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管辖证据案例题

Ⅰ 举例说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4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第七条又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以上法律法规阐明了我国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制度，同时也确立了法官在审判中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的要权利。
虽然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法律法规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法官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而导致案件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的案例仍时有发生。
原告李某持有署名为被告王某的借条一份，李某因王某未按期归还借款，诉讼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归还借款。但被告王某认为借条中借款人署名非其所签，即借条是虚假的。一审法官认为，原告李某就其主张已经提供借条证明，被告认为借条是虚假的，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即将借条虚假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王某。因被告王某未申请笔迹鉴定，未能证明借条署名的虚假性，一审法官对被告的主张未予采信，判决被告王某归还原告李某借款。二审法官认为，原告提供借条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其举证应符合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案中被告王某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则原告应就借条的真实性申请鉴定，而被告在鉴定中有协助义务，即被告王某应提供自己的书写真迹，用于鉴定中进行比对。经鉴定，借条署名确实非为被告王某所书，二审遂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Ⅱ 诉讼案件中，能够被人民法院 采纳或认定的 新证据 具体的指哪些

摘一文供参考，有点长： “新证据”问题既是民事诉讼立法中的难点问题，也是法院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如何准确界定“新证据”的科学内涵，使“新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得到有效的适用，是当前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中国待解决的问题。现行《证据规定》在“新证据”问题上虽然已突破《民事诉讼法》的局限，对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进行了具体化，并对有关程序性规定进行了明确，但由于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规定毕竟无法穷尽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证据”问题，导致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对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上也产生诸多问题。本文从现行证据规则出发，结合案例，试对民事诉讼中“新证据”的理解与适用做一粗浅分析。 一、现行法源有关“新证据”的规定 （一）《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的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也作出“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对“新证据”问题也有阐述。 可见，“新证据”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早已规定，但这种规定是笼统的，过于宽泛，对“新证据”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且对“新证据”的举证期限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这就导致我国民事诉讼中，对“新证据”的适用采随时提出主义，即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提出前一阶段没有提出的证据，法官也必须任由当事人随时提出新证据，而只要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 （二）《证据规定》对“新证据”问题的新突破 《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六条对民事诉讼中“新证据”进行了具体化，并明确了相关程序性规定，赋予“新证据”以新的更为科学的内涵，并就其例外“可视为新的证据”的情况作出解释。 《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一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批准，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2.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 单从字面上看，《证据规定》对“新证据”问题做出较《民事诉讼法》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且赋予“新证据”以科学的涵义，而其实质更在于克服《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模糊规定，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适时提出主义。 二、各审判阶段“新证据”涵义的理解 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有关“新证据”问题作出立法层面上的规定，但原则性太强，难以掌握。《证据规定》对“新证据”的内涵加以具体明确，同时对“新证据”的适用程序问题也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但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案件有时非常复杂，且“新证据”举证问题可能贯穿于诉讼进程中的各个阶段而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有必要对整个诉讼时段进行分拆，具体到一审、二审、再审阶段。在各审判阶段，“新证据”的涵义是不同的，以下就各审判阶段中“新证据”的涵义加以阐释。 （一）一审程序中“新证据”的涵义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具体对“新的证据”作何理解，并不确定，而且该规定没有从审判各阶段对“新证据”问题进行明确，过于宽泛。 《证据规定》对一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对这类证据应当理解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客观上尚未出现，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受害人身体遭受损害的后果或后遗症，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并没有显现，而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损害后果或后遗症，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就属于这一情形。有的情况下，证据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就已客观存在，但通常情况下，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当事人并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存在而未掌握，可以称之为“新出现和新发现的证据”，对该类证据中的“新出现”的情况，因其在界定基点上已明确为“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发现的证据，客观上不难理解。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未能在举证期内提交证据是因为客观原因所致。 另一种情形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延长举证期限，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此类“新证据”的涵义应理解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知道该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但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当事人经多方努力，在举证期限内仍然无法向法院提交该证据，后由当事人在一审结束前提供的。 （二）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涵义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有关“新证据”问题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此规定，当然也应理解为适用于二审程序，但在二审程序中究竟何为“新证据”、以及如何适用问题却未明确。 《证据规定》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也区分了两种情形： 一是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根据举证期限制度，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的证据可不予接受认可，但鉴于当事人可能的过错或因某些确实存在的客观原因的限制，有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并未在一审结束前提出，如果二审程序再不加以认定，不予以采信，那就有可能导致裁判失衡，有违当事人诉讼机会均等的诉讼理念，也有违司法裁判公正的价值追求，故采取这一措施是有必要的。