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

❶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区别

一、特点区别：

1、职权主义体现在程序上，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在民事诉讼的发动上，为追求实体真实，法院一般要求当事人在起诉时将有关证据材料一并提供。

第二，在案件审判上，法官指挥整个庭审，由审判长主动询问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而不受诉辩双方所提出的证人和证据的限制，总之，法官是“起决定作用的弄清真相者”。

2、当事人主义体现在程序上，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在民事诉讼的发动上，当事人享有各种主动权，如主张的提出、证据的提供、为证明主张的辩论权的行使及民事权利的承认处分等，并且在提交的起诉书上不列举证据，为的是防止法院特别是法官产生先入为主之见，从而使审判做到不偏不倚，公正裁判。同时，诉讼案件的材料不随案移送，证据材料仍在起诉人手中。

第二，在案件审判上，法院和法官仅仅是在当事人讼争范围内针对讼争焦点作出裁决的裁判者。诉讼的进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审判活动的进行，同时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之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所以法院和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所处的地位是中立的、公正的。

二、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定当事人主义。1877年制定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制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典也相继确定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当事人主义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受到当时诉讼法理念，即自由主义诉讼观的影响，该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由当事人持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的角色，是扮演严格中立者，只是事实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而不是越过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无端进行干预。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作为当事人主义鼻祖的法国从1935年开始，在遭受人民抵触的情况下，也逐渐导入职权主义的一些规定。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易化法也有此倾向。

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年至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定的方案，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作出变更，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对此，日本学者江藤价泰曾形象的说，19世纪的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主义型，而20世纪则为职权主义型。

三、含义：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主义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两方面的内容。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对立，具体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一级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权能由法院担当。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19世纪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强调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2、当事人主义的含义

当事人主义是英美法系国家赖以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纠纷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

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是有选择的权利。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是由当事人负责，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是由当事人承担，法官则处于顺应性的地位。这种顺应性，其实指的就是法官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和主张，不作干预，而是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❷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民诉法的区别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一般性差异可以说是历史过程的差异，而某些差异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体中就已经存在，因此追溯两大法系的源头，在源流中比较分析两大法系的差异，找到彼此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民事诉讼理论的本质和内核。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源头是古代罗马法，而英美法系则起源于日耳曼法。因此，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也分别存在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仅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架可以从罗马法中寻找到雏形。而且，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大多数基本概念也都能从罗马法中寻到自己的根。例如，诉权、诉讼标的、证明责任、既判力、诉讼当事人、反诉等等。在大陆法系各国，对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来讲，言必称“罗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样，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民事诉讼操作原则以及民事诉讼的观念都表现出日尔曼的血统。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法最初的法律形态——十二铜表法诞生。以后，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不断得到发展。到公元五世纪，罗马法经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罗马法之大成的罗马法大会（corpus iuris civils）。尽管以后因罗马帝国的消亡， 罗马法大全也随之暂时消失，但罗马法大全毕竟是人类法文化的精灵，因而不会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纪，经过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得到复活。前后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注释使罗马法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具有其具体适用性。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宗教十分兴盛，教会势力发展迅速。随之，为了规制教徒的教会法也应运而生。教会在有了独自的立法权以后，便将原来的罗马法作为教会法的主体，并通过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终形成独自的法律体系即罗马加伦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于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在宗教领域里实施的罗马法便也扩张到世俗裁判领域。在德国十二世纪以前， 由于存在着各个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所以，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法律规范。但随着经济圈的不断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领域。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统一的法律规范，即适用于所有日尔曼人的法律。这使罗马法的再生有了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德国皇帝接受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使罗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础。

十四、十五世纪期间，德国已经完成对罗马的继承。这个时期，德国所继承的罗马法不再是罗马法大全，还包括在教会法的影响下，通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具有适用性的罗马法。1495年德意志帝国设立最高法院，并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诉讼规则，该规则基本反映了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这些诉讼规则最终形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通法组成部分的民事诉讼法，也称为普通法民事诉讼法。不过，德国此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规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罗马法的诉讼规则，还不能说是已经全面罗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尔曼法的要素。尽管后来德国普通法民事诉讼法随德意志帝国三十年战争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该民事诉讼法对以后德国近代民事诉讼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处于地方分权时期，除了当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法外，各州还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诉讼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适应这种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国集中了当时法学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时间，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也可以称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现在被视为历史的旧德国民事诉讼法与19年后诞生的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罗马法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法国圣路易统治时代（1226—1270），罗马法也进入了法国，并对法国近代和现代民事诉讼体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国对罗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加伦诉讼法来实现的。而加伦诉讼法自身也吸收了罗马法中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那一部分诉讼规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加伦诉讼法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罗马诉讼法。当时，由于圣路易国王反感教会行使裁判权，因而不希望在国王所管辖的裁判所中采用教会的诉讼程序。国王便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但这种诉讼程序因过于繁琐而被社会所排斥。在这种状况下，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们提出废除特别诉讼法，直接导人加伦诉讼法。的确，在法国以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和诉讼理论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例如，罗马法中的请求权、诉讼的分类、本权诉讼和占有诉讼的区别、恢复原状之诉等等。

