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法的发展

Ⅰ 新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论述题怎么答

一、行政法产生的基础
（一）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三权分立以及法治理论。
1.在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自然权利”的主张，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并认为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让与。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现正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当然，现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权利，促进公民个体及社会的发展。对行政法的产生具有更直接影响的是“三权分立”理论。该学说创始人孟德斯鸠认为一切国家都存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主张将这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制衡，这里必然引申出对行政权的规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行政法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导致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却根植于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权都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它孕育着行政法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即行政相对独立，没有行政的相对独立，也就没有行政法。
二、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法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法国大革命后确立起来的。1789年的大革命****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按照“三权分立”的理论重新设计了法国的政体。法国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为了限制王权，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司法权。1790年的《法院组织法》明确将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分开，并排除普通法院对行政纠纷的管辖权。1799年，法国拿破仑一世建立了国家参事院和省参事院。国家参事院一方面受理行政纠纷，提供解决纠纷的意见，另一方面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自此，法国逐步形成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为行政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英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英国行政法的萌芽可追溯至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普通法制度就已包含了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即对行政的控制。但在英国，行政法真正受到重视是在19世纪后期。这一时期，由于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显着变化：（1）委任立法。为应付工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议会由于时间、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则，以补充地方立法之不足。（2）行政裁判所的迅速发展。行政裁判所的职能是行使部分司法权，受理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争端。由于上述变化，英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得到充实和加强，行政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美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美国是严格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分权与制衡为立国之本，立法、司法对行政的控制与其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但由于美国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公法与私法不分，行政法的出现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洲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常将此作为美国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由于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的需要，新型的行政机构——独立管制机构应运而生。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承袭了英国传统，但更侧重于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强调行政程序的控权作用。194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之后又制定了许多程序法规，如《阳光下的政府法》等。此外，在行政组织方面，美国建立了许多独立管制机构，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体美国学者视独立管制机构的建立为美国行政法的开端。在解决民事和行政争端方面，美国还建立了行政法官制度，并逐步使之完善。
三、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华民国行政法的历史简况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萌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第一次提到行政诉讼：“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其他他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民国3年（1914年）5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公布了《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了《行政诉讼法》，并在同年3月公布了《平政院编制令》，规定了行政审判组织。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起行政诉讼制度。北洋政府依照日本的体制设有行政法院，成为“平政院”。
******政府成立后，“平政院”改名为“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处理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有三个程序，必须经过向行政机关的诉愿，再诉愿后，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统治时期还颁布了一些规范行政组织、行政活动的法律，如省政府组织法等。[1]
从总体上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连年内外战争不断，蒋介石******政府又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不讲法治，因此，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对行政组织行政活动的规范的作用都是徒有虚名。行政法治只不过是开明人士的良好心愿，客观上并不具备行政法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维护公民权利更谈不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的行政法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视并形成体系、走向成熟则是在80年代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行政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等相继制定实施，《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正在制定过程中，行政法制度已在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经济体制的改革意味着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公民从客体到主体地位的转变，意味着对政府权力重新界定和规制的必要，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以及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国的行政法将逐步成熟与完善。

