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诉讼法中文版

Ⅰ 关于日本犯罪后的时效期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回5年；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答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③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④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

Ⅱ 宋英辉翻译的译.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程序即无实体在哪一页

论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 摘要:与告权利保护相比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害进行界定并析其特征接着析外刑事害权利配置状况基础析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状况及存足结合存问题提进步完善措施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关键词： 刑事害 权利配置 问题 保障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has the right to decline, in the proceral law on the protection les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accused a proper balance to be reasonable, becom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re. The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victims and to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of the rights of foreign criminal status of victims, on this basis, analysi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ral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lack of problems in the final combined proposed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in order to want to strengthen ou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Keywords: Crime victim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figuration issues 引 言 由于制观念演进权思想发展,原刑事诉讼居于客体位告跃刑事司,告权利保护益完备,刑事诉讼科文明表现与相反,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些候,害告诉位,甚至诉讼程序证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告及辩护质问,存使害再度受害能何保护害重视害权利问题,产重新探讨必要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立规划目前我刑事诉讼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家重要基本律依治与构建谐社背景刑事诉讼再修改必须加强诉讼民主、强化权保障、促进社谐目标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关注则要秉持定问题意识坚持切实际发着重解决现行立司实践突存问题本文关刑事诉讼犯罪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作番探讨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刑事害界定及其诉讼位 犯罪害犯罪直接侵害象历史曾经刑罚发起者实施者直至犯罪起诉者害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命运 ()刑事害界定 刑事害亦称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与加害相应称呼害概念同视角界同定义 我著名者康树华认害即指犯罪行使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相于犯罪言 者汤啸则认害指权益遭受犯罪侵害自、家 综所述害指合权益遭受犯罪行直接侵害确理解害概念内涵应三面着手：(一)必须合权益遭受侵害认定否刑事害应首先看其侵犯权益否合权益即其权利利益否受律保护;(二)必须直接遭受犯罪行侵害直接则受犯罪行间接侵害排除外害近亲属其犯罪行灵受创伤打击同能伴随着害医药费等物质损失真意义害;(三)必须受犯罪行侵害般民事侵权行、自灾害等造损失并刑事意义害 范围看刑事害仅包括自害包括受犯罪行侵害、其组织即单位害 (二)刑事害诉讼位 纵观世界各害保护思想制度发展史体三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害刑事诉讼事位两种情况种自诉案件事另种公诉案件事首先家社利益与利益平衡角度讲公诉力或能害能按照自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愿望维护自合权益要求其程序义角度讲赋予害事诉讼位利于让害通亲眼目睹审判公缓解害激报复理消解犯罪矛盾源所带冲突主体间理抗及其制司程信任害实质权利保护角度讲刑事司目要尽能恢复害受损权益赋予害事位害才能透刑事程序运作维护自合权利效避免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再受伤害刑事害权利保护应意 一9漆9《刑事诉讼》害属于般诉讼参与律没赋予其事位一99陆修订《刑事诉讼》定程度加强害权利保护明确害界定事同赋予害项诉讼权利确立害刑事诉讼重要位我权保障刑事改革重进步刑事害拥事位具性害作刑事犯罪受害者犯罪所造损害深刻受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刑事犯罪冲突权益能受刑事裁判直接影响主体与案件处理结着直接利害关系仅具获经济赔偿或补偿欲望且更着使其实施侵害犯罪受律惩罚要求 二、外刑事害权利保障立状况 西流传着句谚：犯罪必害害必救济害权利保护救济并没应重视期刑事研究基本告角度着手少关注已经受伤害害害仅受犯罪行害诉讼程乃至能受二害或者更 随着刑事害研究深入及权保障发展刑事害权利逐渐受重视加强害保护各刑事诉讼立乃至际公约发展趋势家民主、制化进程表现保障权重要内容 世纪陆0代始西家关于保护犯罪害权利政策措施主要呈现三阶段发展:第阶段建立害金钱资助制度第二阶段加强犯罪害间接直接帮助具体表现非营利性组织英害支助、美害支援全组织等始向害提供间接直接援助第三阶段根据原则些家纷纷制定或改进律确立害权利目前随着际范围内害权利保护加强世界各刑事害权利保护问题已形诸共识 