当然，在这里，“新发现”的证据包括两种，一种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出现的证据，如土地出让合同纠纷中，一审结束后当事人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另一种是在一审结束前已经存在的证据，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道该证据已经出现的情形，当然，当事人无法知道该证据是由客观原因所致。 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知道该证据客观存在，但在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责任，经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在法院准予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完成举证而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情形。如人身伤害案件，受害人明知有目击证人，但受害人对现场目击证人都不认识，这样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受害人无法完成举证，后经受害人多方努力，终于寻找到目击证人，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应当注意的是，该种情形下所讲的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仅指当事人在一审阶段曾提出过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而在二审程序中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况，而不包括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未曾提出过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请求。 （三）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理解 再审程序不是法律规定解决当事人之间权益纠纷的必经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们法院应当再审。”这就是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证据条件，该条件是“足以推翻原裁判”，至于能否推翻原裁判，则由法官综合考量该“新证据”在整个案件审判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在这一环节，法院占主导地位。 “新证据”的提出是启动再审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作出界定，举证时限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所以，《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是指原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该新发现的证据应做两种理解，一是在启动再审程序前客观上并不存在或已经存在，但当事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无从得知该证据存在，在原审程序中也就未提供的证据。二是在终审结束后新出现、新发现的证据。当然，懈怠举证与主观故意提供的所谓上述“新证据”，法院不应认定为“新证据”，当事人就承担不利后果。 三、现行“新证据”制度中的困惑 现行证据制度在维护当事人诉讼机会平等，保护司法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任何一种制度设置的初衷都是理想化的，“新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以下对现行“新证据”制度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分述之。 （一）一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何为“新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新证据”的举证期限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可随时提出自认为是“新证据”的证据，并把“新证据”的认定工作交由法官。有些当事人自认为是“新证据”的证据，在整个案件证据链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若法官对这样的证据逐一认定，无疑会影响审判效率，况且这种认定工作完全由法官主导，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影响司法公正。 《证据规定》虽然结合《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作出相应界定，但仍有许多适用中的困惑，对于一审中的“新证据”，困惑主要是如何正确适用“当事人在举证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该“新发现的证据”常被当事人以“遗忘的证据”为借口所利用，对另一方进行突袭。在一审过程中，当事人提交出了没有经过证据交换的证据，并称是新发现的证据，属“新证据”。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法院就应看举证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是否提出过该证据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的说明，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延长对该证据的收集期限等，若不存在以上情况，就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持有该证据的当事人就应当承担逾期举证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一审中“新证据”制度适用中的困惑之二在于，依“客观原因”的表述，赋予法官自由心证的权力，而区分是客观原因还是当事人主观过错并无依据可循，法官又畏于二审改判发回的压力，主要是时刻处于担心裁判被改判的尴尬境地，就有可能在一审阶段盲目懦从于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所以，一审中法官应结合案情，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进行慎重、严格地审查，如果是因为当事人不懂举证期限的意义或者是因为当事人疏忽，造成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的，不能认定为“新证据”。 （二）二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按照《证据规定》，二审中涉及到的“新证据”，可分两种情况：1、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调取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经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 “新证据”制度的价值目标在于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会与诉讼权利，而若以当事人诉讼机会平等为由认定某证据属于“新证据”，实际上就永远不会有诉讼机会平等。按照学理解释，二审程序中的“新发现的证据”主要首先从当事人过错出发来界定，但当事人若因自己保管不善，在一审举证期内未能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如会计账册，而在二审过程中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该账册，似乎并不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法官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有的法官认为属于“新证据”，并据此作出裁判。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确实是一审中因客观原因而非主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新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确有重大影响，法官应认定为“新证据”，对方当事人应予以质证，若不属于“新证据”，则对方可拒绝质证。 对于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法院调取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经当事人申请而调取的证据，法院应认定为是“新证据”，但在该种情形，若第一审中被告未提出抗辩，但在二审中提出理由，形成二审中新的抗辩，那是否将一审中原告针对该理由提出的证据列入法庭调查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证据并没有涉及到证据的必要性、作用与地位问题，这就需要二审法官结合案情综合作出判断，只要符合上述“新证据”条件，法院就应当进行法庭调查。另外，在二审程序中，法官对整个案情及各证据的效力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要求是否合理应能够作出客观判断，须注意的是，该调查取证的请求是二审中对一审曾提出过的调查取证的要求再次提出申请的情形，并不包括二审中第一次提出的调查取证请求。 （三）再审程序中“新证据”适用困惑 针对一审、二审程序终结后确有错误裁判的情形，人民法院将启动再审程序。由于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未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作出明确的限制，从而使得有些当事人借提出“新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 为了改变无限再审的状况，《证据规定》中规定了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范围，按此解释，即便是当事人因一般过失而未能在原审中发现证据或提出证据，判决生效后也不能再依据这些证据申请再审。