当然，法国对罗马法的继承远远不如德国，因为法国不象德国那样处于各部落割据的状态。虽然法国也并非高度统一，但法国王权的确立使法国的法律相对比较统一。因此，对罗马法继承的愿望就不象德国那样强烈。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国把罗马诉讼中的一部分引进了法国，并与法国原有的习惯法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独有的诉讼法体系。当时，法国的诉讼法学者更多地是把罗马法当做纯学术上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考虑是否全面地继承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全面继承罗马法，所以，法国法在大陆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国法。法国法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如德国法那样大。法国法尽管属于罗马法系，但不是罗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国诉讼法中还遗留有部分日尔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国、法国，罗马法也为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所继承，其民事诉讼体制具有罗马法“血统”。

尽管二十世纪初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原法律体系的性质，但原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征并没有改变，就民事诉讼体制的外貌特征和基本结构而言，依然还保留着罗马法的形态。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处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内，也都没有因为其社会性质的变异而改变其内存的罗马法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主义法系如果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方法和根据，则可以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纳入大陆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虽然与日尔曼没有地理上的联系，但却与古代日尔曼法有着血缘关系——英美法系直接发端于日尔曼法。由于日尔曼法在其历史在发展中背离了本土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丧失了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生存的内在条件，只能作为分解了的片断而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律之中，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

历史的发展常常富有戏剧性。日尔曼法尽管没有在本土上继续生存和延伸，但却在异国他乡生根和发展。民族的迁移将带来文化的异动。随着日尔曼各部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的同时，也把日尔曼法带到了英国。1051年罗曼王朝的建立使日尔曼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了政治基础。因罗曼民族也属于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国王威廉为了长期统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来的习惯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便设置了与地方领主的法院相对抗的最高司法机关和地方巡回法院。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统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习惯法的一部分与日尔曼法予以结合，形成了统一的英国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说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尔曼法。[5]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法在美国植根，并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大陆法系区别对应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诉讼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民事诉讼程序所依据的规范的表现形式、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限、民事诉讼标的、证据制度、当事人制度、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大致分析一下这诸多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中有的差异属于“先天性”的，有的差异则是后天所致。这里所说的“先天性”的差异是指差异系由于法系最初形成时所导致的差异。也可以说这些先天性差异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所致。导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差异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什么呢？长期从事罗马法和日尔曼法比较研究的学者指出，这种“遗传基因”是因为在罗马法中存在着请求权制度，而在日尔曼法中却没有这种制度。罗马法中的请求权制度是整个罗马诉讼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了罗马诉讼体系。

古代罗马法在那时尽管还没有进化到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分离的程度。程序法也没有从实体法中分化出来。因此，当时罗马法的请求权也没有形成象现在这样的实体请求权与诉权分离的权利形态。但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具有法所规定的请求权，就可以实现权利的诉讼救济。相反，没有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将法律规定的请求权作为诉讼程序基础的作法，在罗马法初期的法律诉讼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严格地加以遵守。在该诉讼中，原告必须首先向法律事务官要求得到审理救济的许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张所根据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对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主张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判断该主张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这两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审理，诉讼便到此为止。如果原告的起诉符合这两方面要件，则诉讼移到下一阶段，即审判官审理阶段。由当事人选择的审判官在这一阶段主要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存在时，原告胜诉。反之，原告败诉。这就使罗马诉讼形成了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罗马诉讼从法律程序发展到非常诉讼程序，请求权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且更加复杂化。罗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顿（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顿只是对具体的案件规范的描述，对一般的人来讲难以理解。经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抽象加工——将事实与规范分离，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和实体请求权与程序请求权——诉权的分离具有了基本的根据。

与此不同，日尔曼法却没有这种请求权制度，也就不存在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理念。日尔曼是由从祖先传下来的各种习惯规范为主体的，没有将权利救济的基础——请求权事先规定在法律之中，而是从纷争事实出发去发现公平解决纷争的规范，从而形成了日尔曼法从事实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国法和美国法中的判例主义、陪审制等等都是从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诉讼目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证明法则、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既判力等等方面差异都与上述两大法系不同的原点和理念相关。

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作用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曾经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即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与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事诉讼之间所存在的模式差异，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理论将其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差异。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在基本模式上都纳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范围，同时说明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诉讼的作用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这是相对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实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之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是相对于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来讲，可以认为是一种非本质的差异。

当事人主义（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当事人主义，其含义是相对的，因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和法官的积极性或消极性都是相对的。从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来看，既没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来推动的民事诉讼，也不存在绝对由当事人来控制的民事诉讼，任何民事诉讼体制都是当事人和法官或法院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强弱有所不同而已。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都是相对于对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对某种民事诉讼体制或具体的诉讼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辩论主义上，尽管辩论主义只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者对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概括，但它的确高度的概括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本质。依照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依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

