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李浩

⑴ 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诉讼方面的问题

无独三。

有独三和无独三虽一字之差，实天壤之别。
要判断民事诉内讼中的第三人应是有容独三还是无独三，有个不错的方法：
假设原被告之间的诉讼被不存在了（比如原告撤诉被准许了，又或终止了，但不包括判决），该第三人还有参加诉讼的必要吗？
如果有，就是有独三。因为有独三对于诉讼标的需要主张权利，虽然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不存在，但有独三与原被告的纠纷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有独三诉原被告之间的诉讼继续审理。
如果没有，就是无独三。因为无独三的权利义务与原被告之间的诉讼紧密联系，只要诉讼不存在了，无独三的权利义务就不受影响了。
总之一句话，有独三是诉原被告，无独三不诉原告，也不诉被告。

在你举的例子中，如果受害人撤诉了，那么生产商就一定不承担产品责任了，它的权利义务因此不再受影响了，它与受害人、生产商之间再无纠纷，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所以它是无独三。

另外，如果你是法学院学生，还是去翻翻教科书比较好。
我记得当初是看了某民诉法教科书上的表格，才记住了两种第三人的区别。

⑵ 法学本科考研考民事诉讼法方向 那个学校的排名 老师比较好，说请说详细点

西南政法大学：常怡他们，目前国内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江伟。 第二。
清华大学：张卫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错。

⑶ 司法鉴定人是不是一定要出庭

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回经法庭答许可，可以向鉴定人发问。《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李浩（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涉及专门性问题争议的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证据。鉴定结论对法官认定事实的作用一向甚大，它们虽然并不必然决定法官的心证，但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法官心证的形成。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这一关于质证的原则性规定自然也适用于鉴定结论。然而，对鉴定结论而言，如何才算满足“在法庭上出示”的要求，由鉴定机构向法院提交鉴定结论并由法官在质证时宣读即可，还是需要鉴定人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民事诉讼法并未提供现成的答案。在司法实务中，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可谓凤毛麟角。《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回答了这一问题，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

⑷ 谈如何做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但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本文将探究在新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功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事调解制度。
一、搞好法院调解工作的意义
（一）它能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和合作，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心理对抗。避免在诉讼中加剧和对方的隔阂和敌视。纠纷的发生，本身已表明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对抗，这种对抗假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即使在诉讼终结后也无法消除。实践中往往出现“打一场官司、记一世冤仇”的现象，正是这种对抗未能消除的集中体现，假如调解工作做的好，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增进团结。
（二）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活动主要是陈述事实和理由，审判人员的活动主要是查明事实和进行法制宣传，在当事人充分陈述的基础上以案讲法，进行法制教育，促进当事人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和提高办事效率。假如通过调解解决了纠纷，有利于消除矛盾，避免双方当事人意气用事，促进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能彻底解决纠纷。同时，由于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不发生上诉新问题，这就减少了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从而可以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改进调解制度的措施：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调解制度。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摘要：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进行；一种是调审分立式，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一种是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具体设想是摘要：将诉讼程序分为庭前预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两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预备程序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和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和庭前程序。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院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做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在和将调解权和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另外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评估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
（二）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预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另外可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为提高诉讼效率，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
（三）规范法院的调解方式。我国民事诉讼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节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院和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和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禁止“背对背”调解，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调解操作中应注重的新问题
（一）在调解之前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在调解之前由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政策、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变更或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使当事人了解调解的好处，讲明义务，划清责任，实事求是提出诉讼请求，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二）抓住当事人的心理特征，并把握他们的性格特征。在调解时应善于抓住当事人的心理特征，调查当事人的诉讼目的。把握当事人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当事人的性格特征，根据当事人性格差别，采取不同的调解方法，有效地做好调解工作。这样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将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三）调解时双方当事人必须到庭。假如调解时当事人不出庭公开表示对调解的拒绝，就不能体现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但是假如当事人由于身体有病等非凡原因不能出庭，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请求调解”等诉讼行为。如因非凡情况不能出庭，就应向人民法院出具表明本人真正意思的书面意见书，表明对上述新问题的态度。
（四）制定调解计划。为了使调解工作具有针对性、科学性、计划性，可以在调解之前，先根据案情制定调解计划，确定调解工作的重点和调解的具体步骤，并经合议庭探究，发挥集体聪明，保证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⑸ 什么是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

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证据的高度概率和举证责任分回配的规则作裁决的做法答。
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
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般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描述,就是：“对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裁决.”

