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自身价值
首先，你提的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病句。
1、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前者解决程序问题，后者解决实体问题。
2、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的实施和罪行法定的依据会同时展开，程序表现实体，实体承载程序。
刑事诉讼发的价值就是保障法律对犯罪行为制裁的展开，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教育公民自觉守法维护法制秩序。
以后，提问题想一想问题中各部份的关系，小傻瓜！
㈡ 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1．（1）“审讯人员将李某提到公安局案基地对其实施了捆绑、吊打、电击等行为，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少许水喝，并威胁不坦白交代抢劫杀人罪行、认罪态度不好法院会判死刑。最终，李某按审讯人员的意思交代了抢劫杀人的事实。”这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而且，依据该条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2）“侦查人员还对李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当场未出示搜查证”，侦查人员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属于物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本案负有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包括东湖市公安局、东湖市检察院和东湖市中级法院。3．对于李某的盗窃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认，而且有李某的供述，并经查证属实。因此，对李某的盗窃罪应作有罪判决。对于李某的抢劫罪，只有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加以证明，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给被告人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4．结合本案，简要说明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的价值。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法实施方面的价值有：第一，通过明确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适用刑事实体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构架；同时，由于有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也为刑事实体法适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规定了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运用证据的规则，既为获取证据、明确案件事实提供了手段，又为收集证据、运用证据提供了程序规范。第四，关于程序系统的设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减少案件实体上的误差。第五，针对不同案件或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程序，使得案件处理简繁有别，保证处理案件的效率。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通过规范证据的收集程序和运用规则，让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在本案中，通过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证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以有效的程序机制保障了刑法的实现。5．结合本案，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过程，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在我国，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几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方面，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在三个方面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一，排除范围。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第二，法庭调查，包括启动、证明、处理。即刑事诉讼法第56、57、58条的规定。第三，法律监督。即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在本案中，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对2010年《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贯彻和落实。（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乃至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保障李某的人权，同时，警示司法人员在以后的执法中应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督促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过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若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抑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督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这对树立我国司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参考资料：2012年海天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真题解析
㈢ 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刑事诉讼复法独立价值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互讨论一下吧！1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实体法的程序法，它能够独立保障刑事实体法的实施2:它作为程序法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现的是一种程序正义3:它回答了，或者解决了如何发现犯罪，揭露犯罪，惩罚犯罪！4:它更加的保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权问题
㈣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
刑事诉讼秩序、公正、效益价值是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来实现的。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实现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适用本身也在实现着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一部惩“恶”的法律，更是一部扬“善”、求“美”的法律。不仅是一部惩罚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仅赋予公检法追究惩罚犯罪的职权，而且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权利。
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实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权，则是从价值论的高度赋予刑事诉讼法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价值目标。
刑事诉讼中，集中体现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冲突与衡平关系。限于国家权力的强大和个人权利的渺小，要求国家机关在处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专断，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
