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法奥托迈耶

『壹』 寻找行政法学名著电子书

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作者:（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页数:451
【作专 者】属（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丛书名】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
【形态项】 451 ; 20cm
【出版项】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 1999
【ISBN号】 7-5313-2127-0 / D956.521;D90
【原书定价】 25
【主题词】行政法(学科: 法学 学科: 研究 地点: 法国)
【参考文献格式】（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1999.

消息联系

『贰』 行政法领域好的书籍有哪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推荐理由：回这是由大答陆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里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对于法学本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作用。

『叁』 大学自治名词解释

大学自治指大学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势力干预，实行独立办学。

大学自治是解决中国大学存在的许多严重弊端问题的最好选择。在传统体制下，高校属于典型的事业单位。基本要求

一、是大学自治的主体应当是大学自身内部的力量，可以是校长、教师和学生，但不是国家、社会、或学校以外的其他组织；

二、是大学治理的内容是高校内部的事项，主要包括学术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自主；

三、是大学自治的目标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但是，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摆脱政府的干预或控制。

具体落实

第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的责权。校长应切实地履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责，领导各类学校事务。校务委员会是行政事务决策机构。

校务会下还可设各类审议机构，如财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等。这些审议机构中应当保证相当比例的学术人员参加。校务会应设若干名监事，对各项事务进行监督。

第二、确立以高级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在重大学术事务决策与监督中的核心地位，落实“教授治校”，确立学术事务决策机构。教授委员会下还可设置各种固定的专业委员会，如教学委员会、专业设置委员会、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等。教授委员会对教代会负责，并向校长进行报告。

第三、进一步强化教职工代表大会应有的地位和权力，提升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民主决策与监督作用。

第四、积极推动大学生参与大学管理，加大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力度。

『肆』 行政法的问题。

请参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阅读叶坚学者所写的“关于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的界定”一文，认为其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这一概念产生了误解。其引用方世荣教授所说的“所以没有必要采用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这样的二分法，现有的所谓事实行为完全可以为行政行为所涵盖。行政事实行为是一个内涵很不确切的词语，应予废弃。” 对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的认识，最早出现在法国行政法学，直到1895年，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教授在其论述德国行政法的鸿篇巨著中把行政行为权威性的定义为：行政行为是关于“个别的条件下决定某个权利主体的权威性宣告”。[1]此后，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成为各国行政法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并且分析出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无偿性、强制性的法律特征。[2]从这一定义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将行政行为理解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而就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其所对应的范畴应是“非法律行为”，如纯粹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等。[3]这样看来，法律行为并非对应的是事实行为。而事实行为被认定为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非意思表示行为，是指非经行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民法上的先占、遗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发现等。[4]从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为则是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么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事实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行政事实行为和事实行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最早是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耶律纳克所提出的“单纯公权力行政”一词所演变而来的。所谓“单纯公权力行政”是指“类似市政有关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园、水库等的建筑，及其他技术方面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用文字发行的‘指导’文件，如公安为避免车祸所发行宣导交通安全之别针、小册子，以及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指南、民众 调解与法律咨询的说明书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行为。”[5]对于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学界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代表的观点有：德国法学家毛雷尔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某种事实结果而不是法律后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学者赛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将行政事实行为表述为“是旨在产生事实上结果而不是法律结果的行为”，这一点与毛雷尔的认识是相同的。继而他又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行政机关的其他法律行为均属于行政事实行为。[7]针对其这种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行政行为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后果而是事实结果相比较，与其所称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认识产生了矛盾，因为法律后果与事实结果应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不存在隶属性。因而行政行为当然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学者们对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如何认定，对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属性和特征的认定是明确的，即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职权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具有行政性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再者，就目前各国的立法例当中，都表明行政事实行为不会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它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可能产生实际上的损害。经过上述对行政事实行为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事实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从事实行为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而其表现出自身产生的基础和独特的法律意义，其实二者是两个不具有同质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实行为而言，根据其性质和特征，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补充性行政事实行为、即时性行政事实行为、建议性行政事实行为和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

