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对实体正义的体现

⑴ 如何平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内涵界定
"在某些制度中，……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正义本身即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对应产生的便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一）实体正义的内涵
"实体正义"的概念是对应"程序正义"的概念而产生的，程序正义概念的形成则与对程序工具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然而程序正义是对法律程序自身内在优秀品质的一种统称，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结果，而取决于法律程序本身。但是，由于程序与实体在语言习惯上的对应性，实体正义的概念必然伴随程序正义概念的产生而产生，正因如此，两者的划分就被替换成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划分。司法中的实体正义至少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法定的正义。对于符合实体法律规范的案件事实，应当依照该法律规范作出相应的法律评价。二是平等的正义。对于所有符合同一法律规范的案件事实，应当作出相同的法律评价。三是合理的正义。法律是为解决问题的，问题应当被合理地解决。作为国家政治、法律任务的承担者之一，裁判实际案件的法官，除了以合法的规则和原则而主张其裁判的有效性之外，还必须保证裁判具备可接受性。
（二）程序正义的内涵
程序的正义性并非来自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或不侵犯，而是来自于它将这种侵犯限定在了正义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因此，程序正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正义类型，它的内涵仅仅是指程序是合乎正义的，即程序对其所涉及到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了合理的平衡，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程序正义要求尊重程序，将程序作为法律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程序正义要求程序正当。程序正当的核心要求是以人为本，要求程序体现理性，维护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再次，程序正义要求程序具备科学性。虽然程序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体现出独立价值，但程序毕竟只是一个过程，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的参与下，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过程。正当的程序必须有助于法官准确查明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实现正义和效率。
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与平衡
（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
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学理界主要探讨的是谁优先产生，谁为目的谁为手段的等，在本文中，主要以谁优先产生的冲突为探讨争议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程序正义优先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绝大多数是统一的但不排除其冲突以及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何者优先无法区分，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三种观点。
1、程序正义优先实体正义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追求实体正义而架空程序正义，真正的正义就将遭到质疑。虽然对李昌奎案所反映出的 "以暴还暴"、"杀人偿命"的传统声音来看普通群众还是重视实体正义的，但司法如果一味的满足老百姓的朴素正义要求而违背程序，那么防范冤假错案的程序将成为虚设，程序也将失去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另外，从法治建设这一角度看，程序正义应该且必须优于实体正义，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1）程序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权力，因而，英美法系国家注重程序法的建设并着重其改进和完善，故而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被合理限制，法治也更加完善。正如道格拉斯所言"程序法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 （2）司法实践中，法官作出判决、调解结果的实体争议时，如果强制执行程序执行不了那么实体正义就无法实现。由此看出，正义的实体需要以正义的程序为基础和保障，程序优于实体。
综上所述，程序正义应优先于实体正义，正如李昌奎案件，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为死缓，再审又改为死刑，导致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虽然这一案件对实体正义的破坏是个案的，但对程序正义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因此应坚持程序正义优先。
2、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绝大多数是统一的，但也会有冲突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都属于司法正义，而社会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前提，如果社会正义没有实现那司法正义的实现也会非常有限，因此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绝大多数是统一的 ，通过正当的程序通常就能得出正义的结果，两者之间并不对立。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存在冲突的，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进程快于程序正义。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例，97年《刑法》至今已有8个修正案，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进程却慢于《刑法》，因此要实现司法正义就要取得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进程的统一。当然两者的冲突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它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亲属拒证权，这些规定使得程序在形式上保障正义，但却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是与实体正义存在一定冲突。