权利保护看害权利主要：(一)控诉权论陆系家英美系家害定条件通定途径启公诉程序(二)诉讼参加权使司程序满足害需要应让害涉及其利益适诉讼阶段庭陈述其观点关事项供考虑各立害诉讼参加权都同规定(三)知悉权世纪陆0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纷纷制定关保护害律规定害刑事司享知悉权(四)援助权联合《罪行与滥用权力行受害者取公理基本原则宣言》律援助间、途径、内容特殊害适照顾几面详细确立害律援助权英美系家传统害律援助权所忽视代害运影响些家纷纷改变做(5)隐私权刑事诉讼加强害隐私保护其旨意能效避免刑事诉讼第二害化各刑事诉讼立及关害保护特别立都体现保护害隐私权内容(陆)处选择权外害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家公诉机关干涉害享相完备实体处权利比与告达调解、解协议或放弃部权利(漆)赔偿家补偿权害给予同形式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已经形普遍立潮流 总体说外刑事害权利保护加强前刑事诉讼立重要趋势理论说刑事律关系应由家、犯罪、害三主体构三元结构模式非定位于犯罪与家间二元结构体系害刑事司应具真独立律位应强化害权利保护加强刑事律权保障实现刑事司全面义需要 三、我刑事害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素 期维护刑事告权利直刑事司主要向告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家刑事司领域核 随着刑事害权利保护研究意义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取些 ()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刑事诉讼》害权利作规定具体概括几种权利(一)报案、控告权害侵犯其身、财产权利犯罪事实权向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民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接受;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保障控告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保护害安全责任规定利于保护害身、财产受侵犯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二)委托诉讼中国参加诉讼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没规定害项权利实践否允许害委托中国做修改刑事诉讼第三二条、第四0条规定公诉案件害及其定中国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起权委托诉讼中国委托中国律师、害监护、亲友及民团体或者害所单位推荐刑事诉讼明确规定害委托中国维护自合权益提供律依据(三)申请避权害审判员、检察员、审查员及书记员、翻译员鉴定认具符合定避理由权申请其避诉讼权利害位立承认增加诉讼权利案件公处理重要意义(四)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物质损失刑事诉讼程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庭审理权害权庭审理起诉书指控犯罪进行陈述;向关证、鉴定发问;庭示物证、未庭证证言笔录、鉴定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其作证据文书发表意见;申请通新证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勘验;证据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权与告互相辩论(陆)异议或申诉权害及其定中国服各级民院审判决权请求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害及其定中国于已经发律效力判决、裁定权向院提申诉 外根据刑事诉讼高民院司解释涉及隐私案件公审理;强奸案害选择否庭;害报案愿意公自姓名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其保守秘密 (二)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存问题 通观我立关于害诉讼权利规定看我诉讼领域害权利保护范围相广泛其些措施力度否认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明显足体现几面：(一)现行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害概念范围没予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害事位由于害位获确立害概念范围显尤重要(二)害诉权限制太保障足我刑事诉讼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高度重视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够(三)没建立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尚关害进行家补偿立司实务犯罪行遭受损失赔偿造极困难害由政府给予适补偿由害单位给予救济由某种援助团体予资助(四)害赔偿范围窄我刑事诉讼害赔偿仅仅种填平式赔偿 加害言没惩罚性赔偿受害言没抚慰性赔偿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规定》明确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害刑事案件审结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民院予受理(5)害律援助于空泛律援助具体规定要求没害何进行律援助内容至于讲刑事诉讼律援助知道告律援助(陆)民事赔偿权利效保障根据我现行《刑事诉讼》及相关规定害民事赔偿诉讼能刑事诉讼启才能并审判能提前进行防止刑事审判迟延才刑事案件审判由同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陆)家补偿缺位目前我犯罪害补偿制度说片空白尽管各都害实施家补偿做由于律没关于何害进行家补偿明确规定没害纳入社保障体系导致实践各做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刑事害权保障策 害及诉讼参与享诉讼权利广泛程度衡量家刑事司文明程度重要标志经发展外立实践积累许熟经验做我建立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丰富参考 结合我刑事立现状加强刑事害权利保护保障刑事害诉讼权利完整性实现司公针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面存缺陷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害权利保护框架主要包括几面： ()加强害援助 