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解决“终审不终”的问题，但与民事证据法规的价值目标是相冲突的。 笔者认为，在再审程序中对“新证据”做出限制性的解释是必要的，但界定不宜过严，应限于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原审中不提供的情形。如有的当事人在原审中就有了足以使自己胜诉的证据，但为了拖延诉讼，故意不提供，等到判决生效后再以这样的证据申请再审，鉴于启动再审程序难度极大,当事人一般是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的,这样的当事人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法官应从案件实际包括当事人实际出发，综合考量该类证据的“新证据”效力。 四、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现行“新证据”制度弊端之溯源 尽管《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问题从立法层面作出了规定，但根据对相关规定的理解，《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采随时提出主义。《证据规定》对《民事诉讼法》中“新证据”问题作出了细化，作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如对“新证据”，赋予了更为明确的涵义，对“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进行了限制与修正，明确了“新证据”的举证时限，对当事人举证权利作出了界定，以保障新的证据不被忽视，以使当事人的举证权在诉讼各个阶段都能得到体现和保障。在举证时限过后，允许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无疑是对举证时限制度本身的一种冲击，但该制度本身是科学的。 制度设置来源于理论指导。在司法理论上，两大法系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采信有着两种不同的特点与适用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举证时限的规定有较大弹性，当事人可提出新证据，法官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根据个案实际，运用自由心证进行弹性裁量，也即在“新证据”认定与采纳的问题上，法官占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正当程序观念审视“新证据”问题，即把程序正当性与审判的公正性作为崇高的价值取向来看待。在英美法系国家，大多将举证时限制度推到了与政治程序一样的认识高度，认为程序正当性是审判公正进行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上诉法院很少接受新的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既追求大陆法系国家追求实体正义，又循英美法系国家程序正当性，导致当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走入怪圈，也导致证据制度中“新证据”问题的混乱。我国法院裁判历来奉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而事实的再现要依靠证据来证明，证据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可能使证据延伸到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新证据”不仅可能出现在一审、二审，还可能出现在再审阶段。法院的审判是建立在对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进行认定与考量的基础之上，相对稳定的裁判与不断变化的证据形态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也就是法院在实践中对“新证据”认定与适用中产生困惑的困惑缘由。 （二）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之我见 1、加强对当事人举证指导，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 民事审判实践中，加强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有效指导，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对推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证据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证据规定》虽然强化了当事人在各个诉讼阶段提交“新证据”的权利，尽量突出当事人推动诉讼的主导地位，但尽管如此，由于《证据规定》的抽象性与原则性规定，在面对复杂的案件时，有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往往是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与证据意识，在诉讼中不能向法院提交最具有针对性的“新证据”，而是将所有证据材料，不管有无实际效力，都交由法官选择，于是，如何引导当事人在诉讼各阶段为保护自己的诉讼权益提供有力的“新证据”，便成为法官一项重要而必要的工作，而且，《证据规定》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指导。 由此可见，举证释明是受案法官应尽的义务，如果违反此义务而导致当事人贻误举证时机，上级法院可以原审裁判程序违法而发回重审。当然，法官的释明义务是相对的，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如法官过多释明，可能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而释明不力，又可能导致当事人盲目举证，甚至无所适从。所以，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应考量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把握好释明尺度，全面、适当地指导当事人举证。 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不能满足于通过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来完成对当事人举证释明，还应在诉讼过程中，向当事人讲明利害关系，以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积极推动诉讼进程，而不仅仅被动举证，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 2、完善各诉讼阶段中“新证据”交换制度 作为当事人之间交锋的“武器”，“新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证据”的交换是保证当事人之间充分了解对方证据，以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证据”的有效途径。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定》中并未规定“新证据”的强制答辩制度，若法官不组织当事人对“新证据”进行交换，当事人在不了解对方证据链的情况下，势必造成盲目举证。 虽然《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仅规定了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的两种情形，并没有将证据交换作为每案必经程序，但为了使当事人在诉讼各阶段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新证据，法官应尽可能地在诉讼各阶段安排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以便当事人相互了解对方证据情况，及时提交“新证据”。这样以来，也使法官从许多无用的证据中解脱出来，对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审判质量来说意义重大。当然，在“新证据”交换环节中，法官的释明引导不可或缺。 3、建立“新证据”适时举证机制 如今，“权利人不应躺在权利上睡觉”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尽快从权利上觉醒，及时提出新证据，不仅是再现案件事实服务审判的需要，从更大方面来说，更是法官及时认定客观事实，恢复不稳定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定》虽然都对当事人享有新证据举证权加以明确，但对新证据举证时限问题，并未规定具体举证期限，造成审判实践中，审判结果常因当事人提出新证据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不仅存在于一审、二审，甚至延伸至再审。 设立举证时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提高审判效率，而证据突袭常使得诉讼不经济，甚至二审中提供新证据，有使得一审程序被虚化之虞。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迟延举证，就应使当事人承受迟延举证的不利后果。这样并不是仅仅追求诉讼效率，更多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新证据，以保证该新证据不致发生失权的不利后果。 “新证据”的合理理解与适用问题是“新证据”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如何有效适用“新证据”制度，使其在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作用，以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是该制度的价值目标所在。“立法也应与时俱进”，如何结合新情况及时完善现行“新证据”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新证据”问题的研究还需深入，希望本文对“新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Ⅲ 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分类几种形式有什么作用