3、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何者优先无法区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成本无法进行评判，故而应在不同情况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优先性存在不确定性。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说，如果程序正义为直接成本，实体正义可以看做错误成本，那么直接成本增加错误成本就会降低，即：程序正义了实体就会正义。但是这一经济学结论在实践中却遭遇反面例子，辛普森案这一案件的直接成本增加反而导致错误成本也增加了，可见程序正义未必实体就会正义。正义从哲学的范畴来讲，其主要是一个价值满足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没法评价何者优先。我们必须结合具体案情，满足社会普遍的价值观点。
（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于一个案件的同一诉讼过程中，因此两者的平衡结合点即是同一诉讼程序中如何同时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表现。
从上文两者的冲突分析中可以看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在极少数情况下是冲突的，而冲突的原因是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序先于程序公正，因此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就要加快程序公正的进程，二者冲突时坚持程序公正可能破坏实体公正，反之亦然。故而对两者的冲突，应找到一个利益均衡点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利益进行衡量，利益点主要体现在：如果程序严重侵犯人权而犯罪情节轻微就不应容忍，如果程序轻微违法但犯罪情节严重，这个轻微程序违法是可以容忍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通过这种利益的衡量来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在司法实务方面，实现案件的正义平衡对于一个基层法官来说必须保证两点：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条文进行要件分析，如果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要件就予以适用。但我国立法强调宜粗不宜细，多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明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所以要实现二者统一就必须解决立法等技术性问题。当然完善立法的相关规定后，解决实体和程序公正冲突的方式、原则应结合社会发展程度和案件具体情况，程序上采用技术性手段尽量不出现错案保证实体公正，应该认识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任务都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应发挥实体和程序公正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重视二者社会关系的塑造。
三、从李昌奎案看司法正义
司法正义的实现是依靠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点，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程序正义的实现建立在两类成本之和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程序正义也保证了实体正义的实现，因为只有一个公正的程序才能使人更信服实体结果的公正。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说，公正的、经济的程序就能实现社会上的司法公正，这也是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和平衡关系。
云南李昌奎被改判死刑引起法学界的讨论，甚至许多专家、教授反对其被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认为司法正义被破坏，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对死刑是颇有微词的，而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死刑和死缓之间没有过渡性制度，即如国外设置的终身监禁制度，如果李昌奎被判处终身监禁，可能就会被社会所接受。但是终身监禁制度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第一：需配备单人房的监舍，第二：服刑人员不参与各项劳动工作，当然也不能对其打骂，相当于监狱在"养"着一群人。由于这一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在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思及此，社会上越来越多出现的值得探讨的案例，比如刘涌案，这就是一个迫于破案压力的冤案，然而一个理性的司法制度绝对不会去追求冤案的开始，因此解释和描述规范司法正义最有利的是均衡论。因为均衡论建立在正义不是无价的观念基础之上，即假定正义是无价的话，那么社会资源无限可取，需求不受约束的，但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所以必须考虑成本因素，故对于正义的追求不能独立于追求正义的成本。在程序正义的建设中，无论从司法和执法来看，都是追求零误差，但是该目的的达成需要昂贵的成本，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目标，程序设计时要考虑两个倾向，一个方向是尽可能地减少错判，追求零误差；另一个方向是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成本，一个是错判的成本一个是避免错判的成本。程序正义就定位在两类成本之和，最少的那个点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程序设置都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考量。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处理独立的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冲突时，我们经常讨论原则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而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国家在法学方法应用上存在问题。而从李昌奎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情况与现代司法有很大距离，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司法制度都是借鉴国外，这也导致我国没有此类制度的土壤，使得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断冲突。但是我国司法的裁判不能永远跟随民意脚步，相反司法应当引导民意、引导社会，告诉其司法真正价值所在，这也是解决具体个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冲突的最好方法。