(4)刑事诉讼法自身价值扩展阅读：
注重程序正义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那就是，刑事诉讼法旨在追求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于工具价值之外的公正价值。
如果把刑事诉讼法比喻成一座神圣的宫殿，那么刑事诉讼法原则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国的首次提出，是谢佑平教授和当时还是他的研究生的万毅教授2000年合写的一篇题为《程序法定原则初探——评司法机关的解析权》的论文。
在两年后的专著《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中，则系统地阐述了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概念、特征、体系、分类、功能和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将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分为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并纵横捭阖、删繁就简、深入浅出，用最简单的方法，阐述最深奥的原则。
用竞技运动的精神，来观察和理解刑事诉讼活动的原理、原则，既简单，又深刻，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重配合轻制约”“重打击轻保护”之积弊，实在需要引进或提出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极致追求形成强烈的冲击。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辩平等未能实现，强化侦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独立缺乏制度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弱化，诉讼难以及时终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能法定化等。
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一次修改，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正在得到改善，有些问题仍然还在那里。
㈤ 刑事诉讼法的价值
刑事来诉讼法的价值保证刑法的正确自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5)刑事诉讼法自身价值扩展阅读：
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二十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㈥ 刑事诉讼法程序价值
程序性正义：认为有三种程序正义。
1． 纯粹的程序正义：
不存在关于结果正当与否的任何标准，一切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只要游戏规则公正，且被严格守，无论结果如何，都被认为是公正的。如赌博。
2． 完全的程序正义：
存在结果正当与否的独立标准，并且合理的程序总是导致正当的结果。如分蛋糕理论。
3． 不完全的程序正义：
无论程序怎样设计，都可能出现不公正的结果。如刑事诉讼。我们的任务是设计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实通过该程序进能尽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实难以查明，只要该程序本身公正且被严格遵守，控辩双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实查明（实体真实实现）之艰难，要求严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败诉者的不满，同时使判决得到公众的接受，使法院获得信赖和权威。
这样，程序就具有了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外在价值，即功利价值，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表现为通过程序惩罚犯罪、释放无辜。一是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个体的基本人格尊严。程序正义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内在价值。
一旦确立程序规则，就应当遵守，否则应负不利后果（程序法也是法，应当遵守）。美国的《量刑阶段》，我国的重实体轻程序。
“诉讼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早期英国采取“诉讼方式”的程序、罗马法中的“诉权”理论、现在法官实际上的解释法律创制法律都说明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之功能。
事诉讼：私力救济、血亲复仇——国家介入（从消极到积极，从自诉到公诉，由国家暴力取代个人暴力）。
刑事诉讼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宪法联系最紧密。犯罪是个别的、特殊的，而国家的暴政，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干预和侵犯却可能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不仅背后有国家资源的支持，还难以救济。因此自由主义哲学认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才是最可怕的。宁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愿遭受国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陪审团制度。
㈦ 多选题根据刑事诉讼价值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刑事诉讼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答：1、刑事来诉讼自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实施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特定需要而对其所具有的效用和意义。 2、刑事诉讼价值可分为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刑事诉讼法的自身价值(独立价值)两个方面。 3、刑事诉讼法的自身价值可以通过“程序来吸收当事人的不满”，要增强当事人的自主性、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参与、贯彻控辩平等、推进司法独立、增强司法权威。 4、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公正、效率、效益说，公正、人权、效率说等。 5、刑事诉讼主体需要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决定了刑事诉讼法律价值目标的多样性。刑事诉讼是诉讼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诉讼效率也是实现诉讼公正的要求和手段。 6、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
资料来源网络
㈧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三特征有什么诉讼价值
（一） 客观来性：是指作自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和主观知觉痕迹，都是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不是主观想象、猜测和捏造的事物。
（二） 相关性：又称为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
（三） 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收集、出示、和查证，都由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采证标准，为法律所容许。
㈨ 刑事诉讼价值是什么
刑来事诉讼价值包括两自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刑事诉讼法的工具性价值，二是指刑事诉讼法自身价值。刑事诉讼法的工具性价值涉及到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刑事诉讼法除具有工具性价值以外，其还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
我们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这是因为：刑事诉讼作为分配权利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其存在的前提，便是人类社会的公正秩序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破坏，国家设立刑罚权的目的就是为恢复被破坏的正义。为了保证刑罚权的实现不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国家报复，必须对国家追诉犯罪的行为予以程序规范，以保证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因而刑事司法程序的设计和程序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都应以公正为价值趋向。但是，在我们充分关注公正价值目标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刑事司法对效率的追求。