尽管英国人、美国人没有象法国人、德国人那样，把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论化，概括为某种主义，但体现当事人主义实质的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运行中同样得到贯彻实行。不过，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更为明显和彻底。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除了集中体现在证据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与大陆法系相异的审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结构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可以大致分为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和事实审理程序。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即“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虽然也是诉讼程序，但却不是审理程序。这种程序的目的是“发现”案件事实，法官或法院并不认定事实，只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控制这种程序的运作。例如，哪些事实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实可以不提出。即所谓“非证据开示特权”。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完全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各种方法发现和明确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第三人（例如，证人）的询问也都是由双方相互进行的，程序主导者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官。与此不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这种单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而设置的非审理程序。在诉讼程序开始后，法官从始至终都要参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认定，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更强调法官对诉讼的指挥和控制。例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 裁判长应当命令当事人对全案重要的事实作充分且适当的陈述。有关事实的陈述不充分时，法官应当命令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声明其证据。裁判长为了达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内，与当事人就事实及争执的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向当事人发问。即所谓释明制度。“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同样，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释明制度。该法第8 条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该法第13条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所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与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各国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密切关系。欧洲大陆国家一般地来讲都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民事纷争解决领域，使其民事诉讼体制相对于英美民事诉讼而言，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和强调社会利益的特点。法国和德国民事诉讼体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诉讼体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该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基本取向对立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这种概括和认识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概念还被用于对民事诉讼具体的微观分析。在微观分析中，只是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视为反映两种不同倾向的标签。在某具体诉讼制度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明显一些，则打上当事人主义的印记，反之，则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以说明该具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德国和法国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但如果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某种基本模式的总体概括的话，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仍然是当事人主义，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国和美国而已。从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去认识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虽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都纳入当事人主义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从宏观上观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明显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和绝对的职权主义视为这两种倾向的两个极端的话，英国、美国相比较而言可以定位在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坐标”点上，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大体上可以归入“亚当事人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当事人主义的倾向比英美法系国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诉讼体制以德、法国民事诉讼体制为蓝本，自然也可以定位于“亚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在二战以后，受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响，日本开始吸收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体的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如此。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当事人主义特点的“交叉寻问制”。日本民事诉讼对美国民事诉讼某些具体制度的导入，就使日本民事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比其他大陆法国家更为浓厚。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尽管与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但近几年的变化却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具有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作用的趋势。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是例证。所以，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与原苏联同样定位于绝对职权主义就是不妥当的，大体上可以成为“亚职权主义”。

如上说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因受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相对于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来讲是比较弱的。不过，近二、三十年来，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作用均有所加强。民事纷争的现代化和大型化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原因。两大法系都面临民事诉讼严重迟延以及在现代性民事诉讼中如何公正解决民事纷争这两大问题。 加强法官在诉讼中指挥作用被认为是促进诉讼迅速进行的良策。德国77年出台的《诉讼简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力图命名法官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也是这样。在集团诉讼中，法院的权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要大的多。法院有决定该诉讼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法院对集团诉讼代表的更换、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权；法院有权根据集团诉讼的进展，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的进行诉讼等等。

在现代型诉讼中，被害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证据领域。在许多情况下，被害人由于证据不足，事实难以认定，使诉讼常常以被害人败诉而告终。现代型诉讼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给法官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作一个积极的法官，使现代型诉讼有利于被害人。这一要求使法官在证据领域里，扩大其成为必然。例如，在证据收集、证据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事实认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积极性都得到相当的表现。

总而言之，从总的趋势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因素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法系民事体制就脱离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而脱变为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增加只是对当事人主义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误解为，既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强化法官的职权，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也应该加强和维持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相反，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应进一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不可能完全转换为英美法系那样的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模式，而应当由目前的亚职权主义向亚当事人主义转换。

❸ 外国法制史的司法制度

1、法院组织。在封建社会，法国已有独立的法院系统，即王室法院、领主法院和城市法院，后来设立了终审法院即巴黎高等法院及其所属是省高等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先适用控告式诉讼，后来采用纠问式诉讼。
2、民事诉讼制度。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于1807年1月1日公布实施。法典共2篇1042条。法典的特点有：第一，实行诉讼自主原则。第二，规定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应干预诉讼。第三，对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作了详细的规定。第四，在立法技术上，该法典缺乏法国民法典那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施行了长达170年久，至197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正式生效，这部法典的基本特征有 ：在其形成上，是在对1806年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的基础上成就的；在其结构上，是一般规定与特征规定、抽象与具体的双重结构体系；在其模式上，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主导权在诉讼当事人；在其内容和制度上，有特色的如民事裁判机构的多元化和程序多元化、诉权的制度化和具体化、事前程序与审理程序的分离、书证优先原则、审级的多元化、紧急的审理程序的设置等等。
3、刑事诉讼制度。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公布实施于1808年11月27日。法典由总则和2篇组成，共643条。这一法典的内容特点为：
（1） 法典兼采纠问式与控告式的诉讼程序。
（2） 确立了起诉、预审 和审判职能分立的原则。
（3） 关于审判管辖，是按照法定刑来划分法院的案件管辖的。
（4） 法典的许多内容和制度来源于1670年的刑事诉讼法令。
1957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也是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5卷共802条。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不少的制度，同时，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规定了许多新的原则和制度。 1．法院组织。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于1877年1月17日颁布没《法院组织法》，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审判权由独立的法院行使，审判只服从法律，法官施行终身制。设置了由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国法院构成的普通法院体系，帝国法院为全国的最高司法审级。
2．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1877年2月1日颁行了《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原则。《民事诉讼法》共10编，108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再审程序、证据制度、强制执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诉讼法》共7编，47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审、特种形式的诉讼程序、刑罚的执行和诉讼费用等。 1．法院组织。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部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事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的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行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勒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 行政违法案件。
2．诉讼制度。1890年日本政府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刑事诉讼法典》，1890年10月公布，同年11月实施。
1885年日本政府在德国人铁肖指导下，完成民事诉讼法典草案，经法律调查委员会几度修改，于1890年月公布，次年1月实施。这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

