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法行政法
㈠ 财政法的特征
财政法是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意义上的财政可界定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
由于财政行为而形成的财政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财政收入关系、财政支出关系、财政收支平衡关系；内部财政关系、外部财政关系；财政实体关系、财政程序关系等。根据国家财政活动的范围，国家财政关系还可分为财政收支管理关系、财政管理权限关系和财政活动程序关系。在国家财政关系中，因筹集和取得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而在国家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发生的财政收支管理关系，是国家财政活动中形成的最主要、最广泛的社会关系，包括财政收入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管理关系。这是财政法调整对象的主要方面。其次，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需要在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划分财政管理权限，从而形成财政管理权限关系，这是财政法的调整对象。另外，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财政活动程序关系，也是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情况下，根据立法的实际和理解的便利，依照财政收支关系内容的不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管理体制关系。财政管理体制关系是在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使财政管理权限而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财政立法权限关系、财政收支权限关系、财政管理权限关系等方面。
2．预算管理关系。预算管理关系是国家各级机关在进行预算活动和预算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执行机关、中央与地方、总预算和单位预算之间的权责关系和收支分配关系及其预算活动程序关系。此外，与预算管理关系密切相关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关系和国家金库管理关系，也属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3．税收关系。税收关系是国家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税收管理权限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税收征收管理程序关系等。
4．国家信用管理关系。国家信用管理关系是国家作为政权主体在参与信用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财政关系。包括国家债务管理关系和财政融资管理关系。
5．财政监督管理关系。财政监督管理关系，是指在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财政活动和财务收支等进行监督制约过程中所发生的监督关系。
6．财政分配的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主要是实物和力役，而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则是货币。
与此相关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关系仅仅是在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方面可归入财政法的调整范围，而财务管理关系、会计管理关系则不是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二、财政法的作用
（一）财政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1．财政法是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税收、预算管理等方面的财政法是规范市场主体活动的重要准则。财政法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规范财经秩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2．财政法是调节社会分配、规范财政收支的法律依据。在国家财政分配过程中，财政法以其确定性、稳定性、规范性为调节社会分配提供法律依据。国家依法组织财政收支，以确保实现国家职能；其他分配单位和个人，也要求财政分配法治化，以使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处于稳定和规范化的状态。同时，财政法依据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公平税负、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
3．财政法是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吸引外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财政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立法，将我国实际情况与国际惯例相结合，成为促进对外经济交往的可靠法律保证。
（二）财政法在振兴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财税管理离不开财政法的确认和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财政法的废、改、立的过程。
2．健全财政职能，理顺分配关系，需要财政法的规范。财政职能的健全、完善及其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财政法的规范、确认和保障。
3．财政法是加强财政监督、维护财经秩序的重要手段。财政法规定财政监督的程序和方法，有利于国家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监督，发挥财政监督的重要作用。财政法还通过其鲜明的导向性和承担责任的确定性来维护财经秩序。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财政法的保障。财政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处于各种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法作保障，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财政法治建设和财政管理活动全过程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准则，是财政法本质的具体体现。财政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财政立法、财政执法、财政司法、财政守法和财政法律监督等环节和一切财政活动都必须以财政法的基本原则为依据。
1．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财政分配的公平，主要是指社会公平，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财政分配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公平与效率既具有统一性，也具有对立性，二者必须兼顾。但在实际执行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侧重于某一方面，同时兼顾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这一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总体上侧重于效率同时兼顾公平，是应有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不等于平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应注意两方面的倾向：一是要克服平均主义思想，二是收入差距要适度。
2．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从发展国民经济中来考虑财政收支；财政收支的方式和数量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微观经济方面，国家财政充分运用财税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引导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在宏观经济方面，国家财政通过制定财政政策与财政法律、法规，调整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及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制约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3．财政收支平衡原则
在确定一定时期的财政分配总规模时，一方面要考虑政府实现其各项职能对资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在兼顾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财政分配规模。在实践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一对矛盾，而维持财政平衡则是不同历史时期解决这对矛盾的基本做法。
四、财政法的渊源
财政法的渊源是指财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
