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

A. 论述无罪推定原则（从刑事诉讼方面讲）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构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无罪推定原则不但是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且更是相当多国家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在中国，自强调依法治国以来，无罪推定原则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的诸多同仁抱着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政府相继参加或缔结了一些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从相关的条文中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然而，在我国学界仍有少数人对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持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刑事诉讼立法反映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中国已经签署并将要批准实施的情况不相协调。因此，仅仅说明无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澄清有关问题，才能消除加诸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从而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
一、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学术界的认识并未一致，在以往的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被告人有一种无罪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着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2、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应认定其是罪犯或应认为其是无罪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证据定罪。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罪推定才与有罪推定对立。有罪推定并不是以证据定罪，而是被告人业经指控即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也能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无罪推定既不是一种法律推定，因为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无证定案；也不是一种主观认识，因为它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有一先验的认识；而是一种法律要求，即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最终应以证据来确定。
3、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据此法院可以适时处理该特殊情况。例如对长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当然，这种法律拟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假定，并允许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推翻。这种法律拟制并不是对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一种要求。正如在无证据证明长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踪”或“死亡”时，司法人员对其是否失踪或死亡的认识与法律拟制无关；无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便宜措施，与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认识无关。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种观点。
4、还有学者认为，探讨无罪推定概念的含义，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凭空作出理论上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探讨无罪推定概念时，首先要注意这个词是外来语，因而首先存在翻译是否确切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无罪推定”的译法，是不确切的。根据该原则的实际内容和外文原意，应译为“无罪假定”。其次，“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应是进行研究时需充分注意的客观情况。从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即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另一种以意大利宪法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后一种表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中也规定得很明确，即“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人并受到刑事惩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推定无罪”和“不能认为有罪”，两者有着虽然不显著但却很重要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出的几项规则，虽然也有争论，但对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无争议。这些核心内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疑惑不决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作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应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根据。
我们认为，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除了上述含义的理解外，更应当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字面的理解
“无罪推定”一词是我们直接从日文译来的，当然，人们并不是将“无罪推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词，而是作为刑事诉讼理论和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来理解的。其核心是对这个术语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义的理解问题。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作为法律拟制的“无罪推定”，其含义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然而，把无罪推定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拟制，仍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对这种拟制的含义还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认为其含义并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应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不应被视为罪犯。”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字面含义不同理解的探讨，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考察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并探讨其字面含义之外的法律意义及其他意义。如果对无罪推定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将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对此，后文将予进一步地说明。
2、对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们所知，“无罪推定”一词一般并不直接见诸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刑诉法律文件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被人们认为属于“无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78年
6月16日的决议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又如，南斯拉夫联邦刑诉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以前，不认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则在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无罪。意大利则在其1947年的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当然，也有对其更进一步的阐述。如在尊奉判例为法律渊源的美国，其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中的赞成意见里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
。至于国际人权公约，不论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等，则在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均将“公正审判”、“辩护权”等内容同时作了相应规定。因此，从有关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是与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的诉讼规则紧密联系的原则。从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来看，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例如，在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将剥夺辩护权的情况，法庭审判时的偏袒，对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时间过长等，均作为对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无罪推定的违反来处理。

