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行政诉讼法

㈠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最近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作用 论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㈡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内容简介

行政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之一,其规范众多,内容丰富,涉及国家生活和版社会生活的权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行政诉讼法则是保证行政法贯彻落实和发展完善的最重要的程序法。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以行政职权的拥有和行使为主线,对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责任、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及行政诉讼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通过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力图勾勒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轮廓与主要内容,旨在使学习者在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㈢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有哪些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对财产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1、强制划拨；2、强制扣缴；3、强行退还；4、强行拆除。（二）对人身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1、强制拘留；2、强制传唤；3、强制履行；4、遣送出境。（三）对行为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法律分析】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特定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手段保障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得到贯彻落实的一种执法行为。其特点表现为：一是行政性，发生于行政管理过程中，由特定行政机关实施；二是强制性，基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作用，强行抑制相对人的意志，迫使相对人服从；三是执行性，旨在确保实现法律、法规或行政决定所要求达到的行政管理的目的和状态。这是行政强制执行最本质的特征。1．行政强制执行以行政主体和法院为执行主体。2．行政强制执行以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为执行内容。3．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用代执行等方式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之状态，最终确保行政法上秩序的实现。4．行政强制执行不允许进行执行和解。行政强制执行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职责，行政机关如放弃强制执行而与被执行人和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职权与职责，即为失职。这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行政强制执行既存在由行政机关实施的情况，也存在由司法机关实施的情况，即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成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行政强制执行权限的分配，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这一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第九十四条 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第九十六条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四）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㈣ 简述各政治主体分别应该如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从“法制”到“法治”，从“人治”到“依法治国”，我国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民主法制化的时代。那么实行“依法治国”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措施呢？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政治立法、经济立法、文化立法等方面。
政治立法：它是以宪法为依据，但宪法又不能包括政治立法，除宪法外，还有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结社法、政党法、监督法等，我国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尚无法可依。
经济立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它包括：（1）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是指依法在市场上从事经营的企业活动和个人；（2）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则，为了使市场主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合理，必须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例如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票据法证券法、担保法、信托法、运输法，海商法、知识产权法等；（3）市场秩序法：即规定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法律，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4）市场宏观调控法，我国实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例如投资法、计划法、预算法、银行法、信贷法、物价法、税法、国有资产法等；（5）社会保障法：市场经济体制既带来了高效率和高效益，也带来了风险，市场的激励竞争，优胜劣汰，也带来了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必须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例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工资法、养老保险法等。此外，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加强文化方面的立法，例如新闻法、出版法、教育法、科技、，广播法、电影电视法、体育法等。

第二，必须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
民主和法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两者是统一的，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缺一，不可偏废……但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则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社会主义法制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手段。民主法制化，是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都要用社会主义法律加以规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社会主义法律保障民主的实现。在想民主化迈进的过程中，要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监督“一府两院”严格依法办事，要定期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管理工作与执法工作进行评议和质询。
法制民主化，是指法律与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制度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进行立法时，要广泛征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使制定出的法律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意见。在执法司法方面，要增加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让公民及时了解执法、司法的重大情况。总之，让人民群众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齐心协力地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三，必须建立公正廉洁的行政执法制度，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利，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由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展和滥用的倾向，往往容易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侵害，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要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要克服行政机关之间互相争夺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的现象，以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要在严格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的外部监督机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如果违法，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行政赔偿。

第四，必须建立公证、严明的司法制度保证法律的切实贯彻执行。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卡和屏障，有无公证、严明的司法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要认真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司法独立原则，是平等公正执法的需要，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要求。贯彻这一原则，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要让检察院和法院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至于受制当地政府，检察机关要以垂直领为主，有独立的编制，独立的人事权与才权，才能有效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法院要有独立的审判权，人事权和财权，不能让法院变成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工具，实施地方报复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要做到依法司法，不但要执行实体法，而且要执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

第五，必须建立一支廉洁奉公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司法队伍。
公务员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使人身管理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科学化的 。采用公开竞争，择优录取， 严格考核， 升级的办法建立公务员队伍，要切实保证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优化、精干、廉政和稳定以便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司法队伍，它包括法官，检查官，公证员，警官等，要清除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以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保证法制的统一。加强和发展法学教育事业不但是科教兴国的需要，也好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

第六，必须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水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水平。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观点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法律意识对行使依法治国，建立治国家据有关部门具有的作用，法律意识具有认同功能，它使人们能够接受，认同法律的权威；它具有指引功能，法律意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它能指引公民或去做某种行为或不做某种行为。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做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凡是法律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任何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执行，毫不例外。要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必须大力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我国已开展“一五”、“二五”和“三五”普法教育，收到了显著成效。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就是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法治国家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完整的提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方略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最终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同过去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民主法制理论认识的深化，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我党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坚定信心的表现。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历史课题。
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大计，是社会政治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应该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20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确立了依法行政制度，健全了现代司法机关，开展了民主监督工作，广泛地宣传了法律知识，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新的发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还是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增强“依法治国”的思想观念，扩大“依法治国”的民主基础，完善“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强化“依法治国”的监督机制，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而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前进。

