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公诉的影响

⑴ 论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一、侦查观念的调整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的崭新规定。

收容审查本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公安机关广泛用来对付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事实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已经很习惯于采用收容审查手段来办理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以审代侦、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由于是在缺乏证据后盾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所以侦查人员较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口供，而只能借助于刑讯通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来逼取、骗取口供。长此以往，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取证能力便萎缩了，侦查素质也下了台阶。侦查人员长期遵循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其侦查水平、侦查能力的日益萎缩与刑事犯罪的日益智能化、集团化的反差愈益明显。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机关已明确宣布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对此，公安机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然觉得难以适应。

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优劣，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法庭的审判是否公正。我国原庭审方式由于实行卷宗移送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存在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的弊端，法庭审判成了“走过场”，在法庭上公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庭开庭审理，如认为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则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的辩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庭审方式显然难以体现公正。为了充分保证诉讼公正，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即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并开展辩论、质证，法官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从容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和对案情的认定，最后依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决。这就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则人民法院有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改革，无疑对控诉方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侦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人侦查程序，这标志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又向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律师介入公安侦查程序，无疑将对公安侦查活动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律师的介入，必将遏制“警察暴力”，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律师介人侦查程序后，其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代为控告。由此可见，律师的介入，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应当在律师介入之前就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掌握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掌握进一步侦查的主动权。

⑵ 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意义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回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答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⑶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暂且不说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权部分的内容是否能够得到实施，至少这次修改透露出了一个讯息：我国立法正在朝加强人权建设的道路上迈进

⑷ 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规范公安机关的诉讼活动,改进和加强公安刑侦工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同时也是一终严峻的考验。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安机关看似挑战，更是一个促进执法规范化的重大契机，必将倒逼公安机关造就一支更加文明、规范的执法队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刑诉法修正案共111条，除二十几条涉及人民法院审判制度等规定与公安执法属于间接联系外，其余条款几乎都和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直接相关。从总体上看，修正案不会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力度，反而会促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更加规范。
特殊侦查措施的入法，强化了惩罚犯罪的侦查力度。增加了证据种类，使得侦查机关查明犯罪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这些规定都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更加有力、规范。
新刑诉法确实给公安机关办案带来一定压力，但不会带来办案模式的根本变化。此次修法，对公安机关而言是授权与规范并重。几乎每一个条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即使看起来是限制权力的规定，也是为了规范，是要求更是保护。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同步录音录像对办案民警既是要求，更是一种“保护”。被告人在法庭上以遭到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抗辩已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无法提供没有对其刑讯的有力证据。而有了同步录音录像，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但如何规范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到询问前这一“时间空当”内的侦查行为，仍然有待解决。另外，公安机关硬件能否满足这一制度要求？录音录像如何在法庭上使用等问题也有待明确。由于同步录音录像时间长，信息存储量大，笔者主张“没有必要全部在法庭上播放”。如果被告人提出遭到刑讯逼供，需要同时指明大概时间和地点，法庭只需播放这一时间段录像即可。
由于新刑诉法更加强调证据合法性审查，要求办案人员更加强化证据意识。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各方面的证据，更要注重合法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不得自证其罪”这一宣示性规定得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已经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有体现，但实践中至今尚无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一重大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修改，尤其是律师作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这对公安执法工作也带来了直接影响。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的修改，使得律师的作用愈发重要，新刑诉法中关于律师与办案人员直接接触的规定比比皆是。律师与案件承办人会见已经无法阻挡。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否应该设定专门部门来接待律师，以满足刑诉法的要求？公安机关更要强化支持律师依法执业的意识。

