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政法律制度的作用

⑴ 军事法服务的作用有那些

军事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是指它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它同法的本质和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军事法的作用，是指军事法对人们的行为、军事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功能。军事法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规范作用，即军事法是衡量人们军事行为的标准和尺度；二是它的社会作用，即军事法具有确认、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军事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保证进行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功能。规范作用是手段、形式。

规范作用主要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

军事法的社会作用是就军事法的阶级本质和根本目的而言的。我国军事法的社会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依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组织领导和实施管理的最高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军事法在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军事立法手段对该原则加以确认的途径来实现的。在这方面，我国的军事立法工作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并且具有超前性。早在我军创建初期，在1930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就明确：“中国红军如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须接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一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在1932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中，再次明确提出：“健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这些规定说明，我军从初创时起，就依法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1995年颁发的我军《政工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军队建设和改革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更加重视依法治军，更加重视运用军事法律手段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2、依法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法自它产生以来，就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军事法的这种作用尤为突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它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要靠多方面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是离不开国防和武装力量的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军事实力作后盾，那么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就是一句空话。军事法的作用正在于：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我国的军事制度、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和基本任务，确认国家的军事职能，从而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任务的完成。例如，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这说明，加强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得到了我国宪法的确认和保障。我国军事法以根本大法形式确认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为我国的武装力量体制、国防体制以及军事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根基，从而在根本上起到了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

3 依法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首先，军事法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促进国防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一个涉及面广、体系庞大、内容完整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国防领导体制、国防管理体制、国防经济体制、国防科技体制、国防教育体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防御体制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用军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以确定其内容，保证其运转，巩固其成果，促进其实现。其次，军事法为“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提供法律依据，使军队“三化”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从而巩固和提高部队防卫作战能力。军事法是由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制定或颁布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因此，它具有在全国、全军范围内一体施行的法律效力。它的颁布与实施，可以使全军上下一体，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密切协同，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纪律”，使我军具有严密的组织、精干的指挥、高度的效能、科学的管理、严整的军容、严格的纪律、紧张活泼的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军事法工作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军事法律制度，把军队的建设和改革纳入法制轨道，具有更加迫切、更加现实的重要作用。军队建设需要军事法来维护，军队改革需要法制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需要法制来保障。邓小平曾指出：军队的条令、条例等“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从我军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军事法在我军“三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军，这是世界各国治国、治军的大趋势。在军队高度现代化的当代，部队建设的法制化程度是部队综合战斗力中的内在因素，同时又是巩固战斗力的保障因素。所以，只有实现依法治军，把军队“三化”建设纳入法制轨道，才能进一步加强正规化建设，从而巩固和提高战斗力。

4、依法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军事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定和调整军事权利和军事义务及其相互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保障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我国军事法除规定军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对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许多特殊的规定。如军人有立功受奖和获得政治荣誉的权利，军人婚姻家庭受特殊保护及军人及其家属享有褒扬、抚恤、优待的权利，军人享有广泛的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的权利，有控告、揭发、检举的权利和辩解、申诉及要求复议的权利，有按照法律和命令执行职务而不受追诉的权利，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权利，军官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作退役安置、家属可以随军，等等。