⑹ 李浩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浩（1951.11-） ，1951出生，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同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师从常怡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1985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代司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强制执行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研方向: 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著有《举证责任研究》；合著《中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际》、《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论》、《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等著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法学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诉讼法与律师制度》的编写。曾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九五”规划“民事证据法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事证据立法”的研究。《民事证据立法与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一文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法原理》一书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一书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一文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一文获安徽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曾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正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正义”。 所获奖励： 1997年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其中1998年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1年获安徽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2006年获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2005年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⑺ 李浩的主要作品:

《民事证明责任研究》（专著）；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专著）；
《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专著）；
《中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际》（合著）；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论》（合著）；
《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合著）等。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1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中国法学会部级重点研究课题、司法部课题等。
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诉讼法与律师制度》的编写。曾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九五”规划“民事证据法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事证据立法”的研究。
《民事证据立法与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一文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法原理》一书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一书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一文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一文获安徽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
曾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⑻ 请问各位一个关于诉讼法律的问题

内容提要：举证责任的分配历来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而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双重内涵的认识也经历了相对较长的时间。从立法上体现对于举证责任的全面认识，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与实施。《证据规则》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既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明确了相对于该分配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同时作为上述两类规定的补充，赋予了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举证责任的权利。

关键词：举证责任，结果责任，行为责任，规范说，举证责任倒置

在进行本文正文论述以前，有必要对举证责任的概念加以明确，说明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及误解。民事举证责任发展至今，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既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包含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益诉讼后果，又称结果责任、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与民事诉讼的实际过程相契合，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动态反映举证责任的诉讼内容。在民事诉讼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张，且主张的事实不属于免证事实，就要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行为责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们可以感知的。而结果责任则静态地反映举证责任的内容，原、被告在诉讼中所应主张的要件均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在诉讼开始前即已安排完毕，不受诉讼实际进程的影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概念虽然产生于辩论主义诉讼模式主导的大陆法系国家，但由于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模式下进行的诉讼中也会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因此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诉讼模式并无必然联系。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不管当事人是否提供证据，以及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只要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就需要依据举证责任做出裁判，将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判归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表和里、形式和内容、程序与实体、动态与静态的关系，“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当事人必须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结果责任才能真正反映举证责任概念的本质，是举证责任的实质性含义。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为禁止人民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作为代偿而设置的解决法律上的纠纷的制度。因此，法官有义务对提起的各类纠纷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无法查清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绝裁判。此种情况下，现代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借助举证责任规范做出判决，也因此有“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的法谚。形象的法谚道出了举证责任的重要。举证责任不仅体现在每一个诉讼之中、影响着诉讼结果，而且在诉讼开始之前它已经在指挥着人们的行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深受前苏联相关理论的影响，在对于举证责任的认识上，特别是对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甚至是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举证责任概念，并不承认结果责任的存在，仅仅局限于提供证据责任，即行为责任。我国在继受该理论后，在举证责任方面也没有任何突破。另外，由于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及干扰，使得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禁区。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才开始受到理论界、实务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在诉讼认识论上强调追求绝对真实，否认诉讼中真伪不明现象的存在，在诉讼体制上坚持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此种条件下，连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更无从谈起了。

作为对上述立法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在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基本沿袭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的宗旨，只是对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虽然该条通过将过去由法院负责全部证据收集调查的行为，一部分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与败诉责任之间的联系。但是新民诉法并没有对结果责任做出任何规定，它与试行民事诉讼法一样，从法律规定上排斥了结果责任的设定。