通过对有关立法例的考察，对无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无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对这个法律术语的各种字面理解，实际上不过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无罪推定”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有关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规定的简称。
第二，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第三，对“无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较之立法例的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贫乏。就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更为具体广泛；并且，还表现其不仅是一项孤立的法律原则，而且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就内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证的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经法定程序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等项内容，而这是字面理解无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4项规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其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内容。就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言，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无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款项中，则规定了与无罪推定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有利于保障公正审判、被告人权利的内容。
通过对无罪推定的有关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突破了对该项原则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无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该原则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着怎样的联系；该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无罪推定的含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3、对无罪推定的性质的理解
对一事物性质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无罪推定的性质，就有必要搞清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关系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为此，先澄清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有罪推定并不象无罪推定那样，有明确的立法例可资证明。“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封建专制下的刑诉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象所作的原则性归纳。该原则的含义是：任何被指控为犯罪的人，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为罪犯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将刑事被告人宣告为罪犯，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为基础而设立并进行的。人们对有罪推定的这一原则性归纳，主要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这样一些现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权作出判决的机关确定为罪犯，或象对罪犯那样可加之以刑罚；被告人是诉讼客体，不仅没有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对其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缺乏公开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诉讼实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可用刑讯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学的方式获取，等等。
第二，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其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刑诉制度而提出的。无罪推定从其被资产阶级提出开始，就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包含着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一系列内容。这从贝卡利亚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被认为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亚，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表述无罪推定时说：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还仅限于对无罪推定进行理论说明和宣传。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将该原则规定为法律，并进而以此原则的精神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诉讼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经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讯逼供，并否定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有限制条件，等等。
上述两个事实喻示我们的有两点。一点是：对无罪推定含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对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虑，并进而将无罪推定不是作为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与刑诉制度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才能获得有关这项原则的完整认识。另一点是：正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刑诉制度的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才使这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和确认。实际上，无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
。然而，这一使人振奋的思想火花，毕竟没能划破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刑事诉讼制度的黑夜，留给我们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遗憾。探究起来，除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制约外，这一无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仅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并且将其规定为法律，进而使之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里去。这是其刑事诉讼制度与封建刑事诉讼制度有巨大区别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有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确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参考，与无罪推定原则有密切关系，那么，世界多数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视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应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无罪推定”的含义应作这样的理解：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与有罪推定相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与刑诉制度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这项原则不仅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仍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
二、 无罪推定原则价值构造
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传统的界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原则，并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充分体现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之中。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原则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公正性目标的实现，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深入探讨其内含的价值构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与有罪推定相对立的原则，无罪推定需要在刑诉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无罪推定对刑诉制度具体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理论界却是一个虽经长期争论而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详细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但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的说明，却是必要而可能的。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该原则对刑诉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既然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那么，刑诉法律制度应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就是其逻辑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现代刑诉制度，之所以大都赋予了被告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广泛诉讼权利，并注重保障其实现这些权利，追本穷源，就因与其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使被告人摆脱诉讼客体的地位，而具有诉讼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无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需经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刑诉法律制度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设立公正的诉讼程序并维护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就是其应有之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公正诉讼程序的含义虽不易确定（因为各种不同司法制度所规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异很大），但其中心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它与在有罪推定刑诉制度下，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说制约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其司法活动既有助于实现客观公正，而又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种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就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对被告人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应由控诉一方承担；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应被禁止。对法院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口供不再是证据之王；对被告人来说，既不应承担自认有罪的义务，而且虽然未能证明自己无罪，但如果控诉人的指控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对其无罪的假定即应转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无罪，那么，在判决前其不能作为罪犯来对待就应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诉中不应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对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将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诉讼强制措施，应予以严格限制，不仅应慎用，而且即使采用了，也应尽早结束这种强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时审判以确定其最终法律地位，任意关押、长期关押或无限期关押都不能允许。