❹ 处分原则的历史发展

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历史渊源
1、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权来源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所以有必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处分权的渊源。德国学者拉德不鲁认为“在早期实体诉权说和保护私权说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影响下，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拥有的自由处分并无两样。
2、处分权从私法性的实体处分权发展为公法性的民事处分权的历程（以罗马法发展历程为例）
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移植于原苏联法，近年来又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陆法系直接来源于罗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纪也受到过罗马法的重要影响。（大量英国学生到欧洲大陆以海伦亚大学为代表的经院法学院全面学习罗马法，并把罗马法的影响带回英美，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法学家受英国各大学的邀请，以拉丁文在英国教授罗马法）；（3）且苏联在对十月革命前的法律进行的“彻底改造”时对罗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无意的继承。
大陆法系处分原则发展概况
1、法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私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地位阶段。在该阶段的法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处分权主义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二阶段：公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主导地位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法国法对处分原则的最初意义有所限制。
2、德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阶段。
第二阶段，公诉权说理论占主导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德国法对处分原则予以一些限制。
社会主义法系处分原则的发展概况
1、苏联模式下的处分原则
苏联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理论是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母体”因而有必要对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2、处分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行）》 （以下简称试行法）颁布时期。
第二阶段，1991年《民事诉讼法》通过后至今