通常认为，1991年民诉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为，将该条款确认为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存在理论上及逻辑上的缺陷。首先，该条款的内容仅仅涉及提供证据责任的部分内容，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内涵-结果责任未曾触及。其次，该条款规定以抽象的“主张”，而不是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性质或类别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违反了一条基本的诉讼规则：即决不容许让当事人对同一事物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这一规定缺乏逻辑性，对审判实践缺乏指导性，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应该说，从立法上体现对于举证责任的全面认识，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的颁布与实施。《证据规则》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既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明确了相对于该分配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同时作为上述两类规定的补充，赋予了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的权利。

一、《证据规则》第二条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确立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律要件分类说，又称规范说，是由德国天才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提出来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规范说主张以法规要件分类为出发点，并主要以法律条文的表意和构造为标准分析法律规定的原则和例外，以及基本规定与反对规定之间的关系。罗森贝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只有一条原理，即“对不适用某一法律规定就不能获得诉讼请求效果的当事人而言，其应当对该项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为存在，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规范说将民事实体规范按对立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权利发生规范，又称基本规范、请求权规范，指能够发生一定权利的法律规范。二是对立规范，罗森贝克又将对立规范分为三种：其一是权力妨碍规范，即在权利发生开始时，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法律规范。其二是权利消灭规范，指在权利发生之后，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其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在权利发生以后，准备行使之时，能对该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该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四种分类基础上，罗森贝克提出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妨碍权利的法律要件、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规范说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基于我们现实生活中事实过程的复杂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法律规范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这样的信念，即必须信任所给予的现状的正确性和理智性，如果与现实的正确性和理智性作对，就必须证明现实的反面 .表现在诉讼中，也就是要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从实体法的角度观察，规范说与进攻者原则，与对占有的保护，对权利安定的保护以及禁止私力救济是一致的。规范说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实现了诉讼武器均等、风险均分、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阻止了累讼和阻碍司法的危险。由于该规则与每个人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的思想也相吻合，而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正是权利交换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实体法目的的同时，也符合诉讼的目的，具有诉讼威慑功能和诉讼预防功能，体现了证明接近、对证明手段的保护和避免消极性证明的思想 .

规范说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从产生至今，一直被奉为举证责任分配的通说。虽然对规范说的批判学说被不断提出，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相关学说可以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范说已经经历了相当时间的实践检验，属于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遗产。我国的法律体制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因此，借鉴吸收规范说确立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个条文中对法律适用都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这样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传统表现形式，也不具备可行性。同时，由于成文法系国家进行的诉讼均为法规出发型诉讼，注重裁判的统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预测性，因此，确定一条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就具有了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证据规则》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和学术界通说，依据规范说，在第二条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第二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二是指当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时的不利益诉讼后果由谁承担。体现在审判实务中，当遇有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明，且在双方均不能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据此迳行对该待证事实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付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应的裁决，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之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

规范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通说，历时几十年，其主导地位无可动摇。但由于该学说产生年代较早，作为近代民法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概念法学的弊病。首先，规范说独尊国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分类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排斥习惯法和判例；其次，规范说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认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民法典中获得解决，不承认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释上，规范说注重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排斥法官对具体案件的衡量；最后，规范说否认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论式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强调应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为了修正规范说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二十世纪又出现了若干举证责任分配的新学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危险领域说、损害归属说、盖然性说等。这些学说都是在自由法运动的旗帜下提出来的，是自由法运动学说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中的变体。这些新学说的共同点在于，针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从维持法的妥当性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依据。比如危险领域说，该学说认为，在一定的民事诉讼领域，应当以危险领域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以修正规范说的不足。所谓危险领域，是指加害方能够依据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方法进行实际控制的生活领域。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我国所制定的民事实体法习惯于对法律规范条款即法律要件事实作粗略、笼统的规定，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较少考虑到实体法的诉讼功能，特别是举证功能，即在实体法上不能象当初罗森贝克在创立规范说时那样，从德国民事实体法条文中发现立法者预先设定的较为完备或较为系统的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这就需要我国在今后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对上述缺陷做出适时补救。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证据规则》在第四至六条的规定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具体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八种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担，第五条第一款确立了合同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第二、三款则对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权争议的诉讼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第六条主要明确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这三条规定的内容，根据与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基本规则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细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条第一款；另一类是根据其他举证责任分配学说所提出的实质性标准做出的与规范说相反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概念出自德国法，德语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义不是指“本来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换给彼方当事人承担”，而是指“应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被免除，由彼方当事人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方向承担证明责任”。 《证据规则》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表现的是法律适用的一般性与例外性的关系。