Ⅱ 后现代法学对我国行政法发展有何影响 急啊~~~ 老师要3000字的作业~~~~(>_<)~~~~

后现代法学与现代法学有明显不同。如果说现代法学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强调合理性、形式性、价值性以及与社会的融洽性的话,那么后现代法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法的不合理性与非理性。这一点与现代法学针锋相对。在后现代法学者看来,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均存在着不同的法,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不可能存在共识。现代法学所强调的合理性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只不过是社会主流阶级的意识,但却被打扮成所有人的意识与意志。这一特点的不足之处,是错误地理解了共识,对法的理解过于极端。共识不一定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意志,我们通常所说的全体人民的意志也绝不可能是每一个人的相同意志的简单相加,它显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合成概念。当然这种观点本身的批判性还是相当有价值的,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化观点不具有亲和性。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主张解构(deconstruction) ,强调差异与冲突,对法的理解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法形成的过程,不是形成共识的过程,而是社会上的各种弱势群体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过程,弱者意志和利益不可能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后现代法学派主张视角主义(perspective) ,它不代表主流意识,而是从穷人、妇女、黑人和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的角度看问题。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当然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大多像极端女权主义者那样走入极端,反而适得其反。 第二,强调法的实质性。这一点也是与现代法学相对的。现代法学强调形式上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推理只能依法律而不能依法以外的任何其他标准、法是自治自主而非他治的并不应与法之外的道德、政治等因素相混同。但后现代法学怀疑现代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他们认为法律推理的过程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客观公正,而是法官进行选择的过程,其间,掺杂着法官的个人感情和伦理价值。这种强调法的实质性而反对法的形式性的观点也具有片面性和误导性,特别是对法律解释进行了片面性理解。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完全主观的充满个人好恶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会成为经典的被人们一以贯之地尊奉的法,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 第三,强调法的非整体性与非统一性,反对法的一切宏观话语。现代法学强调法的普遍性、法的至上性及法的中立性等特点,但后现代法学思潮对这些基本观念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不过是虚拟的宏观话语。利奥塔就指出,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所以类似于法律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述已经完成了使命。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法学并非完全否认社会多元的现实,甚至为迎合多元社会而允许多元性地方立法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性的立法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相反,正是在统一性的价值理念指引下,人们对法律全球化充满了期待。 展开来说，如果把讨论限制在法律思潮的范围内，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法律思想其实是很活跃且颇具启发性的。明确承认自己是法律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并不算多，恐怕只有施拉格（Pierre Schlag）、费尔德曼（Stephen M. Feldman）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但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却为数不少。在这些人中有人们比较熟悉的波斯纳。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分析法学者和新实用主义法学的倡导者，其次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把经济分析法学派和新实用主义法学都看作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流派，那么，波斯纳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后现代主义法学家。甚至连桑司坦（Cass Sunstein）这样稳重而温和的现代主义者有时也会用到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工具。 大概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之于现代就像刚刚落地、脐带仍然连着母体的婴儿，只能哭叫，却无法宣告独立。因此，了解后现代就必须要从现代入手，或者同现代相对照。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现代法律制度与法学以理性为基础、注重法律基本原则和规则、要求法律制度的统一、相信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自主性，那么，后现代主义法学则是对这一切的质疑、批判乃至抛弃。大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从法律的基础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反映，而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乃是客观的逻辑或经验系统。法律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乃是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妥协和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客观的逻辑系统。很难说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理性，而一些主要法律原则诸如正义、权利、自由等都具有相对性，而不代表绝对的真理。 从法律制度的重心来看，现代法学所注重的是法律规则和法官，而法律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重心乃是在语言及其解释上。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给规则和法官蒙上了一层面纱，既为其提供了保护和自由裁量的可能性，也使其主体资格受到了挑战。解释学使实现严格执法的法治命题更为艰难。一起案件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神话也随之解体。代之而来的是法律解释的多样性和从中进行选择的衡量。 从法的独立性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律是独立自主的，不受制于其它因素的干扰。即法的制定不反映宗教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执行不受制于非法律机构的干涉等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那完全是不可信的说法，法律制度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应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从法的确定性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人们对某一条规则的理解大致可以达到共识；即使法律语言具有一些灰色地带，但不影响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基本上是不确定的。因为法律是以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释的。人们对同一条规则的理解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大不相同，从而导致对它的应用上的不同。况且，法律并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逻辑系统，法律规则之间经常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也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 从法律的统一性来看，现代法学基本上都是一元论者，一般主张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把法律制度看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从下往上可以溯源到一个最终权威。该权威赋予了某一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及其规则系统的有效性。与此相对照，后现代主义者则主张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强调探讨各种非西方传统或多元传统的选择。法学研究应该更加关注法律知识的地方性和大的结构内部的局部和枝节方面，而不应该一味强调整个法律系统的大结构及其统一行和完整性。用Jean Baudrillard的话说，就是“剩下的就只有玩碎片了。玩碎片——那就是后现代。” 从法律方法来看，现代法学一般认为法官在做出司法判决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方法或过程，包括三段论演绎模式、形式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以及所谓“遵循先例”的特殊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推理方法，司法判决做成的过程是一个相对严密的推理过程，而司法判决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换句话说，司法判决做成的过程是先有推理，而后有判决。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事情刚好恰恰相反，不是先有推理而后有判决，而是先有判决而后有理由。法官很可能在面对一个案件的时候，先有了决定，然后再为该决定提供一个理由来支持他的判决。[13]如果这是一种确当的描述，那就是说，司法判决并非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的必然产物，而是充满了法官个人意志的非必然性的结果。换句话说，一项已经做出的司法判决并不是对某一案件所作的唯一正确的判决，很可能只是几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不同的法官很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便使人们对法律和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从法律与其它社会现象以及法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现代法学较注重研究法律制度自身和法学自身的问题，志在建立一个法律的王国。后现代主义者则更主张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主张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法律。
三、后现代法学观点及其缺陷
后现代法学思潮不仅仅只局限于几个后现代哲学家的法律思想,除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法思想外,还包括批判法学、极端女权主义法学、法与文学、种族批判法学和法解释学的相关思想。[7]这个范围基本涵盖了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一批法学极端派思潮。