⑵ 刑事诉讼法论程序正义

【摘要】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标准。
【关键词】程序 正义 人性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正义”一词通常有二方面的意义，其一，指按法定程序办事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按本条做了，至少在审判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组成人员方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种标准的程序所体现的正义。如上例，如果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时应当自行回避，就不是正义的程序，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趋利性。符合什么标准的程序是正义的？即程序正义的标准是什么？
程序正义的标准依其内容可分为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如立法的简明扼要、逻辑的缜密、期限设计的恰当等，后者如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允许当事人申辩等。技术标准以立法经验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价值标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为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
从逻辑推论，对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应该与程序立法的历史同步，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研究起于何时。但是，自觉的系统的研究仅仅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则是上世纪末。1977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奇尔曼在《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与协作目标》中，阐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尊严价值、参与价值、威慑价值和实现价值。 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马修发表《行政性正当法律程序：对尊严理论的探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尊严价值理论。 陈瑞华评论说：“马修尊严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的尊严。就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实现的目标，也是一项法律程序公正与否的尺度。” 与马修同时代的康乃尔大学的萨默斯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类似的观点。陈瑞华认为，程序正义有六个要素：参与、中立、对等、司法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 以上中外学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确立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命题，程序不再是实体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义品性基础上，意识到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问题。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义标准：尊严、平等、参与、隐私、可预测、透明、中立、理性、及时和终结等等，提出了设计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深化了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程序正义标准与程序关系主体即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显的：第一，尊严、中立等价值标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义内涵，例如，程序设计是否应该考虑程序主体的生存、亲情、自由和发展？第二，尊严、平等、参与、隐私等价值标准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那么统一于什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们统一到程序正义的旗帜下。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应该是对立统一的，不能为了强调程序正义而割裂程序和实体二者的联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试图系统论证程序正义的人性价值标准及其理论基础。
二、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种本能，过了幼年阶段，人的生存欲望就超越了本能，总是带着一项或多项“任务”生活着。人因珍爱自己的生命而珍爱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须让别人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原始社会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人赶出部落。今天的个人似乎越来越独立了，其实不然，人们的相互联系和依靠越来越重要了。
尊严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严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尊严，特别是没有内心的尊严，就不成为人。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一个人的权力、金钱、寿命、相貌等无关。尊严像空气一样，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
亲情是人对其关系密切的人的眷恋和关爱，有父母子女亲情、夫妻亲情、朋友亲情、种族亲情等等。父母子女亲情以血缘为基础，是亲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亲情俗称爱情，以性为基础，但不止于性，包含着互相尊重、互相依恋、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
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周恩来曾称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亚当·斯密称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誉上不应有的损失。人们曾询问托尔斯泰创作的动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对于荣誉的渴望。所以，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最高的名望和荣誉是大多数曾给历史带来转折点的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在亚历山大、凯撒、弗里德里希、拿破仑那里就是这样。而且，假如在人的记忆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的精神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誉，因为名誉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一致性。小孩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称赞，这种希望一直伴随着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从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宁死”，康德则认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权利。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去做人，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中国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当的对应词，他非常焦虑，推开窗户，低吟柳宗元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灵感。
发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永不满足。在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仅仅会有一段短时间的“高峰体验”，人还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永远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后目标是人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种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人性的内容呈现无限多样性，以上探讨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是基本人性，那么，人性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认识、学习、创新、自觉、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只不过与前列相比，具有继发性特征，后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绝对地存在，不以财产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职业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气候、种族肤色为根据，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实证分析
以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为例。为什么设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设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害性发生。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侦查活动的干扰，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碍取证，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规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誉和自由等权利受到贬损和限制。詹姆斯·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与人性》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几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于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倾向而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和发展，会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抑制被强制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意识和行为。
为了防止人性的恶而设立逮捕制度的，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权利之恶。并且工作人员最终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征，“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权力没有界限，就会导致权力腐败。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恣意枉为，保护被强制人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就逮捕制度还设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说第61条是针对被强制人的话，那么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条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条款。
因此，可以说，逮捕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司法人员来说，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具体指人的生存需求、尊严需求、亲情需求、自由需求和发展需求。
四、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理论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体是人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因为从法理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但现实生活表明，这个常识常常被误解了。我们眼中往往只有国家、政党、社会、阶级、集体和抽象的人，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经济组织，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体。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一切社会主体都是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但阶级不是法治的主体。