许害由于其特殊诉讼位或者某些特殊原能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能刑事诉讼处于利位强化我害律援助主要：(一)律援助权予明确规定宪高度害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刑事诉讼立规定害享告相应律援助权比经济困难或者其原没委托诉讼中国自参与诉讼能力较差害及其近亲属盲聋、哑或者未没委托诉讼中国院应指定承担律援助义务律师其提供诉讼中国;符合定条件害应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二)司实践要细化援助规定司实践应害律援助纳入律援助制度总体框架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律师应害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物质便利律帮助提供免费律咨询、设立害误工补偿制度、害身保护制度、害庭期间休假制度、庭害提供与隔离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害室等(三)建立害社救济制度主要建立害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体系充尊重害格所我必要设立害权问题研究机构害保护机构些家例美等家早已立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财力够强我普遍建立种机构许困难我害权却中国需加强保护我能再等待家各级司机关、立机关及监察机关设置信访机构增设窗口承担害免费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权利十必要毕竟附带民事诉讼种特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同质其保护害民事权益面先足民事侵权诉尚且存精神损害赔偿何较社危害性严重许刑事案件强奸、猥亵、侮辱等行害能直接物质损失获赔偿制度显合理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解决问题 (三)赋予害提起家补偿权利 所谓家补偿指害受犯罪行侵害能告处获实际赔偿家定情形加补偿制度社角度讲犯罪害进行赔偿由家害进行适补偿利于维护社公平避免害激行发维护社稳定际看新西兰、英、德、、美、本等家相继建立家补偿制度确保害经济利益受损害值借鉴二0世纪陆0代始家制定犯罪害保护建立害家补偿制度保障害权重要内容我没制定害家补偿制度鉴于具体情规定：犯罪或其源获物质保障、故意犯罪受重伤害及故意犯罪死亡害遗属权利获家补偿我社主义家政府根本职能民服务责任义务保护公民合权益实现家应尽力量实现犯罪刑事损害赔偿犯罪本没任何赔偿能力家应尽能使赔偿能力与犯罪某种关系合理承担部或者全部赔偿于具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犯罪所造损害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取自家司机关犯罪判处罚金变卖罚没物品所钱款亦按定比例提取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罚款、没收非钱款变卖没收非物品所钱款随着我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治建设断推进我建立刑事害家补偿制度机已基本熟 (四)完善害赔偿制度 刑事诉讼解决害赔偿问题效使害害获恢复平复害理消除缓解害告间冲突提高害及其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积极性增强公民律意识进于实现诉讼目维护社安全 借鉴外立与司经验完善害赔偿制度主要：(一)犯罪赔偿损失轻处罚作项基本规定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关系要考虑赔偿损失数额且要考虑犯罪赔偿损失态度所做努力(二)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三)进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某些没收犯罪工具用优先赔偿害损失仅仅拘泥于犯罪没收财产限度保证犯罪经济赔偿能力(四)加犯罪逃避赔偿责任惩罚力度 (5)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害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害权保障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利于保证刑诉公能切实保障害合权益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趋完善害作犯罪行受害者由于受犯罪行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已遭受巨痛苦尊重害格避免害身格造进步损害仅保证刑事司顺利进行确处理案件前提缓解害痛苦防止其产社敌理必要条件害部尤其容易诉讼程序本身再受伤害比性犯罪性害、未害等本二000《刑事诉讼》修改规定：证(包括)害能看显著安或紧张允许陪同陪伴作证;证与告间设置屏风等物使相互看;让证待庭外其房间通连接设置该房间庭录像装置进行作证我刑事司要面给予改进律层面赋予刑事害足够尊重尊严比受害者应抱轻蔑指责态度涉及害隐私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报道;性犯罪害侦查、调查应由经专门训练员进行询问询问应进行适安抚并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借鉴本规定审判程序加强易受伤害害保护防止其再度受伤害促进害格尊严恢复使其重归社 结 语 改革放我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尤其一99陆刑诉明确害诉讼主体位并害诉讼权利作规定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着些明显足加强害权利保护势必行 何待害反映社文明程度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社发展必要求与进步标志笔者相信随着刑事立司断完善经济发展刑事害权利保护各项制度必趋完善 参考文献 [一]许永强著：《刑事治视野害》检察版社二00三版 [二]华民共高民检察院外事局编：《与欧盟刑事司制度比较研究》检察版社二005版 [三]徐静村主持：《刑事诉讼(第二修案)者拟制稿及立理由》律版社二005版 [5]宋英辉、孙永、刘新魁等著：《外刑事诉讼》律版社二00陆版 [陆]陈光主编：《华民共刑事诉讼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制版社二00陆版 [漆]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冲突与协调》载《研究》二00一第陆期 [吧]王文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缺陷与完善》载《河北》二00四第5一期 [9]蔡芹:《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江西社科》二00二第5期 [一0]周建华:《论我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华东政员报》二00四第四期 [一一]刘振:《论我刑事害权利缺失救济》载《山东审判》二005第三期 [一二]孙春、陈淑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性与合性》载《福建行政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院报》二00陆第一