Ⅲ 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历程。

就四字 举步维艰

Ⅳ 中外行政法历史发展的比较

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法治国”的目标艰难而稳步地前进着。
三、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各国的历史不同，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存在差异。
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
1、英国行政法
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所以早期的英国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作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产物。
2、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受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产生较晚，美国行政法的产生是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相联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行政法迅速发展，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国行政法上划时代的法律，该法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历史发展比较
外国行政法主要分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即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1、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
虽然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行政法相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法国、德国的而言，起步较晚。从产生开始，中国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德国行政法的影响。
2、中国行政法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中国行政法研究则起步较早，重视程度也较高。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民国初期，而英美法系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其
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并逐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在英国，作为一门科学，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两大法系互采之长，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围向广义演进，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实体法，既包括内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过去上诉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审理，现在，上诉法院专设了行政庭，审理行政案件。大陆法系行政法已经突破公法的范围，在一些行政领域适用私法，在法德等国，行政私法已成为流行词，公私法的界限日渐模糊。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编行政法学》，谭宗泽，重庆出版社，2001年。

Ⅳ 求教啊！！简答：现代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

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特征。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其具有及时变动性的重要特征。行政管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行政事务纷繁多变，现代行政由过去以保障秩序为主导的消极行政，变化为既要保障秩序，又要富于建设的多元功能行政，此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有着许多的发展、变化，这要求行政法的调整应当及时，因而形成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等所具有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相比，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显然更多、更快一些。
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体现行政法律关系的设定比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设定更灵活和及时：第一，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使之难以由立法机关用统一的法典全面、长期地设定，这已被各国的立法实践所证明。取而代之的就是以更多的方式来灵活设定。如它表现为既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加以设定，也可由立法机关规定行政机关的权限，由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行政立法方式来设定。第二，行政法律关系的设立周期较短，一旦新的社会关系出现而又有必要由行政法加以调整，行政立法就要尽快作出反映，及时地予以确认或肯定，行政立法也正是有简便、及时的长处而能广泛得到应用。第三，许多情况下，已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存续期不长，一旦社会生活有了变化而已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与之不相适应，就需要立即废止或修改，新的行政法律关系出现得十分频繁。
以上就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特征的简略概括，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政法律关系具有本质属性的诸层面问题。
研究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从行政法学科的理论看，行政法律关系问题本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基础理论之一，它对行政法的一般范畴和应用具有指导作用。但现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还未完全与改革后的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的现实相应，因而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揭示还较为粗略且不够准确，如未能细致地认识该法律关系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现有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种类的说明与对行政行为种类的划分明显不能吻合，对行政法律关系特征的概括不够确切，等等。基础理论的这些问题使之缺乏科学性，也不能正确指导行政法的一般范畴和应用。因此，在学科理论建设的意义上，我们当然有必要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行政法律关系问题，对其作出科学的说明，以完善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论。
从行政法治的实践看，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论对于行政法的立法、行政法的执行、以及行政审判等实践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行政法的立法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于准确划分法律部门、明确各部门法立法调整的对象和相互配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及各自恰当的调整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行政法的贯彻执行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明确各方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并指导他们正确行使权利以及履行义务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行政审判方面，行政审判人员则需要运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从复杂的纠纷关系中理清不同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能做到正确受案、准确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等等。这些都需要科学、全面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指导。

