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诉讼法尊重保障

⑴ 谈谈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现《刑事诉讼法》所增加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
下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第二十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的法专院：
（一）反革命属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B）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C）犯下的罪行的外国人的刑事案件。

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请运用法理学原理分析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关系！

这个问题要从很深的地方开始讲起，太多了。主要就是抓住：1、欧美法系对大陆法系影响；2、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与进步；3、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名词的引入。展开来写

⑶ 刑诉法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部分"，那这句话来举例吧。

这个句子中的刑法是有指代性的。指代编著或修正刑诉法的人。这样的表达方式是符合汉语的思维逻辑的。如果非要将至于完善就必须将句子写成：编著或修正刑诉法的人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的总则部分。很累人好不好。再者，在英语里同样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
I will go to Mr Wang‘s 这就很典型。如果谈论是在学校，我要去王老师的办公室。
是在街上，我要去王先生家。
是在美食街，我要去王先生的餐厅。

⑷ 我国刑事诉讼法尊严和保障人权的正确解释

你好，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正确解释为，
一，刑事诉讼法是程专序法，是为追属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制定的法定程序；
二，依法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中，要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当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产生冲突时，要以保障人权为第一位的理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体现），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人也包括罪犯，宪法不权是善良公民的护身符，同时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人民公安、检察、法院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严格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⑸ 刑事诉讼法是从哪些制度和规则实在对人权的保障的,它是如何实现的

一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得以进一步彰显和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这一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将更有利于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我国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视。二是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严格设定。强制措施对于及时、准确查明犯罪事实，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和危害社会，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又涉及公民人身权利的剥夺和限制涉及人权保护。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规定，既考虑了司法实践中惩治犯罪的需要，又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如明确了逮捕条件和审查批准程序；明确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对监视居住进行适当限制；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应当遵守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应当通知家属；明确检察院对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三是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四是严禁刑讯逼供。规定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如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五是在审判程序中，明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庭审质量；规定简易程序要经过被告人同意，公诉人要出庭；明确二审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等，强化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六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明确规定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进一步慎重适用死刑，化解死刑犯的恩怨，具有重要意义；规定检察院可以对死刑复核提出意见，对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和死囚的人权也有帮助。七是在特别程序中，细化对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明确了被害人刑事和解的自愿原则，强化了对特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等。

⑹ 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最容易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的领域，其中公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包括自由、财产、生命等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因此旨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有“小宪法”之称，被视为“行动中的宪法”，是一国法治文明与人权保障的试金石。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由此开启了我国法制史上关于人权保障问题的先河。2012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自“人权”入宪以来首次被写入国家基本法中，不仅具有宣示意义，更具有普世价值和规范意义，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得更有尊严感和安全感。这也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正在不断地朝着更加人性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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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宣示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16年来的再一次大修。其间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对于此次修法，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个修法过程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其中，“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最大亮点，被视为是继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通过法律修订释放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刑事法制捍卫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飞跃。
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这同时也表明，追究犯罪、打击犯罪不再是刑事诉讼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那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追诉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历史。可以想见的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诉讼与刑事司法将超越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步发挥其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促进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实现从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是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避免滥捕、滥诉等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次“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继续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也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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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实际上，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也无论其贫富贵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弥足珍贵。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也不会跟公安司法机关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国家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关怀疑的对象，都可能被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受到追诉，进而被裹挟到刑事诉讼中来，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但你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追究”，而一旦作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国家机关的追究，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拘捕、侦查、起诉或者审判过程中，尊严或者人格被践踏，健康、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被无端剥夺。实际上，无辜者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刑入狱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刑事司法界的一个无解难题。因此，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尊重与保障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权。同样，“尊重与保障人权”对被害人也适用，因为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害人，但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同理，“尊重与保障人权”也适用于证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一辈子不充当证人或者不需要证人的帮助；即使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也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律师的帮助，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证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
也有人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因为实施了犯罪、做了坏事才受到国家追究的，对这些人没有必要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活动存在的一个误区。其错误之处在于：首先，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一再警示我们，无论司法人员多么专业和敬业，也无论司法过程多么精密，冤假错案都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杜绝，被我们“依法严惩”的很可能是与我们一样善良、正直而无辜的人。其次，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只有在确定有罪后才能惩罚犯罪人，在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惩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再次，即使是有罪的人，也必须由司法机关对其判处刑罚并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其施以刑罚，更不能法外施刑。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诸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仅仅是为了防止其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因而仅具有预防性质，而非惩罚措施。最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人，他们也只需要对其犯罪行为负责，依法接受国家判处的刑罚即可。这种刑罚对犯罪人而言即所谓的“罪有应得”，对社会和普通民众而言是“罚当其罪”。除此之外，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惩罚犯罪人所实施的“恶害”，另一方面对犯罪人施以“恶害”，采用不当手段侵害其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如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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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范意义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尊重与保障人权”除了被作为原则写入总则部分外，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诉讼制度或程序规则的修改中也都得到体现，因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意义。
其一，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指控、进行辩解，维护自身权益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律师的辩护，并扩大了指派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公安司法机关要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辩护人。同时，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辩护，此次修法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问题，解除了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的后顾之忧，明确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其二，在发现事实真相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进行平衡。发现事实真相历来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使命，并常常与人权保障问题产生冲突。此次修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突出了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杜绝刑讯逼供和采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现象。此外，立法在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的同时，加大了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避免因作证行为导致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尊重人性，关照人伦，此次修法中还首次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
其三，在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中，加大了保障人权的力度。此次修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一步规范了包括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在内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当事人家属的例外情形，要求对于被逮捕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并将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严格限制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两种，以避免公民“被失踪”现象的发生，保障其家属的知情权，并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帮助。同时，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具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加大对重要诉讼阶段和诉讼行为如侦查、拘捕、审判和执行等的监督力度，预防和及时纠正侵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其四，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由独立、中立的审判机关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国家尊重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体现与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保障了被告人的此项权利：一是明确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限制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问题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次数，确保被告人能够获得及时审判，并严格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禁止原审法院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时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二是明确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应当指定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同级法院进行审理；三是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提取要求的，还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四是针对特殊对象和特殊案件设置特别程序，如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适用，并创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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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关键在落实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不仅昭示着我国立法朝着民主与法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指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落实。只有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以及各种相关制度和规定贯彻落实到办案过程中，才能真正促进刑事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立法的进步意义也才能最终得以彰显。
考虑到我国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历史遗留，虽然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正当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尊重与保护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利益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示，但是要真正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不仅需要广大司法人员转变诉讼观念和司法观念，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并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和诉讼理念，切实提高广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安司法人员以及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修改甚至摒弃之前的某些不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的做法，诸如“不问过程，只问结果”、“联合办案”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切实尊重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并严格按规律办事，为“尊重与保障人权”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

