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劳动法

1. 劳动法为什么不重视

因为中国的劳动法是给公务员、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制定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自由劳动者、个体、私营企业根本就没人搭理。

2. 关于劳动法

明显不合法，总公司可以调你们到B公司去如果合同上有注明有这个权力是合法的，但到B公司重签合同意味着A公司的合同已经终止，当然要给经济补偿。如果牵涉的人员众多，你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投诉，甚至告诉他们如果不处理你们会采取措施，劳动部门不重视个体但绝不敢轻视群体，会很快过来处理，当然，也会有意外个案，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家公司就是跟你们一样的情况，劳动部门不来处理，结果一大群人去拦公路，劳动部门跑得飞快过来，而且五天就处理好了。

3. 劳动法的发展趋势

、劳动法调整方式上的转变——从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法律调整劳动关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贯彻，行政指令一度代替法律调整成为主要方式，国家政策对劳动法颇有影响，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后期，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政策对劳动法的影响更为强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劳动法调整范式的转变创造了契机。市场经济崇尚法治，要求市场行为在法治框架下推行，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为此，法律调整手段在劳动法领域的地位得以确立，以《劳动法》为核心的劳动法体系，改变了以往劳动关系的行政调整模式和按照用人单位所有制性质管理劳动关系的模式，形成了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模式。然而，这一转变并非彻底，劳动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仅以法规、规章为主要形式，效力层级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劳动法律寥寥可数。劳动规章也是劳动法的法源之一，但严格意义上，司法实践中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只能作参考，其法律效力不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法治化进程。自我国确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来，劳动立法的这一局面有所改观，尤其是在社会立法受到重视之际，《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大法的出台，使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重要领域的法律规范效力层级提高，劳动法律体系得以完善，推动了劳动法领域以法律调整为范式的转变。《社会保险法》（草案）的审议，以及学界对集体合同制度的研究和立法探讨，必将使这一趋势延展到劳动法的各领域，实现劳动法律体系的全面发展。劳动法在调整方式上的转变，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行为提供了准则，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有了法律的保障和救济的途径。

劳动立法贯彻法律调整手段的理念，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作出回应，这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劳动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中，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和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即是很好的例证。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书面劳动合同要件的劳动关系。它具备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实质特征，只是缺乏法定的形式要件。事实劳动关系的出现，与《劳动法》将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作为法定义务的规定密切联系。《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两个“应当”似乎表明劳动法用强制性的规范将订立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建立的唯一合法标志，这导致实践中产生的大量事实劳动关系一度被认为是非法劳动关系而排除在劳动法规范之外。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想借此规避其所应尽的劳动法义务，使这部分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填补这一漏洞，劳动部、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作出解释，将事实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也对如何认定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效果并不甚好。《劳动合同法》厘清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关系建立和实际用工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建立的唯一表现形式，仅是作为书面证据，劳动关系建立以实际用工为判断标准，并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规定了支付双倍工资、劳动关系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法律责任，强化了法律后果。上述规定使因不签劳动合同而导致事实劳动关系的现象有所改观：在2005年《劳动法》实施的检查中，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全社会劳动合同意识普遍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上升，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3％，新签劳动合同的平均期限有所延长，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得到加强。[11]

非典型劳动关系是适应了市场需求的灵活性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而出现的劳动关系，学界对其尚未形成准确的界定[12]，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样，如劳务派遣、兼职、非全日制用工、承包经营、临时用工等。非典型劳动关系同样具备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只是与典型劳动关系相比，从属性的程度有所弱化。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最大特色，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从属性。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强调从属性的一致性和重合性，劳动者在特定的工作场所、劳动方式、组织规则方面接受用人单位的控制，而在非典型劳动关系下，这三种从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尤其是组织从属性弱化，如劳务派遣关系中存在被派遣劳动者、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三方主体，派遣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劳动者却在工作中受用工单位的管理和监督，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在组织上的控制弱化。劳动派遣突破传统劳动关系中雇主与雇员的一一对应关系，形成了三角互动关系，其最大的特点是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这类劳动关系并非为劳动法所鼓励，但在原有的劳动法下找不到相应的制度规范，成为用人单位借以规避劳动法义务的工具。实践中长期派遣、自我派遣、再派遣现象普遍，劳动者获得的报酬相对低，劳动条件不高，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互相推诿责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为此《劳动合同法》以专节规定了劳务派遣，包括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义务，同工同酬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对劳务派遣工作岗位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规定模糊，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该法确为劳务派遣的规制提供了立法指引，将劳务派遣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畴。非全日制用工也是非典型劳动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非全日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松散，劳动者的权益易受侵害。2007年随着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大量使用非全日制工时，在规避劳动法管辖、不执行当地小时工资标准、超时使用员工、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等方面涉嫌非法用工事件的曝光，非全日制用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基础上，设专节从最高周工作时间、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形式和解除、试用期条款、劳动报酬等方面规范非全日制用工行为，为保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立法依据。