Ⅲ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时间，日本著名刑事诉讼法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为其专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举行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向我们介绍了最近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走向。其间，一个中国学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学术名词———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精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确细密。词典为其搭配的词组是：精密仪器、精密的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词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工程机械类中，对精密一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小到手表，大到导弹。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精密制导”、对敌目标的“精密打击”的导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现今精密又和司法结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是一个用来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专有名词。它意指一种严密而精确的司法程序。这种程序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决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检察官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获得有罪判决的比例可以达到99%。而这仅为精密司法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此之高的有罪判决率还是要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严格审查、控制为前提。以此对被告人的权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在我看来，精密司法这一概念下所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还是整个司法结构设计的精密化、司法程序运行过程的精密化。以此来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且不说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准确和确定，从法条数量的增加上，应当说是一个进步。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法条作为支撑，司法结构设计及司法运行程序的精密是无从谈起的。但实际上区区225个条文还并不能满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共506个条文；我国所师从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刑诉法有477条，法国更是有803条。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与那些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显得有些“单薄”了。难以想像，立法技术明显高于我国的法治发达国家仍需要四五百个条文来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仅需225个条文就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若如此的简单、粗略，也就难怪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总是存在大量的问题，在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方面难以发挥其应有功效了。
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得我国的立法者、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存在及需要解决已不存在疑问。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规定不够“精密”的问题，以至于一时间司法解释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就本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相关的司法解释达到一千五百多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反而湮没其中，司法解释成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隐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释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药虽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甚至以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之上。现行法律被虚置，司法解释拥有最高话语权。这无疑将使人们对司法解释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其次，司法解释由不同的主体分别作出，必将导致令出多门，出现适用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时如何解决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由于司法解释作出时，各部门之间不可能进行最全面的沟通，仍然无法解决司法程序出现漏洞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要使我国的司法程序更为精密化、科学化，重新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规划也正印证了这一想法。应该如何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又成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此次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除了在诉讼模式、证据立法、对法学研究成果及国际条约的吸收、司法解释的整理方面有所作为之外，法律条文在数目上的突破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与其法条的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法条当然不是韩信点兵，但由于文字的多义性，使得法条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数量。在我看来，将来的《刑事诉讼法》应当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条文，才有可能准确地表达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盖所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以确保不会出现法律一颁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保驾护航”才能得以运行的尴尬局面；也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更有操作性、实用性的法律规范；确保司法运行自身的统一性；确保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那些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价值能有一个坚实的成文法律的支撑。如此，才能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朝着精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使得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构建更加科学、合理。