❺ 求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渊源 越具体越好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别的版本则在"国王"下有"(共和国总统)"字样。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虽然其中仍留有若干旧思想的残余，但终究是革命思想的体现。这种革命思想就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和人权思想。法典虽然未能在家庭制度方面完成"人的解放"(在这方面，法典较之革命后的法令有些退步)，却在经济方面较为彻底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民法典是"人权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我们如果把依照这个民法典构筑的社会与革命前的社会(封建社会)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法国民法典的思想意义——它摧毁了旧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社会。当然，这个新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个时代，它是人类文化的顶峰。在封建社会中，"人"受着各种各样的束缚，受着各种力量的压迫，既没有意思自由也没有行动上的自由，法国人分为各种阶层，没有平等可言。但在民法典的规定下，所有的法国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总之，法国民法典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缚"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就是在今天，法国民法典的这种精神仍对我们有启示作用、指导作用，我们仍可从这方面去学习它。
二、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内容
根据上面所说，对法国民法典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它的思想内容。以下分为4点说明：
（一）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国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标题为《前编•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适用》，有6个条文。这6条规定的实际上不只是民法的问题，而是一切"法律"的几个基本原则。而且这个《前编》(Titre Preliminaire)没有与以下各编统一编号。据说，这6条在当时制定时不是只作为民法的前6条，而是作为当时计划中的包括几个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的一个总法典的《前编》的。[4]现在这6条只列于民法典之首(其他几个法典大多经过了很大的变动)，使人以为这只是民法典的前编了。
这6条的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除第3条是国际私法性质的规定外)，也是对"封建法"的改变。
1．法律统一原则。第1条规定："经国王(共和国总统)公布的法律，在法国全境内施行。"这个条文包含两点：(1)法律须经"公布"。公布是法律对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后，在全国施行。全国的法律是统一的，这与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对的。
公布的作用在于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公开性"。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深有体会的。在我国，不久前还有所谓"内部规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规定，也就是不让人民知悉的规定。
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法律，这一点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会，情况不是这样。这就难怪凡是研究法国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统一全国私法作为这部法典的伟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亚法学家瑞安说："伏尔泰曾说，在法国旅行需要经常更换法律，就像经常更换马匹一样。他的俏皮话与事实相差并不远。法国直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后，才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5]。"又说"拿破仑法典的目标是要统一法国的私法，从这方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这就是这个第1条的意义。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第2条规定，"法律只对将来生效，没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会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过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剥夺人民的既得权利，可以肆意改变人民的已有的法律关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为原则(当然有例外)，不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这一原则的首要作用在于维护人民的既得权利与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为时只须注意并遵守当时有效的法律，不须顾虑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因为行为后法律的变动，只能影响以后的行为，对法律施行前的行为或事没有影响)，从而有安全感。
3．立法与司法分离的原则。第5条规定，"裁判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确立行为的一般规则，是立法的范围。司法官只能对其审理的个别案件，进行个别的裁判，不得将其裁判作为一般的规则而当然适用于其他案件。这也就是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离，亦即三权分立的原则。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地区存在着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习惯法"，于是法院就有对这些习惯进行解释，从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权力。各地区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质的判决，使司法判决成为"一般规则"[7]。法国民法典的第5条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定的。
司法权的作用既然是裁判个别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绝裁判。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时，得依拒绝裁判罪而追诉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对人民间的纠纷不予裁判，必将使人民的纠纷无从得到解决，而陷社会于混乱与不安。
本条是原则规定。详细的处理办法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权(公私法)相互独立的原则。第7条(不属于"前编")原来的文字是，"(民事)权利的行使，与市民资格相互独立，后者依宪法取得并保有之。"1889年改成现在的条文[8]，即："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依宪法和选举法取得并保有的政治上的权利的行使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条规定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相互独立，二者不互相依赖，不互相影响，民事权利以民法(私法)为依据，政治权利(公民的资格、选举权)以宪法与选举法(公法)为依据。被剥夺公权(政治权利)的人仍可享有并行使其民事权利。
划分公私法，这是近代法律的原则。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主张，私权是天赋的人权，与政治权利不同，行使私权并不以享有公权为条件(前提)。
(二)一切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国人置于同等(平等)的地位，这一点表现在民法上就是承认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这就是第8条的内容。这一点的意义，今天已经不必多说了。从此以后，这一条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则。当然，在各国民法典里，尽管所用的文字和词语有所不同，例如德国民法典第l条，苏俄民法典第9条等等，但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种原则。
对法国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说，法国民法典的这一条只说到"法国人"，与德国民法典第1条只说"人"相比似乎差了一点。但应该注意到，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生活共同体，用"法国人"这个字眼是完全正当的。何况就是1964年(一个半世纪以后)的苏俄民法典也还是说"苏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第13条规定："外国人经政府许可设立住所于法国者，在其继续居住期间，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前者与第8条合起来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础。第13条奠定了近代民法与国际公法中外国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础。
法典还就两项特别能力作了明文规定，第1123条规定："凡未被法律宣告为无能力之人均得订立契约。"第1594条规定："一切法律并未禁止其为买卖行为之人，均得买受或出卖。"订立契约和买卖物品。在封建社会是有严格限制的。法国民法典特别规定这两条，也是"解放"人的表现。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国在解放后，在农村土地改革后，要特别申明农村借贷自由和买卖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定，对刚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人们是多么重要了。
(三)法国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
近代民法中财产法的基础，即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在法国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的财产权利，在法国民法典中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这一点，德国民法典也不如法国民法典做得好。
关于这一方面，只要举出几个原则性的条文就够了，用不着详加阐述。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我国近年来制定某些法律时，对于类似于第545条的规定，还要反复讨论。这时，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过这样的条文，要有多大的勇气。
法典第967条规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或以遗赠的方式、或以其他适于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遗嘱处分其遗产。"
其次关于契约自由。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契约自由也扩及于夫妻之间。第1387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仅在无特别约定时，始适用法律的规定；夫与妻只须不违背善良风俗，并依后述各条规定的限制，得随意订立契约。"
法国民法典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包含有几层含意。第一，废除古代的形式主义。第二，不许国家干预个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讲求个人的真实意思。法国民法典的意思主义（典型的规定是第1583条，买卖的合意成立后，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即移转)，是近代民法法律行为理论的核心。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法国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但很少能在财产法方面指出什么大的问题。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一方面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优良的制度和规定，一方面贯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张。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规定。第一，法国民法典把关于国有财产的规定纳入民法典(第538-542条)，具有特殊意义。在这种规定下，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立于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对待。第二，法国民法典对契约的解释作了详细规定(共9条)。第三，在买卖中，法国民法典只保留了"买回"而废除了"先买"制度。对于买回，法国民法典对买回的期限规定不得超过5年，法院也不能将之延长(第1660条、第1661条)。与此不同，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买回与先买两种，而且把土地的买回期定为30年(第503条)。两相比较，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在当时更具有进步的意义。第四，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关于买卖有失公平时不动产出卖人可取消买卖的规定及其整个办法(第1675条以下)，为以后的各国民法典开启了先例。把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其他国家民法典的类似规定比较研究后，不能不承认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仍有其独到之处。因为第一，限于不动产，第二，规定了严格的评估鉴定办法。
法国民法典财产法中的某些规定，因其为当然之理，以后各国民法典多不作规定。但正因如此，这种规定就成为对我国民法学生十分重要的知识。例如第2092条规定："负担债务的人，以其现在所有及将来取得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负履行其债务的责任。"第2093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为其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其财产的价金应依债权人债权额分配之，但债权人中如基于合法原因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存在时，不在此限。”这种规定，特别是前一条的规定；由于在别的国家民法典中已经没有，因此，今天在对中国民法学生说明什么是债务人的无限责任时，仍要引用它。因为必须明白了无限责任后，才能明了有限责任。
(四)法国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的成就远较财产法方面逊色。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9]。所以会如此，当然有复杂的原因，对此，本文不去详论。
但是与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来，法国民法典并不是没有成就，它仍旧对"旧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极大的变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纪末期，国王和教会争夺对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辖权的斗争，到法国民法典终于确定。民族国家对婚姻家庭取得了绝对的管辖权，教会完全失去了它在这方面的权力。法典第165条规定："婚姻仪式，于当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开举行之"。以国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从此，婚姻世俗化的过程完成了[10]。法国民法典早于德国民法典100年，却不像德国民法典那样，仍然在法典中承认教会的地位[11]。这一点表明，法国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这一点，比德国民法典还要先进。
法典也否定了在结婚方面的家父的绝对权力。法典规定了复杂的结婚同意制度，以缓和对家父权的冲击，但在经过了多次以“尊敬证书”请求同意后，法典于第152条、第153条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结婚，这样最终地击败了家父的同意权这个封建力量的强大堡垒。
法典第326条规定，"民事法院对于有关身份的诉讼，有专属管辖权。"这一条规定的意义，有的学者只解释说，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对身份问题的裁判[12]。但是不能否认，这一规定也同样排除了教会对身份问题的干预，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义。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保留了不自由的离婚制度。这些都一直要到许多年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随西方国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纠正。
在继承法方面，法国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首先，法典只承认财产继承，只承认继承是一种取得财产的方法，因而将之规定在第三编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认身份继承，也不承认特殊的贵族财产继承制度，实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继承制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继承与长子继承。第732条规定：“法律之规定财产的继承，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原来在封建时代，遗产区分为贵族财产、传来财产与取得财产。对贵族财产实行独占继承制度(长子继承，以后长子不独占继承，但享有较大份额)，对传来财产实行两系分别继承制度(父系和母系分别继承)，对取得财产实行两系均分继承。民法典废除了这种划分，只在第733条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继承。第745条规定："子女与其他直系卑亲属，不问性别与长幼，亦不问其是否出生于同一的婚姻，得继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亲的遗产。如继承人均为被继承人的一亲等直系卑血亲，且以自己的名义继承时，应依人数平均继承；如继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继承时，应依房数继承。"这些规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继承制度，开以后各国民法里的法定继承制度之先河。
(五)法国民法典树立了近代法中的个人责任原则
在封建法中，由于封建领主制与家长制的关系，民事责任与民事行为是分开的。有时，行为人不是责任人，而非行为人却要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刑事方面的株连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现。法国民法典既然承认每个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当然也就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以下各条又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各种情形。法典关于侵权行为的5条构成以后大陆法国家民法整个侵权法的基础。
上面列举的5个方面，当然不能说完全是法国民法典的创造，不是由法国民法典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积累的成果。但是法国民法典把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下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法典的保护之下发展成长起来。人类文明也被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法国民法典的伟大的思想意义和光辉业绩。
三、法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与语言
像法国民法典这样古老的法典，它的编制和体例自然带有时代的特点，不应该用后代的眼光去评论。所以指摘法国民法典结构不合理，说；"任何科学的安排方法都不会在一编之中把继承和赠与、契约和侵权行为、婚姻财产、抵押和时效等这些毫不相干的内容都放在'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之下[13]。"甚至说法典的第三编完全是异类题材的大杂烩[14]。这都是不适当的。法国民法典承继了《法学阶梯》的编法而稍加调整，分为人法、物法和债法，今天看来，无可厚非。
相反地，法国民法典的教科书式的体例有独到之处。例如第二编第一章《财产分类》，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关于契约的《通则》，就可以当作财产和契约的教科书来读而得到应有的知识。
法国民法典的语言一直受后人的称赞。或说它浅显易懂、生动明朗，有人甚至说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15]。
据说，拿破仑希望这部法典能为全体法国人民读懂，法国人民能人手一册。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而这应归功于法典的浅近的和优美的文字。
法国民法典在这方面与德国民法典完全相反。这是两种文化的产物，很难比较其优劣。但是这毕竟是后世制定法典的人所应注意的。
四 结论
法国民法典是影响及于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就产生在它的旁边，却相形见绌，不为后世所重。至今我们仍不能不研究它，仍从它那里得到启示。
法国民法典所表现的启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对于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寻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极大的益处。
真难怪法国人民对这部法典充满着爱好和感情，几次想要改造它而又舍不得它，还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为一部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我国商务印书馆将之与《法学阶梯》一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完全是应该的。
在我国，研究法国民法典，深刻领会其革命的精神与思想史上的价值，用以促进我国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这一代法学者的任务。