⑺ 哪一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修正案修正的内容，不是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内容。专
中华人民共和属国宪法修正案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公布施行）
第二十四条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

⑻ )为什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很好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刑事诉讼法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和法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积极努力。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体现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又一部法律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显著进步。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相比旧刑诉法，新的刑诉法更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刑事和解、违法所得没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特别程序，都彰显了我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宗旨，体现了建设平安法治中国中追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价值取向，虽然新的刑诉法在一些原则或者制度上还有一些欠缺之处，如无罪推定、司法审查、辩护制度等，都有需要或者可以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新的刑诉法给了法律人太多的期待，相比旧的刑诉法，新刑诉法还是有很多的进步，也标志着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体现了我国法治朝着民主法治中国方向发展迈出了一个大的台阶。
1、总则上，新刑诉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的第二条，彰显了我国刑事制度中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法律地位。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是一项从宪法中移植过来的基本法律原则，将该原则写入刑诉法总则部分，不仅充分体现了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在保障人权上的显著进步。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循和贯彻执行这一宪法原则。为每个公民在刑事活动中提供了基本的人权保障，为法治中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2、辩护制度上，将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实现了与新《律师法》的基本衔接。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律师凭借律师证、所函、委托书即可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并会见过程不被监听，完善了律师阅卷制度，将法律援助的范围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扩大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新刑诉法无论是从被告的辩护保障，还是律师的执业保障，还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扩充，都进行了完善。不仅保证了控辩双方的平衡，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辩护制度上的保障。
3、证据上，对证据的内涵、证据的种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增加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报告”，不仅是证据概念更加科学，而且也更加丰富了证据的种类，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为保障人权提供了证据制度上的基础保障。举证责任上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并引入了发达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经验。与此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共同建造了防范刑讯逼供的一道屏障。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与证人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人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难题。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规定的显著进步，为被告人的人权增添了新的保障。
4、在强制措施上，强化了取保候审措施的监管与执行，细化了保证金制度，强化公安机关执行力度与责任；完善了监视居住措施，赋予其不同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强化了审查批捕程序，规定了审查批捕的询问犯罪嫌疑人程序和听取辩护人意见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程序，细化了逮捕条件，对“发生社会危险，而有逮捕必要”情形进行了明确的列举，为逮捕的实际适用提供了明确具体细化的依据；对拘留、逮捕的羁押场所，新的刑诉法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些都是围绕着尊重与保护人权而展开修改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上了提供了人权保障。
5、在侦查程序上，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规定了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规定了讯问的时间、地点以及羁押的场所，规定了侦查结束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赋予了利害关系人对于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的权利，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侦查制度上的保障。
6、在审判程序上，新增加了开庭前的准备程序，听取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与审判有关活动的意见；规定了诉讼中止制度；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制了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避免多次发回重审，影响诉讼效率；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中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内容。审判程序的改革，特别是限制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以及死刑复核中听取辩护意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审判程序上的相应保障，也标志人权保障在诉讼中朝着诉讼化的方向发展。
7、在执行程序上，增加了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增加社区矫正规定是新的刑诉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让罪犯能充分的改过自新，很快的重新融入社会，不再犯罪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是尊重和保障罪犯人权的充分体现。
8、在特别程序上，新的刑诉法专门单设一篇，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反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四种特别程序，特别是未成年犯罪的档案封存制度，都体现了新刑诉法在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供了特别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诉讼程序等进行大量的修改，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扩大了辩护权的范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同时也规定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赋予了侦查人员法定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手段以及相关措施缺乏救济等富有争议性的规定，这也显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不可否认，新的刑诉法虽有不足，但从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看，新刑诉法具有非常大的进步，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朝着文明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