然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人？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作用，二是现行法律的国家本位主义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某些异化。法眼无人，法律的统治蜕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动中，仅仅看到法律规范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规则，而看不到其与法律目的、价值、法整体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法之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体，将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变成毫无人性的机械运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人法分割，只虑事、不思人，使法律规范远离人性，更不能随时代之进步而在法律中给人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订的
立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神，不是国家，也不是统治阶级。谁在立法？神的启示这个最古老观点已经不值一驳。法律是不是国家制订的？从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制订的，由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立法的任务，如我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但是，应该看到，立法机关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立法机关还有什么？法律是不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肯定是的，但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基于同样的思路，执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行政机关；司法和诉讼的最终主体是人，不是司法机关；守法的主体最终也是人。
人的本质决定了法的本质，人的命运也决定着法的命运。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词，则法的本质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本质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强调法的根本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继承和借鉴的可能?其继承和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自圆其说。
（三）程序法的内容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法律生活表明,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法现象,法学应当以权利和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从而形成新的范畴结构和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人，那么程序法律的内容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刑事诉讼为例，有三类“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机关，这三类主体最终都是自然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是这三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终都是自然人，因此诉讼权利义务都归根到底是人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代表司法机关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似乎与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无关，实则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条等具体规定了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整个诉讼程序的法理结构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制约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就体现在对裁判者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权利义务的内存依据
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困境中的生命应该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需要形成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亲情是精神的归宿，亲缘是亲情的载体。亲缘关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别是其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替代、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每个人都有享受亲缘的权利。名誉需要产生名誉权，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好人”要发展，罪犯也要发展。
依照人性构建的程序权利义务，应该能够成为程序关系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为，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去规定，特别是还需要刑法的强制保障？有二类原因。第一，人能够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但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杀了。在某些时候，大众之恶也可能伤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恶的一面。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柏拉图用吉格斯指环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孟德斯鸠、 麦迪逊、 杰弗逊 都论证过权力拥有者“潜恶”的存在，因此对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谨慎与防范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靠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与法律。
既然人性恶有其固有的属性，那么又为什么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质力量。人们追求健康的体魄、社会的尊重、真挚的亲情、行为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都是一种与社会进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种“善”的力量。其二，社会力量。在社会力量面前，个人有力量总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视社会力量，服从社会支配。
人按人性行为，法治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以人性善为实施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扬善抑恶。如果真正做到了扬善抑恶，程序正义也就实现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传统的立法价值原则，通说认为主要有四项，《立法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严格地说，前两项原则仅仅是技术原则，后两项既是技术原则，更是价值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不能准确地概括立法的价值。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牺牲品， 苏格拉底的悲剧会重演吗？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证明；将来还会重演吗？可能，因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刚“出土”的时候，只有少数关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开始只在少数人手里，但认可真理的权力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此时，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实质是多数原则，不是全民原则，可能出现多数人之恶。其三，民主毕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与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说明人的价值。因此民主作为立法的原则值得反思。
科学原则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内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学是历史阶段的科学，因为我们掌握的是相对真理，被标签为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技术或者不完全科学。退一步说，尽管是按科学规律立法，但是科学与人性的异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尽管科学无所不能，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美。爱因斯坦曾告诫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鉴于以上分析，真正能体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的是人性原则。因为人性是确定的、具体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 威廉·布伦南法官曾说过:“我一直认为法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违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义的程序。应该肯定，我国的程序设计基本是正义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48条。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那她作证还是不作证？作证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如团结、安全、秩序、亲情、友爱等。多元价值主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那么就必然产生价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亲情，也不能为了亲情牺牲社会安全，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夫妻无爱、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环境里，人性将被扭曲，活力将被扼杀。法律应该实现，但强迫亲属作证的法律一般不能实现，不能法律实现的法律不如不制订。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制造矛盾的，第48条就是制造矛盾。朱苏力教授曾说：“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实，真正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这里的通行习惯和惯例，我想应该是关注人性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是一条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应该是社会肯定的，法律否定的，应该是社会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与社会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法学家的作用在于研究和确定社会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法律式表达。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学家并不制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法学家发现的法律应该是一般人都希望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亲属作证义务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对的，是强人所难。

