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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隐形刑事诉讼法研究

发布时间: 2022-02-16 22:53:46

⑴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介绍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内犯罪案件容的处理;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⑵ 《刑事诉讼法》课程讲什么内容

《刑事诉讼法》来是国家制定自和认可的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是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关系到对犯罪的公正、文明惩治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是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是现代法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学科,是各类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必修课程。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学习,要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全面和准确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基本内容,初步学会侦查工作、起诉工作、辩护工作和审判工作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今后从事刑事司法工作奠定基础。

⑶ 谈谈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现《刑事诉讼法》所增加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
下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第二十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的法专院:
(一)反革命属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B)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C)犯下的罪行的外国人的刑事案件。

⑷ 在准备本年的司考中,刑事诉讼法不好背啊,感觉刑诉比民法和刑法还难对付,怎么办啊,请各位大侠帮忙

光看讲义是不行的。
我觉得是你没有刑诉这方面的实践,所以学得费劲。专
我强烈建议找个熟人属或者关系,到公安,检察院,法院实习观摩,这样对你的学习会有最直观的帮助。
如果做不到这点,还可以看看庭审,也是有帮助的。

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55条,在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155条第二款规定之理解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上述规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给出了一个可予支持的范围。

从其罗列的各种项目看,参照民法通则(1986年)第119条、侵权责任法(2009年)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17条等法条的表述形式与顺序看,该款规定彻底排除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三项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也是明确告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与被告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不会判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刑事案件一并判决时不会判,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也不会判”。按照上述规定,办案法官这种告知是正确的。

三、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值得商榷

立法目的、法律体系、价值取向、社会效果上看,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均属于最高法有意放弃“三项赔偿”形成的“盲区”,而不是有意或无意遗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这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与立法者于立法当时确立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对于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可以请求“三项赔偿”并能获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刑事案件中却无权请求“三项赔偿”,即使提出请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这不仅凸现了公民生命健康权在不同形式的侵权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显露了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缺陷。如果对“三项赔偿”不依法予以支持,则会对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

事实上,对于法律适用产生的社会效果,既需要从当事人利益纷争的平衡与妥当方面去考量,更需要从个案裁判结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去考量,如果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价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当的裁判;反之则会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就是不公正的判决。

从任何方面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当排除“三项赔偿”。因为,我国尚无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如果不能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处获得赔偿,无异于 “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所以,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释。

将“三项赔偿”纳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犯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前,最高法院可以对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进行修改,将“三项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和判决支持的范围。

(5)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隐形刑事诉讼法研究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条 技术侦查措施取得证据的适用原则

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一百五十三条 通缉的条件及程序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一般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五十五条 特殊侦查羁押期限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⑹ 新的刑事诉讼法有哪些新动向谢谢

陈光中:刑诉法修改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1996年作了成功的修改,至今已有15年。期间,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入宪,这对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要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社会影响广泛的冤假错案暴露出了刑事诉讼法的诸多缺陷,更凸显修法的迫切性。经过数年的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望在明年3月通过。据笔者了解,该修正案涉及面广,改革力度较大,净增加的条文达60条之多。现就此修正案所涉及的重点问题略加述评如下:
一、辩护。有以下修改:第一,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第二,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适用阶段由审判延伸至侦查、起诉;应当指定法律援助的案件从死刑扩展到无期徒刑;对于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经申请符合条件的,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完善会见制度。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会见时不被监听。第四,完善阅卷权。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时起,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第五,完善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调取。第六,修改第三十八条。被追究责任的主体改为“辩护律师或者其他任何人”;删除“改变证言”的规定。第七,规定辩护律师职业保密义务。上述规定不仅吸收了律师法中的许多内容,而且还有一些新的突破。这些都将有效破解司法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但是,对于第三十八条的修改似尚不足以有力保证律师被无辜追究刑事责任。
二、证据。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等证据类型。第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通过刑讯、体罚、虐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也应当排除;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第三,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且对与此相关的第九十三条既保留“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第四,规定举证责任分配。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第五,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将其具体规定为: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六,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补偿制度。以上对证据制度的修改有一些亮点,特别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是也存在不足,如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有直接冲突;对“排除合理怀疑”解读和应用也将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三、强制措施。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监视居住制度。规定了区别于取保候审的作为一种独立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执行场所;增加了对指定居住的权利保障;对被监视居住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等监视方法。第二,完善逮捕制度。对逮捕条件中“社会危害性”具体列举了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等五种情形以及规定了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等三种应当逮捕的情形;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逮捕后,检察院还应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上述二项强制措施的完善有利于被监视居住人和被逮捕人的人权保障。但是,我国高逮捕率现状难以因上述修改而明显改观。
四、侦查程序。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全程录音或者录像。第二,规定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第三,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检察院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上述侦查手段的适用期限、审批手续、侦查机关的保密义务以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等内容作了规定。以上规定较好地实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但是,全程录音或者录像的案件范围似应适当扩大;对于被非法特殊侦查的公民的救济手段应当加以规定。
五、一审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第二,改革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控辩双方有异议的,或者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可以强制出庭,但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第三,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鉴定人依法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第四,建立专家证人制度。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关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第五,完善审限制度。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的公诉案件,在一般审理期限的基础上,还可延长两个月。上述规定显然有助于实现审判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值得肯定,建立专家证人制度是更是难得的创新。但是对于近亲属可以不强制到庭的规定与国际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相距甚远,颇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
六、二审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明确规定二审开庭审理的情形和审理期限。应当开庭的案件包括: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在二个月内审结。第二,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应当说,此次修正对二审程序的改革力度不大,多数案件二审是否应当开庭完全取决于法院,对被告方的要求没有予以考虑,这种修改似需细思量。通过发回重审变相上诉加刑的通病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七、死刑复核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这三条规定使死刑复核程序从行政化的内部复核程序走向适度诉讼化的程序,有利于实现权利保障和司法公正。
八、执行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第二,严格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批准程序。第三,规定社区矫正制度。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是由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对此立法最好应当予以明确。
九、特别程序。增设以下四种特别程序:第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和原则;实行法律援助辩护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建立讯问和审判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人在场制度;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第二,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或者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可以和解。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法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由中级法院审理裁定。第四,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院可以决定强制医疗。上述四种特别程序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属于填补空白的首创制度。但是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似应再扩大一些。
基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力图改革,求真务实,亮点多多,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尽管也存在一些缺憾,如有的规定有待进一步斟酌,有的在文字表述上有待纠正或者改进(如把公安机关列入司法机关之中),有的应当加以补充修改(如上诉不加刑),但是总的来说,该修正案草案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获通过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新里程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

⑺ 刑事诉讼法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探讨

您好,刑事诉讼法作来为一个法学学科自,可以探讨的问题太多了。简单列举几个:
1、非法证据排除。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仅限于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
2、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是否需要全程录像。
3、超期羁押的问题
4、刑讯逼供的问题。
5、警察圈套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您!

⑻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怎样应用

在刑事诉讼中,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领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实有效地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倡导社会关系修复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则在刑事案件中的体现,以维护公共利益,发扬善良风俗,弘扬社会公德,从而保障社会肌体健康发展。

我国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由来已久,1986年《民法通则》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词语载入法条。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8)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隐形刑事诉讼法研究扩展阅读: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

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⑼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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