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行政法制
㈠ 写举报信实名举报某国家公务人员收取他人巨额钱财这是属于什么监督方式
这属于公民监督方式,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途径。
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批评和建议;控告;检举和举报;申诉;信访。
行政监督的作用主要是对行政的政治方向和对行政政策的贯彻执行起保证作用,保护国家、社会、集团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推进行政法制化造就优秀政务家和公务人员。 通过行政监督,保障行政机关正确地行使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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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监督的特征:
1、广泛性
公民监督是最广泛的监督。作为监督主体,公民人数多、分布广,这就决定了公民监督的广泛性。公民监督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范围覆盖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监督事项涉及到国家公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不论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行为,都要接受公民监督。
2、基础性
公民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各种监督的基础。公民通过检举、控告、上访等形式实施监督,既体现了公民监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又将自身的监督融进了其他监督之中,并成为其他监督的基础。公民监督是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专门机关监督和各系统自上而下监督的基础。作为基础性监督,公民监督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
3、直接性
公民是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公民或者是正确方针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或者是错误方针、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行为都会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公民的监督最直接、最真实,也最易取得成效。
4、多样性
在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公民监督的具体形式包括发表评论、写信、面谈、打电话、网上举报以及民主评议等。公民既可以直接批评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众传媒来实施监督。
公民监督的意义:
公民监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是防治官员腐败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国家机关的廉政勤政建设,建立法治国家等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㈡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内族中间具有稳定形容态的中国文化。它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又是一种地域现象,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特征,而且相互交融和渗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发展未遭中断的文化,中华民族又具有多源一体的发展格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顽强的再生力。第二、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第三、长于积淀,注重交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开放性。
㈢ 领导干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认同普遍缺失。
这是一个最为严重而又被熟视无睹的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个概念现象、一种实用工具,甚至没有被广泛认知,更不要说被普遍信仰。一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常常考虑的是GDP、看得见的政绩或民心工程、上级领导的满意度、协调甚至是媚顺舆论媒体,依法治市(县、区)、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摆设。现如今很少有不强调依法行政的,他们甚至会认真讲,只是不会认真对待。
二、法治权威远未形成。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信仰法,也在于实践中,法治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种挑战,并且似乎还没有胜利过,更不用说显得强势。在影响地方和基层的事务中,法治无论如何排不上前列。本来“法治”或“依法行政”应该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务,但常常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报告中成为一项具体事务。从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说不科学、不应该,但就其排位来讲,肯定在较后的文字里出现。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政状态,法治给人的力量还是输给“人治”。
三、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任何社会活动都与其环境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不少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法治,在我们这个强调“让领导满意、放心,让群众满意、舒心”而重在“领导满意”(因为即便群众满意了,领导不满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维中,难免分出轻重缓急,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而事实上,依法行政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尴尬,一方面被较高期待,另一方面则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宽容。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个体切身利益的执法过程,往往进行得不顺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价。与此同时,人们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的“官本位”或是“权本位”思想至今还大行其是,没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围。
再看看我们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满眼、满街的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相形见少,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面让位。我们参与的活动如果不是统一的要求,几乎不会与法治相关。文艺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娱乐的,如果要找和法治关联的,就要很费心思地专门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几乎很少关心法治精神。电视剧上常有警匪片之类,主题很正义、正气的也有,但多数更关注剧情的娱乐性。这也难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点或卖点,几乎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整个社会实际消费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产品中,法治类作品或产品只占极小的份额。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机制和保障。
文化建设无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经市场化,我们不能责备非财政资本的投资者和工作者没有把他的作品创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毕竟投资的目的首先是利润。问题是,谁来创造影响公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谁有这个当仁不让的责任,谁应该投资。
当然是政府。遗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地方被“轻”被“缓”了,几乎很少有地方政府会把法治文化建设当重要工程做的。我们常看到公路、广场、体育馆场、剧院被当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举全市(县、区)之(财)力,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没有听到哪里的党政领导把法治文化建设列进了工程项目表。地方党政领导往往关注了“文化建设”的形,而没有关注建设的实(内容)。因为要繁荣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届政府怎么做得了,于是大家乐得装糊涂,绝不想再为“法治文化建设”专门规划专门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财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导,长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的处境难免成没有封地的王子,穿着黄马褂,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体缺乏组织约束机制。
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为什么主政者的执法主张、执法行为与执法理念之间会形成落差?组织约束机制失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讲会令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不满意,因为实在地讲,组织人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自发的、巨大的,而且确有刚性举措,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实际效果。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是否优秀,是否有作为,本来很难把握,当前我们往往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但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怎么体现在考评体系中就有难度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执法权”的公务员,如何评价其法治能力?几乎没有依据。但在整个公务员体系中,没有具体执法权的人数巨大。这些人虽然不具体执法,但可能会决策执法、监管执法、保障执法。对这部分人,在法治考评时,往往是凭印象或虚拟为优。这刚好说明,许多行政人员游离在法治考评之外。而即便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以其行政过程、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适当作为法治水平考评依据,已然不够全面。执法的效果如何,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社会效果,还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对这个层面的关注,公务员的组织人事考评体系显然不够。