以上论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诉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刑诉制度的各个方面：从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机关的职责，从司法程序制度、强制措施制度到证据制度，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制约。同时，无罪推定的各项要求并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环环相扣，只有整体运作才能共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另外，对于刑诉制度中的那些体现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规定，只有将其置于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中，才能认识其更深层的意义。
2、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真实性价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其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客观性及其程度问题。就无罪推定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是与刑事诉讼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相联系的。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刑事诉讼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犯罪痕迹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无犯罪嫌疑人，也就没有刑事控告。这一事实说明，旨在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为前提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就容易陷于主观偏面性，发生差错。无罪推定的价值体现为，在判决前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这就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认识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时时注意自己对犯罪事实和刑事被告人的认识，是否有确实、充分的根据，以推翻法律的这种假定。无罪推定正反映了对司法机关提出的防止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客观要求。
其次，刑事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与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对抗。国家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对抗，两者力量对比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不仅由于国家司法机关掌握着被告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各种专门技术手段等因素而产生，并且由于刑事被告人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剥夺或限制了其作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权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广泛诉讼权利，制约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虽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力量的对等，但有助于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前述的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机关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刑事诉讼有两项基本任务，即：发现、揭露、证实犯罪和犯罪人并正确适用法律对之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无罪推定对于实现这两项任务，具有不应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无罪推定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等，不仅有助于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情况。
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基于刑事诉讼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为保障公正、准确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而必须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真实性。然而，在某些对无罪推定原则心存疑虑的人看来，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无不是以认为有犯罪存在为前提的，若在判决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则显然与刑事诉讼的这种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将无罪推定原则仅从字面含义上予以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将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更愚昧、更野蛮、更落后。因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尚且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不再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将在被认为无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诉。如果按照这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所得出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3、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价值
第一，刑诉制度的民主程度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广泛程度，却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民主总是需要具体表现为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充分与否，当然对刑诉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决定性意义。无罪推定要求确立被告人为诉讼主体，应具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就表明了它对刑诉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虽然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然而，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的差异，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由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不同，人们也能够并且必然会对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断。例如，法西斯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因盛行刑讯逼供，就是其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罪推定要求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来实现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对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第三，如果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又要注意避免使无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诉讼制度出现以后就产生的双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务，那么，如何协调完成这两项任务就是判明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项任务，后一项任务仅仅是前者的附属物。因此，宁可错捕错判有罪，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这是实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结果。而无罪推定则要求，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机关从认识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设立上，始终注意使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两项任务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认识到存在错捕及错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两种原则对这两项任务所产生的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应当看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简单的仅以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来决定，其发展水平还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竟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发展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其积极意义应予以更进一步地肯定。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例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未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又如，对于保障和实现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的“先悉权”，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宣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B. 论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异同

可以从下面这几点展开论述: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

共同使用的原则和回制度：
独立答审判、
公民适用法律平等、
使用民族语言文字、
审判公开、
回避制度
基本审级制度等。

不同：起诉主体不同；国家干预原则和当事人处分原则。

相关内容可以抄教材,多找几本教材综合借用.

仅限于大学本科作业

相同之处：均为程序法；均为实现各自实体法的目的；有着部分相同的诉讼原则与基本程序。但毕竟是不同的法律部门，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区别：一是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法涉及公、检、法等数家司法机关，当事人为自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而民诉法仅有人民法院一家诉讼主体，当事人有原告、被告及第三人。
二是诉讼原则。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如：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辩护、依法不予追究等的原则；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特有的处分、调解、支持起诉等的原则。
三是证据制度。两大法在举证责任的规定上各不相同，刑事诉讼法规定举证责任在控方；民事诉讼法则规定“谁主张谁举证”。
四是强制措施的种类不一
五是诉讼程序复杂程度不同

C.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特点

【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三角结构的特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有的刑事诉讼结构做了重大的变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结构淡化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色彩，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成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了三角结构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特征是：
首先，审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为争议事实的裁决者决不能主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案件原告起诉后，方可依法予以审理。第二，审判的非偏向性。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有义务与控、辨双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当前尤其不能偏向检察机关。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两层含义。其一，控、辨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双方都是诉讼主体，而非一方是诉讼主体，一方是诉讼客体，或双方都是诉讼客体。这一点在自诉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诉案件中，也不能应为控方是国家机关的检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区别，须知双方在社会中虽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诉讼中，在法庭的审理中都只是所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其二，控辩双方权利相同或对应。既然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诉讼权利自然应相同或对应。相同是指双方完全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力。如：庭审双方都有权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都有权申请相关人员回避等。相对应指一方行使与他方相对应的权利。如：辩护方的辩护权对应与控诉方的控诉权，一方的反对权对应与另一方的请求权等。
再次，控辩积极对抗。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追诉者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很明显，控辩双方对此的看法和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对立势必体现为诉讼行为方式上的对抗。由于控诉方是刑事诉讼的发动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者，整个诉讼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控方的进攻性诉讼活动和被告方的防御性诉讼活动相互交织的情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修改处之一就是审判方式上的变化，即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使得双方积极对抗，以推动刑事诉讼活动向前发展。因为，“控辩双方的相对辩论，是法官发现客观真相，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这种变化能够充分推动控辩双方的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发挥，增强庭审的辩论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审理更趋科学，审理结果更能为当事人接受。