1．宪法中有关财政的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宪法中，有财政立法依据的原则规定，也有直接涉及财政的条款。如《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第89条规定“国务院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等。
2．财政法律
我国法的渊源中，仅次于宪法的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即狭义上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作的决议或决定，如果其内容属于规范性的规定，也应视为狭义上的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财政法律和法律性文件共80余件（部）。
3．财政行政法规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批准和发布财政行政法规及法规性文件，如决议、决定、命令等。这些法律文件的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但却是财政法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制定和批准的有关财政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达400余件（部）。
此外，在国务院制定和批准的其他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如果其中有涉及财政的法律规范，也属于财政法的渊源。
4．财政行政规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务院职能部门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发布的有关财政方面的规定、决定、命令、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属于财政规章，是对财政法律、财政行政法规的补充、发展和具体化，在整个财政法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涉及面最广，具有及时、灵活和针对性强等特点，但其效力和地位均低于财政行政法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财政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3000余件（部），现行有效的仍有1000余件（部）。
5．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中有关财政法律规范，也是我国财政法的渊源。
6．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法律包括特别行政区予以保留的原有的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它们是特别行政区财政法重要的渊源。
7．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指我国同外国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及协定性质的文件，主要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政税收关系。
8．财政法律解释
财政法律解释，是指对财政法律规范的确切含义、真实意旨以及财政法律规范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所作的说明。财政法律解释一般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能够成为财政法律渊源的财政法律解释主要是立法解释。财政法律解释中，国务院财政部门结合财政法律规范实施中的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是行政解释。
五、财政法的性质与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财政法律规范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行政法律规范，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财政政策立法的现象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财政法的法律性质与地位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将其归入行政法；第二，将其归入经济法；第三，将其分割为两个部门法，行政法律规范归入行政法，经济政策法律规范归入经济法。假如选择第一种方案，必然会导致整个宏观调控法都倒戈行政法，经济法的体系将难以维系。这在理论上研究尚不够深入，在改变人们思维习惯方面也需假以时日。假如选择第二种方案，又明显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因为强行将如此众多的行政法律规范纳入经济法，只会使经济法失去本来的色彩，而被行政法同化。所以当务之急，第三种方案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当然，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对其加以严格区分，由国家财政机关统一执行即可。而财政法的研究学者也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硬性定位于其中的某一个部门法，应该将整个财政法律现象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此，财政法学完全可能横跨财政宪法、财政行政法、财政经济法，甚至包括财政债法。
㈡ 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传统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判例发展起来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控权论”），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传统行政法，实际以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平衡为本位，以防止行政权膨胀，越界侵害私人利益，应对其加以防范、限制为价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为基本原则。
部分行政法学者主张，现代行政法认同国家行政权的扩张（“赋权论”）或“平衡论”），认同行政法领域从国家行政扩充至公共行政，认同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的扩张，以使行政法与民法一样呈现边缘化、社会化趋势，对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有更大的适用度、以使行政法学对当代社会生活有更强的解释力。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认识不一，一般来说，前者较宽，后者较窄。同一法系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学者对行政法的认识也不一致。我们认为控权仍是最经典的行政法的核心与本体，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则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发生根本变化。
按照我国的通说，行政法是“规定国家各个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关于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于宽泛。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经典行政法之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之法。现代行政法学起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害。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和管欧都认为，行政法是规定行政权的组织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为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洁高效。
产生并发展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即不是从行政法中分化出来的法，更与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调整对象、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为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最主要和经常性地运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体的权力，因而，经济法与行政法在内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性。
㈢ 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 这些法律部门分别包含哪些分支法律
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着票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物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㈣ 涉外民事程序规范 名词解释
公共法：指的权利和义务的国家或国家和个人，包括行政法，财政法组织法，“刑法典”的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时代，一直沿用到欧洲民事法律。
㈤ 04年到现在中国财政政策的发展情况。急！！！！
2003：亟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04：提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次巩固宏观调控效果
2005：提出继续实施“双稳健”的政策，稳定政策，迎接“十一五”开局.