2、劳动法价值观念上的转变——确立和深化了倾斜保护劳动者和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原则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13]价值之功能在于为思想和行为提供理论框架，为现行制度提供解释和说明，确定法的价值取向，它有助于对立法设计提供方向指引。劳动法所具有的社会法属性决定了其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为价值标准，这在学界已形成了共同的范式。

劳动法以劳动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在劳动关系中，劳动力拥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分离，劳动者必须通过提供劳动才能实现生存权，而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其具有优势地位，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用人单位的经济优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关系所特有的人身属性又使劳动者在人格和经济上都从属于用人单位，“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长期存在。因此，劳动法在尊重劳动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必须有公法的介入，实行国家干预，通过立法矫正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达到实质平等，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劳动法具有社会法属性，属于第三法域，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使然。劳动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属性。在我国，劳动权的涵盖面很广，是多项具体权利的集合，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保护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等内容。

“倾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是劳动法保护劳动权的价值取向在劳动立法中的集中反映。《劳动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明确了倾斜保护原则。劳动保护、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单行立法在规则设置上也体现了倾斜保护原则。《劳动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立法宗旨的表述有所反复，引起“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即立法宗旨应表述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还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实行平等保护。劳动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并非在实质上处于同等地位，法律从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出发，必须给予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如果对双方平等保护，完全可以由民法来规范，劳动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当然，保护劳动权并不等于不保护用人单位的权益，而是在保护双方权益的基础上倾斜保护劳动权。正是基于对劳动法整体体系的考量、劳动关系双方不平等的实质以及我国劳动关系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劳动合同法》将保护劳动权的立法价值贯彻始终，规定“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表明立法在强调对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保护的同时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新形势下，劳动法保护劳动权的立法价值理念得以深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加快社会领域立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社会法提出了重大的立法指向变化。人权、民生与劳动者的生存权密切相关，生存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对人权的保障即是对生存权的关注，而民生问题的解决也意味着对劳动权保护的强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 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这一理念也被贯彻到劳动法的具体制度中。以劳动权保护的状况来考察，一方面，劳动权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劳动法》将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限定为与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 动者，其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已受到学界的质疑。随着用工主体的多元化，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一部分在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劳动者，被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特殊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一直受到劳动法关注，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类群体因其生理、心理等因素，是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权益更易受到侵害，需要法律给予特别保护。我国制定了相关规定来保护女职工、未成年工、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劳动权，2008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以及2007年出台的《残疾人就业条例》更是从多方面来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的实现。在特殊群体弱势地位凸显以及就业歧视现象严重的形势下，《就业促进法》将实践中极易遭受劳动就业歧视的少数民族、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农村劳动者等群体纳入调整范围，为其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并规定违法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提供了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劳动权保护的内容不断完善。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行使劳动权的基础权利，在平等的理念下，就业机会平等是应有之义，针对社会中的各种歧视现象以及原有立法的不足，学界对就业歧视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家也通过《就业促进法》，明确国家的责任和用人单位的义务，以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立法对劳动权的保护从最初建立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为基础，发展到对劳动者健康权的保护，其典型代表是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来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保障劳动者的人格权也成为劳动法范式在价值理念上深化发展的体现，最典型的是保障劳动者的隐私权以及对工作场所性骚扰侵权的规制。以工作场所性骚扰为例，其危害可以是多方面的，对受害人而言，损害其身心健康，还往往因被迫辞职造成经济上的损害，对雇主而言，不但会形成员工彼此间之猜忌敌对，而且也会造成士气低落及生产力降低，由于整个工作环境气氛恶劣，更易产生工作效率降低、缺席率变高及员工跳槽流动性增加之困境。