D. 刑事诉讼法论程序正义

【摘要】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标准。
【关键词】程序 正义 人性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正义”一词通常有二方面的意义，其一，指按法定程序办事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按本条做了，至少在审判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组成人员方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种标准的程序所体现的正义。如上例，如果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时应当自行回避，就不是正义的程序，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趋利性。符合什么标准的程序是正义的？即程序正义的标准是什么？
程序正义的标准依其内容可分为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如立法的简明扼要、逻辑的缜密、期限设计的恰当等，后者如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允许当事人申辩等。技术标准以立法经验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价值标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为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
从逻辑推论，对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应该与程序立法的历史同步，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研究起于何时。但是，自觉的系统的研究仅仅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则是上世纪末。1977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奇尔曼在《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与协作目标》中，阐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尊严价值、参与价值、威慑价值和实现价值。 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马修发表《行政性正当法律程序：对尊严理论的探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尊严价值理论。 陈瑞华评论说：“马修尊严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的尊严。就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实现的目标，也是一项法律程序公正与否的尺度。” 与马修同时代的康乃尔大学的萨默斯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类似的观点。陈瑞华认为，程序正义有六个要素：参与、中立、对等、司法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 以上中外学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确立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命题，程序不再是实体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义品性基础上，意识到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问题。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义标准：尊严、平等、参与、隐私、可预测、透明、中立、理性、及时和终结等等，提出了设计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深化了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程序正义标准与程序关系主体即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显的：第一，尊严、中立等价值标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义内涵，例如，程序设计是否应该考虑程序主体的生存、亲情、自由和发展？第二，尊严、平等、参与、隐私等价值标准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那么统一于什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们统一到程序正义的旗帜下。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应该是对立统一的，不能为了强调程序正义而割裂程序和实体二者的联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试图系统论证程序正义的人性价值标准及其理论基础。
二、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种本能，过了幼年阶段，人的生存欲望就超越了本能，总是带着一项或多项“任务”生活着。人因珍爱自己的生命而珍爱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须让别人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原始社会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人赶出部落。今天的个人似乎越来越独立了，其实不然，人们的相互联系和依靠越来越重要了。
尊严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严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尊严，特别是没有内心的尊严，就不成为人。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一个人的权力、金钱、寿命、相貌等无关。尊严像空气一样，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
亲情是人对其关系密切的人的眷恋和关爱，有父母子女亲情、夫妻亲情、朋友亲情、种族亲情等等。父母子女亲情以血缘为基础，是亲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亲情俗称爱情，以性为基础，但不止于性，包含着互相尊重、互相依恋、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
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周恩来曾称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亚当·斯密称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誉上不应有的损失。人们曾询问托尔斯泰创作的动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对于荣誉的渴望。所以，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最高的名望和荣誉是大多数曾给历史带来转折点的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在亚历山大、凯撒、弗里德里希、拿破仑那里就是这样。而且，假如在人的记忆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的精神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誉，因为名誉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一致性。小孩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称赞，这种希望一直伴随着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从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宁死”，康德则认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权利。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去做人，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中国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当的对应词，他非常焦虑，推开窗户，低吟柳宗元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灵感。
发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永不满足。在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仅仅会有一段短时间的“高峰体验”，人还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永远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后目标是人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种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人性的内容呈现无限多样性，以上探讨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是基本人性，那么，人性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认识、学习、创新、自觉、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只不过与前列相比，具有继发性特征，后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绝对地存在，不以财产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职业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气候、种族肤色为根据，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实证分析
以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为例。为什么设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设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害性发生。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侦查活动的干扰，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碍取证，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规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誉和自由等权利受到贬损和限制。詹姆斯·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与人性》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几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于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倾向而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和发展，会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抑制被强制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意识和行为。
为了防止人性的恶而设立逮捕制度的，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权利之恶。并且工作人员最终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征，“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权力没有界限，就会导致权力腐败。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恣意枉为，保护被强制人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就逮捕制度还设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说第61条是针对被强制人的话，那么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条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条款。
因此，可以说，逮捕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司法人员来说，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具体指人的生存需求、尊严需求、亲情需求、自由需求和发展需求。
四、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理论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体是人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因为从法理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但现实生活表明，这个常识常常被误解了。我们眼中往往只有国家、政党、社会、阶级、集体和抽象的人，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经济组织，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体。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一切社会主体都是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但阶级不是法治的主体。
