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行政法

『壹』 《大明律》是什么

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有两部法律影响最大。一部是唐代的《唐律》；另一部是明朝的《大明律》。《大明律》是一部比唐律更加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朱元璋从元末战乱中走过来，除了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他还亲眼看到两个活生生的事实：一个是元朝末年政治昏暗，“纪纲不立，主朱元璋像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致使天下大乱；另一个是与他争夺天下的军阀们，有的富庶，有的兵强，但因“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而成为历史的过客。两相对比，不能不使他深刻认识到立法定制的必要。明初，国家百废待举，政治形势复杂。朱元璋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必须做好立法工作，使治国有法可依。丧乱之后，法律松弛，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是封建帝王中“儒法并重的一个典范”。他从一开始就深受礼法思想影响，既重视“教化”，也重视法治，抓紧立法工作。他说：自古生民之众，必立君长去统治他们。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统治万民，一要设置百官，以分理政务；二要编制法律，以便百官依法办事。

洪武六年（1373）冬，朱元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于次年二月成书，共分十二篇，六百六十条。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评议厘正十有三条。此后又经过数次修改，不断增损，至洪武三十年（1397），才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颁行全国。同年，又制定《律诰》、《真犯杂犯死罪条例》和《赎罪条例》。相继出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总计二百三十六条，使之与《大明律》相配套。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为七篇：名例律（总则）、吏律（多属于行政法规范）、户律（多为民事法律）、礼律（关于祭祀和仪制方面的法律）、兵律（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等的法律）、刑律（核心部分）、工律（关于营造与河防方面的法律）等。《大明律》对笞、杖、徒、流、死（绞、斩）五刑刑罚体系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明代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明太祖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的显著特点，一是加重了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封建统治。《大明律》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以维护极端的君主集权制度；严惩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保护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大明律》整顿吏治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三是加强了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制订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立法，如钱法、税法、盐法、茶法等。

一、以“安民”利“绳顽”为立法宗旨

朱元璋的封建法律思想综合起来。就是“安民”、“绳顽”，“善者旌之，恶者绳之，善恶有所劝惩，治道由斯而兴”。“安民”与“绳顽”，是立法的出发点，也是法律的根本问题，即保护谁、打击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安民”必须“绳顽”；“绳顽”是为了“安民”。朱元璋当权以后，一方面，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基本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坚决打击不法豪强地主。这个立法思想，也是《大明律》的指导剧想。

朱元璋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能比较贴近社会，贴近下层，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大明律》是明初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渗透了他的“民本”思想。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看，朱元璋“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扶持贫弱，抑制豪强。从立法的具体条款和量刑轻重看，明朝统治者所制定的法令，专门针对百姓犯法的条目很少，而且“多有宽宥”；绝大部分都是针对不法豪强、不法勋臣、奸党和贪官污吏的，而且多用严刑峻法。像《太诰》这样严惩不法官吏，在明代以前的法律中是很难找到的。

法律体系虽具有完整性，但“法因时变”随时增损、修改，也很重要。朱元璋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制定相应的法令，使之与《大明律》和《大诰》等律例相互补充，相互配套。在司法方面，朱元璋也有创新，成立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别受刑名、专纠察、主驳正，各司其职，互相独立，互相牵制。明代立法之完备，司法系统之有特色，都是以往少见的。

大军帖二、惩治与教化并举

重治贪官污吏，是《大明律》中的封建法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朱元璋说他自己“至于刑法，尤所关心。”他执法严明，不敢以私，驸马触犯茶禁即命赐死。对于选用干部的标准与执法的重要性，他说：“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故受害。”唯有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才能做到讼平理直，枉者得申，系者得释。如果“存心不公，亡公利私，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大诰》以惩治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为重点，前三编“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像《大明律》这样规定重治贪官污吏，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中是鲜有的。

《大明律》比《唐律》简赅。起草之初，朱元璋针对当时百姓缺少文化的情况指出：“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只有删繁就简，使人人易知，法律才能真正起到安民绳顽的作用。《大诰》颁行后。朱元璋以行政命令推行讲读运动，使《大诰》三编的普及教育，渗透到各个角落，各个领域。颁之学校，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里则由塾师进行讲授，每逢乡村节日、民众集会，都有专人讲解《大诰》。

三、“礼”为治国之本

《大明律》以“礼”为基调，这也是封建法律的主要思想之一。礼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强调守礼制、明等级，安分守己。真正的礼治社会，也应是法制社会，法律健全，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在封建时代，这些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当时强调礼法，自然含有捆住百姓手脚的意思，以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明朝统治者大肆鼓吹“礼治”，也不外乎如此。

四、“治新国用轻典”