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对各种民事诉讼证据加以归类。

一，证据在学理上的分类

（1）本证与反证

本证与反证，是按照主张某种事实存在或否认对方主张事实的存在来划分的。 本证是指当事人一方主张某种事实，提出能证明该事实存在的证据。与之相对应的是反证。对方当事人为否定或推翻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而提出相反的事实证据，以证明事实的不存在，谓之反证。

（2）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是按照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对象的关系来划分的。

所谓直接证据，就是能够直接证明证明对象的证据。例如，结婚证，可以直接证明夫妻关系；房产证，可以直接确定房屋的所有权；借据，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的借贷关系等等。

所谓间接证据，就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事实，但能和其他证据联系起来，共同证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例如，张某死后，李某要求继承其财产，理由是二人是收养与被收养的关系，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需要用下述间接证据加以证明。第一，李某从五岁开始就是张某抚养成人的；第二，近十年来张某由于年迈体弱多病，一直由李某赡养与伺候，张某死后的丧事费也是由李某负担的；第三，张与李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群众公认为父子关系。通过以上三方面的间接证据，足以说明张某与李某属于养父与养子的关系，故张某的财产应该由李某继承。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也是相对而言的 ，并且是以同一证明对象为标准的。划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标准，应以能否直接证明案件的关键性事实来确定。一般来说，能够直接证明案件的关键性事实的为直接证据，反之，就为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千差万别，有些证据，介于二者之间既可算间接证据，所以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并不是绝对的。