⑶ 我国刑事诉讼法如何体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之间存在一定区别。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未能完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自由。两者确立的出发点即不同。沉默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维护自由。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主要是为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只是沉默权权能的部分体现。无论如何,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仍然是立足于我国现实状况,通过对禁止刑讯逼供的进一步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此外,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是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相矛盾的。但就两者确立的基础来讲,两者并非完全对立。无论是如实回答义务还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其都是建立在我国司法现状的基础上的。不可否认,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更注重追求实体正义,关于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活动顺利高效进行的有效保障,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则是对禁止刑讯逼供的进一步强化。两者的相互融合既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与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中如实回答义务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并存是立足于我国司法现状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化保障。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无罪推定原则建构的重要部分。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其对诉讼制度的建构意义重大。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未被依法确定为有罪以前,应被推定或者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三项基本要求,即:定罪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证明自身有罪,也没有义务证明自身无罪;举证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我国刑诉法中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我国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项规定表明我国定罪权只能由法院行使。此外,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即举证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明确指出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对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完善。

⑷ 刑法学中，什么是实体公正什么是程序公正

1.实体公正，即结果公正，指案件实体的结局处理所体现的公正。刑事案件的实体公正，具体要求是：（1）据以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实的认定，应当做到证据确实充分；（2）正确适用刑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名；（3）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适度判定刑罚；（4）对于错误处理的案件，采取救济方法及时纠正、及时补偿。
2.程序公正，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的公正。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其具体要求是：（1）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2）认真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3）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取证；（4）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5）保障诉讼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6）按法定期限办案、结案。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各自有其独立的内涵和标准，不能互相代替。

⑸ 刑事诉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实体公正虽然不如程序公正容易把握，但也绝不是毫无踪迹可寻。在我看来，它至少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标准公正。即：评价事物的标准要公正。正是李铁成以行贿者的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作为推荐、考核领导干部的标准，才导致无论程序如何公正，也无法带来结果的公正。马克思曾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推荐、考核干部的标准是由私欲泛滥的李铁成制定的，决定了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接下来的推荐、考核程序愈是完美，就愈远离正义，就愈不公正。怎样做到标准公正？这就涉及到制定标准的民主化、客观化、科学化等问题。

二是结果公正。西方人由于笃信基督教“原罪”说教，因此对在人世间觅求公正结果缺乏信心。而中国人笃信“性本善”，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不辞千辛万苦，也要在人世间“讨个说法”，中国人的确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缺点，但西方人也的确染有重程序、轻实体的劣习。美国的辛普森涉嫌杀人案，经过庭审，一般人都认为被害者是辛普森杀的，而且后来的民事案件也判决辛普森赔偿被害者家属一大笔钱，但刑事判决却判他无罪释放，理由是警察在没有搜捕证的情况下搜查了辛普森的住宅。然而，辛普森家中地上的血迹和一只带血的手套和被害人的血迹一致，手套和杀人现场的一只手套是一双。仅因警察取证手段有不合法就抹去辛普森的刑事责任，美国人可以接受，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因为那种程序貌似公正，实际上是程序的异化。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公正是一个让人向往的东西，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学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定义并就如何实现正义提出过很多方案。这些方案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也就是楼主所说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为了方便理解，在下将公正进行一次简单化的定义(并不完全科学)------正义是指权利/义务分配的公平。公正的核心在下以为在于分配上的公平，分配的标的是权利包括财产上的，权能上的，精神上的，身份上的等等。比如一次公正的审判，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罪能和受到的刑相平衡
实体上的公正是最让人心驰神往的，他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个人的权利\义务得到公正的分配，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却只能是理想------实质意义上的公正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他的实现条件却是绝对不可实现的，道理很简单-------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把两片树叶分配给两个人，那么自然就会一个人分得的树叶比另一个人的要好(就算两片树叶之间的差异小到能够忽略不计，但仍然会在两人之间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更何况不同的人对自己所得或所受的是否正义公平有着不同的感受。
于是西方开始寻求程序上的正义，并以此来推动实体上的相对的正义------就是在分配权利和义务之前先制定一个人人必需遵守的分配规则，就算这一规则将导致实体上的厚此薄彼那也算是公正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经常玩的扑克牌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单纯追求实体上的正义的话，那么朴克牌就没法玩了，因为实体上的正义要求把所有的牌(不管是大牌小牌)在玩家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这样将导致每个玩家都要拿一模一样的牌，否则期间的不正义则是显而易见的了------凭什么他的牌要比我手里的牌要好？于是为了让游戏能玩下去，人们就要制定一个发牌的规则也就是程序------轮流摸牌，手上的牌是好是坏凭运气。如果不做弊那到人们手上的牌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人们也没理由因为自己手上的牌不好而去抱怨不公平。
为了说明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下给列位看官进行一次实例演习：假设你有两个孩子，而且他们两经常为某些事情闹矛盾。有一天，你给你两个儿子买了一只西瓜，这就涉及到如何平衡你那两个孩子之间的利益问题了。你有两种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去尽一切可能的去实现实体上的公正-------把这只西瓜在你的两个孩子之间进行平均分配，于是你就拿一把尺子量了又量算了又算，终于你手起刀落把西瓜平均的分成了两半。但是问题来了，你分的是否就一定平均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半西瓜一定会比另一半西瓜大，你用克去称，可能会一样的重，你用毫克作单位来称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大小差异就显而易见了。退一步说，就算你切的的的确确是一模一样的大，但是你那两个小家伙可能会这山望着那山高，弟弟可能总觉得哥哥的西瓜比他的大(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哥哥亦会有同感，这样他们还是觉得不公平，他们之间还会有矛盾，甚至会觉得你这个当父母的一碗水没端平。所以你只能实行第二套方案-----去追求程序上的正义，你可以设定这样的一程序：老大切西瓜，老二优先选西瓜。这样的话，老大自己就会尽一切可能把西瓜平均分配，当然他切西瓜的技术一定不如您，因为他毕竟是小孩。老大把西瓜切完之后，老二就拿他以为是最大的那一半，那么就算那两半西瓜大小悬殊，老大也没话可说。这样矛盾解决了，他们之间也不会因为公正不公正问题而闹了，您说是吗？这个小例子我们也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比如严禁有人既切西瓜又选西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⑹ 刑事诉讼法中哪些体现了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