2006：确定经济发展新目标 “又好又快，平衡发展”
2007：提出调控要务由“一防”到“双防”，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到“从紧” 对金融和物价问题着墨甚深
2008：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变为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㈥ 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财政法中体现法的根本精神、对财政行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和普遍约束力的基础性法律规范。由于法律的基本原则既不同于普通的法律规范，也不同于普通的法律原则，其效力范围覆盖该法律部门的全部领域，因此，在确定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时，不能将仅适用于财政法局部领域的原则上升为基本原则。另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关系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财政不再是排斥一切的绝对权力，它超越于一般的经济关系，但又服务于经济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到财政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进程，为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的实施，从法律上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摒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再则，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整个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因此，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置于首要的地位。最后，由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经济法的关联，行政法中的依法行政原则，经济法中的协调稳健原则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将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确定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参与，财政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形式规范，财政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财政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基本原则虽然独立表述，但相互间仍然存在内在的联系。总体而言，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财政法定主义是对财政法在形式上的要求，它旨在保障民主原则在制度上的实现。财政健全主义是对财政法在功能上的要求，它旨在降低财政风险，确保财政运行不至于偏离安全稳健。而财政平等主义则是对财政法在价值上的要求，它保障财政法本身是符合正义的。以财政法治的视角衡量，财政法定是财政法治的形式要素，财政健全是财政法治的功能目标，财政平等是财政法治的价值追求，而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因此，完全可以说，它们紧密统一于财政法治的理论和实践。
一、财政民主主义与现代财政法
财政民主主义所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议会，因此，财政民主主义又被称之为财政议会主义。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或者由议会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果没有议会决定或法律授权，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开支，都可能被指责为违反人民的意志。
（一）财政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主义在我国法律体系并非没有依据，它其实只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财政的民主基础，与财政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就财富的占有量来看，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许多国家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到2002年时也已经达到18．5％。[1]如果再加上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如此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国家之手，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断循环，使得现代财政的地位远非过去所能比拟。财政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者、资金持有者和信用保持者，有足够的能力引导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达到调节经济景气周期的作用。[2]由于财政收入实际上来源于人民，理论上又是用之于人民，因此，对于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人民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议制机构，对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自其一开始就必须参与决策。
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同时还是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年的财政预算不仅仅是经济计划，也是来年政治活动的节目安排。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结构，财政支出的投向和比例，其实都反映出国家的政治意图。例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此，财政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加大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倾斜，等等，以体现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3]这些活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的法律制定，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也应该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策参与，等于剥夺了人民在政治上的参政议政权，这在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是无法接受的。
从理论上看，尽管财政总是被界定为一种公共物品，但公共性并不是财政活动的必然结果，而只是财政活动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实生活中，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不能将公共性视为财政活动的当然前提。为了防止政府藉“公共”之名，不当地追求部门及个人的私利，必须在程序上引人民主的机制，由人民自己决定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如何协调，等等。财政民主主义保留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正是实现财政活动公共性的重要保障。也许，即便实行财政民主主义，由人民直接或通过代表行使决定权，也不能保证每项财政活动的结果都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但是，相比委诸财政机关自主决定而言，这种方式最可取。