Ⅳ 彭勃的学术专著

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35，00，00words;
刑事辩护比较研究
美国联邦法院与被告辩护团的较量
德国刑事证据法

Ⅳ 日本司法制度的变迁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其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纪后半叶即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以欧洲大陆法系为基础，并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主要是引入了美国的法律制度），又继承了自身传统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国唐代律令为蓝本的“大宝律令”制度）而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
（一）二战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日本是由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掌握着国家政权。由于日本当时采取锁国政策，与外国的邦交及通商都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受欧美各国开放的压力，才打破了锁国政策，并从“明治维新”建立新政权后，才开始了近代国家的建设，并借鉴法国和德国的法律制度，开始建设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国对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仿照法国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时，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国的影响，1890年的《法院组织法》就是以德国《法院组织法》为蓝本的，并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构成法》，也是借鉴德国宪法制定的。此外，日本还借鉴英国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审法，从1928年开始，实行了15年陪审制度，后来由于案件逐年减少，加之二战爆发，为了节约由于陪审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于是1943年取消了陪审制度。
（ 二）日本二战以后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的规定，日本废除了《明治宪法》。美军作为联合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在美国的参与和扶助下制定了实行国民主权原则的日本宪法。以此为契机，日本进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谓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赋予法院（日称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权，禁止设置二战前行政法院那种特别法院；增设了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的审判机构体系；在审判程序方面，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中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原则；将司法“三曹”（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又称“法曹”）合而为一，实行同一的严格的司法考试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关于“国民权利义务”一章中，规定了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权利，如沉默权、令状主义、质问权等，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骨架。这些规定是以《美国联邦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并成为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各种原则的基础。因此，二战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有美国司法制度的色彩。

Ⅵ 证人转为第三人的法律依据

证人是不能转为第三人出庭的两个名词有很大的区别的
第三人的话需要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才能够被当事人或法院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而证人不需要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只要能够起到某种证明作用即可。
第二被告的话当然就是要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冲突了，但是证人不需要啊，仅仅是证明而已。

扩展：
证人
摘要
Witness,指除当事人以外以自己的见闻和感知的具体事实向司法机关陈述的诉讼参与人。证人是由案件事实本身决定的，不能随意指定、更换和替代。证人只能是自然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团体不能成为证人。证人的范围各国规定不尽一致。英美法系 国家，把当事人、鉴定人 作为证人。大陆法系国家则限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有些国家还赋予具有某些条件的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不当证人，一般是指有近亲属关系或者涉及职业、公务上的秘密而拒绝作证。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人可因自己或其亲属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有罪判决而拒绝作证。医师、律师、公证人、宗教职业者等因业务上受委托而掌握的事实与他人秘密时可以拒绝作证。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证人一般应当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询问、质证。证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查阅证言笔录，发现笔录记载有遗漏或差错的，有权要求改正或补充；对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费用有权要求补偿；要求司法机关保障本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于任何人身侮辱行为和侵犯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证人的义务主要有：证人接到司法机关通知后，应按时到场作证；证人应如实提供证言，如作伪证或隐匿证据，要承担法律责任；对司法机关的询问和本人陈述的内容保守秘密；遵守法庭纪律等。