工作场所性骚扰在国外不仅作为一种就业歧视，而且是一种性别歧视，有专门立法予以规制，如美国历经多次修正的《民权法》已成为提起工作场所性骚扰诉讼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2年颁布了“两性工作平等法”，规制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我国目前没有规范工作场所性骚扰的直接规定，但实践中已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案例，如2001年西安市某国有企业女职员起诉要求其男上司因对自己进行了长达7年的性骚扰赔礼道歉案件，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该案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存在，被驳回起诉。针对女职员受性骚扰的困境，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并规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途径，其虽然并未将性骚扰局限于工作场所，但对规制工作场所性骚扰、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迈出了一步。地方法规在贯彻实施该法时作了补充和完善，如2007年四川省《〈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修正案）中，强调“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并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单位或雇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复杂，还有待深入研究。

3、劳动法定位上的转变——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劳动法遵循国家本位范式，是计划经济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高度集权，把全国作为单一的经济组织，实行“劳资大统一”的管理模式。在国家本位下，劳动关系国家化趋势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占主要比例，受国家领导和计划安排，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企业自身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国家和劳动者，国家实行统包统配，劳动者在择业上没有选择权，进入单位后便具有固定工身份，劳动关系固化；在工资报酬上由国家统一定级，劳动者干好干坏都一样，此即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与此相适应，劳动者对国家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国家主要以行政手段调整劳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根据用人单位所有制形式，对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制定了不同的劳动标准，行政化色彩浓厚；劳动法调整模式单一，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劳动合同制度没有形成，由国家制定标准实行管理是主要形式。

国家本位劳动法范式的确立，与我们如何看待个体利益与国家作用之间的衡平密切联系。劳动法具有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中私的因素被忽视，用人单位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也只是服从国家安排，个体利益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而是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由此，国家的作用被强化，管理职能突出，公法因素被无限放大，可以说，这一时期将劳动法定位为公法似乎更为准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用人单位的主体地位确立，有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和发展，权利意识的复苏也使劳动者的个体地位强化，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形成了多元利益格局。新形势下，再固守原有的劳动法范式，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基于对个体的关注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考量，劳动法范式向社会本位转变，而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劳动法》以社会本位为范式，建立了一套社会化的调整体制，但《劳动法》从1979年起草到1994年正式出台，历经15个春秋，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大时期，尽管市场取向明确，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而赋予各类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建立了统一适用的劳动规范，但某些调整劳动关系的制度还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在对劳动法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法实现了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蜕变。社会本位突出了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注：在劳动就业上，改革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方式，确立了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实行双向选择；在调节劳动关系方面，引入劳动合同制度，引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劳动关系，并通过集体合同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保障劳动者权益；在工资分配上，用人单位享有工资分配自主权，并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赋予劳动者民主参与工资分配权；进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等等。

劳动法要实现社会本位，关键是处理好国家和政府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职能。有学者围绕国家干预，提出了“社会劳动关系三方主体论”、“政府权利主体论”、“政府义务主体论”等理论，其核心是将国家作为劳动关系主体。由于劳动法兼具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国家在不同的劳动关系领域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劳动关系的平等属性要求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则要求国家进行干预，因此国家能否成为劳动关系主体不能一概而论，确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明确具体的劳动关系领域。在具有私法因素的领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尊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享有充分的自由协商空间，为双方提供制度保障。如在劳动就业方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享有双向选择权，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和公平就业机会；在劳动关系协调法方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主体，国家可以通过任意性规范引导双方协商，但不能强制决定合同的具体内容。在具有公法因素的领域，国家则需要通过强制性规范主导劳动关系的调整，保障劳动者权益，这集中体现在劳动标准法方面，国家制定最低劳动标准，为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设定最低限度，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约定不能突破这一限度，否则约定无效，适用国家标准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劳动监察方面，国家的职能是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劳动监察有效预防、纠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从执法上保障劳动权的实现。

4、劳动法调整模式上的转变——从单一模式到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种模式共存

基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劳动法确立了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大调整模式，在制度领域，则体现为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基准三大制度调整劳动关系，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劳动法具有私法属性，单个的劳动合同是劳动者意思自治的结果，需要个体自治予以调整，劳动合同制度旨在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劳动社会化的因素，个体自治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劳动立法不仅强调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意的平等性，还注重合同内容在客观上的妥当性，防止双方之间因地位的不平等导致自由协商的结果严重失衡，损害劳动者权益。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正是实现这一保护功能的机制。团体自治旨在通过团体力量为劳动者争取更有利的劳动条件，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的差异中寻求平衡；国家强制则以国家公权力干预劳动合同自由的任意性，设定最低劳动标准，界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防止用人单位随意损害劳动者权益。