5、依法促进军队和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纵观我国的社会主义军事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求与军事法规定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提倡的行为，必定是军事法所保护和支持的行为；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要纠正的行为，也必定是军事法所要禁止的行为。例如，热爱祖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而要热爱祖国就必须增强国防观念，树立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思想。军事法的许多基本内容就是增强国防观念的最好教材。同时，军事法对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深入学习我军的各种条令、条例，经常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有效措施之一。无数事实说明，只有认真学好各种军事法规，才能养成遵守制度、执行命令的良好习惯，做遵法守纪的模范；反之，如果置军事法于不顾，自行其是，就有可能从违反制度、违反纪律开始，堕入犯罪的深渊。关于这方面的许多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惨痛的。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军事法的作用，加强军队的法制教育，才能使军队培养出更多的遵纪守法的合格军人，才能促使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6、依法保障和促进我国对外军事关系的发展，提高我国我军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我国和我军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坚持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公认的准则和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国我军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军事往来，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国防和军事技术的合作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友好条约和军事条约，批准有关的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法规，揭露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战争讹诈。而所有这些军事社会关系，都需要有相应的军事法于以确认和调整，并在其法律效力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这是国际军事交往中的法律秩序所严格要求的。所以，军事法对保障我国、我军的合法权益，提高我国我军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有着超国界的巨大作用。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要运用国际法武器。国际法对日本、伊拉克的制裁。围绕海空卫士王伟事件与美国的较量，需要精通国际空间法。对台军事斗争的法律问题。我国宪法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国际法：中国人是台湾的最早的主要居民，台湾在历史是长期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国家领土的取得方式。其次，《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均确认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再者，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法政府，联合国，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二议定书的规定，国家政府有“用一切合法手段维持和恢复国内法律和秩序或保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责任”。对伊拉克动武问题。合法使用武力的三种情况：自卫作战、民族独立或民放解放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采取的军事行动。北约轰炸南联盟违反国际法（79天，炸死南国军民1800多人，数百家学校和数万间民房，制造一百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1999、3、24-6、10），轰炸我国大使馆，3名记者牺牲、27人受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对米络舍维奇、米卢蒂诺维奇、利马伊等进行审判。

⑵ 军事制度的作用都有什么

军制属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受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科技水平和战争局势、战略方针、武器装备、军事理论以及民族、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它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它的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军事建设，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军制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产生了社会主义军制。

⑶ 军事行政的含义包括那些具体方面

军事行政是指军队对内部日常事务的管理。主要包括：按照共同条令和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和保持正规的战备、训练及其他工作与生活秩序，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优良的作风，维护良好的内外关系，管好军事资产，做好安全防事故工作等。

⑷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关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参照如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同时，当事人提到受案范围的意义，就是为了更明确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⑸ 行政法的作用是什么

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某职权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版总和。行政权法与刑法、民法并列为国家的三大法律部门。行政法按照国家管理体系中纵的管理程序，可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法与行政诉讼法；按照国家管理体系中的管理部门与内容，可分为经济行政法、科技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民政行政法、公安行政法、司法行政法及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行政法；按照行政法不同的作用，可分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行政法由于涉及的生活领域十分广泛，内容纷繁复杂，技术性、专业性较强，加之行政关系变动较快，因此，形式上没有统一的法典，其内容具有易变性，这是行政法的突出特点。

⑹ 行政法的作用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与经济发展同行

法是社会上层ㄖ�闹匾�槌刹糠?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行政法也不例外。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其立法模式应是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结果,尤其是对经济事态的感应。具体而言,经济结构是行政法模式的形成和变迁的基因,即经济因素中的各要素。所以,一个立法模式当它处在结构完整化、功能齐全化、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隐喻一种被否定的因素。这一因素的逐渐发展最后作为强烈的否定力量宣告旧的立法模式解体,新的立法模式产生。[1](P32)时下正值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决不能在无序的法制状态下进行,也不能仅仅靠经济规律来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引发了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社会角色的新变化,即主体的多元性、自主性,市场活动的趋利性、契约性、竞争性、开放性,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些须臾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规范。而实现法律对市场调整的中介,最主要的是行政权力,因而,市场经济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

法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行政法立法模式作为制度化了的东西与国家的其他制度一样必然要发生各种复杂的社会作用。而经济结构就是立法模式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2]这两者说明法律对经济可以产生能动作用。但法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也有正反两方面,要么促进经济发展,要么阻碍经济发展。如此对立的结果产生的根源在于法所感应的经济关系是新或旧的问题。当法所感应的是新的经济关系时,就对经济的发展有保障作用;反之,法所感应的是旧的经济关系,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滞作用。如若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来看法对经济的作用,适应和促进应是一种必然,是理想的关系性状,消极后果不应该产生。但法的创制毕竟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立法模式的迟滞、蹒跚也时有出现,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关系的运行及传统立法模式的存在,由此怎能避免法阻碍经济发展的发生?然而法的保障作用对经济又是必需的,这就要求行政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反映新的经济关系,促进新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秩序的形成、巩固,相应地限制、削弱和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模式。