然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人？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作用，二是现行法律的国家本位主义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某些异化。法眼无人，法律的统治蜕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动中，仅仅看到法律规范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规则，而看不到其与法律目的、价值、法整体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法之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体，将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变成毫无人性的机械运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人法分割，只虑事、不思人，使法律规范远离人性，更不能随时代之进步而在法律中给人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订的
立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神，不是国家，也不是统治阶级。谁在立法？神的启示这个最古老观点已经不值一驳。法律是不是国家制订的？从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制订的，由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立法的任务，如我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但是，应该看到，立法机关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立法机关还有什么？法律是不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肯定是的，但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基于同样的思路，执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行政机关；司法和诉讼的最终主体是人，不是司法机关；守法的主体最终也是人。
人的本质决定了法的本质，人的命运也决定着法的命运。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词，则法的本质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本质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强调法的根本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继承和借鉴的可能?其继承和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自圆其说。
（三）程序法的内容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法律生活表明,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法现象,法学应当以权利和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从而形成新的范畴结构和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人，那么程序法律的内容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刑事诉讼为例，有三类“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机关，这三类主体最终都是自然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是这三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终都是自然人，因此诉讼权利义务都归根到底是人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代表司法机关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似乎与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无关，实则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条等具体规定了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整个诉讼程序的法理结构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制约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就体现在对裁判者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权利义务的内存依据
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困境中的生命应该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需要形成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亲情是精神的归宿，亲缘是亲情的载体。亲缘关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别是其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替代、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每个人都有享受亲缘的权利。名誉需要产生名誉权，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好人”要发展，罪犯也要发展。
依照人性构建的程序权利义务，应该能够成为程序关系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为，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去规定，特别是还需要刑法的强制保障？有二类原因。第一，人能够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但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杀了。在某些时候，大众之恶也可能伤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恶的一面。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柏拉图用吉格斯指环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孟德斯鸠、 麦迪逊、 杰弗逊 都论证过权力拥有者“潜恶”的存在，因此对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谨慎与防范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靠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与法律。
既然人性恶有其固有的属性，那么又为什么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质力量。人们追求健康的体魄、社会的尊重、真挚的亲情、行为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都是一种与社会进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种“善”的力量。其二，社会力量。在社会力量面前，个人有力量总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视社会力量，服从社会支配。
人按人性行为，法治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以人性善为实施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扬善抑恶。如果真正做到了扬善抑恶，程序正义也就实现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传统的立法价值原则，通说认为主要有四项，《立法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严格地说，前两项原则仅仅是技术原则，后两项既是技术原则，更是价值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不能准确地概括立法的价值。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牺牲品， 苏格拉底的悲剧会重演吗？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证明；将来还会重演吗？可能，因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刚“出土”的时候，只有少数关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开始只在少数人手里，但认可真理的权力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此时，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实质是多数原则，不是全民原则，可能出现多数人之恶。其三，民主毕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与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说明人的价值。因此民主作为立法的原则值得反思。
科学原则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内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学是历史阶段的科学，因为我们掌握的是相对真理，被标签为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技术或者不完全科学。退一步说，尽管是按科学规律立法，但是科学与人性的异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尽管科学无所不能，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美。爱因斯坦曾告诫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鉴于以上分析，真正能体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的是人性原则。因为人性是确定的、具体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 威廉·布伦南法官曾说过:“我一直认为法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违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义的程序。应该肯定，我国的程序设计基本是正义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48条。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那她作证还是不作证？作证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如团结、安全、秩序、亲情、友爱等。多元价值主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那么就必然产生价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亲情，也不能为了亲情牺牲社会安全，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夫妻无爱、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环境里，人性将被扭曲，活力将被扼杀。法律应该实现，但强迫亲属作证的法律一般不能实现，不能法律实现的法律不如不制订。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制造矛盾的，第48条就是制造矛盾。朱苏力教授曾说：“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实，真正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这里的通行习惯和惯例，我想应该是关注人性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是一条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应该是社会肯定的，法律否定的，应该是社会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与社会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法学家的作用在于研究和确定社会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法律式表达。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学家并不制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法学家发现的法律应该是一般人都希望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亲属作证义务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对的，是强人所难。