您好，新刑事诉讼法大量增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回、证人出庭作证答、量刑调查程序等内容。
无论是律师还是公诉人,都必须面对由实体之辩向程序之辩、证据之辩、量刑之辩等多元化辩论形态的转变。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⑺ 简述司法公正中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含义

一、“两个规定”确立了程序公正的原则 “两个规定”之一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不仅明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还对什么是“非法”、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排除的程序一一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充分地彰显了诉讼程序的法律价值和功能，体现了程序公正。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证据裁判原则，第三条规定的程序法定原则，第四条规定的证据质证原则都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原有规定的深化与突破，进一步凸现了程序公正。 1.关于证据裁判原则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第一次明确证据裁判原则，它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条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深化与突破。因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理念性的要求，其法制的标准尚不明确，什么叫“事实”，什么是“案件事实”，由于人们认识的差异，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证据裁判原则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在实务工作中也澄清了许多错误的认识和做法，把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和标准，它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驱散人们对案件事实的不同理解和认定方法，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必须做到案件的事实和情节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定罪的事实要有定罪的证据证明，量刑的事实要有量刑的证据证明，一切都需要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二是必须做到存疑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三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系统全面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序，充分体现和贯彻了证据裁判原则。

⑻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哪个更重要

程序是为寻找实体真实服务的，所以都重要。 两个名词都是法律名词。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就是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实体正义（效率、目的或者说是目标）是刑事诉讼法的专有名词。是指通过刑事诉讼过程而实现的结果上的实体公正和结果正义。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犯罪的人受到刑罚；2、无罪的人不被定罪；3、罪刑相适应。 程序和实体是统一的，当程序和实体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就是程序需要修改的时候。 本回答由科学教育分类达人 谭青山推荐

⑼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理解

都二十一世纪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法国大革命，多少年了?
为什么还有人纠结这种问题?这国家真是神奇的可以。

1、这世上，尤其是涉及到人的问题，“绝对”、“完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正义不存在，恶是人性的一部分，除非人类死绝，否则人类无法消灭恶，同不同意?
2、中国有句古话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世上不存在绝对没有恶念、私欲的“圣贤”，同不同意?
3、没有程序正义而能保证结果正义、实体正义的情况，只有一种，执行者是“圣贤”或者“神”。同不同意?
4、法律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良善、是防恶，而不是消灭恶，同不同意?
5、程序正义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让结果接近正义，而不是为了实现绝对正义。对不对?
6、如果否定程序正义，我们还要什么法律?找一群圣贤，给他们无上的权力，不就好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