（二）财政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般情况下，财政民主主义主要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审批。如果一国的预算制度较为完善，能够覆盖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形式，需要经过议会审批的事项主要表现为年度财政预算。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民主主义是与现代预算相伴而生的，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215年《大宪章》的问世，到1816年联合王国综合基金形成，英国议会通过控制预算收入和支出，基本上实现了对政府权力的最终控制。到19世纪中叶，不仅政府每年经费必须事先经议会核准，财政拨款必须按预算执行，而且还直接设立监督机构，审查各项经费是否按指定用途有效运用。[4]不过，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预算能否真正实践财政民主，结论是很难一致的。一般而言，以下几个因素会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议会是否拥有独立于政府的强大权力。如果议会代表的选举机制不健全，或完全由政府官员把持议会，即便有议会审查和批准预算，也只能流于形式；第二，预算是否覆盖全部财政收支范围。如果进入预算的资金只是全部财政资金的一部分，预算制度的功效也会被抵消；第三，与预算有关的财政信息能否做到公开、透明。如果整个预算过程都在黑箱中操作，不向社会公开，议会的审批也难免脱离人民的意志；第四，预算监督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法制化的常规渠道。如果违反预算的收支行为不受制约，财政民主就只是一种高级障眼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民主主义与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是互动的。财政民主主义必须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为基础，而财政民主主义的实施又是对民主和法治的有力促进。
财政民主主义对我国财政活动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订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议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不过，由于人民代表制度本身的问题，由于预算编制的内容过于粗糙，由于预算审批的专业性过强，预算的民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特别是由于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和批准，财政民主主义存在很大的效力真空。通过财政预算的形式控制政府权力，目前在我国还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除了加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建设，提高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外，预算制度也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5]
除此之外，财政民主主义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首先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如果连人大代表都不能见到预算全文，而只是一个粗略的预算报告，无论是预算审批还是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其次，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证新闻媒体对财政事项的采访自由，使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得最新信息，从而更好地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最后，应当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模式中设立专门的财政监督机关，使人大审计、政府审计、社会审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监督的目的在于提高财政执行的效率，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决定权。因此，财政民主主义的首要内容仍然落实在人民的财政决策权上。
（三）财政民主主义的现实意义
财政民主是现代财政法关注的核心，也是整个财政法的立法基础。财政民主主义的实施，对确立财政法的发展方向，解决现实生活中财政秩序的混乱，树立中国财政法治的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府在财政决策中事实上起决定作用。尽管政府一再宣称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其与人民之间缺乏直接的利益制衡机制，许多情况下可能难于脱离自己的部门本位。如果肯定重大财政问题经过人民同意，如果承认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应当将财政民主主义的要求落到实处。从实际效果看，当前我国财政领域的混乱现象，如政府乱收费问题、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极不稳定的问题等，都与政府权力欲望过度膨胀有关。如果不从财政民主主义着眼，只是由政府部门在内部进行利益分配的微调，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的进展的日渐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指出，要健全公共财政，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这些无疑代表了我国财政法的发展方向。
不过我们认为，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在公共财政改革中居于首要地位。只有以财政民主作为指导原则，才可能实现公共财政的建设目标。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如何强调财政的公共性，无论如何强调财政与公共服务的联系，在理论上都很难令人信服。因此，考虑到税费改革、财政支出改革等多方面的新情况，有必要在财政民主主义的指导下，重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当然，财政民主主义的落实会受到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例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能，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开拓人大监督的制度渠道，等等。因此，只有将财政改革置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才可能收到预期的功效。
二、财政法定主义与现代财政法
（一）财政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议会对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可以通过两种法律途径：一是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二是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法定主义实际上是财政民主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也往往和财政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这种“同意权”既是财政民主主义的法律依据，也是财政法定主义的理论渊源。
由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大多起源于税收危机，由于税收具有否定公民财产权的特征，公法对财政的关注首先是从税收开始的，财政法定主义最初只是以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而存在。在现代行政法的视野中，法律保留的范围一般也只限于侵害行政，而与财政支出有关的授益行政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政府决定。然而，随着财政职能的扩张，财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了税收之外，费用征收、国债发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无一不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即便财政支出是一种授益行政，其法律效果也并非如此单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特定主体的授益，其实就是对其他主体的侵害。有鉴于此，财政法定的范围也逐渐从税收，扩展到其他财政收支形式，从而为财政民主奠定了更为宽广和坚实的基础。
