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劳动法

① 举例说明《劳动法》的试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勤编），依照本法执行。

② 请举例一些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例子 如:民事违法:xx 行政违法：xx 犯罪行为:xx…

1、劳动社保行政违法行为，
某省级劳动社保部门在审核企业员工退休时，依据退休审核程序，应当审核企业送审员工的原始人事档案，但劳动社保部门没有审查《干部档案》，就将申报是内退干部的某女会计师，凭用人单位伪造签名的一纸工人退休通知书和30年前参加工作时的招工政审表，就将1983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1986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级技术职务的会计师做生产工人50岁强行退休，其滥用职权的行为直接违反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和《档案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动监督机构执法犯法，滥用职权猖獗。
2、企业劳动社保民事违法行为
而某国有企业在不断进行内部机构调整中，不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否认企业员工30年的国家干部（管理人员）工作历史，伪造员工签名，制作虚假工人退休通知及员工签名，用不能进入干部人事档案的企业违法的管理资料做《干部档案》进行企业员工退休报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违反劳动合同和岗位协议。企业为了承包人利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不断发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方面。
3、枉法裁判犯罪行为
法院在明知劳动保障机关没有审查《干部档案》，没有工人岗位证据的情况下，不采信某女大学生的多个大学毕业证书，会计师资格和会计师从业资格证书，会计证、财务部长聘书，财务部长任命书、财务部长岗位协议，财务部长岗位职务工资等几十个连锁证据；采信虚假资料，徇私索贿、转移诉讼请求，进行莫须有的干部（管理人员、中级技术人员）身份丧失的人事判决。造成被侵害人人身权、荣誉权、劳动权的丧失和1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才构成枉法裁判罪）
总之，由于没有建立企业劳动合同法律监督机制，随意侵犯职工合法权利，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不断发生。

③ 劳动法上 经商的农民是指那种概念· 他适用于劳动法的形式请举例说明下~

劳动法 适用于劳动者，通俗理解劳动者就是去公司工厂之类的单位上班的人
经商的农民可以个体户或者什么的 ，不是劳动者

④ 请举例说明什么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首先，
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回使国家立法权，依照法答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总称；
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并且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类法规的总称；
地方性法规是指地方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其效力不能及于全国，而只能在地方区域内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食品安全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是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规；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是由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是地方性法规。

⑤ 谈谈学习法律课程的重要性 1、举例论证（劳动法、刑法、著作权法等） 2.500字左右

第一，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乃依法治国之基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0%左右，这群人的法律意识得不到提高，其他30%左右的人口和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识提得再高也不能根本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基础少不了生活在其中的民众具备一定程度的法律意识，这是基础中的基础。现在我深感我们的这个基础层次太低有待提高，如今它成了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症结所在。当然普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但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普法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第二， 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有助于提高我国基层法院法官的办案质量和民众的满意率。

如今，基层法院的法官常被指责办案质量低，当事人满意率低等。我感觉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已使法官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不能老把问题的责任归咎于法官，其实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事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国基层法院特别是郊县或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法官接触的当事人普遍法律意识比较低：他们中不乏法盲，言行举止无不表现出对法庭、法官的害怕，完全不懂其实法院也是他们主张要回自己权利的地方，打官司是一件丢脸的事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观念之中；他们中也不乏刁民，无视法庭，完全不遵守法庭秩序，甚至随意在法庭上侮辱法官或动手打人，还有拒不签字等等。我深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法官实在很不容易，一方面其作为法院系统中的一名法官他受着错案追究制等一系列法院内部严格的考核制度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如此一群几乎没有法律常识的当事人面前运用法律断案阻碍重重。暂且不说其听不懂法言法语要费力地一遍遍解释，一些和他们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相背的法律准则他们完全听不进，情绪一激动就导致当庭谩骂法官甚至动粗。在这种环境中办案的法官还何来威严感和职业荣誉感？所以要提高法官的办案质量，要提高当事人的满意率，提高法官素质是一个方面，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同样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当事人的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法官素质的提高还会有自然的促进作用，因为法官在有着很强法律意识的当事人面前也不敢乱来。

第三， 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优化我国的法治环境，提高法律工者的素质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因为后者涉及的面要广得多，正因为面广所以普法也是困难重重。我们可以采用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先努力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再逐步提高整体民众的法律意识。我感觉近年来由于司法改革的原因我国的法律工作者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强调提高这一小部分人的素质的同时我们不能对民众的法律意识采取太过听之任之的态度。一味强调法官、检察官素质的提高而对民众的法律意识持放任态度必然会使两者之间产生落差而不匹配。就算有了高素质的司法工作队伍也很难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所谓“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身体单薄的人你给他吃再好的补药也没法改善他的体质，因为他的现有体质根本没法吸收你所提供的补药，所以要让补药起作用必须要使其体质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国现在的司法改革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探讨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法治环境中的，在一个民众法律意识比较低的环境中是很难实际操作的，这样在这些地方谈司法改革就显得其改革意义不是很大。要想使司法改革收到更大的成效，那么我们必须要重视普法，要尽可能地把普法提到与司法改革同样的高度，这样才能有助于两者协调而发挥各自最大的效用。