⑸ 公诉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的修改

刑诉法的修改对于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和保障人权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检察权的运行做出了相应的规范和调整。在这里，我结合刑诉法的修改和公诉工作实践，粗浅谈谈我们，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刑诉法修改后公诉部门必须直面的新规定 （一）明确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继续强调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护。本次修改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一是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二是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而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三是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具体标准，首次将“合理怀疑”作为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标准，它要求我们综合全案证据，根据逻辑和经验规则，将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 （二）明确了全新的证据制度。刑诉法修正案一是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二是把辨认笔录归入勘验、检查、侦查实验笔录，增加了侦查实验笔录；三是增加了电子证据。这就要求公诉人在审查鉴定意见时首先应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进行审查，同时对鉴定过程和鉴定依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也要进行审查。电子证据证据地位的确立，虽然为公诉人使用电子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如果公诉人不具有一定的网络和计算机专业知识，就很难对公安机关的前期取证和后期补证进行有效的引导，并在对已经取得的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和使用时，也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明确了证人出庭制度。刑诉法修正案新增了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增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条件：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的；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的；二是新增规定了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三是新增了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四是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五是新增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对于公诉人而言，证人出庭作证无疑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此外，在询问鉴定人和专家证人时，公诉人也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另外对鉴定人出庭如何发问，鉴定人出庭作证在庭审当中如何作证，专家证人是接受控辩审三方来交叉进行询问，还是有权力与鉴定人进行对质，或者控辩双方的专家证人相互发问的对质，使公诉工作面临的压力加大。就要求建立和完善询问专家证人的基本程序和规则，公诉人也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储备和必要的技能培训。 （四）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和量刑论辩程序。在庭审方式上，随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和量刑辩论的引入，修正后的刑诉法使非法证据排除首先成为控辩双方的焦点，而证人出庭、鉴定证人出庭后所当庭提供的证据成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基础，其出庭作证可能引起的证据变化和对案件定性以及量刑产生的影响都将使公诉人出庭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增加的量刑辩论有助于规范法官量刑活动，然而量刑建议的准确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公诉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公诉人要当庭根据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变化，及时准确把握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以及对于适用缓刑标准的准确认定和正确把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明确了公诉人参与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刑诉法修正案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程序的合并，并规定了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应当出庭，这在有利于弥补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缺失等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挑战。就基层院而言，目前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案件占到绝大多数，每件案件要求出庭必然增加了公诉人的工作强度，使公诉人出庭的次数呈倍数增长，也由此加大了公诉人的工作压力。 二、刑诉法修改后公诉部门应该采取的新措施 （一）强化公诉人的法律政策素养。要努力强化公诉人的程序意识，认真审查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超期羁押、违法扣押、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程序违法问题；不断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全面审查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证据，注意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合理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注重对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证据的审查，正确和熟练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法定从轻、减轻和从重情节；要提高运用法律政策的水平，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强化内外部工作机制。不但在公诉部门内部建立“证据裁判”意识，同时也要通过有效方式帮助侦查人员建立此种意识，围绕公诉工作的核心，从源头上改善和提高案件的证据质量。同时加强同法院和公安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协作，统一常见多发性犯罪的证据证明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延伸到侦查环节，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引导公安机关逐步提高证据收集、运用的水平，以提高公诉案件质量。 （三）强化改革创新步伐提高办案效率。在简易程序案件成为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出庭的主要方式后，要积极创新案件办理模式，一是对于拟起诉的简易程序探索建立“简案专办”、“专人出庭”与“集中出庭”相结合的集中审查、相对集中起诉、相对集中出庭方式办理。并在协商基础上，要求法院对同类案件同批开庭审判，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二是加强对量刑情节的审查和认定。由于简易程序案件要求被告人对于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因此，对于量刑情节告知书中涉及被告人到案情况、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事实、以及初犯偶犯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力求阐述详尽，证据有效有力，为迅捷出庭打好基础。从而实现出庭效果上的短、平、快。 （四）强化公诉人以庭审为中心的抗辩能力。新的庭审模式的确立，使出庭强度增加、出庭难度加大，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具有了更加强烈的对抗性。此外在庭审中辩护人是否会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会提出哪些问题等，公诉人却难于掌握，再加上多类证人的出庭作证，就会使意外情况明显增多。公诉人只有不断提高政治、法律业务素质，增强质证过程中的讯问、询问时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辩的口才，善于把握案件的焦点做好预测性和预防性工作，才能对庭审中的意外情况做到稳定沉着，机智应变。