Ⅶ 我现在要查以下近代的日本法律条文，请问有哪位学友知道哪里有吗

强烈推荐抄<<中外法学>>文萃(上、下)纪念北京大学法学院百年院庆 页数: 1783 定价: 198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4-1
上面有部分是关于日本宪法的你找个电子书下来看看.
你要的这些文献找到必定非常困难祝你要运.
新年快乐

Ⅷ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

您好。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国家的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基本证据规则相接近，但两者的规定却有一定的差别。从继承关系上看，证据补强规则并不能推导出孤证不能定案。

1、从传承上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对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补强证据，直接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而对于法庭外的自白则需要进行补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要求无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补强证据。[3]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而大陆法系中并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罪的规则，也没人认为能从证据补强规则中推导出该规则。

2、从证据补强的原因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证据补强规则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是规定证据补强规则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虑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审讯人员的强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较低，所以需要其他证据给予补强，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则不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进行特殊的补强。

3、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补强作不同要求的原因来看，两者的规定之所以有差别，与其庭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中, 审判制度程序复杂,定罪相对来说较为困难,庭审效率不高，但其庭审的对抗性强，被告人的防御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因此在法庭上仅有供述也能定罪,没有必要再另行通过特别规则予以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庭审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检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官只要认定被告人自白是自愿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采纳辩诉交易协议并作出判决，快速地解决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4]而大陆法系的庭审程序相对来说更注重于探明事实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动调查的倾向，其中立性没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个诉讼程序相对简约而有效率，控诉有力，但被告人防御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对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进行特殊的制约，以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别是庭审制度改革，呈从职权式转为抗辩式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针对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特殊称谓，而在其他法条中，都是同时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但实践中，该条文并不仅仅在审判阶段使用，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运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审判起着指导侦查和审查起诉方向的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必然要考虑法院能否作有罪判决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在条文上对庭审方式做出了改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庭审对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陆法系比也远不如，因此适用大陆法系的证据补强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导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对困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因素，但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诚然，我国证据制度对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追求却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等条文的规定，足以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但是“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总体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为解决缺乏标准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标准。不管是持“客观真实说”还是持“法律真实说”观点，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可以作为我国证据标准是“排他性”标准，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排他性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理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具有排他性) 。[10]笔者赞同此观点，“排他性”证明标准强调绝对意义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结论。

不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理论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均体现了我国在对待证明标准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更侧重于作为标准基本要求——实用性。

在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有“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等几种主张[11],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除“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国家证明标准还有“建立内心确信”。这是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著名的证据法原则“自由心证”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内心确信, 就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正面表述。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与“建立内心确信”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内心确信, 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 反之亦然，一是证实主义，一是证伪主义。因此可以说, 二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表述。由于英美法原则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证据标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标准具有普遍性趋势。但不管是建立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认为证据证明只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至于这种盖然性有多高，如果对这一标准进行量化，通说是在90%左右。正如英国《大不列颠网络全书》所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盖然性，而不会有哲学上的绝对真理的意义。”[12]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排他性”标准的要求要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内心确信标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怀疑与相对真实论紧密关联，以此表述证明标准，虽然比“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等提法更为准确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语义与语感上，显出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一种下降。[1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与西方国家一样, 我们也认为诉讼中认识的案件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别的，但我们主张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现有的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90 % 的可能性。[14]换句话说，我国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终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则不要求裁判者达到完全的确信,即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吹毛求疵。

笔者认为，从希望能减少冤案、错案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证明标准虽然有现实必要性，但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是很值得商榷的。毕竟个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全知全觉，这是客观现实，并不是你希望能达到就能达到的。当然，这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该标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无罪处理，而另一方面，因为证明标准的提高，而减少的冤案、错案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次，我们与其他制度的出发点正好相反，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选择了侧重保护人权，而西方国家侧重了打击犯罪。

根源于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标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些证明方法、手段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相对严格性，所以这也是实践中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对证据认定事实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根源所在。