Ⅵ 现代行政法产生于哪个时代

“现代行政法”在中国语境中可以指20世纪以来的中国行政法。我们认可的中国行政法历史仅发端于上个世纪的中叶，至今大约50余年。在这50余年中的前30年，中国现代行政法历史是极其简陋的，其中1967年至1978年间行政法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改革开放后因社会治理的需要，行政法（学）开始受到法学界的关注。

Ⅶ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的发源国是哪个国家

一、 一般说来，行政诉权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时期,概括地说，行政诉讼分别起源版于法国和权英国，并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正因为此，行政诉讼制度也才有英美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和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之分。
二、 法国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的发源地，也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代表。法国的行政法院系统最早起源于拿破仑时期。 但行政诉讼在法国的确立却比行政法院的出现要早得多，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时期.
三、在英国，行政诉讼最初可追溯到普通法的形成时期。 英国的行政争议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由普通法院管辖，没有像法国那样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统,

Ⅷ 社会法治国阶段，行政法出现了哪些新发展

中国行政法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分别服务于法律规则国家、法律国家和法治国家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一、法律规则国家时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1978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政治官员、行政官员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巨大创伤使这次讨论在痛定思痛、以史为鉴的认识下深入进行。最终，“法治”战胜了“人治”。中国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路。
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法律、法规，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年10月10日的《国务院组织法》等。在行政活动领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用显著。
从党的政策到国家法律，行政活动依据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律规范，由于主要规定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而鲜有提及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往往被看作是实现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会事务、管理行政相对人。
与文革期间的法律虚无主义相比，“以法行政”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运用法律治理社会暗含着对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机关同公民一样遵守法律的呼声日渐强大的社会背景下，仅具有这样的行政法认知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诉讼法》揭开了中国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践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国家目标下的控权法（1989-2000）
受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启发，一部分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不应当只是行政机关的特权法，而应当同时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法。虽然单方规则制定权、命令权和行政决定效力先定等特权，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阶段处于优越的地位，但这种不平等应当通过多种事后监督机制和若干程序规则来加以修正与平衡。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多种针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它们各有所长，互不排斥。
1．行政诉讼。
1989年4月4日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被公认为中国行政法治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受法治行政理念与原则。按照这一法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了平衡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该法律还特别设计了若干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诉讼的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作出受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证据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
2．行政监察。
为了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中国重新采用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1997年5月9日的《行政监察法》确立了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全国的监察工作由曾经在1959年被取消、1986年恢复的监察部主管。
3．行政复议。
依据1990年12月24日的《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原行政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查该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这部《条例》后来为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复议法》所取代。从此，行政相对人不仅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质疑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还可以请求复议机关一并审查作为受争议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4．国家赔偿。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宪法享有的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1994年5月12日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确立有别于民事赔偿的国家赔偿制度是中国迈向法治国家的重要一步，它明确肯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为其侵权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则。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这部法律逐步暴露出归责原则过于单一、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刑事赔偿程序有失公正、赔偿标准过低等不足。目前，全国人大正在积极修订该法律。
5．非诉行政程序。
在学者有关“程序正义”、“正当程序”的研究推动下，中国立法机关一改“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确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程序规范。1996年3月17日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许可法》均肯定了行政相对人知晓行政决定事实、依据及理由、进行陈述与申辩的权利，要求听证的权利和被告知权利救济途径等程序性权利。《行政处罚法》更是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三、依法治国蓝图下的平衡行政法（2000-2008）