明立朝前有人向朱元璋进言说：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难以为治。朱元璋说：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救人，不以害人。如果用药错误，必会害人。法本以保护人，不是杀人，用之太过，必然伤物。百姓自战乱以来，起初是家离子散，如今归附我朝，正当予以安抚。其间有一时误犯的，不可尽是用法。

当然“治新国用轻典”，并不等于没有重典。事实上，就在洪武初年多用轻典的时候，已同时存在着重刑现象。其中，有的是不得不重；有的是未加详审；有的是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尤其是在高层决策集团矛盾激化以后，更多的是使用重典。朱元璋也毫不掩饰自己用重刑，而且在使用重刑的时候，他一再说明自己采用重刑的原因，以及如何根据形势变化正确使用刑罚。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随着高层内部斗争暂告一段落，重惩贪官污吏取得一些成果。明太祖的法制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元璋认为：国家安定，人心已服，奸雄已经因害怕而顺从，奸民已被惩治，贪宫污吏已经减少，刑用重典的时候可以结束。从此开始，刑罚由重而渐轻。洪武中期，刑罚由轻而重，复由重而轻，皆因时势使然。

『贰』 程序正义原则中国历史

明朝从万历朝中期开始，逐渐走向衰亡。皇帝怠政，官员腐败，关外女真兴起，使明朝经济规模虽一度世界第一，但最终走向衰败。天启年间，阉党专政，加速了这一进程。至崇祯年间，多处爆发民变，后金军队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公元1644年，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然而，由明朝宗室在华南建立的若干个南明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直到清朝康熙年间（1680年代）方被清军彻底灭绝。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评述指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看似四海升平，但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皇帝、首辅、将领、文官、思想家的作为，都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这或许可以对明代的衰亡，下一个注解。

同时，17世纪，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积极拓展远东事务，于明神宗万历年间(1604年)占领澎湖，拟迫明廷大开贸易之门，后沉有容亲赴澎湖，以集结在金门的武力做后盾，逼退荷将韦麻郎，留下了“沉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然而，荷兰并未放弃占领据点开拓东方商务的计画，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再度进占澎湖，并筑城作长久占领之计。在明军包围下，经过谈判，荷兰退出澎湖，然后在福建官员默认下退往台湾。然而，从1624年占领台湾到1662年，共38年，最后被郑成功驱逐。

综上所述，明朝从万历朝开始，由于皇帝怠政、官员腐败、关外女真兴起等原因，逐渐走向衰亡。而荷兰在17世纪积极拓展远东事务，在1604年占领澎湖，后又在1622年再度进占澎湖，虽在明军包围下退出，但仍退往台湾，最终被郑成功驱逐。这些都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程序正义是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该原则是在行政权急剧扩张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普通法院将起初用以规范司法权的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控制行政权，并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加以调整。避免偏私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公平听证则构成了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

『叁』 关于中国古代法制

明朝《大明会典》复
明洪武十制三年，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使明政府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制度，六部等中央行政机构摆脱了宰相的控制，直属于皇帝领导，中国的封建行政体制出现了重大变更。这一变化，加速了明朝行政法规的建设。自明英宗时期开始编纂具有封建行政法典性质的《大明会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初编制完成，又经过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参校补正，正式颁布天下
在刑事方面有一条。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断罪无正条”时确立“比附”类推原则。
原文实在找不到，不好意思

『肆』 自考《中国法制史》知识点总结（3）

明清时期的法律

一、主要法典与法律形式

（一）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修订，并于洪武三十年完成的明代基本法典。《大明律》律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一部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并且其体例和条文都被清律所继承。

（二）明大诰

朱元璋在芹银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亲手订立《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等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同《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大清律例》的制定。

清朝乾隆皇帝即位后，命群臣对大清律例进行考证、补充，重新我和详校定例，至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篇目仍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卷一，为全部律文的详细目录。卷二为各种图表，附有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卷芹首老三是具体服制的规定。

《大清律例》后面附有大清例（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1）条例一般而言是专指刑事单行法规（如《秋审条例》）；（2）则例指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如《理藩院则例》）；（3）事例指皇帝就某项事物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4）成例，也称“定例”，指经过整理编订的事例，是一项单行法规。

（四）《大明会典》与五朝会典。

1.《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是从明英宗皇帝开始编修的一部明代行政法典。

2.五朝会典。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了《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

二、罪名与刑罚

（一）明代出现的犯罪罪名

1.*党罪

朱元璋统治时期创设“*党”罪，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

2.充军刑（终身、永远）

明代在徒流刑外增加了充军刑，即强迫犯人到边远地区服苦役，远至4000里，近至1000里。包括犯罪人本人终身充军与之孙永远充军等做法。

3.刑罚适用原则

（1）从新从重原则

明代为推行重典治世，改以往从轻主义原则为从新从重主义原则。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原则。