共产党是执政党,面临如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理念,不可能不体现在组织人事制度这个关键环节中,毕竟“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抽象行政行为暂时没有法律调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纳入组织考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调整的权力,如何规范约束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对于法治的权威和信心至关重要,比如行政决策、行政审批制度、经济规划、城市规划、行政收费等等,如果让这些行为游离于组织考评机制之外,即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再体现依法,也难拢住群众游离于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地方政府执政执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和维稳的任务都相当繁重。比如信访问题,“维稳是硬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莫不重视,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地方受到高压,总结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等经验,因而措施服从于结果。各个部门纷纷在各种“特殊敏感时期和日子”无可奈何地急于处理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矛盾,但往往不能坚持公平正义,常常求助于亲情伦理,亲戚宗族,最终都以政府出钱了事,将法与理的和了稀泥。“上访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访”成为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变态的文化认知,无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伤害。
之所以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渗透性。不认知、不重视、不投入、不弘扬,法治便没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会有执法氛围,法治被信仰便是无稽之谈,依法治省、治市(县)便是纸上谈兵。如是这样,难免空谈误国!因此,必须从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做起,认真思考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真诚信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先垂范,做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如是这般,则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权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是制约其法治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是现实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为懂业务是硬条件,学法律是软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看重业务工作,认为在业务上要多下些工夫,学通弄懂,这样有利于出成绩、出政绩,对职业发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平时用不上,不学法、不懂法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时再学也来得及,不行可以请律师及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二是认为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领导干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门领导干部的额外负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干部的工作需要,对他们来说,学法、懂法、用法是一项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有自己的专业及本职工作,不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学不学法,懂不懂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三是认为领导干部从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学法、守法是群众的事。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政部门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有的领导干部将法治视为管理者的特权,仅仅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用,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缺乏信任,认为老百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秩序,滥用法律条例,与政府“作对”,与官员“捣乱”,应该多学法,自觉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单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通过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动辄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员,“不那么好管了”。这些认识误区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提高,还会影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进程,也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㈣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时,政治建设要达到()。
政治建设目标: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建设上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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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后第二阶段目标: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㈤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论文
“法治”与“法制”,虽然仅一字之差,但从内涵上讲,却有重大区别。“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法制”通常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简称,是一种社会制度。强调依法治国,是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原则,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用立法引导和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坚持立法严密、细致的原则,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坚持经济立法与政治立法并重的原则,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科学研究,完善立法制度和程序,改善立法技术和方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并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四点:一是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们的法律体系。二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要区分法律手段和其他调整手段的关系,需要用法律调整的才通过立法来规范,以更好地发挥法制的功能和作用。四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完善。
(二)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一种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张,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需要全体人民一体遵行的,要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工、政资分工、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三是全面、正确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保障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及时纠正、制裁违法行为,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四是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使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使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使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五是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六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七是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增强,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1)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3)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4)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5)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6)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7)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8)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9)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询私枉法,失职读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付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4)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制约与监督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等。
