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郑淑娜

① 国家安全法将作为国家安全一系列法律的核心吗

是的。

② 60周年建设成就文章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陈菲） 为帮助广大网友充分了解6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由中宣部宣教局主办，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光明网、中青网等共同承办的“辉煌60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网上谈活动，28日在央视网举行。

活动受到广大网民极大关注，在1个多小时的视频和图文直播过程中，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120多万人，网民留言1000多条。

中国立法工作成就显著

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郑淑娜说，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法律为主干，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

郑淑娜说，通过立法不断完善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制度支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以关注民生、保障权利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制度，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

政府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副司长胡振杰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府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取得了显著成就：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取得明显进展；政府立法工作为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职能逐步转变，行政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得到严格规范；建立健全行政层级监督制度，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不断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从1979年到2009年8月，国务院共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231件，制定行政法规1133件（其中现行有效的682件）；从1987年到2009年8月，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报送国务院备案的规章共26209件。

2001年9月，国务院开始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国务院分四批取消、调整1992项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共取消、调整77692项行政审批。

胡振杰说，近几年来，国务院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初步形成了“四级政府、三级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体制，有效地解决了“红头文件”“乱”和“滥”的问题。

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副司长姜金方说，20多年的全民普法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目前，8亿多公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普法教育，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依法治省（区、市），95％以上的市（地）和县（市、区）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全国开设法制栏目的省级、市级电视台有300多家，专门普法网、法治网有150多家，政府网站、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基本上都开设了法治频道或栏目。“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全民普法的重要品牌活动。

“持之以恒的普法，使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普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观念明显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姜金方说。

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坚持什么发挥什么抓住什么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版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权这个关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立法质量还不高，主要表现在部门主导顽症难消、公众参与实效不足、立法冲突现象突出。

在某些领域立法还存在立法漏洞、立法中的庸法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以及立法观念、制度、程序、技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如何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更好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3)行政法郑淑娜扩展阅读：

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的具体措施：

1、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立法上去行政化。

2、按照法制统一的要求，在制定好实施性法规的同时，加强创制性立法。

3、立法上的去部门化，依法合理地规范部门行为，防止利用法规不适当地强化部门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4、去立法中的短期化现象，必须正确处理好法规的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及时把改革发展中成功的经验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④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数额较大司法解释什么时候出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人大会议再谈刑法修正案九受贿罪量刑标准
3月11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刑法室主任王爱立、国家法室主任武增，就立法法修改与立法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我们注意到近两年国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去年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也对完善整治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规定，请问这些规定有什么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曾经多次表示，要加大反腐败的国家立法，请问具体有什么措施安排?有无明确的时间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刑法室主任王爱立：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也是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完善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国家立法，对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四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形成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这么一个有效机制，从而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而且在决定中特别提出了要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九)正是落实党中央的这一要求，对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进行了完善。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中，主要是从四个方面作了完善：
一、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二、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规定。对行贿罪处理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的从严限定，目的就是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
三、增加规定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其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员来行贿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这个内容。
四、增加了对一些禁止从业性的规定，从而达到一种特殊预防犯罪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增加了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从事相关的行业。上述这些修改一方面使刑法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规定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做到罪刑相适应，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对切断受贿犯罪的链条上也作出完善。
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政监察法等。刚才阚珂主任在谈到张德江委员长昨天向大会做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当中，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当中也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改行政监察法。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去年10月份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审议，我们也向社会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我们将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根据2015年立法计划要求，及时把草案修改好。