受社会本位范式的影响，我国劳动法在调整模式上也经历了范式的转变。在国家本位下，由于对个体权利意识的忽视和对国家作用的强化，劳动关系完全纳入行政管理调整，以私法方式调整劳动关系被完全排除，国家制定劳动标准，实行国家强制是当时唯一的调整模式。随着权利意识的复苏和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劳动合同制度得以推行。从1986年国务院发出《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规定以来，过去的固定工制度被打破，建立起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法》总结劳动合同制度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等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劳动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个体权利受到关注，劳动法的私法属性得到重视，个体自治调整模式的地位由此确定下来并以国家强制和团体自治为保障。

4. 新劳动法有什么意义

《劳动法》于1994年7月5日颁布，1995年1月1日施行。这部《劳动法》，首次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确立了劳动法制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适应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协调劳动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各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1）保证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严格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2）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度，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均在95%以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协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用人机制和观念已经形成；（3）建立了劳动标准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工资支付的项目、水平、形式、对象、时间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工资支付行为，均有了明确规范，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在保障低工资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为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支持。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修改《劳动法》提出了新要求
但是，这部《劳动法》至今已经10年了。《劳动法》实施的10年，是就业格局、就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10年，也是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的10年。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反映的是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且不成熟的状况，对超前性的内容只能作原则性规定。比如，通过集体协商集体合同法律制度，在工资报酬、劳动标准、工时休假、辞职及解雇条件等方面，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达成协议，以维护劳动者的各项权利。但是，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尚未受到普遍重视，在法律上也未占重要地位。

10年来，国内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发生巨变，随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劳动关系也日益复杂化，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资冲突正在成为新的社会焦点问题与新的社会矛盾，现阶段乃至未来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修改完善《劳动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1）《劳动法》的修改，要适应目前就业格局、就业形式的新变化。目前，我国就业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灵活就业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占城镇从业人员40%，达1亿多人。而目前针对灵活就业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空白，《劳动法》要适应这种变化，作出调整。

（2）《劳动法》的修改，要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形势。这包括：如何遏制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如何改善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如何建立适应农民工，包括失地农民、乡镇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

（3）《劳动法》修改，要适应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方向。目前，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我国，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引发了劳动标准的国际冲突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劳动标准的国际化问题。因此，除了加强劳动执法外，还必须在劳动标准调整上既考虑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借鉴国际劳工做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标准。

（4）《劳动法》修改，要适应处理好旧体制的遗留问题，实现制度顺利过渡的要求。目前，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劳动关系尚未理顺，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十分复杂，改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亟待规范。
目前的《劳动法》存在六大欠缺

（1）许多方面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不便于实际操作。我国《劳动法》共有十三章107条，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法相比，内容不够充实。当时，为了这部法律能够尽快出台，采取了一些折衷的办法：能够写具体的，就具体地写，不能写具体的，就作原则性规定。例如，对“促进就业、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等只提出一些原则，而缺乏相应的具体实施规范，操作时往往无法可依。

（2）内容存在不少缺漏，不够完备。如，总则没有规定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规定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问题，必须坚持劳动部门、工会组织、企业方面代表三方协商机制的准则；也没有规定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劳动法》的关系，以致出现企业任意制定违法的劳动规章和奖惩办法的情况。有的则是应该作出详细规定的，却没有具体规定。

（3）未能及时修订劳动争议处理规定。我国没有劳动争议处理法，《劳动法》对处理劳动争议确立了“一调、一裁、二审”的法律制度，仅一章8条，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如何发挥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作用的问题，劳动争议仲裁的法律效力问题，劳动争议仲裁与法院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争议的申诉时效及讼期过长问题等，都应在修订《劳动法》时给予解决。