间接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间接证据可以作为调查研究整个案情的向导 。其次，间接证据可以鉴别直接证据的真伪。第三，几个间接证据联系起来的证明效力，就可以相当于甚至超过一个直接证据的证明效力，所在在证明案件的事实时，间接证据是直接证据的有力助手和可靠的佐证。

（3）原始证据和派生证据（传来证据）

原始证据和派生证据，是按民事诉讼证据来源加以区分的。所谓原始证据，就是直接来源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据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所谓派生证据，就是从原始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手材料”。如证人根据别人所说的案件事实所作的证言，物证的照片、复制品，书证的抄本、影印件等。
原始证据虽然可靠性大些，但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原始证据也有一个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派生证据，虽然不如原始证据可靠，但在处理民事案件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证据，在没有收集到原始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顺藤摸瓜，通过派生证据找出原始证据 ；可以通过派生证据 ，审查和确认原始证据的可靠程度；在原始证据已被毁灭或无法直接运用的情况下，运用其复制品 、副本 、节录本或照片等派生证据，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证据的形式：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七种。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为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七种。

三，证据的作用：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作为一种第三者中立解决纠纷的制度，民事诉讼要实现它的任务，除了要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外，还要借助理性的说服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对案件真实的发现。现代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已不再致力于追求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法官对案件事实真实的认定，主要看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上的真实，只要符合法律上规定的真实，即使这种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不符，法官也应当将其确认为定案的事实，并以此作出‘法律上认为正确’的裁判。

因此，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证据是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和依据：

民商案件中的某一事实是否存在，其存在的具体状况如何，审判人员只能依据各种证据材料来认识，只有通过依法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才能弄清案件事实的真相，才能分清双方当事人的是非责任，除调解结案的以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结束后要作出裁判，正确的裁判只能建立在证据可靠的基础上，否则难以保证公正与合法性法。

（二）证据是当事人进行诉讼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手段：

民事和商事当事人进行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在诉讼中就必然会提出有利于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提出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惟有如此，才能达到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目的。‌

总之，在民事诉讼中，不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当事人，证据的运用都是一个十分重要问题。证据是诉讼开始的基础，也是诉讼继续进行的推进器，还是引导诉讼走向终结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证据制度构成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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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分类、形式和作用主要的法律依据有以下两个法律：

法律依据一：《民事诉讼法》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第六章 证据

第六十三条 证据有下列几种：
（－）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律依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210.htm

Ⅳ 民事诉讼法证据形式有哪些

一，什么是民事诉讼证据?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

1. 客观性

作为民事证据的事实材料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证据事实，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以真实而非虚无的、客观而非想象的面目出现于客观世界，且能够为人所认识和理解。

2. 关联性

指民事证据必须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这种事实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关联性一般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1). 直接的联系，如事实材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本身就是待证事实的一部分;

2). 间接的联系，如事实材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能够间接证明某一待证事实成立。

3. 合法性

作为民事案件定案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符合法定的存在形式，并且其获得、提供、审查、保全、认证、质证等证据的适用过程和程序也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二，民事诉讼法证据形式有哪些？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为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电子数据、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八种。

1. 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

2. 物证是指以其存在的形状、质量、规格、特征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3. 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数据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

4.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证人就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称为证人证言。

5.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

6. 鉴定人是指那些接受聘请或指派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结论的人。

7.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一定的事实，对与案件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或物体亲自进行或指定有关人员进行查验、拍照、测量的行为。对于查验的情况与结果制成的笔录叫勘验笔录。

8.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Ⅳ 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1.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2.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3.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4.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5.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

7.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5)民事诉讼法管辖证据案例题扩展阅读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3.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4.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5.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Ⅵ 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