『伍』 大学自治的法人地位

在传统体制下，高校属于典型的事业单位。行政诉讼实践采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这一概念来为大学定性，认为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实施公权力的行为，均可将其视为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严格地说，这只是权宜之计。
大学自治在大陆法系的制度基础是公法人制度，在公法人的框架下，进行民主管理，大学因此获得内部立法权和行政主体资格。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学校通常分为公立与私立两种。公立学校属于公营造物或公共公益机构的一种。所谓公营造物，根据德国行政法之父奥托·迈耶的解释，就是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的为特定公共目的服务，学者在介绍此类性质的组织时，将其统称为“公务法人”。
作为事业单位的大学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务法人在功能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将大学定位为公务法人，在此基础上研究大学自治立法问题，切实可行。这将有利于厘清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变原来隶属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 ，从而拓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空间；同时还有利于高校按照各自法人资格的特性完善自己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办学效益，还可以将大学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顺理成章地纳入到行政诉讼中去。

『陆』 法律优先原则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优先”一词，源自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首创，他认为，法律为国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强者。到目前为止，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时，也大都把法律优先作为其中的一项。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法律优先的含义相当宽泛。法律优先（法律优位）这一概念被引人我国行政法学时，多数学者则将其内涵相对限制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认为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优先于行政立法，即强调法律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优先原则还应包括司法活动优先于其他活动，以体现社会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于一个公民。但参与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出现时间冲突时，应当优先参与司法活动，使司法活动得到优先的保障。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引入法律优先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象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样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法律优先一词，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义。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学明确而公认的概念——“职权法定”已经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层涵义，即“任何行政都必须具有法定依据，而不得与之相违反”。只是作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关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来表述。法律优先一词则能够准确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
同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优先一词，也表明在这里，“法律”仅限于狭义上，即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并且，德、日学者所使用的法律优先一词，只是说“行政”是广义上的，即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活动，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则仅限于狭义上使用。因此，将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是适当的。这样，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共同说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进而与职权法定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定原则或者依法行政原则的完整内容。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优先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律的位阶体系。所谓法律位阶，是指“一部法律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纵向地位。”
在我国，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居于立法活动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和基础。行政立法为从属性立法，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保留之外的立法，并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法律优先原则作为法律位阶的行政立法中具体作用的客观要求，在强调国家立法权限与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同时，侧重于要求低位阶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以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并不得与之相抵触。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又可具体导出“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
一是“根据（法律）”原则。该原则是指行政立法应服从法律位阶的要求，以上位法作为行政立法的根据。“根据（法律）”原则理清了立法权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保障了国家立法体系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内容的一种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规定，符合内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柒』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

1 、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国家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行政主体，此外依照法定授权而获得行政权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2．、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政主体不等于行政机关，除行政机关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可成为行政主体。
3．、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尽管行政活动是由公务员代表行政主体具体实施的，但公务员并不是行政主体。
4．、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是国家行政权的转化形式，是行政主体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议

行政主体界定
中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笔者认为，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本来就是域外的概念，应该充分考虑该概念在域外产生发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确的学术含义。而不能徒有其表的借助该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在现今的理论困境面前，我们应该出重新界定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架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并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主体理论。随着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会行政的增加，中国应以“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享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均应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行政法学应加大对从事社会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所说的行政职权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职权，还包括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职权。所以其他公权力组织只要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行为的就应该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就应该是可诉的，法院此时可以依行政主体界定标准对其进行可诉性判断。所以在政主体的类型应该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但是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诉讼重塑
中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由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的三种规定，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因为中国是以是否是行政主体来确定被诉组织是否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这就导致许多本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组织行为得不到审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其实，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所标示的“行政实体法上的独立权利义务主体与行政诉讼法上的独立诉讼主体合一”的命题是不准确的。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之一的被告与行政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阶段，其所遵循的逻辑并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确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只要是行为者实际地行使了行政权力，就应当成为被告。虽然被告的确定也会考虑到诉讼后果的承担，但它并不意味着参与诉讼的主体就必须实际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其二，行政主体所体现的则是实体权力的行使与实体责任承担的一致性，强调的是某一组织具有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体的确立与认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之间并无多少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诉讼主体可以独立于行政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非行政主体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最终的实体责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体承担的。在确定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相分离的同时，中国行政诉讼涉案范围应该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实质要件；摒弃现今行政诉讼法只承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同时应把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诉讼领域。这样，对于中国行政诉讼实践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捌』 求行政法相关书籍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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