规定不尽完善，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的情况突出。许多部门法律制度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不能很好地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甚至宪法本身还亟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还缺乏实施保障的系统规定，离法治国家标准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适应法治国家的需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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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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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还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现代政治民主形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要推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实体法，而且要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须体现民主原则，注重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和监督。行政法制改革还要求实现行政公平。还要加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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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还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错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正执法。在这方面，要继续将审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把勤政廉政建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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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重点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