㈤ 如何写告人民法院执行不力行政不作为的状子

法院执行行为属于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更不属于行政不作为。所以，不会有这样的状子。可以向纪检部门或者是监察部门反映。
纪检委职责是：
1、主管全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纪委和县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党的其他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2、负责检查并处理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部门党的组织和县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和党的其他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案件；
3、负责做出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党风党纪教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和对党员遵守纪律的教育工作；表彰抓党风党纪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4、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理论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拟定全县党纪条规和政策规定；
5、会同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以及各乡镇党委、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工作；负责审核、考察乡镇纪委领导班子的人选；负责县纪委监察局派驻（派出）纪检 、监察机构领导干部的提名、考核和管理，组织和指导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工作；
6、主管全县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市监察局和县委、县政府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监督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乡镇政府及其负责人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市政府、县政府颁布的决议和命令的情况；
7、负责调查处理县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乡镇政府及其负责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做出撤职及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对涉及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按法定程序办理）；受理监察对象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8、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教育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㈥ 行政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有哪些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 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发现行政行为自身错误或者情势变更不适宜执行的，可以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职权决定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

(二)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为了贯彻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立法应当赋予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的权利。同时，为了平衡原告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立法赋予人民法院对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进行审查的权力。

1、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是否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例如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一旦被拆除，当事人即使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客观上也不能恢复原状，也难以用赔偿来弥补损失。

2、审查停止执行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判断是否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有损害，人民法院在进行审查时需与申请人的个人利益共同考虑，存疑的情况下应从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出发进行推定。

我国偏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采取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因此在对是否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怀疑时，应推定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6)贯彻落实行政诉讼法扩展阅读：

申请停止执行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权利，能够通过临时性救济避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往往关系到胜诉以后能否顺利实现其实体权利。为了保障当事人申请停止执行的权利，新行诉法规定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行政诉讼期间，如果出现上述的四种情形，民事诉讼行政行为停止执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民事诉讼法庭是没有权利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但是出于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考虑等原因，有学者认为应当赋予民事诉讼法庭审查行政行为的部分权力。因此说，法律所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可以理解为对定案证据的合法性负责。

㈦ 行政诉讼法的证据排除规则是怎样的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范围证明责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来源重庆律师网页链接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㈧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单的说：行政诉讼的诉讼目的是改变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民事诉讼的诉讼目的一般是给付、确认、变更等。还有行政诉讼的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同时，在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诉权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与民事诉讼诉权自由行事是完全不同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审查和限制撤诉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损害，又要保护公共利益不受原告或者被告违法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这意味着要求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生效），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时达到57.3%！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一度高达81.7%！ 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比较，行政案件的撤诉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稳步上升，居高不下（1998年后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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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详细的说明肯定要几万字的研究生论文，我先阐述相反的一个例子：

《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除了该条规定的原告明示申请撤诉的两种情形外，还有根据原告的行为推定其撤诉的，即《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对此，人民法院照样可以根据情况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在上述三种情形下，“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依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与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原告撤诉的法定情形（例如，在被告作出实体性的答辩前，原告有权撤诉），相反，强调了撤诉一律需经法院裁定准许才能实现。 如果法院不准许撤诉，不管原告是否愿意，也不管被告是否同意撤诉，诉讼都将进行下去。那么，法院根据什么决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行政诉讼法》对撤诉的限制出于什么目的？从一些参与过《行政诉讼法》起草的学者以及实务部门的专家口中，我们可以了解撤诉审查的标准和目的。

由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编写的《行政诉讼诉讼贯彻意见析解》在阐述一条司法解释的理由时，否定了原告可以处分自己诉权的观点。除了撤诉申请的形式（书面）和时限（在庭审结束前）外，作者指出了准予撤诉的两条实质标准：

……第二，申请撤诉必须是原告真正自愿，对于别人强加违心同意的，人民法院不能裁定准予撤诉……第四，申请撤诉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的，人民法院都不应该裁定准许撤诉。

一位学者具体地描绘了撤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原告利益的诸种情形，认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要防止被告规避法律，也要防止原告规避法律：

……第二种情形的撤诉（指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被告规避法律的可能性较大；他们可能以牺牲国家社会利益换得原告的撤诉，也可能通过压制、威胁、欺骗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作无关痛痒的改动，来迫使或者诱使原告撤诉。第三种情形的撤诉（指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申请撤诉的），原告规避法律的可能性较大；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理亏，败诉结局已定，就故意不出庭，以逃避败诉责任。撤诉如属于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准许。

可见，法院对原告撤诉申请除了程序审查，还要进行实体审查，包括原告申请撤诉是否自愿，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变更后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和限制撤诉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损害，又要保护公共利益不受原告或者被告违法行为的损害。由此，法院除了裁判纠纷，还肩负着纠察违法行为、维护行政法律秩序的职责。只要当事人违法，一旦上了法院，都休想逃脱，不管它损害的是原告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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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中诉权虽然属于原告，但是，原告在推动诉讼后，就承担了一定的推动义务，如果原告放弃这种推动义务，法院就通过限制和强制两个方向对原告的撤诉行为进行制衡。

限制：就是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对民事性质的诉讼费预交问题作为例外）

强制：就是《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还有“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依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诉权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与民事诉讼诉权自由行事是完全不同的。

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实行以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内)第33条（1991年6月11日）容：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不过这个司法解释已经被2000年新司法解释取代了，但是应当还是可以参照适用的。

到现在为止，除了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之外其他行政行为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㈩ 10年来，广东省以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为契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