❻ 公益诉讼的原告制度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起源于罗马法，成熟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在此它指的是“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基于公益而提起的诉讼。”私益诉讼是为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意大利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的诉讼。”在这里公益诉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在古罗马法中，“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侵害的人或被认为较适宜起诉的人具有优先权。”由此观之，古罗马的任何市民都可以代表集体直接起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直接利害关系人只具有优先起诉权。在英国，一般只有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利益，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但有以下例外：其一，在不正当行为已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可能受损，而法务长官（检察长）又拒绝行使其起诉权时，经法务长官（检察长）同意私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一般公众的利益。美国法学家G。盖茨称之为“检举人诉讼”。其二，英国的《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公害，任何人都可提起诉讼”。其三，某些组织经检察长同意可以提起环境公共卫生群体诉讼。其四，英国法也赋予某些机构如英国的平等委员会及某些特别公职人员如公平交易局局长等以特别诉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美国是现代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原告的多元主义思路。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谢尔曼法》，1914年《克莱顿法》均规定对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可提起衡平诉讼，其他任何个人及组织都可以起诉。1986年10月的《反欺骗政府法》第二次修正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以后分享一部分罚金（一般是从被告罚金中提取15-30%金额作为奖励）。《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17条也规定：“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合众国的名义提起。”但美国法对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作了限制性规定即只针对“主要的违法行为”以防止滥诉。
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提起民事诉讼。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民事经济法律都规定了有关公益团体（如消费者保护团体，促进工商业利益团体等）可以提起团体诉讼。大革命以后，法官的检察官在民诉活动和民事活动中不再是国王利益的代表，而是社会公益的维护者。1804《拿破仑法典》规定，检察官可以为了社会公益提起或参与诉讼。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及后来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相应规范，如后者第422条规定“法律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第423条则更明确规定“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它（检察机关）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诉讼。”1913年，法国以判例方式确定了团体诉讼。1973年法国的罗艾依埃法律第46条正式给消费者团体以原告资格。
综上所述，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具体制度规定上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上并未采取一元化即只能由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而是多元化，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外，非直接利益关系人也可以充作原告。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通用形式，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一般民众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在很多国家也具有原告资格代表他人提起诉讼，并且在一些国家，对基于公共利益而提起的私人诉讼或民众诉讼有一定的奖励。这些共同点一方面说明了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中立法实行原告的多元化已成为近现代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制度的设计提供了蓝本。