一个国家选择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是一个利益衡量、价值选择的过程，是以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可能被侵犯为代价，换取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最终保护了大多数人不受犯罪的侵害；还是宁愿放纵很多犯罪，使人们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来保护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国的证据制度的选择同样也是如此。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根植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够有序地实施，除了依赖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支撑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诉讼制度，得以保证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不开口”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顺利地进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之间，用的是更加严厉的证据实体（即真实性）适用规则和标准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使用加强证据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护人权的方式，比如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直接言词原则等等，而对证据实体认定则在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放宽，从而有利于定罪。这是两种不同的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设计，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在引进沉默权制度等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制度的同时，继续采用严格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这样的话，天平将完全倾向了保护人权一边，平衡会将被打破，导致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我们只能二者相权选其一。

沉默权制度体现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将人当作手段的现代民权主义刑法思想，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不可保留的七项最基本人权之一。我国于1998年参加了该公约，批准该公约并付诸执行是履行国家承诺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体现我国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引进沉默权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相对来说，沉默权制度的合理性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也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国的证据实务中严格把握证据事实认定关，却具有很明显的不合理性；相对更为严厉的证明标准，则有违特定人在某个时期对个别事物认识是有限的这一客观事实，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操作性差。所以，选择沉默权制度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我国如选择引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沉默权制度，就要求我们不能坚持原有较为严厉的认定事实的证据制度，应该对证据制度进行一定改造。

1、降低证明标准，把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学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还是实务中严格的把握事实认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哲学意义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想主义的证据标准。将证明标准从百分之百的确信降低到90%的高度盖然性，有利于维持因引进沉默权而被打破了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间的重新平衡。

2、改变审查证据主要方式，从审查与庭前书面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转变到由亲历而感受真实性上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告人口供证据价值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沉默权的态度。如果一项诉讼制度不能摆脱对口供证据的迷恋和依附，那么这个诉讼制度对于沉默权制度必然产生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接受、确立沉默权制度后，完全可以通过证据制度的设置来降低口供证据的价值及对口供证据的不恰当期待，以改变依赖口供办案的习惯做法。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方面应当完善证人（包括警察、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1）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因特殊原因（非主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列举的方式严格加以限制，并明确规定证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应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3）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法院）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4、健全证据补强规则。明确补强的对象、补强范围、补强内容等。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以此为参考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据补强制度，对刑事证据补强规则可作如下规定：（1）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没收、追征事由等无须补强;（2）对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3）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的认定不需要补强证据;（4）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素,如故意、过失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5）对于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 及时收集证据能使律师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并有效发挥辩护职能。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的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之下,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是诉讼当事人,鉴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实际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并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被作为宪法性权利规定于《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下,双方分别进行侦查,都可以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由于双方侦查能力对比悬殊,辩护方的调查往往只是控诉方调查的补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调查、②预审程序中的证据开示、③申请法院调取(保全)的证据、④特定侦查行为(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在英国,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方式主要有:证据开示制度、律师的调查取证权、⑤卷宗材料的阅卷权[ 1 ]。

在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侦查职能由控诉方行使,辩护方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并不完全平等。辩护方如认为存在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能请求侦控机关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深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在大多数国家逐渐被修正,这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时的在场权”(第157—159、170条)、“申请证据保全的请求权”(第179条) ;在法国预审程序中,律师可以在场听取预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辩护方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请并参与司法鉴定、请求预审法官询问证人以及进行新的调查,预审法官拒绝的,辩护方可请求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复议[ 3 ]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3条a规定了被指控者请求收集与其有利的证据的权利;辩护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辩护人可以勘验犯罪现场、询问证人、制作私人鉴定报告、请求被追诉者的亲友行使证言拒绝权等[ 5 ] ;意大利法律规定在初期侦查期间,被调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调取证言、进行鉴定或者司法实验、组织辨认[ 6 ] , 2000年12月7 日颁布的法律还确立了辩护方侦查的规则[ 7 ]。

Ⅸ 请律师高人指点再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内权：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容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