二、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

行政管理作为管理国家的活动,应当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体现和保障。为保障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就应使其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行政法制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即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

首先,科学化的行政立法应体现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标准。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立法技术日臻完善,立法的科学化应当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尽管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起步晚,但有西方百年的成功典范及其他部门法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行政立法的科学化应该说也已实现。然而,一个法律无论结构如何严谨,条理性如何,如果不体现公平、正义、效率等法律的精神,该法律就不是理想的法律[1](P141),或者说,在行政立法时,既要考虑法律的形式方面、或环境方面、或立法程式方面等非实质性方面,又要考虑法律精神的再现,即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是法制的理性化选择,是良法之治或实质行政法治的基石。为此,科学化的行政立法应注意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分配。行政法调整的主要对象是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和管理相对人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整个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形式就是围绕行政法主体的此二种形式展开的,因而行政法既要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权的非法侵害,即确认、保障私权利,又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在法律范围内合法有效地行使,即规范和限制国家行政公权利。如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管理相对人自愿地加入到被法律规制的合作体系中来,并在这个合作体系中得到满足。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补偿性利益,即“合作”体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给管理相对人带来了损害,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补偿,以保证公平、正义等价值标准的实现,如拆迁补偿。

其次,民主化的行政立法要求立法过程中角色对位。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进行立法预测、立法决策、立法运作、法律通过、法律公布的全部行动过程。从法的渊源看,任何一部门法都是由不同层次的法的形式构成,对不同层次的法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担也是必然。行政法较之其他部门法而言,数量庞大,形式众多,散见为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特别是大量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发挥着规范行政管理的作用,这使得立法中的角色多样、职能各一。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在各自的职能权限内进行着行政立法。行政立法过程和立法中的角色不能分割,不仅是立法科学化的要求,更是立法民主化实现的保证,是依法行政的客观所需。

三、行政法与社会公正的顺差

行政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其在行使过程中涉及各种权力与权益并与之发生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与行政权的运用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行政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二是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平衡与协调运作有助于公平、正义等价值标准的形成与适用,进而促进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1 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政权和司法权由立法权产生出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关系的实际状况应是立法权高于一切,行政与司法是一种平行关系,这就是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状态。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这三项权力较之近代社会具有更多的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的性质,行政权除了执行法律之外,已经拥有广泛的“授权立法”或“委托立法”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同时,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处理某些案件、作出判断的权力,使之具有了在诸多领域的“准司法”性质。[3]行政权的执法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其拥有权力的扩张使权力的滥用有了可能。所以,为了达到上述平衡状态,必须给予行政权行使以必要的规范,把行政权限定在某种模式之下。这种模式即行政法治,它涵盖三个具体的价值评价尺度:第一,政府守法。即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第二,越权无效。“越权无效”用否定性命题来强化和补充“政府守法”。第三,行政救济。即对行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进行补偿。如此立法和司法的制约,既使国家权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顺利行使,又使行政权不至侵犯私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同时也实现了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

2 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对比的平衡。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行政权的行使为了带来社会利益,最终受益者还是社会各主体。从现代行政的民主性、服务性方面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确认的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关系应该是行政权越小,管理相对方权益越大。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切实保障私权利的合法行使和实现,为私权利服务,同时也包括对私权利的滥用和主观随意性进行控制和禁止,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私权利的非法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对私权利的控制和禁止是在私权利处于非法行使和实现的状态下进行的,这并不妨碍社会权益的合法取得,问题在于如何规范和限制行政权?