⑤ 行政调解

谈调解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强调法律全球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注行政领域中的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才有社会和谐的实现，因为在现代国家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应仅仅限于控制行政权，更应该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功能，这就不能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主要规定及其评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表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能为了解决行政纠纷而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促成双方互相谅解；不能把调解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环节；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终结行政诉讼程序。我国这样立法的理论依据在于：①调解是以当事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体固有的职权，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调解的可能性； 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权，行政诉讼必须裁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用调解置行政行为合法性于不顾，会导致对行政主体违法的放纵；③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天然不平等的地位，双方难以达成平等自愿的调解协议；④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存在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得相对人妥协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诉讼中，上述这些顾虑是否存在呢？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不适用调解作为一项原则基本得到了贯彻，主要表现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没有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或作出法律文书，但是在实践中却有很多案件有着法院的大量协调工作，这些协调工作有针对原告的，也有针对被告的，甚至有针对第三人的，法院协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这些案件往往不是采用像维持、撤销等法定判决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协调工作的基础上再进行判决。法院的这种协调与调解制度很相似，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化解矛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原告撤诉的比例却不断扩大。[2]在这些撤诉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申请撤诉，从而获得人民法院准许的占大多数。显然，高比例撤诉率的背后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协调工作。根据上诉的理论或规定，法院的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商或者说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为什么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为被禁止却仍然这样做呢？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究竟有无其合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3]虽然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这种理论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是正确、科学的理论，它还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并进行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当一个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不能引导现实潮流，却日益被现实所抛弃，那么其终究不是一个好理论。应当说，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对人放弃其合法的诉讼请求，起到用司法权来监督、控制行政权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未必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不适用调解也不一定就能够有效保护原告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理由
（一）从调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必要性
调解是我国解决诉讼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与刑事诉讼（自诉案件）、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形式——调解。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4]其目的是将争议进行平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去化解争议，平息矛盾。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调解制度在各类诉讼当中都应该可以适用，当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人民法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的辩论，如果行政主体意识到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因而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主动提出撤销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要求原告撤诉，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提倡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是调解，实际上由审判员征求双方的意见并促使双方实施上述行为也是不应该禁止的。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5]而调解制度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纠纷，所以二者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二）从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了调解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6]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七节以10个条文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规定。台湾地区规定的和解制度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调解制度是类似的。它们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都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参与并对当事人的协商结果进行确认。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我国香港地区，也以行政诉讼和解称我国大陆所指的诉讼调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的。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议；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中心，以当事人合意解决争议的。[7]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审判实践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从我国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紧迫性
在我国，除了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结案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法官经过反复调解，动员可能败诉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承诺，于是原告便“自愿”撤诉，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过于随意，并使它变化为法官手中的权力。无原则的调解和非自愿的调解是我国多年来行政诉讼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为规避法律，我国把这种事实上的调解成为“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调解制度的适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理论方面说，调解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国，调解制度处理民事纠纷是我们一项优良的传统，同样适合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调解的基础。另外，行政争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事争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行的。从实践的角度说，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取协调的方法，或做‘工作’，这种做法的本质仍是与民事诉讼的调解极为相似。与其说把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延续下去，倒不如将其规范起来，在行政诉讼中，规范地进入调解制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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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 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有处分权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适用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问题，但调解的适用也应有一定的条件。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应该是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拥有处分权，否则，就没有调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则，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10]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职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但是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在诉讼程序阶段，行政主体在法律范围内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并接受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体对其的职权能否处分并进行让步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根据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案件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羁束性行政行为，则不应该适用调解。但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于像拘留、罚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处罚行为。对于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可以进行调解。例如，法院不能对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进行调解，因为行政主体在超越职权时作出的行政行为要么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范围，要么法律已经否定了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主体此时不具有对自己的职权作出处置或妥协的处分权，所以，法院不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二） 合法性原则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监督功能和保护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进行调解；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监督和促进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无原则地进行调解，会既放纵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行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长远利益。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会滥用调解权，这就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可以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该项原则的具体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程序上要合法。由于法律已经确立了民事案件的调解、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以及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制度，这给我们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调解程序可以借鉴上述调解的程序。例如，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调解或不愿意继续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就不应该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不应该久调不决，而应及时判决；等等。第二，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内容应该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调解协议是将来制作调解书的基础，而制作调解书的目的则是为了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认可。所以，调解协议的内容至关重要，必须依法制作，不得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则，没有调解的必要并且这种调解也应当是无效的。
（三） 对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各类行政案件中大量适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在我国还存在现实的法律障碍，迫切需要制度创新，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源作为其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否则，这种制度并不会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行政理论中找到调解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已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学习经验，这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我国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为顺应各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化、规范化趋势，在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为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我国应合理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张树义：《中国行政诉讼法学》，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 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悉》，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沈云锁、陈先奎：《马克思主义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6] [美] J.弗尔博格、李志：《美国ADR及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启示》，载《山东法学》1994年第4期。
[7] 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8] 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9] 王振清：《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10]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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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法工委郑淑娜简介

郑淑娜出生年月及简历。

⑦ 两会中,哪些是讲经济法的

修改《立法法》剑指部门利益法律化问题，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制度进行完善
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表示，在经济法领域，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证券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种子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告法》等法律。
阚珂指出，新的一年，立法要适应改革的需要，要坚持立法先行，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改革举措涉及法律立改废的，要及时启动立法程序。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出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科学确定立法项目。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修改《证券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种子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广告法》等，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二是健全民主政治立法，修改《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行政复议法》等。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三是推进社会领域立法，制定社区矫正法、反家庭暴力法、中医药法、慈善事业法，修改《食品安全法》、《红十字会法》，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四是加强文化、教育、生态领域立法，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教育法律等。五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的，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律程序做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要及时修改和废除。" 阚珂强调。
对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表示，这一次《立法法》的修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对税收的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六项，明确"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郑淑娜指出，以前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未来要从几个方面来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问题。此次修改《立法法》做出详细规定，一是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当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对完善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规定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要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不能由部门起草。另外，行政法规在起草的过程当中要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地征求意见；三是对部门规章的权限进行了规范，制定部门规章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即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部门都不能法外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