E. 求美国刑事诉讼法的论文

美国刑事诉讼一审程序_司法制度论文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对抗式，法官和陪审团作为案件的裁决者，不主动调查证据，传唤证人及对证人询问，而处于一种消极、超然的地位，负责听取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所作的陈述，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各自的证人和证据向本方进行询问，并向对方证人作反驳性的询问，法官和陪审团分别就案件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承担司法裁判职能，以下将根据这些特点就美国的一审程序作一简要分析。
一、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前的程序

（一）罪状认否程序

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可以做出三种答辩：有罪答辩、无罪答辩和不予争辩的答辩。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经法官查明答辩系出于被告人自愿的，对于已经认罪的指控既不再进行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官应当确定开庭日期，准备正式审理。在正式的法庭审判开始前，法官需要就一系列的程序事项进行必要的准备，如对于控辩双方可能提出的排除某一证据、要求对方展示证据等方面的申请，法庭应尽可能在开庭之前解决。控、辩双方也需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如调查走访证人、收集证据、开示证据等，有的准备工作可能还需要法院参与或者由法院就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裁定，如审前动议、审前会议等。

（二）挑选陪审员程序

在美国因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入正式审理程序的案件，通常由陪审团进行审理，除非被告人放弃陪审团审判，法院在第一审程序时必须召集陪审团。为了组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联邦和州的法律规定了两种程序机制：一是随机的初选程序。随机挑选的陪审员经过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必要的调查与反馈程序之后产生一份名单，书记官根据这个名单准备候任陪审团的名单，然后通知这些人到庭。二是严格的“庭选”程序。到庭的候任陪审员经法官告知案件的性质和双方律师对陪审员之后，必须在法庭上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能成为真正的陪审员。经过上述程序筛选后，候任陪审员的人数达到法定的陪审人数时，本案的陪审团就正式组成了。

二、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后（在这里，我将仅就陪审团组成后的法庭审判程序而言，大体上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开场陈述

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向法庭所作的第一次陈述，其陈述在各司法系统是一致的，即检察官先陈述，辩护律师后陈述。

检察官的开场陈述是为了告诉陪审团指控的性质、案件的发生经过，简述支持控诉的证据。目的使陪审团更好的了解案情。

辩护律师的开场陈述则说明主要的辩护要点，总的意图是使陪审团对控方的案件产生疑问，说明被告人无罪。辩护律师出于诉讼策略考虑，也可以放弃作开场陈述。在少数州，也允许辩护律师等到控方证人作证结束以后、辩方举证开始以前作开场陈述。

控辩双方做开场陈述时，应当清楚、简要地说明本方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明确下一步举证的方向。因此，双方所陈述的案情必须有相应的可采证据支持，所提到的证人和证词必须在庭审中兑现。不得涉及缺乏可采证据支持的事项以及被告人的性格、特征，也不得使用争论性或高度情绪化的语言。否则，法官可以应对方的异议或者依职权予以制止，并在必要时对陪审团提出相应的忠告。