由于法律的制定程序远比审批具体财政事项严格，因此，财政法定主义有利于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财政民主。一般情况下，法律规定的内容涉及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对所有的财政主体和财政行为，都具有约束力和指导效力。因此，财政法定主义也较为适合现代社会条件下日益变化和纷繁复杂的财政实践，便于掌控财政活动的宏观秩序。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一旦立法程序完成，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立法机关自己也必须受其约束，不能随意变动。这样便于形成一种稳定的财政秩序，为财政活动在国际上取得信誉，也便于协调国内各种阶层的利益冲突，使各种利益诉求通过立法程序达到平衡。除此之外，它也有利于财政相对人形成稳定的预期，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正是考虑到财政问题的重要程度，我国《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只有当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尽管这种允许授权立法的规定尚不够彻底，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种进步。可以说，这是我国财政法定主义的直接法律依据，对整个财政立法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公开透明也成为财政法的努力目标。如果能将基本财税制度的立法权，统一集中在立法机关手中，使财政法定主义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其将在这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财政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
财政法定主义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它以财政民主作为基础，同时也是财政民主非常重要的实现途径。这里所谓的“法”，应该仅指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最高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但财政“法定”并不是要求对一切财政行为都制定专门的法律，而只是要求财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许可或立法机关的专门授权。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府才享有财政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财政法定主义一般表现在：
1．财政权力（利）法定。财政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宽广的，它既包括立法机关的财政立法权，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就财政事项所享有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它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权力，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财政权利，甚至包括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相互享有的财政权利。它既包括政府作为整体对财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命令权、禁止权，也包括财政相对人对政府依法享有的监督权、请求权等。
财政权力（利）法定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政府在法定的授权范围内行事，防止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同时也是为了明确财政关系中利益分配的法律界限，保护财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财政主体从事一定的行为时，如果法律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力（利），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当被否定。为此，财政权力（利）的设定应当尽可能具体明确，不能出现含混模糊的地方。财政权力（利）内部的效力等级，同级财政权力（利）之间效力冲突的协调，财政权力与财政权利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等，都应当在财政法中事先予以明确。
2．财政义务法定。和财政权力（利）一样，财政义务种类也是十分复杂的。一般情况下，财政权力（利）与财政义务相对应，一方的财政权力（利）正好是对方的财政义务。如对于预算请款权来说，[6]财政机关的拨款就构成相应的义务；对于税务机关的税收请求权来说，纳税人缴纳税款就构成相应的义务。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程序性的纯粹义务设定，不以对方的权力（利）作为前提，如纳税申报义务等。不论是那种类型的财政义务，都应当通过法律事先明定，以便于当事人预测自己的负担能力。
法律所要规定的，除了财政义务的种类之外，还应该包括财政义务的构成要件、具体内容、衡量标准等要素。大体来说，对于程序性的义务，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略微宽松，甚至不妨授权财政机关根据财政管理的需要具体把握。但对于涉及到财政相对人财产权利方面的义务，则必须事先设置严格的法律条件，如纳税义务、费用交纳义务等即属此种类型。财政主体只需承受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超出法定义务范围的事项可以拒绝。
和其他公法领域一样，财政机关所享有的财政权力是不可放弃的，因此有效行使财政权力本身也是财政机关的一种义务。不论财政机关放弃自己的权力，还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力，都是一种失职行为，都会对公众利益带来损害，因此必须得到有力的制止。
3．财政程序法定。财政程序法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财政权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有效运作，保障财政行为的透明度、公正性和规范性，为财政民主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需要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程序主要有财政立法程序、财政行政程序、财政监督程序和财政司法救济程序。
财政立法程序主要由立法法作出规定。如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的制定程序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内容同样适用于财政法的制定过程。立法程序法定不仅有利于规范财政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同时对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也是一种有力的制约。
财政行政程序主要由行政程序法作出规定。由法律直接规定财政行政程序，旨在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实体的公正，有利于规范财政机关的财政行为。我国目前除了税收征收程序、财政处罚程序、财政预算程序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外，其余部分还没有达到程序法定的要求。
财政监督程序除了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同时也要考虑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审计法》只能规范行政内部监督，不能规范权力机关的监督。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监督的程序，监督机关才能合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对被监督单位也是一种权利保障。
财政救济程序既包括行政救济程序
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法、行政法是什么内容。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回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答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㈧ 简述财政法的性质
你好、、