在行政法制实践中,行政权的设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法设定,即通过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另一种是以裁定方式设定,就是由行政机关在管理过程中或执法中,以自由裁量权设定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行政立法不够全面、深入,有些行政管理领域虽有法可依,但只是原则性条款,行政机关对自己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从其本质来讲,如果不合理地行使,必然导致行政权与社会权益的不平稳。所以,随着行政法制现代化过程的推移,以法设定的行政权所占的比重应该越大,不仅需要行政立法渗入到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和诸多环节,而且需要行政权的设定尽可能地具体、明确,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权行使的合法化,再辅之以情势变迁下的原则性条款,赋予行政机关合理裁量的权力,以合理化作为合法化的必要补充。如此限制行政权的价值目标,正是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实现行政权与社会权益对比的平衡。

3 各社会力量在行政权面前一律平等。社会力量是指处于行政主体相对一方,受行政主体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政权对各社会力量的公正作用可以说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英国行政法确立的自然公正原则可谓典型。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既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法律适用的一条基本原则,表现在行政法领域即为各社会力量在行政权面前一律平等。行政管理活动中常常遇到不同的管理机关和不同的管理对象,公正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对不同对象一视同仁,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更不能搞保护主义。行政权对各社会力量的态度只能视其权利性质而定,合法的私权利坚决给予保障,非法的私权利必须予以控制和禁止,不能因管理对象所处的地区、部门、行业的差别,而对某些社会力量的合法行为进行制裁,对某些社会力量的非法行为予以纵容,否则,其后果是放纵了行政违法行为,有悖于行政执法公正原则,最终破坏的是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⑺ 国防法规的性质作用

国防法规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国防建设领域中的法律体现。国防法规与国家宪版法和其他法权律一样，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我国的国防法规，除了具有无产阶级的根本性质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国防法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权威性本是所有法律的共性。
2、国防法规具有较强的从属性。
3、国防法规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 1、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2、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3、保证国防现代化顺利实现。
4.国防法规是加强国防实力建设的重要保障。
5.国防法规是指导国防潜力发展和积蓄的重要手段。 1、调整对象的军事性；
2、内容公开的相对性；
3、司法适用的优先性；
4、处罚措施的严厉性。

⑻ 军事刑法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现代军事刑法的特点和一般情况 第一个特点，军队政法工作始终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开展的。这是我国军队刑事法制建设一个很显著的特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军队刑事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党制定的；二是在政法工作的具体业务上，也是实行党的绝对领导。 第二个特点，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制定了我军最早的军事刑法。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刑事立法的源头。由于我们人民军队是在旧式的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所以军队带有很多旧式军队的色彩。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同时，也创建了完全新型的军事纪律、军事法律。重要的标志，如1927年首先制定的“三大纪律”，到1928年制定“六项规定”，后来成为“八项注意”，现在我们还用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这时开始为标志，我们党开始制定了完全有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这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段，一个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红军惩罚条例》，《红军惩罚条例》将军职罪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违反战斗纪律罪；另一类是违反一般的军纪罪。而后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实际上就是军事法院组织法的前身。1933年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1935年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奖惩条例》。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陆续的相继的制定了很多军事刑法方面的规定。这些就是我军军事刑法建设的最早的雏形，它是和革命根据地的刑事法制建设相适应的，而且也批判的继承了一些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有关规定，也吸收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家，还有苏联红军治军方面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军队的刑事法制建设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总之，人民军队的刑事法律建设是在创建中建立的，在移植中发展的，在发展中逐步完善的。 第三个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军事刑事法制建设发展曲折。这个和国家的刑事法制建设相趋同，我们军队长期没有军事刑法。这个长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1949年到1982年。33年无法可依，咱们国家是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没有刑法，军队是33年。那军队怎么办案呢？一个是靠内部文件，一个是靠习惯做法。内部文件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的规定：1950年6月，华东军区制定了《暂行军法条例》；1951年制定了《志愿军战时军法条例》，1951年5月，全军制定了统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暂行军法条例（草案）》；1954年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法暂行条例（草案）》；195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刑法（草案）》。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草案，没有一个经过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但是这些草案在制定以后，都发到各级政法部门征求意见，实际上也是参照这些草案办的，就是这些草案和内定稿指导了中国的军事刑事法制建设33年。到了1979年8月，《刑法》公布施行以后，提出要制定军职罪，根据彭真同志的建议，军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在1981年6月10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律，从1982年的1月1日施行。这个《暂行条例》暂行了16年，从这开始，军队的司法审判有依据了。到了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刑法》，将《暂行条例》整体并入新《刑法》。要是从时间上可以做如下划分，无法可依33年——先独后合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