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对我国行政法理论的影响

『壹』 如何从行政法角度理解我国当前的负面清单制度

负面清单应以法律文件形式出现。当然，这里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律，同时也包括双边协定或多边公约等。目前，我国关于负面清单的实践主要是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的成果。国内的实例主要是上海市政府2013年制定、2014年修订并公告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从这一清单本身来看，它是一个关于外商投资准入的小负面清单，还不是一个全面覆盖贸易和投资、货物和服务的大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是上海自贸区的一项重大突破。传统的投资管理，是告诉投资者哪些能做，列出清单给予投资指引；而负面清单管理，则是告诉投资者哪些不能做，把不能做的列出清单，清单以外没有规定的都能做。它在公告说明中设计了三个兜底条款，前两个兜底条款是专门针对投资的，第三条是关于“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的条款。很明显，该条款的覆盖范围实际上超越了投资活动而涉及任何经营活动。
从负面清单的发展和实践可以看出，准入是制定负面清单的自然结果。当然，准入多少与清单长短成反比关系。从权力清单角度看，准入是行政权力的一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准入权。这种市场准入权力的设定很多时候是基于公众利益保护的考虑，如食品药品的生产或销售、公众存款的吸收、理财产品的销售等，通过对业务经营的许可方式来实现。无论准入权还是非准入权，其产生和存在都要有法律依据。
实际上，虽然负面清单产生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交往领域，并更多地运用于这些领域，但在法理上其运用空间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