第四， 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共同重视。

要让百姓去主动吸收枯燥乏味的法律常识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她需要运用法律常识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才会主动去了解，既然主动学习有困难，那么我们就应当用宏观调空的方式来被动灌输。下面我简单谈谈我的构想：
首先，我们应当完善我们的法律援助体系，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使碰到法律问题的老百姓能够方便有效地获得法律援助。这样老百姓能在得到法律援助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法律常识。同时基层法院在碰到典型案子的时候要适当作一些相关的法律宣传，扩大影响面，对百姓起一个警示作用。基层法院具体的承办法官也要主动承担起法律宣传工作，基层法院特别是派出法庭很多案子往往是调解结案的，此时法官应当有针对性地给予一些法律上的教育，使当事人以后能有所受益。简而言之就是以点带面，通过法律工作者来带动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
其次，电视、报纸等各新闻媒体在加大法律宣传工作的同时，要适当考虑大众化问题，要吸引民众的目光，如果太过专业化恐怕还是不能达到法律宣传的目的。现在案件聚焦、法律与道德、社会方圆、东方110、终极对话、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是比较好的节目贴近百姓生活，希望能充分发挥这些节目的作用。
再次，希望演艺圈能多产出一些国产法律类影片，电影的影响力往往比刻意的宣传要有效得多，像《秋菊打官司》那样成功的有关法律的影片实在太少了，我们的老百姓不能再把今天的法治环境理解成秋菊打官司那个年代的样子了，可我发现很多文化层次比较低的老百姓的观念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法律影片来刷新老百姓头脑中的打官司概念。国外有很多优秀的法律类片子，像《失控的陪审团》等，引进国外优秀的法律类片子对于文化层次比较低的老百姓而言效果恐怕不会很明显，国外的片子往往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像打造《英雄》等国产大片一样来打造一些高质量的法律影片来刷新我国民众的法律观念，唤醒民众的法律意识。
最后，我建议我们现在的中小学都应该开设法律课程，其内容应该是实用且贴近生活的，比如有关刑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内容，可以以案例形式把有关法律理念零零碎碎地慢慢传授给他们。不能把法律课程只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法律课程也应该纳入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中，甚至要作为中考高考的内容之一，让大家充分重视法律。大学才开设法律课程太晚了，要让孩子从小树立起法律意识，同时孩子在课堂上所学的生动的案例和相关法律常识回到家往往就充当起法律宣传者的角色，一人受教全家受用。我认为这是普法比较有效的途径之一，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考虑这个建议。

总之，司法改革是面向司法机关、司法工作者的，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必须加以重视；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也必须加以重视，两者不可偏废。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现在人口众多，众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高的比例又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走“法律平民化，法官精英化”的路线，如果两者都平民化显然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背，如果两者都精英化势必会把大部分民众排斥在司法保护的范围之外，这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优化我国的法治环境，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我们必须在强调司法改革的同时把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提到同等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

⑥ 【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请举例说明，如劳动法/反垄断法/税法/环保法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 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 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 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 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 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 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 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 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 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 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为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⑦ 举例说明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与劳动法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

在时效方面，劳动法是60天，调解仲裁法为一年。

⑧ 试述我国劳动法关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举例)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劳动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但是，这并不表示劳动合同的内容一经订立就不得变更或解除。劳动法同时还规定了用人单位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依约解除）。此外，实践中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也非常普遍（非法解除）。在网络及电台接受咨询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对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问题非常关心。因此，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周智灵律师现根据《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就上述问题结合实践作以下归纳总结：

依法（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及法律责任

一、试用期内解除：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特别提示：用人单位须对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提供证明。

二、因违纪违章解除：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特别提示：用人单位须证明规章制度以公布及劳动者系严重违纪。

三、因刑事犯罪解除：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特别提示：系刑事责任，不包括行政拘留及劳动教养。

四、因协商一致解除：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五、因患病或负伤解除：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十，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

特别提示：此中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须提前30天通知。

六、因不能胜任工作解除：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特别提示：此中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须提前30天通知。且用人单位须先行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七、因情势变更解除：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特别提示：此中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须提前30天通知。工作地点重大调整即可适用该规定。

八、因破产整顿解除：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特别提示：此中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须提前30天通知工会和劳动者本人。单位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总结提示：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未经上述程序，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行为无效。

⑨ 分析并举例说明劳动法的渊源

劳动法的渊源来，也称为劳动源法的形式，即劳动法律规范以什么样的立法形式体现出来。
（1）宪法中的有关规定。
（2）法律。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工和国矿山安全法》等。
（3）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失业保险条例》等。
（4）部门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制定的规章。
（5）其他法律规范中有关劳动问题的规定。
（6）地方性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地方性法规，主要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劳动法规。
（7）地方规章。地方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会及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劳动规章。

⑩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者，最主要熟悉哪些相关劳动法，请大家举例，谢谢!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监察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暂行条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