（二）起诉方举证

在开场陈述之后，起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以支持控诉，包括出示物证和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之前，应当宣誓或以其他方式保证如实回答提问。首先由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目的是使证人说出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展示证据。直接询问中不能提出诱导性的问题。

然后，由辩护律师发问，这称作交叉询问，其目的在于暴露证人作证的缺陷和不足，向陪审团揭示证人的不可信。在辩护律师交叉询问之后，起诉方还可以进行再直接询问，以重新聚集被交叉询问推翻的证据堆，恢复证人的可信性，澄清证人证词中的模糊之处。

辩护律师也可以再交叉询问，继续攻击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以及证人本身的可信性，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可以反复进行数轮，直到无可再问或没必要再问，但各管辖区均规定了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的范围，限制进行再直接或再交叉询问的机会。在整个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期间，双方律师都必须遵守证据规则，如果触犯了一项证据规则，无论是询问的方式，还是证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反方都可能反对，陈述反对的理由，然后提问的律师可能简短地说明正当理由或以更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或回答问题应该经法官允许。然后法官决定证据规则是否被触犯。如果法官不同意，反对提问或回答律师的意见。法官就否决反对证人继续回答，如果法官同意询问或回答的律师意见。法官就支持反对，询问的律师必须提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反对证人的回答，法官会建议陪审员不必理睬这个回答，一些案件因为证人的回答可能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非常有利，律师于是提出无效审判的动议。

总之，交叉询问的规则相复杂，其过程往往非常冗长，但美国诉讼法理论高度评价这套证据调查方式，认为它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最佳法律装置。

当起诉方出示了所有的证人和证言并认为这些证据已充分地证明罪行，起诉方就歇诉。审判到了这一阶段，被告方常规地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并没有出示支持罪行各个要件的证据。惟一的公正裁决只能是宣告无罪。一些情况下，若起诉方准备不充分，审判时潦草地出示证据或案件确实存在问题，直接动议裁决就被接受。结果被告人被宣判无罪而审判马上停止，然而，大多数案件，这个辩护动议如辩护方常规地提出动议那样，常规地受到拒绝，只有当辩护方申请没有得到法官批准时，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三）辩方举证

对辩护方传唤作证的证人，同样由辩护方和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刑诉中，被告人既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也不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因此，除非被告人希望作证。否则，不要求被告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言。

（四）总结辩论

证据调查之后，由控辩双方作总结辩论。起诉方首先作辩论发言，按照对己方最有利的观点，对证据进行总结和辩论，由辩护方作辩论发言，对起诉方的辩论发言作出问答，陈述于被告方有利的事实和理由，揭示对方举证中存在的矛盾和疑点，强调法律要求控方举证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才能给被告人定罪，否则应裁决无罪，起诉方在辩护答辩后可以就其中的争论点予以反驳，无论起诉方还是辩护方进行辩论发言，都不允许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发表个人的评断，根据双方的举证和辩论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是陪审团的神圣职责和权利。

（五）法官指示陪审团

由于陪审员是法律的外行，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主持庭审的法官要对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内容包括：陪审团的职责和义务；与案件有关的法律；由证据引起的争议；解释有关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除此之外，许多州授权法官对证据作出评论，但一些州却禁止这样做。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特别是辩护律师，还可以请求法官作出特定的指示，对此法官必须决定是采纳还是拒绝，或者作必要修改，甚至为此法官要召集进行非正式的磋商。

（六）陪审团评议

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由法官指定陪审团长或告知陪审团选出一名陪审团长和一名副团长，然后全体陪审员进入评议室进行评议，由陪审团长主持。陪审团评议秘密进行，内容保密，不准任何人进出评议室。而且不管评议结果如何，此后不能对评议活动进行法律调查。关于陪审员在审判期间或者评议期间是否需要集中住宿、与外界隔离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各地做法也不一。有的允许陪审员回家过夜或者度周末，许多州将此问题留给法官裁量决定。