1999年3月15日，中国在宪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中国进入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新时代。如果说“法律国家”首先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遵守法律且法律至上，“法治国家”则要求行政机关不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服从宪法规范及其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透明、诚信、尊重人权的政府。
1．行政法推进尊重人权的法治政府建设。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不应当只是国家治理的工具，它同时承担着为公共决策、行政行为划定边界、为行政相对人确认权利的功能。换言之，行政法应当兼有保障行政权与控制行政权的双重功能，并尽可能地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实现平衡。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集体、轻个人”、强调社会成员义务的国度。“权利”概念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尽管许多学者、仁人志士为权利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努力，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依然不能很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不知道该怎样在法官等有关机关面前主张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经济主体”地位被逐步确立。这对其形成权利观念和开展维权行动奠定了基础。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开始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自我权益维护。在《行政诉讼法》的激励和保障下，在过去的20年间，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1989年至2008年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 405 085件，审结1 401 532件，结案率为99.7%，案件类型多样，涉及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制、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确权、土地征收、土地违法制裁、环境保护及计划生育等众多领域。应当承认，由于受到传统“厌诉”思想的影响，行政诉讼并不是社会成员实现权益救济的首选途径，但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在行政领域逐步采取措施，废除了一些无视公民基本权利、自由的制度，代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人性化措施。2003年的“孙志刚案” 直接导致实施了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充分体现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的收容救助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收容救助，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工作方式的转变，它同时意味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是与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的“主体”，他们享有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在遭遇困难时有从国家获得帮助的权利。
在羁束行政情况下，行政机关手中的权力同时构成其行为的义务。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并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时，行政机关应当予以赔偿。这是最高法院为2000年的“李茂润案”所作司法批复给出的结论。在该批复中，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部《纲要》揭示出新形势下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源流关系：行政权不再被看作是可供行政机关自主支配的特权，它来源于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行政机关必需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前提下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行使行政权，否则将承担行为被撤销、赔偿损失等不利法律后果。
2．行政法推进诚信政府建设。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向普通民众一样注重自身的名节与信誉。政府要以诚信的方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得制定具有溯及力的规范性文件，不得随意撤回或变更既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在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时，应当予以赔偿。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许可法》首次在中国实定法上肯定了国际通行的信赖保护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以坦诚、富有诚意的方式及时处理申请人提出的许可申请，而且规定在非因被许可人过错而违法从而导致许可被撤销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赔偿由此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
3．行政法推进透明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同时推进民主。近些年，中国在完善代议制民主的同时，采取措施发展参与式民主。然而，无论哪种民主的发展都离不开公民知悉权的实现。为此，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划定了政府依职权公开信息的范围，还明确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规则。按照该条例的规定，所有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另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还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权限有重点地公开政府法制、统计、财政、决策及日常活动信息。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除了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有关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1978年至2008年，从向世界敞开国门，到在宪法层面确立建设尊重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期。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虽然一时无法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完备的法律体系相媲美，但仍为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然而，法治国家的建设不能满足于金字塔型法律规则体系的构建，而更应当关注宪法权利的真正落实。如今，世界各国普遍宣布接受法治原则，承诺建设法治国家，以至于“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一种时尚“标签”或“符号”。为了有别于他国，我国应当落实这一治国方略和宪法原则。这其中，以寻求行政权与公民权间合理平衡点为目标的行政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国始于依法治政。我们深信，建成一个透明、诚信、尊重人权的法治政府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推动。

Ⅸ 如何看待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和价值取向

培养这方面的话，很难培养，先看培养对象，先出去辛苦挣钱，知道钱在自己身上的价值，才有价值观，价值取向，也就是培养他（她）怎样发钱，用钱，那么让他（她）独立。才知道自己钱挣来该发在哪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