❼ 法国民诉法典什么时候颁布的

1806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
1976 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

❽ 民事诉讼模式与诉讼结构的关系

1，民事诉讼结构，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结构，是当事人、法院的诉讼地位与相互关版系的内在反权映。
2，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

3，民事诉讼结构中法官（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动性的消长，形成了两种民事诉讼模式：
（1）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拥有主导权，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负责。

（2）当事人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❾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联系与区别

辩论原则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体地说，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时，应提交书面起诉状，陈述事实和理由，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被告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答辩，以证明原告请求的全部或部分不能成立；第三人也可以就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事实根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原则是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法定原则，也是当事人应当享有的重要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权利，是为法律所保护与保障的。辩论原则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无论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抑或审判监督程序，都应当开庭审理，并贯彻这一重要原则，允许并提供方便保证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当然最基础的仍是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辩论。这样才能使辩论原则得以很好地贯彻执行。当事人在辩论时，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如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等，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如法庭辩论等；既可以就权利义务本身进行辩论，也可以就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了法庭辩论阶段的活动规则(顺序)：“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四)互相辩论。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第128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决。……”这些具体规定，都是为贯彻辩论原则所必须的程序。 处分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民事诉讼中的特有原则之一。处分原则反应民事诉讼的特质，是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该原则被认为“一直处于非原则或半睡眠状态”或称“该原则没有充分或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受到理论的关注，探讨也不多。
（一）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历史渊源

1、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权来源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所以有必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处分权的渊源。德国学者拉德不鲁认为“在早期实体诉权说和保护私权说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影响下，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拥有的自由处分并无两样。

2、处分权从私法性的实体处分权发展为公法性的民事处分权的历程（以罗马法发展历程为例）

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移植于原苏联法，近年来又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陆法系直接来源于罗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纪也受到过罗马法的重要影响。（大量英国学生到欧洲大陆以海伦亚大学为代表的经院法学院全面学习罗马法，并把罗马法的影响带回英美，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法学家受英国各大学的邀请，以拉丁文在英国教授罗马法）；（3）且苏联在对十月革命前的法律进行的“彻底改造”时对罗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无意的继承。

（二）大陆法系处分原则发展概况

1、法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私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地位阶段。在该阶段的法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处分权主义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二阶段：公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主导地位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法国法对处分原则的最初意义有所限制。

2、德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阶段。 第二阶段，公诉权说理论占主导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德国法对处分原则予以一些限制。

（三）社会主义法系处分原则的发展概况

1、苏联模式下的处分原则

苏联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理论是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母体”因而有必要对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2、处分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行）》 （以下简称试行法）颁布时期。

第二阶段，1991年《民事诉讼法》通过后至今
《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规定在学理上被归纳为处分原则。主要包括几点：第一，只有当事人和类似当事人的人（如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经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才能享有处分权。第二，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权民事权利一般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第三，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力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超过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其处分行为就无效，即处分原则是有限的，是应当接受法院的监督和审查的。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诉讼开始后，当事人有权以撤诉的方式结束诉讼，在诉讼中，原告可以变更、增加或放弃诉讼请求，被告可以反驳或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可以提出反诉。

第三，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启动二审程序，并确定上诉审理的范围。二审程序开始后，当事人也可以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