在《证据规则》颁布以前，我国学者及大多数教科书通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是我国法律中对于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这条规定从其字面表述上看，举证责任倒置的意图似乎非常明显，相关的司法解释及学理解释也将这一规定明确视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事实上，在这一规定出台时，我国并未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缺失的前提下，相对于该原则的例外是无从谈起的。撇开该条规定逻辑上存在的缺陷，由于文字表述上过于笼统，在具体内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权诉讼中，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侵权行为，2、侵权结果，3、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4、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若干意见》第74条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该条将被告的举证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范围之内，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原告没有提出被告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或加害有过错时，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实由哪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呢？另外，侵权结果通常包括损失的物质形态和各类损失的程度，按照74条的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侵权结果，被告否认的，被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应当对侵权的损害状况加以证明呢？实际上，要让被告来证明不存在损害是很困难的 .

《证据规则》完全摆脱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确立了以规范说为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上，对规则适用的例外做出了具体规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见》74条那样，笼统地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而是不仅规定例外规则适用的诉讼类型，而且对应当证明的要件事实也予以明确规定。例如，《证据规则》第四条第（七）项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规范的构成要件，应当由主张该请求权的受害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项规定将针对该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加害人承担，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证据规则》第四条并不都是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条目的内容是对举证责任基本规则在特定诉讼类型中的细化。例如，该条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属于权利妨碍规范的构成要件，根据规范说基本规则，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生产者要想否认受害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遭受损害而向其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证明法定免责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免责事由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依据规范说确立的基本分配规则，原本就应当由生产者承担。因此，该项规定反映的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证据规则》确认了在特定条件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诚信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

《证据规则》第七条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成文法系的最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颁行于世。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难免。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被认为是法律的实施者，而不是创造者。法官将法治国家的制定法适用于已认定的事实，过程是，以假言命题的法为大前提，以法官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绎逻辑程序，得出作为归结命题的判决规范。日本诉讼法学家中村英郎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客观法的确证”。法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论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或者跨越法律漏洞从而改变某个规则。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复杂，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依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负担的情形。《证据规则》第7条赋予了法官在此种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前提条件是必须出现了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此时，法官才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没有穷尽现有法律规定以前，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因此，本条规则的适用具有层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 .

注释：

1、 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6页。

2、《证明责任法研究》 陈刚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58页。

3、《现代证明责任问题》 （德）普维庭著，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版，403页。

4、 同上，402页。

5、《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肖建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504—505页。

6、 同注2，247页。

7、《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 张卫平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版，310-311页。

⑼ 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区别

1．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同。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权收集公诉刑事案版件证据的机关是国家侦权查机关，侦查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收集证据；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则只是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2．收集证据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证据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是法庭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而民事诉讼证据是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以便通过确认这些损害而从被告处获得赔偿的目的。

3．证人作证的态度不同。对国家机关收集证据，证人一般能严肃对待，所反映的情况真实性较高；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证人当庭作证外，民事诉讼原告或代理人收集证据时，证人可能受其要求、利诱、威胁、恐吓等原因，所作证词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证据的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不同。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代理人认识法律较偏颇，往往断章取义地理解法律，因此双方所收集的证据易产生差异。

⑽ 朋友的小孩在餐馆附近的滑滑梯玩，被别人的小孩碰到后摔下来，右锁骨骨折，肇事家长想耍赖，怎么办

你好！深圳市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李浩律师为你解答：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诉状如果自己不懂的话最好请人代笔。接下来到法院立案庭直接去请求立案就行了。只要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应该会予以立案的。 有了该家长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其住址信息应该不难查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