(六)培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继承人类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新型法律文化。(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继承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又吸收外来有益的法律文化。(2)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氛围。
㈥ 关于汉朝的历史文化
三个汉朝,五个汉国。
汉
朝代名
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首都在长安。汉朝延续了许多秦朝的管理体制,但削弱了中央集权。儒家的治国之道被汉朝作为治国安邦的信条。沿续了200年后,汉朝的统制曾经短暂地终止了(公元9-24年,名叫王莽夺位),尔后重新光复又延续了200年的时间。到公元220年,汉朝灭亡。
西汉:
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始于汉高祖刘邦,终于孺子婴,共12帝。
西汉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强盛的帝国。在西汉统治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
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帝国之一,统治者把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农业发展上,历代一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故而汉王朝的政治一直比较稳定。在武帝年间,大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采纳之,自此,儒教、儒学形成了汉朝以后中国历朝历代一贯遵从的治国方略。 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使得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以冶金、纺织为主的西汉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纺织为例,西汉已有接近成型的绣花机器,足以见得当时生产已有一部分脱离了单纯的手工劳作,使得生产率提高。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繁荣起来,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商业城市,并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了与西亚诸国的外交与商贸等诸方面的交流。 在汉朝的人文艺术领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他以太史令之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这部著作被后人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另外,汉朝的艺术水平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近年来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看来,其做工之精细,工艺之考究,并不亚于今日。如四川广汉出土的执锄陶俑及广州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都是做工精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西汉自高祖刘邦创建以来,使中国一度成为强盛、富饶的大帝国。因此,西汉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兴。
东汉:
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家称此汉朝为东汉。
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身为西汉皇族,故仍定国号为汉,但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统治权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和帝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 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统治,加之自和帝刘肇以来历代汉帝都宠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事实上献帝即位后并无任何权利,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三国时期。。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有着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东汉王朝前后历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后汉
五代之一。刘知远(即后汉高祖刘知远)所建。都开封。盛时疆域约为今山东、河南两省,山西、陕西的大部及河北、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部分。历二帝,前后约四年。
刘知远是沙陀部人,后晋天福六年(941)七月,任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 11日), 契丹陷开封,后晋亡。刘知远亦曾向契丹纳贡, 但当时人民坚决反抗契丹, 有的方镇也拒绝投降。刘知远对契丹的南下先采取观望态度。次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二月,刘知远亦在太原称帝。他下诏诸道禁止为辽搜括钱帛,并诏慰抗击辽之民众,人心归附。三月,辽兵北撤。五月,刘知远出兵占领洛阳、开封,收复后晋末失陷的河南、河北诸州。六月, 改国号大汉,史称后汉。改开运四年(947)为天福十二年,次年建元乾□。与南唐、吴越、楚、南汉、后蜀、南平等政权并立。
乾佑元年 (948)正月,刘知远死,次子承□(931~ 951)继位,是为隐帝。承□初立,大臣史弘肇、杨□、苏逢吉、郭威等专权,但四人之间又有矛盾。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掌握禁军,酷虐滥杀;杨□为枢密使,权势最重。承□疑惧,于乾□三年十一月杀杨 □、史弘肇及三司使王章,以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又密令杀邺都留守、枢密使郭威。事泄,郭威起兵攻入开封,十一月二十一日(951年1月1日)承佑被杀。后汉亡。
国名 [Han state]
(1) (公元 221—263)三国之一。史称季汉,又称蜀汉。刘备所建,建都成都。
(2) (公元 304—329)东晋十六国之一。西晋时刘渊称汉,后改为赵,史称前赵。建都长安。
(3) (公元311—347)东晋十六国之一。西晋时李雄称帝,国号成,至李寿时,改号为汉,史称成汉,也称后蜀,建都成都。
(4) (公元917—971)五代十国之一。刘隐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建都广州。
(5)(公元951—979)五代时十国之一。刘崇所建。国号汉,史称东汉或北汉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南),称太原府。盛时疆域十二州(一作十州),约为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历四主,共二十九年。
参考资料:网络
㈦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哪些
意见和建议:
1:强化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市民文明程度。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优美人居环境。
3:突出城市整治重点,打造城市良好形象。
4:完善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创建顺利达标。
5:党政机关廉洁高效,社会风气健康向上;
6: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7: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创建工作机制健全;
8:思想教育深入细致,道德建设扎实有效;
9:创建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10:党政机关廉洁高效,社会风气健康向上;
11:科教文卫体稳步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12: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井然;
13: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态环境优良;
14: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申报条件:
1、获得并保持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荣誉称号;
2、申报前连续两年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申报前12个月内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
4、申报前12个月内未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刑事案件;
5、申报前完成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任务;
6、未发生非法出版、制黄贩黄、侵权盗版的恶性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
1、群众对党政机关工作的满意度>90%
2、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90%
3、城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完好率达100%
4、交通事故死亡率(人/万台车)<10
5、群众安全感>85%
6、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1.5%
7、家庭暴力投诉率(起/万户)<1.5%
8、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事件(遗弃、虐待、侮辱等)投诉率(起/万户)<1.5%
9、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80%
10、依法直选的社区居委会≥80%的选民参与选举
11、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90%
12、行业风气满意度>85%
13、“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知晓率≥80%
14、大于等于80%的街道建立市民学校,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教学点,有效开展活动
15、形成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市民对本市重大典型的知晓率≥80%
16、人均教育经费支出>420元
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0%
18、全市性科普教育活动≥3次/年
19、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户/百人)>8
20、城市电话主线普及率(线/百人)>35
21、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量>160册
22、市属各区文化馆40%以上为二级馆
23、每个街道都有多功能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总面积每万人≥500平米
24、大于等于80%的社区居委会有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并能正常开展活动
25、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支/街道)>15
26、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次/年)>8
27、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万人)>8
2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45%
29、文化遗产定期保护,保存完好率≥95%
(7)文化行政法制扩展阅读:
1、创建文明城市对市容市貌有哪些要求?