第四，当事人在诉讼中还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和申请法院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五，法院作出的裁判生效后，在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时，是否通过执行程序来加以实现，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
在中国给处分原则下的定义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指导下定义的，与国家干预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处分原则一般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

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所下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来定义，而西方国家则不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而且从该权利的行使效果的角度予以定义。也即是说，中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有处分权，但是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使处分原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置之不理，处分行为对人民法院往往没有约束力，是非约束性原则。台湾学者亦指出：“他们规定的法条（指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引者注），大部分都是要提供当事人去遵守，好像不是针对法官应该如何遵守而规定的。此种规定的结果，使法官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变成不重要。对于法官所做的规定，几乎都相当于这里（指中国台湾地区—引者注）所谓的‘训示规定’，而不是‘效力规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这种非约束性使处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变得非原则化，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贯穿于各项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基本准则之中，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第一，对超职权主义原苏联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吸收和移植。

第二，继承了中国过去民事纠纷解决的传统，并使之溶进中国民事诉讼实践中。 第三，事实探知绝对化认知也导致人们对处分原则的淡化和对处分原则的不当限制。

诚然在职权主义模式下无约束的处分原则是具有一定的时代适应性的，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和转换，不管是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亦或是生活方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促使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而改革的成果又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巩固。许多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的经济民事法规范变的不合时宜，迫切需要改变。其中非约束性处分原则成为明显需要完善的一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而要使市场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保证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而只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平等才能保障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因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大量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性成为民事诉讼性质的规定性，亦决定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诉讼中的凸现，必然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处分权。传统民事诉讼体制下，法院的职权至上，国家的积极干预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况。因而处分原则的约束性，急待加强和落实。

第二，加强落实约束性处分原则不仅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保障民事诉讼中的人权，防止法院滥用职权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鉴于此，以下对中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受到的不当限制，存在的缺陷和完善的方法做一下探讨。
1．就起诉而言

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通常称之为法院依职权追加共同诉讼人。起诉权、应诉权是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在承认“不告不理”原则条件下，立法赋予法院自行追加当事人的职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粗暴干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他人之间的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参加与否是享有处分自由的，但若由法院通知实际上是强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使法院起主动追究第三人民事责任的作用。

2．就撤诉而言

《民诉法》第131条规定：“裁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15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此为中国特有的撤诉法院许可制度。

3、就申诉而言

民诉法规定，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要求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但《民诉法》在当事人申诉的时间和启动程序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却赋予法院和检察院拥有超强的再审启动程序。

4、在应诉权的行使上

现行《民诉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应诉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当事人不到庭，不应诉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应受法律的干预。

5、就执行程序而言

民事诉讼法21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提出启动执行程序的权利在涉及到公民生活急需的“三费”案件时，为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而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应把法院依职权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予以明确，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6、就裁判对象而言

就裁判对象而言应仅限于当事人的请求。中国现行民诉法既未规定法院判决的事项必须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事项和范围相一致，也未规定法院有权越出当事人申请审判的事项及范围而下判决。教科书对于处分权原则的阐述和判决的解析均未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在实务中脱离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而为判决的情形却大量存在。

7、在调解上的处分权问题

1982年试行法中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但在基本原则中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而且把对调解制度的认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哲学中的事物矛盾性质来分析，并将之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造成许多法官在实务中片面追求调解率，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较为普遍存在的强迫调解严重削弱乃至取消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8.承认诉讼请求（认诺）和放弃诉讼请求（舍弃）上处分权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2条虽然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但对当事人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效果却缄口不提，使其成为只给予权利，不给以保障的一个口号，因而在司法使实践中必然造成弱化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扩张。
中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立法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法理论为基础的，是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环境相照应的，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而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意识、法律观念等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民事诉讼理论对民事诉讼实务的指导，同样也必须与发展的社会相适应，否则就会成为民事诉讼体制发展的桎梏，妨碍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以及社会普遍公正的实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有的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逐步凸现出与当前民事纷争解决现实不相一致的缺陷，因为现行的民事诉讼和民事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苏式”烙印，在结构上是以职权主义为理念框架，以国家干预为指导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具有“不柔和性”。要实现中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转化，首先要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规定性的当事人主义理念框架取代职权主义的理念框架，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具体方法是还原体现当事人主义核质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而不是仅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作为空洞的，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单纯象征意义的规范。因而强化和完善处分原则对中国确立当事人主义的理念框架和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是有重要价值的。一方面，《民事诉讼法》中还保留了许多职权干预的制度性规定，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处分原则的真正价值，受传统审判观念的影响，实务中当事人的处分权总是受到法院审判权的随意干涉。因而还很难契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例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起诉制度、撤诉制度、申诉制度、应诉权问题、执行程序启动问题，裁判对象问题，调解问题、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问题上处分原则的精神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严重失衡。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范权利滥用和权利腐败，任何国家权利的设定和运作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处分权的存在则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合理制约。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诉讼中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能否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如果审判权过于膨胀，不当侵入了那些本应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界域，当事人的处分权将化为乌有。正确处理审判权与处分权的关系是将诉讼中的权利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重新分配，以达到权利互相制衡的理想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给予合理的指导，监督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