（4）与近年来国家的许多新规定出现矛盾。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1995年3月25日修订）已将《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改为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5）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惩处不够严厉。好些用人单位把《劳动法》看成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的规范。”比如在企业拖欠、克扣工资，漠视职工安全卫生等违法行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6）立法层次不高，影响了该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劳动法》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法，该法关系到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同时对社会安定和促进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一直是各国关注的法律，有的国家甚至将劳动法称为“第二宪法”。
但在我国，《劳动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通过的法律，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立法层次较低；也没有像《婚姻法》、《企业法》等许多法律一样，在人大审议通过之前在全国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当前，修改完善《劳动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1）《劳动法》颁布以来，相关法律相继制定或修订以及大量的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为修订《劳动法》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立法经验。10年来，我国批准的国际劳动工公约已有20多个，并颁布了《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国务院、劳动保障部又先后颁布了大量劳动保障法规、规章和近千个政策性文件，各地也制定了大量地方性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

（2）多年来的劳动争议仲裁和审判实践，为修改《劳动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

（3）经过多年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劳动就业、用工、工资分配、社会保险等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已基本形成，发展方向已经清晰。

5. 关于劳动法，对劳动着的合法权益有哪些

目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中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普遍，为此，各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提高认识，完善政策法规，为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提供充分的制度保证；严格劳动执法，建立健全规范的劳资关系；加强劳动关系督查，坚决纠正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3年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已达8936万人，占全国非农就业人数的23％。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中2／3以上人员在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个体私营企业雇员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个体私营企业中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容不规范，履约率低。全国私营企业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的不足50％。即使部分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也很不规范。有的缺少必备条款，如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及支付形式及时间、劳动安全卫生等。有的权利与义务明显不对等，部分还含有“生死合同”条款。二是压低、拖欠工资，延长工时，滥施扣罚。大多数私营企业均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参照来支付一般雇员工资，有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实行计件工资制，但计件定额使多数雇员无法在8小时内完成，只得加班加点。拖欠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普遍。三是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普遍较差。许多私营企业生产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卫生设施远不具备，雇员劳动环境条件相当恶劣，雇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伤亡事故和职业病频繁发生。四是企业普遍没有工会，雇员没有共同利益代言人。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会入会率不到30％。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工会，但业主并不按《工会法》规定拨缴工会经费。许多私营企业不给雇员办任何保险。
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特别是通过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及各级工会、妇联的积极努力，上述现象近年来有一定程度改观，但总体上看仍未根本好转。
为了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必须做到：
一是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劳资关系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已是我国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各级政府必须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和完善劳资关系处理机制，掌握社会动态，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冲突激化。
二是完善政策法规，为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提供制度保证。我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是中小企业，雇工的特点是，人数少、人员分散、就业方式灵活、流动性大、文化技能较低等。要针对上述特点，研究制定适合中小企业的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会妇联组织、雇工权益保护和劳动争议等方面的具体办法。
三是严格劳动执法，建立健全规范的劳资关系。私营企业必须按照《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规定》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规范雇工行为。劳动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公平、明确、具体和透明。私营企业必须建立工会和妇联组织。企业必须为其开展正常工作创造必要条件，业主不得插手和干预工会妇联活动。
四是加强劳动关系督查，坚决纠正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各级政府要加大劳资关系监管力度，督促私营个体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及时制止与纠正，对严重违法违规者，要依法处理。劳动保障部门要完善劳动争议制度，充分发挥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和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及时化解劳资关系矛盾。

6. 如何落实劳动法

(一)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和宣传，增强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
(二)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劳动合同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依法修订和完善现行的规章制度，对《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三)全面清理劳动关系，依法规范用工关系。《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只有三种用工关系，即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和非全日制用工。目前，公司各企业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有长期职工、长期聘用工，临时聘用工、农电工以及劳务用工等。因此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前，需要各企业对各类用工进行全面的清理，并进一步规范管理。
1．劳动用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修订劳动合同文本，补充完善合同内容；规范劳动合同工作程序，加强劳动合同动态管理，依法及时办理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手续。
2．劳务用工： 需要长期聘用的临时用工，尽可能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进行规范；选择有资质、有实力的劳务中介公司。
3．非全日制用工：尽可能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好每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支付方式，工作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严格履行。做好每日考勤及双方确认手续。
4．严格划分以上三种用工方式的用工范围(岗位、工种)，严禁混岗现象的发生。制定劳动用工和劳务用工相对独立的薪酬标准、体系及工资调整机制，非全日制用工的待遇标准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四)加强员工招聘管理，严把“入口”关。《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依法解除、违法解除以及合同终止需要企业承担高额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与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人员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企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希望能够采纳，谢谢。