⑹ 浅析公诉部门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相关问题

刑诉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几乎占了现有条文总数的一半。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共111条，主要对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诉工作，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积极做好公诉部门的应对工作，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执法理念方面刑诉法的修改最大的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强调在打击犯罪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人权的保障，这就促使公诉部门干警要切实更新执法理念，而只有通过加强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才能落实执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诉部门要尤为重视新刑诉法的学习，不断开展并积极参加各种新刑诉法的学习活动，积极组织公诉人原原本本地学习研读，深刻领会修改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全面掌握修改内容，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学懂弄通、熟练掌握。特别是要教育引导公诉人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关系，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真正做到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二、机制建设方面（一）加强检察机关自身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议制度机制。公诉人在办案当中要强化量刑的意识。公诉人是一个量刑建议制度的执行者，必须要树立强化量刑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在具体诉讼行为当中是要有所表现的。比如说在审查案件时要加强对细节的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身份、作案动机方面。在审查时要加强这些细节的讯问，在审查报告讨论笔录当中，要反映出对如何提出量刑建议以及提出量刑建议幅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检察机关屡次提出司法建议，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这实际上会造成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公诉人应当与法官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在进行充分的探讨后，在情理法的基础上，达成较一致的观点，在此观点基础上，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办案人员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因此在办案中，公诉人应当牢固树立严格审查意识，对于不符合规范的，有可能违法的证据予以重点审查。借鉴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经验，公检法移送故意杀人等五类案件时，必须随案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仅可以固定言词证据，而且还可以作为视听资料，独立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但是，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适用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刘辉提醒，证人出庭率过低，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滞后，还有着丰富的国情因素。目前公诉部门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多数采取积极劝说、说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进。当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的口供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实践中，当证人的口供与之前的证言相悖时，以证人当庭的口供为准，这对于公诉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必须要加强庭前与证人的沟通，庭中问话技巧的运用及庭后对证人的保护，确保证人及其亲属不受威胁。（三）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重视捕前审查，而且在捕前审查中，更加重视审查的是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公诉部门通常认为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使逮捕工作显得比较随意，有损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因此捕后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四）正确认识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意义。新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变化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申请调取证据权的保障制度，我们作为公诉工作者，在法庭上处于与辩护人职责相对立的立场上，落实这一规定，首先要消除两个误区：一是对立抵触情绪，即片面地认为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会给公诉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碍，工作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二是消极等待思想，即不是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辩护制度新发展，而是漠视等待。其次，要积极面对，认真贯彻执行，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积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待辩护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脱，不刁难，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五）力求“三效结合”，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为了在检察公诉环节求得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结合和充分体现，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工作机制应当至始至终作为公诉改革工作的重点长抓不懈。结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实施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案件进展情况告知制度和“亲情会见”制度。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结合案件性质、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适当情况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二是专门办理制度，结合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分类督办”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并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诉人承办。三是社会调查制度。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调查，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针对性，增强执法效果。四是坚持宽严相济，当宽则宽，以教育挽救为主。此外，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牢牢把握以下三个适用原则：一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新刑诉法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先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检察机关不能强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这种特别制度，而应当由其自愿处分。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公诉人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采用书面形式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选择;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向公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诉部门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启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二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按照新刑诉法规定，对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这个限定条件比较宽泛。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首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如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危害程度、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以及诉讼成本等，综合权衡利弊，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明确不能或不宜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为对象，对惯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曾经适用过附条件不起诉的，也不宜重复适用，以确保该制度不被滥用。三是必须坚持监督制约原则。为增强透明度，保证适用的公开、公正，必须加强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制约。三、能力建设方面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会热点案件、涉众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现实中，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显，使得大部分公诉办案人员疲于应付办案，放松了业务学习。此外，部分公诉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及个人的原因，也忽视了对新知识、新政策的学习。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证据要求的提高，执法理念的转变，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实现公诉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诉部门在应对更重的任务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要改变公诉人整体素质与新形势下的执法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进一步提高公诉人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特别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加强公诉能力建设。（一）建立公诉人教育培训工作体系和机制，提高公诉人的专业理论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识，广博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公诉人出色开展公诉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有利于公诉人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以及正确酌定犯罪情节、手段、结果诸要素的轻重、性质、因果关系等有关问题。为此，要大力提倡公诉理论研究，通过多种途径为公诉人提供学习机会。如可以通过开设公诉论坛的方式，邀请司法界、法学界的权威人士召开讲座，使公诉人能从优秀法学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拓宽视野，启发思维。（二）深化岗位练兵，提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培养专家型公诉人。公诉工作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承办案件时的阅卷、制作各种笔录、报告以及起诉书、公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乃至法庭辩论活动，不仅要求公诉人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能力、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还要求公诉人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雄辩、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三）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诉部门办理的各类案件是社会矛盾进入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新时期的公诉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法办理案件，还要向修复社会关系延伸职能、深化内涵，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公诉工作始终。要提高公诉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转变思想，破除旧的执法理念，不能简单地把公诉权定位在追诉犯罪这一个方面，要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三个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恢复性司法和源头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诉人充分认识公诉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其次，克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要将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作为执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公诉人对执法办案风险的评估能力，提高公诉人开展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诉人与各部门、各当事人的协调能力。（四）通过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增强诉讼监督的实效。公诉部门除了打击犯罪之外，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任务。但现实中，部分公诉人还存在着不重视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导致诉讼监督权的弱化。此外，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不科学、不完善也是制约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一个方面。为此，公诉部门要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突出监督重点，消除监督盲点，增强监督效果。在侦查监督方面，针对案件质量逐年下降的情况，通过建立案件质量定期通报制度，建立追诉案件情况通报制度，完善引导侦查工作机制等方式，及时、全面、有效地对侦查活动开展监督；通过推进捕诉衔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堵塞监督漏洞。（五）拓展公诉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空间，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诉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均不相同，当事人的司法诉求不同，案件当中所涉及的社会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员保障方面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责任加重、出庭公诉难度加大等问题使得公诉部门人员数量与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诉部门的人员配备，并且从财力、物力方面加以辅助。新刑诉法实施后，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公诉人需要参加庭前会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需要出庭公诉等等，这无疑又加大了公诉人的工作难度和强度。因此，对待适用简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诉人在保证司法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简化庭审方式来节约司法资源。公诉人办案过程中，对于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适当简化审查报告、量刑建议和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从长远考虑，建议可以从社会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员帮助公诉人从冗杂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办好案，提高公诉工作整体效率。

⑺ 新《刑事诉讼法》对公安工作有哪些影响

主要是对公安部门获取证据作了很大的规范，杜绝刑迅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等。

⑻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内罪案件的处理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⑼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有何差异

1、适用条件变化：
修正前的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修正前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一）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
（二）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三）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
（四）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五）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2、审判组织变化：
修正前的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3、对公诉人出庭要求的变化：
修正前的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4、审限的变化：
修正前的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