财政法的法律性质与地位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将其归入行政法；第二，将其归入经济法；第三，将其分割为两个部门法，行政法律规范归入行政法，经济政策法律规范归入经济法。第三种方案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㈨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到底有几个法律部门为啥有的说是7个，有的说是9个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
这几个部门构成了我国的法律框架，宪法及相关法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法。它们包括三个层次法律规范：宪法、基本法、行政规章及地方性立法。
(9)财政法行政法扩展阅读：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要国家机关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法》、《立法法》、《民族法》等。
2、行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政府采购法》、《国家公务员临时安排》等（一般行政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公安管理制度》（特别行政法）。
3、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商标法实施细则。
4、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企业破产法、海商法。
5、经济法：
（一）企业管理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镇企业法》。
（二）财政法、金融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
（三）宏观调控相关法律法规：预算法、统计法、会计法、计量法。
（四）有关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的法律：《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工会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
7、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
（一）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法律：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二）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8、刑法：刑法中有关规定的单行法律法规。
9、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㈩ 财政法的地位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财政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夜警国家”所要求的狭小区域，财政对行政的附属作用难以突破，所以，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从部门法的定位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法主要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财政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景气调整方面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财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财政逐渐摆脱对行政的依附，开始具备自己独立的品格，财政的权力性由此凸现。调整财政关系的财政法的性质和职能上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财政法的行政法色彩逐渐淡化，而经济法的色彩逐渐增强。
关于财政法地位的理解，前苏联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当时的经济集中程度非常之高，所有的货币资金往来关系基本上都被纳入财政管辖的范围。除了财政部本身的活动外，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具有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关系与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质的飞跃，财政法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统一的资金货币往来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
中国建国之后，财政法学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有关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专门的财税法教材也主动将自己归入经济法体系之下；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
其实，不论是将财政法视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前苏联时期，还是将财政法视为经济法体系构成的现代中国，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财政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学者认为，“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这说明，行政法在调整财政关系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
无独有偶，我国学者在论述财政法的属性时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行政法的联系。如，有学者认为，国家的财政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行政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国家机关活动经费的需要；第二层次是作为经济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调节社会经济。两者虽然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后者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更深层次。反映到立法上，前者主要是关于国家财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权、财政管理活动的原则、程序和制度，以及财政管理机关与社会组织或公民在一般性收支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等，而后者所规定的主要是有关国家调节经济的一些财政政策方面的规定。前者是国家进行一般行政管理的法律，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后者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法律，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法律一般都由国家财政机关负责执行，很难区分哪些规范是经济法性质，哪些规范是行政法性质，也没有必要区分。
的确，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财政法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原先属于行政法的财政法现在开始具有经济法的色彩。然而这种转变不可能十分彻底，财政法与行政法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我们认为，行政法在财政法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有关财政职权的分配、财政行为的作出、财政救济的实施等，都必须遵守行政法的一般性规定。从分类的标准来看，财政法的经济法属性往往不是体现在法律规范的外在形式，而是着眼于其内涵的价值取向和政策意图。这种宏观的政策目标必须借助现有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等才能实现其功效。正因为如此，在财政法领域常常可以发现，有些法律规范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规范，但它在价值取向上又是服务于某种经济政策目的的。这些财政法律规范既可以称其为经济法律规范，又可以称其为行政法律规范，其“一体两面”的特征十分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法律体系中无论将财政法归入经济法或行政法都不是一个妥当的结论。事实上，财政法既属于经济法，又属于行政法，是经济法和行政法交叉综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