㈩ 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谈谈我国案件频发的原因
一、刑事诉讼价值的提出
价值，是指客观事物对主体的效用或者满足水平，这一观点说明了价值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其哲学上的意义大都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而不具有更高的哲学高度的价值。而对刑事诉讼的价值的考量也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对刑事诉讼功利性或者是工具性的价值的关注往往超越了对其本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的研究。
很多学者将刑事诉讼的价值概括为秩序、安全、自由、效益、效率等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这些的确是刑事诉讼制度所体现的价值之所在，刑事诉讼也往往具有多元性价值的特征，这是研究任何一种法律价值所首先必须承认的观点。基于这些价值的抽象性，多数学者更愿意以工具（功利）价值和内在（公正）价值来概括刑事诉讼的价值。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系的国家有权利保障或正当程序式的诉讼价值观，大陆法系的国家则有控制犯罪的诉讼价值观，因此对刑事诉讼的价值问题的探讨存在一个对自由或安全的选择，一个对目的或手段的选择，或者是对内在价值和功利价值的选择。然而，笔者在这里所做的陈述不是要从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中比较孰优孰劣，从而做出一个规范的判断，而是要试图从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中去探讨一些制度上和实务中的缺陷，从而探讨中国的刑事诉讼价值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这表明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主要是惩罚犯罪，保障社会秩序，刑事诉讼当然地具有了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个人权利和国家以及社会的权益的冲突中，国家及社会的利益实为更重要的一面，对实体正义的保障也常是最为重视的一个方面。然而，刑事诉讼的总体目标应当是使国家、社会利益与嫌疑人的利益实现大体的平衡[①]，更何况是在这种个人与国家对抗中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存在着天然差距的情况下，政府可能才是“潜在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②]，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不仅局限于作为实体正义的保障，而应还原到其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和价值上。因此，刑事诉讼绝不仅是查明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还包含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③]，刑事诉讼的价值不能简单地被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割裂开来，笔者只能结合实际地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较为我们忽视的内在（公正）价值，即刑事诉讼本身的对程序正义的保障。
二、中国模式下的刑事诉讼和价值选择
美国学者帕克在分析诉讼模式时提出“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的模式理论，在犯罪控制模式的视角下，刑事诉讼程序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安全和自由，必须有效地发挥控制犯罪的功能，而在正当程序模式中则更注重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同时这在发现事实真相方面反而具有一定优势[④].而现今学者大多以职权主义的诉讼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作为区分，由此可以得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更侧重于对犯罪的控制，以期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则更侧重于对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以重重程序上的制约来达到正义的目的。由此看来，这是基于不同的诉讼价值在目的与手段之间所做的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或者刑事诉讼构造是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⑤].刑事诉讼构造有“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之分。前者是指控诉、辩护和和裁判三方在各主要诉讼阶段中的法律关系的格局，就是说，在刑事诉讼的任何一个点上，都存在控诉、辩护和和裁判三方的关系，且构成相应的格局。主要包括侦查构造和审判构造。后者是指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顺序关系上的相互关系的特点，主要包括侦查与起诉的关系及起诉与审判的关系。横向构造着眼于三方诉讼主体在各个程序横断面上的静态关系；纵向构造更加强调三方在整个诉讼程序流程中的动态关系[⑥].不论“横向构造”还是“纵向构造”，均建立在一定的诉讼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之上，受相应理念与原则的调整。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由中华法系中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到清末形式上的职权主义，再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强职权主义向以强职权主义为基调的混合式诉讼模式的转变[⑦]，总体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虽融入了对抗主义的些许色彩，但是仍然具有职权主义的总体特征。
在我国这种职权主义色彩较为鲜明的刑事诉讼模式下，刑事诉讼的价值具有了对实体正义的绝对追求，其工具价值尤为重要。而这种正义的获得往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的保护显得极为薄弱，这种对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忽视不容乐观。相较于应然的诉讼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以追诉为中心的，侦查阶段构成了整个诉讼的主要部分，裁判权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公安机关的权限面临着扩张化的危险，并且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公安机关是基本独立的侦查活动的主体，进行着专门调查工作，可以对嫌疑人实行拘传、拘留、通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等措施，这其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证据取得手段的合法性，中国奉行“为发现真相不惜一切代价”的思想，对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实为常见，且没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适用；同时强制性措施被广泛运用，尤其是看守所的归属问题，在我国实践中看守所实际是归于公安机关，这造成了许多实务上的困境；此外，公安机关还享有一系列的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权力，诸如劳动教养等等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的措施，这造成了理论上的一个悖论——作为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在涉及公民权利保护的情况下，没有司法机关的介入公安机关是否能够采取这些强制措施，结论即是这与实体正义相违背，并且在程序上体现为为追求行政运作的高效率而缺乏了对程序正义的保障。因此，这一阶段是缺乏裁判权力的介入的，这种以追诉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也缺乏对公民的权利的保护，不利于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实现。