⑴规划合理,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等造型美观实用,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⑵街道整洁卫生,无乱张贴(包括牛皮癣)现象。
⑶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祥和。
2、创建文明城市对市民在公共场所道德方面有哪些要求?
⑴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⑵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标识;
⑶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文明,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闹现象。
3、创建文明城市市民应具备哪些交通意识?
⑴车辆、行人各行其道;
⑵机动车让行斑马线,车辆、行人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
⑶自觉保持交通畅通、不人为造成交通阻塞;
⑷车辆、行人服从交警指挥;
⑸在交通站点遵守秩序,排队侯车,依次上下车。
⑹禁止酒后驾车。
4、建立公共场所人际互助关系有哪些要求?
⑴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让座;
⑵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问讯;
⑶公共场所主动帮助老、残、弱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5、创建文明城市对市民的满意度有什么要求?
⑴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90%;
⑵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90%;
⑶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80%;
⑷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90%;
⑸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75%;
⑹市民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赞同与支持率≥90%;
⑺市民种绿、护绿等公益活动参与率≥70%;
5、创建文明城市对窗口服务行业有哪些要求、有哪些行业?
对窗口行业进行实地考察、随机暗访,主要内容包括:服务是否文明规范,投诉机制是否便捷有效等。这些行业包括:燃气、供热、自来水、供电、公交、出租汽车、铁路、长途汽车客运站。
㈧ 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公务员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使命感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并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无论是法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都要求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承担着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观念、引导法治行为的重要职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民主法治建设蓝图进行了勾画,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普法教育,推进法治南京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增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抓好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仅要切实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而且要努力形成“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氛围。实施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南京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真正形成公平正义、权利本位、崇尚法治的文化环境。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对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但是这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广泛性。作为普法教育的主管部门,我们必须自觉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抓紧抓好,务必抓出成效。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南京的必然要求。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教育人、熏陶人、培养人、塑造人,有利于使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推进统筹区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落实;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所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南京,必然要求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是以先进的法治理论为指导,以先进的法治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法治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法治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崇尚法律至上、公平正义、权权制约、诚信守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必将进一步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二、多策并举,确保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 法治文化是法律现象中区别于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设施、法制运行等外显实体要素的内在精神部分,主要包括人们对现行法律所具有的思想、意识、感情、信仰、知识、理论等内容。我们一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引,按照宁法宣[2007]1号文《推进南京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总体要求,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方略。 (一)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制教育,发挥其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等制度,推行并积极实施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继续落实各级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执法资格证制度。要通过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 (二)加强公共法治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结合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和“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增加法治文化的内容。要认真实施农村法律图书角建设“双百工程”,即每年建成100个藏有法律书籍100本以上的村法律图书角,到2010年完成全市的村法律图书角建设。推进法治文化场所建设,各区县都要建立一个法治文化活动场所,以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法治文化需求。加快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运用公交、地铁、楼宇、街道和旅游景区等设置的公益广告屏(牌)传播法治信息,鼓励引导法治类影视、动漫等作品创作,提升法治文化的传播活力。 (三)加强法治理论研究,繁荣法治文艺创作。要积极组织指导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驻宁高校及科研院所法学研究、教学部门,围绕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广泛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专业文化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法制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丰富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市民的法治文化修养。 (四)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要以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六进”活动为主线,采取开展“18”法律广场活动、开办市民法律学堂、法治讲堂等多种形式,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文化内涵,广泛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各区县要借鉴鼓楼区“法律学堂”的做法,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力争“五五”普法考核验收之前,在社区和农村全部开办“法律学堂”。要深入开展“法律人在行动”活动,指导、组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驻宁高校法学院系师生等“法律人”结合自身特点,参与法制宣传和社会法治实践,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化形式,促进法治文化在市民中的传播。要进一步开展好“12.4”法制宣传月活动,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探索法制宣传与城市文化有机结合的新途径,不断提高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效。 三、完善机制,着力提高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培育法治文化,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发展经济、服务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着力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提高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效。 (一)加强领导,合力形成。各区县要把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大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认真组织落实《推进南京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把法治文化建设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以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积极倡导和亲自实践推动法治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典型经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各级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结合本地区实际,选择不同类型的基层部门、单位,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试点工作。要在本区域内不断挖掘、培养、树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法律人”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不断昭示法治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动力。 (三)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把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要进一步研究法治文化建设与“五五”普法之间的关系、规律和特点,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积极探索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和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定期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情况组织专项检查。明年,我们将结合“五五”普法中期考核验收,组织对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㈨ 中国文化、政治建设的成就
中国政治发展30年历程及成就