您好，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直接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当事人的陈述
包括刑事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陈述，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陈述等不同的诉讼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当事人的陈述都可以成为直接证据，只有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当事人陈述才是直接证据，如刑事被害人陈述，只有当其能指明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才可以成为直接证据。当然，由于当事人是案件的亲历者，其陈述大多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是最常见的直接证据。另外，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是证明有罪的直接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罪的证据是证明无罪的直接证据。
2、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人证言
如能够指出犯罪人是谁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证人的证言，以及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在场人员所作的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证言。
3、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书证
书证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如果其记载的内容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就可以成为直接证据，如署名的反动标语;被害人所记载的遭受某人侵害的日记;共同犯罪中犯罪分子之间互相通报犯罪准备或实施情况的信件;民事诉讼中的合伺借条、收据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来往信函等;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出具的有关文件、公函、证明等。
4、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视听资料
如公共场所安装的监控录像，恰巧将某人行窃的过程录下，依据录像又可以将该人辨认出来，该录像便可以成为直接证据。
5、在特定情况下，能直接证明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物证
物证一般不能成为直接证据，但在少数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直接证据，如某人随身携带枪支、弹药、毒品等违禁品，这时上述物品以其所处的位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私藏枪支、弹药和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从而成为直接证据。再如民事诉讼中，当场购买的货物能够直接证明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发生、变更或消灭，亦为直接证据。

Ⅶ 哪位高手能够帮我找出分析民事诉讼法上辩论原则中三种事实的案例

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程序。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新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正在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强化。作为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对诉讼程序的职权干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辩论原则，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价值，从而加快我国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本篇中，笔者将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定义、理论依据、内容以及其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一、 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 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3]
其二，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4]
其三，本质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应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尽量少干预。因此，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5]
其四，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6]对此，我国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有四点：1、当事人地位平等 2、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3、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4、诉讼应当公正 [7]

总的来说，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学者对辩论原则的理论依据认识有多大差异，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意思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三、 对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容的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是辩原则的法律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辩论原则的具体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可见，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放审理过程中进行的辩论，是一种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又称“言辞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也是辩论原则最重要的体现。4、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首先，凡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关的问题不辩论的内容。其次，虽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关，但双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属于辩论的内容。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等。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等。5、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经过和基于当事人的辩论而作出。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形成于法庭辩论之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只有这样，辩论原则才能发挥人民法院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和确保诉讼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通过行使辩论权达到证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的辩论行使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按照日本学者的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8]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任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9]与此相应，辩论原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中所抻出来的证据。”
我国的辩论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诉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这就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对现行辩论原则的一般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能够实施辩论行为，而没有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从而导致了辩论原则的“空洞化”。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使其成为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辩论原则与辩护原则的主要有两方面：1、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辩护原则则是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前者代表国家，后者则处于被审判的地位。2、民事诉讼中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当事人可以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还可以对适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

六、 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改革构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权的强化。这种变化是改革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求认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权利，而且人们还要求赋予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已严重滞后于人们的法法意识，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行驶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从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来看是倾向于学习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们应采取比较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但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经济、人文观念的不同，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Ⅷ 民事诉讼法调取证据的情形包括哪些

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九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专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属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九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九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
（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Ⅸ 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 案例分析

本案还是适用抄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刚，从你描述来看，尽管交警队和法院从没有认定鲁某撞了刘某，但认定了刘某的摔倒受伤与鲁某驾驶超速有因果关系。超速即是一种法定过错。因此从这样看，法院的判决没问题。第一，鲁某存在超速驾驶的违法行为；第二、这一违法形为与刘某的受伤（刘某本人也有违法形为，）存在因果关系。

Ⅹ 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该问题不涉及举证责任倒置问题，适用一般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主张人所提版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权己主张的时候，举证人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举证人所提供证据不能有效对抗对方的抗辩证据时，其实质依然是主张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主张，举证责任依然应归属举证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肯定不承担举证责任的，而只承担抗辩证据不足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抗辩证据不足或没有抗辩证据时，自然应该抗辩方承担责任。在问题中，实质是举证人不能证明自己提出的证据的真实性，在这情况下，抗辩人无需抗辩也应属举证人举证不利，怎么会双方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呢？
另外说点题外的，医院的结论不能证明行为人行为和受害人结果的因果关系，医院结论只能证明受害人只要发生摔倒的事实就会引起胫骨骨折，也就是说医院结论的意义仅在于说明一件事实：只要受害人摔倒，就极大可能会骨折。如果说医院结论能证明受害人的身体情况是不论有无外界因素都会摔倒的话，那肯定足以排除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但事实医院结论不能起到这作用。
在此情况下，该案是不是适用公平原则更为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