其次，不仅是裁判权不受重视，我国的刑事诉讼还存在“流水作业”的模式的特点[⑧].我国不是采用“正三角形”的诉讼模式，而颇具有线形的诉讼模式特点，即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三个机关的相互配合，这三个阶段不是相互独立地，往往带有行政运作色彩，后一个阶段的活动是对前一个阶段活动的进一步确定，如帕克教授所说，这种诉讼制度是典型的“接力比赛模式”[⑨].检察院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进一步确认，而审判阶段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对嫌疑人的保护存在着一个极为重大的偏颇，这体现在：第一，案卷送移制度导致法官提早介入了对证据的实体调查，法官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中国的有限卷宗移送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官的预断，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法院有权获得检察机关的追诉资料的复印件，这与过去的全卷宗移送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另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可以在事实不是特别清楚时告知检察官，并且延期或是休庭，使其提供新证据；第二，由于证人的不出庭，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判断主要来源于对案卷笔录的了解，这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严重的悖论，而在被告人的律师没有掌握案卷记录的情况下，根本不能作出有力的抗辩，法官的审理只不过是一个对检察机关掌握的案件事实的合法化判定；第三，法庭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受当地政府和党委的领导，与当地财政税收挂钩，这是其行政运作的外部原因，而法院的内部也存在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一系列“上级指导下级”的行政运作模式；第四，法院在侦查和检查活动后还可以发挥继续追诉的作用，如认为检察院起诉不当可以变更罪名，这反映了法院的主动性，推动了程序的逆向运行；第五，在个别情况下，公检法三方可以联合办案，以期达到最佳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的诉讼模式决定了从一开始，法院就不能以超然和中立的姿态介入诉讼，而是对控方决定的一种程序上的肯定，这种流于形式和接力工作的方法，使得被告人被置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其本身的权利和正义得不到保障。
再次，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济机制没有完善的保障。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证，也没有申诉的方式。例如对其最重要的律师权，律师何时能够参与诉讼，律师怎样参与诉讼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存在着重重困难，法律上的规定和实务上的结果大相径庭，律师的阅卷权仅限于对公开的诉讼文书的查阅，而对案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口供乃至被害人的陈述却没有了解的权利，这导致了控辩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律师的会见权也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权利的行使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同意，尤其是在审前会见嫌疑人，需要经过公安机关和看守所的同意，而看守所实际上又是属于公安机关的，律师会见嫌疑人更是难上加难；律师对辩护也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法院常常不会采纳律师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辩护效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相当薄弱，这对其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职权主义的特点，以追诉为中心，并且具有明显的流水作业特征，且这种诉讼构造不能给予被告人以平等的保护，这是基于我国诉讼价值的选择，为了打击犯罪和获得实体正义而忽略了对诉讼的内在价值的追求，诉讼正义显得薄弱无力。
三、内在价值选择下的刑事诉讼的应然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是重其功利性的一面的，而对其内在价值的追求显得较为薄弱，这是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原因的。而英美法系侧重的是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在美国罪犯的人权好像更为重要，霍姆斯认为“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因此，借鉴英美法系对刑事诉讼构造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指导下的应然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
首先，从侦查与起诉的关系中看，侦查活动与起诉活动应相对独立，侦查权应当分配给侦查机关行使，行使控诉权的检察机构不应参与侦查活动，另外还应有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还必须注重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保障，使得律师参与活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证据，实行逮捕、羁押、保释、搜查、扣押、讯问等活动；第二，检察机关不应参与侦查的活动，例如批准逮捕的权力不应有检察机关享有，否则检察机关既是侦查活动的裁判者，又是运用侦查活动的证据结果的起诉者，这样矛盾的角色将会使追诉主义的色彩在刑事诉讼模式中大大加深，因此，检察机构只是将侦查活动的事实结果推向程序化进程；第三，侦查权不应过分扩张，应有裁判权的早先介入，在美国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搜查都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请，并且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例如有证据的“排除规则”；第四，侦查活动应更为中立，不能仅为起诉活动服务，而应同时注重对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如律师权以及辩护律师对侦察活动的证据结果的掌握的权利。
其次，从起诉与审判的关系中看，应实行控审分离，裁判中立以及控诉中的平等对抗。第一，实行控审分离，法官对检察机关的起诉应当是不告不理，赋予检察机关充分的不起诉权，不能主动积极地进行诉讼，这也是保持司法中立性、实现辩方与控方的平衡对抗的重要条件；第二，裁判应当中立，不能是对侦查和起诉的确定，而应当在充分掌握证据、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判决；第三，控诉双方实行平等对抗，确立被告人的地位，使其行使对抗的权利，尤其是辩护权等多种救济方式。
由此可见，应然的诉讼模式应当更加倾向于横向上的控、辩、裁三方的独立性，纵向上的以裁判为中心的方式。这对程序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使得控辩双方能够获得更大的平等性。有的学者用“正三角形”的构造来形容这种构造模式，显然这种模式对正义的获得更富意义。
四、结语
中国的诉讼模式由其对诉讼价值的选择而决定，从而也导致了对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忽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或许并不一定优于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但是以中国的现状来看，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已经达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所以，中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缺少了对内在价值的追求，中国的诉讼模式更应该吸取内在价值选择下的应然模式的特征，加大对被告人的保护力度。
选择法律程序，不是放弃实体真实，而是坚持统一[⑩].中国的法律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逐渐达到实体真实和程序真实的统一，正如吉迪恩所说“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法律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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