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发展,而政治发展又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两条基本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即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政治发展是指为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它是一个走向善治的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发展,把它看成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或者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十七大着重论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即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不走西方国家的议会道路,而实行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于1954年,但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从1966年7月7日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8年零6个月时间内未能举行过一次会议。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活动。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地方各级人大也随之恢复活动。在过去30年中,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首先,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先后通过了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结构、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等基本法律,并且制定了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处理、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其次,立法作用不断加强,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到2008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涵盖宪法及宪法规定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其三,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执法检查、预算审查、政策审议、人事任免和政策质询等,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国家权力监督体系。其四,选举制度日益完善。县以下人大代表已经实行直接选举。其五,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明显提高。在过去30年各级人大代表的年龄逐渐下降,而学历则明显提高,专职代表开始出现,人大代表的提案质量也越来越高。其六,人民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民主需求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例如,不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偏低,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制度性联系管道太少,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不尽完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理顺党委和人大的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平等分配选举名额,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优化人大常委会及各内设机构的结构,扩大人大常委会和专委会的职权,使人大的选举和议事规则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二、政治协商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不仅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当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体制。这一制度主要通过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实现。
人民政协成立于1949年,其历史早于人民代表大会,但在“文革”期间其正常活动也被中止。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及政协新章程的通过,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得以恢复和重建。在过去30年中,政协制度的主要成就包括: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将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即中共十二大确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党章、中央文件和人民政协章程等权威法律规章中,对政协的结构、职能内容、方式和程序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使政治协商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各级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大大增强。
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以下这些问题和不足:政协委员的产生过于单一;政协的民主监督权缺乏适用的法律保障,从而降低了监督的实际效力;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就应当从加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规范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之间的关系。
三、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实际权力核心。因此,党内民主实际上也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内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标,但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没有党内民主就难有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党内民主的发展过程。被视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党内民主的盛会,也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得到逐渐恢复的标志。在过去30年中,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首先,全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取得高度一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且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其次,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除了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先后颁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党内民主法规。第三,党内选举的民主性、公共性明显加强,党员干部的差额选举、县级以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干部任免的票决制等重大改革开始陆续试行;第四,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第五,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取得实质性进展,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制度等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党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些具体操作机制还缺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还存在许多制度性的漏洞,等等。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特别是制定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程序和规程,保证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四、基层民主
基层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社区、基层政权、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基层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许多突破性成就,都发生在基层民主的实践中。首先是在全国农村社区和城市街道社区,首次试行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伟大实践。其次是发展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中的民主制度,以保障单位职工依照有关法规,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其三是逐渐推行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改革试验。其四是建立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使公民的依法上访和投诉成为监督政府机关和党政干部的正式渠道。
基层民主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需要特别重视。党和政府应当把扩大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当作长远的政治发展战略,不断拓宽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渠道,丰富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首先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实现宪法赋予的“当家做主”权利。
五、法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就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言缺一不可。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除了党和国家正式把建设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之外,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进展。首先是初步确立了国家的法律体系。到2010年,我国将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是建立和健全以公安部门、检察院和法院三位一体的司法体系,在冤假错案平反、司法平等、司法公开和独立审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取得了明显进步。再次是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从无到有,法律服务体系基本确立。再其次是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政府的目标,政府的活动日益受到法律的限制。最后,法律教学和法制普及工作全面展开,全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30年来的法治建设,我们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绩,但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例如,我们的法律体系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还不完备,一些重要的法律还没有制定,许多正在实行的法律也需要修订完善。公民和干部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六、政府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治理改革,或者说是一种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府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程序的变化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无可否认的重大成就。例如,政府机构的设置更加合理,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逐渐开始从以管制为主转为以服务为主。政府日益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正式提出了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政府重大决策的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评估制度正在各级政府中逐渐推行。政府的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建设效率政府在许多地方成为政府自身追求的目标。
但政府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向前推进、人民群众政治需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使得政府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此外,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相当程度上助长公共利益部门化的决策体制;政出多门、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事不分、成本过高等现象还普遍存在;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还相对不足、其服务质量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远没有确立,等等。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降低行政成本、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和廉洁政府,“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㈩ 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区别
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