7. 杭州重视劳动法吗

国家一直都重视劳动者的权益，杭州也不例外。你可以登录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杭州劳动争议网，了解。

8. 劳动法是否可以真正落实

怎么说呢
落实是肯定的，因为法律有法律的尊严，而且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而劳动者依法提出诉求的，大多数都会以劳动者胜利而告终
然而，目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落实存在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民不告官不管：大多数地方的劳动部门执法依然属于被动执法，其实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主动执法，势必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运营；而且大多数时候，一些劳资纠纷依然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因此劳动部门往往采取被动执法。然而，一部分不懂法律的劳动者，权益被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合法诉求，一直到超过时效了，然后才想到仲裁，结果容易造成权利丧失。不过这一点近年来已经有所好转，懂法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你有理，你肯去走法律途径，解决很快。（落实阻碍很低）
2-地方保护：中国目前依然属于发展不均衡，如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和南京、杭州等准一线城市，经济发达，配套设施齐全，一家两家企业根本无力左右局面，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旦存在违法行为而被发现的，往往会严厉追究，尤其是国家大力改善民生，严惩劳动违法行为的大背景下，这些地方往往也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落实比较到位的地方。但在一些落后地区，很多地方一个县往往只有两三家企业，而且基本就是当地经济的命脉--失去了一家企业，地方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冲击。月长石就知道有个地方有一家化工厂，常年污染，而且导致很多人染病，然而却一直没有被查处，甚至记者暗访时遭到企业和当地政府阻挠，最后还是引起严重的后果后，国家调查组下来才处理掉的。由于地方落后，地方政府要发展必须要经济，有企业，才会有经济，也才能就业，然而，地方落后，企业不愿驻扎（比如肯德基，全国上千家门店几乎都开在一线，准一线城市，而中西部很多地方连肯德基是什么都不知道），难的有一家规模大一些的都是为宝贝。在出现劳资纠纷时，地方政府往往要保护企业利益，出手干预劳动部门的执法，最后损害劳动者利益。（落实阻碍很高）
3-非法组织：也就是传说中的黑道保护，月长石身边就有真实案例：民工第一天告了单位，第一天晚上就有不明身份人员持刀对其一家进行死亡威胁，为了几千块钱得罪黑道，不值得。
勾结黑道，比起上面地方保护更加恶劣：地方保护，毕竟还有上级可以管，事情也就是一些利益，而黑道勾结，严重的可能危及人身安全。而且地方保护，看得见管得了，黑道处于阴暗处，摸不到弄不清。因此，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影响法律落实的原因.(落实阻碍极高）。

9. 如何让更多务工人员重视人权，重视劳动法

没办法。
大家的都知道。我们的工会组织太弱。
自由民主党思想还不深入人心。自由。民主。
除非大家都拒绝去为黑心老板打工。

现在就业率都成问题了。600万的大学生都没法就业。这就是世道，等待救世主。我在等待。
我们的人口素质在不断提高。这种现象肯定会改变的。
现在有些暴发户最看不起读书的，觉得那些读书的赚的钱没他们多。
青年是社会的未来。
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暴发户的时代已经快要过时了。
值得好的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维权。打官司。

10. 劳动法的弊端

劳动法目前存在十大缺陷，首先，赋予地方过大的权力，造成劳动法适用中的省级冲突；其次，没有对集体合同制度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对企业经济裁员标准过于苛刻；第四，劳动合同终止情况下的经济补偿规定不合理，特别是对于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下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没有规定，造成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普遍；第五，劳动争议处理环节过多，劳动法设计的仲裁、诉讼程序对于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是讼累；第六，涉外劳动关系存在法律适用空白；第七，没有对企业兼并收购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变化给予规定；第八，对于劳动仲裁和监查制度安排没有涉及；第九，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差别性，从世界劳动法历史看，劳动法一般侧重保护产业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并不是劳动法的保护重点；第十，没有考虑行业的特点和中小企业的特殊性。
我国劳动法在内容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目前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利益趋弱的重要原因，集中表现在劳动法在许多方面只是一些原则性、纲领性规定，因为规定不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些重要内容存在缺漏，例如在总则部分没有规定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规定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体合同这一重要的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法律制度，在劳动法中仅笼统的规定了三条。不仅如此，面对现实生活中国家已规定了新的办法，劳动法关系仍未及时修改与衔接，例如关于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