（七）陪审裁决

尽管陪审团的人数各司法系统不完全相同，但普遍要求必须一致裁决，只有路易斯安娜和俄勒冈两个州不要求一致裁决。如果经过长时间的评议，陪审团仍然不能得出一致结论时，法官可以宣布“误审”，解散该陪审团。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重新起诉，由法院另行召集陪审团重新审判。

陪审团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作出裁决后，回到公开法庭，由陪审团长向法庭宣告裁决结果。如果是无罪裁决，法官必须接受，宣布将被告人当庭释放。如果裁决有罪，法官可以命令将被告人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以等待课刑。至此，正式庭审过程就此结束。

以上资料网上收集，你可以参考一下。

F. 论述刑事诉讼法中的主要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的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构成的要件事实。首先，要查明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是否确已发生，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其他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明显的，不需要证明的。但是，如果对犯罪行为发生怀疑时，就需要证明。如果确有犯罪行为发生，则应查明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工具和条件，以及犯罪结果、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次，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者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以及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只有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罪过时，才应负刑事责任，因而在刑事诉讼中行为人确切年龄、精神状态、有无主观罪过，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出于故意的，其特定的动机、目的是什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发生争议或怀疑时，应当加以证明。
2.作为罪刑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的事实。这些情节特别是法定情节，对量刑轻重具有直接影响。只有伞面杏明这些情节，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做到量刑适当。根据刑法规定，累犯、主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等等，都是从重处罚的情节；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未成年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等等，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后的态度和表现，是自首、坦白、悔罪、立功，还是潜逃、毁证、灭迹、订立攻守同盟，阻止同案犯交代，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平时表现好坏，有无前科劣迹，等等，这些都与决定其刑事处罚有关，应当加以证明。
3.解决刑事诉讼程序问题需要证明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申请回避时对其提出的回避理由，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或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诉讼期限而提出申请的事由，以及违反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而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事由，等等，也应当加以证明。
4.其他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上述所列的各种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只是根据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对一般刑事案件概括性的列举。并不是说，所有刑事案件都要证明这些问题，当然也不能认为，所有刑事案件只证明这些问题就完全够了。由于每个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每个案件的证明对象。对于关键性问题，属于主要的证明对象的，要多下工夫用证据来加以证明；对于一般性问题，属于次要的证明对象的，也必须查证清楚。
总之，对于刑事案件的证明对象，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来加以证明，才能做到证据充分、确实，事实清楚，处理恰当。

G. 论述一下刑事诉讼法的职权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
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
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
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
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
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
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
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
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
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
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
的诉讼权利。

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
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
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
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
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H. 刑事诉讼法：论述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执行法律监督内容。
（1）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回
（2）对人民法院的答审判实行监督。（1、对审判活动实行监督。2、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实行监督。）
（3）对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1、把刑事裁决、裁定所确定的内容付诸实施。2、解决执行中涉及的刑罚变更问题）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I. 刑事诉讼法中辩论的原则

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从民事诉讼移植而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英国，首先实行辩论式诉讼，即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各方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就有争议的问题作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不主动调查证据，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判处刑罚。英国从1836年起，还取消了对辩护的限制，案件的预审和审判，被告人都可聘请辩护律师,采取辩论方式。美国独立以后,联邦和大多数的州也采用辩论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吸收了辩论原则，但又有别于英美法系国家，最主要的区别是，法官不象英美法系只是一个“消极仲裁人”，而是指挥整个审判，主动讯问诉讼当事人,主动收集调查证据,不受双方当事人所提出传唤的证人和证据的限制。法国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德国1877年《刑事诉讼法》、日本1890年《刑事诉讼法》，大致上都是这样规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于1948年全面修订《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原则和制度，规定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并且强调诉讼双方的辩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法庭调查后,应当由公诉人发言，被害人发言,然后由被告人陈述和辩护,辩护人进行辩护,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但没有把法庭辩论规定为辩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