明律较唐律在定罪处刑方面有其特点，对直接危害统治秩序的重罪加重处罚，对违反礼教秩序的犯罪较轻。

三、司法制度的变化

（一）明清时期司法机构以及三法司职能变化

1、明清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

（1）明清刑部主审判。明代在刑部内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事、民事案件，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清代的刑部下设嫌升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

（2）明清时期的大理寺负责复核驳正，明代大理寺如果发现案件“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最后由皇帝裁决。清代大理寺的主要职能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果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错误，也可以提出封驳。

（3）明清时期的都察院负责官吏监察，法律监督，也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

（4）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为“三法司”，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共同会审时，称为“三司会审”。

2、明代地方审级管辖

（1）明代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县三级。

（2）省设提刑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

3、清朝地方审级

地方司法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及巡抚）四级。

（1）其中州或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报。

（2）府为第二审级，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提出拟罪意见，上报省按察司。

（3）省按察司为第三审级，负责复审各地方上报之徒刑以上案件，并审理军流、死刑案的人犯，对于“审供无异”者，上报督抚，如发现有疑漏，则可驳回重审，或改发本省其他州县、府更审。

（4）总督（或者巡抚）为第四审级，有权批复徒刑案件，复核军流案件，如无异议，定案并谘报刑部。对死刑案则须复审，并上报中央。

（二）廷杖与明代厂卫特务司法制度

1、廷杖就是明代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大礼案最为。

2、厂是指由明朝宦官把持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卫是指明朝皇帝的卫队锦衣卫。锦衣卫的北镇抚司职掌皇帝交办的诏狱。

（三）明清会审制度

1、明代会审制度。

（1）九卿“圆审”。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以及罪犯不服判决案件，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使九卿联合审判，最后报奏皇帝裁决。

（2）朝审：在吏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清代秋审、朝审来源于此。

（3）大审：司礼监（内廷机构）主持的审理。

2、清代会审制度。

（1）秋审。每年秋8月在天安门金水桥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审理全国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秋审是“国家大典”，专门制定《秋审条款》。

（2）朝审。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绞、斩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组织、方式与秋审大体相同，于每年霜降后十日举行。

（3）热审。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以及刑部承办司对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进行重审，快速决放在监笞杖刑案犯。

『伍』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国历史上曹魏政权的法律。魏明帝时，鉴于汉朝律令繁杂，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国时期，吴、蜀虽制定过一些科条，但没有编纂出系统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国时代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统的法典。

2、《泰始律》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编纂工作，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

3、《开皇律》

《开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国家宪法。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颎等撰定新律，同年颁布，是为《开皇律》。

开皇三年又命苏威、牛弘等重修，删繁就简，成12篇，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共500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书·刑法志》）。原文已失传。

《开皇律》废除前代的鞭刑及枭首、辕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定“八议”，还将北齐时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大罪，规定在《名例》篇中，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它草创于金戈铁马的战争时期，完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

这部大法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历史优点，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下启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的法典。永徽初，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等根据《贞观律》撰成，计12篇，500条。内容基本与《贞观律》相同。

唐统治者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一条文的精确含义，发挥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诏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疏议》，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解释。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于律文之后，同时颁行，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与疏合在一起，称《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议》。

是唐律发展到完备阶段的标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对越南、日本等国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响。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别名是《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

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汉武帝时期赵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它进一步规范了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

《九章律》、《傍章》、《越宫律》、《朝律》，统称为“汉律六十篇”，构成了汉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时任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颁布《大中刑律统类》， 将《唐律疏议》的条文按性质拆分为121门，然后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文之后。

这种将律、令、格、式、敕混为一体，分门编排的体例，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开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后人简称该形式为《刑统》。

《大中刑律统类》的立法模式为后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统”取代“律”，成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

宋朝沿用该立法模式，颁布了《宋刑统》，并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大清律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宋刑统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朝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新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泰始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永徽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开皇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大明律

『陆』 明会典名词解释

《明会典》是明代一部以行政法为内容的法典，于弘治十五年书成，称《大明会典》,共180卷。

内容简介

《明会典》中与法制史中刑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刑部 22卷，首卷列述刑部所属13司的职掌及其管辖区域范围。其次为名例两卷，规定了五刑、十恶、

八议及刑罚的基本原则及累朝问刑条例91条。以下为吏、户、礼、兵、刑、工律例，共13卷，除包含明律正文外，总含各朝问刑条列385条。此外还有罪名3卷(列叙洪武至万历的重要条例),五刑赎罪、拘役囚人1卷,狱讼制度等3卷，南京刑部1卷。

制定原因

明代制定会典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明初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度以后，封建行政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六部等中央行政机构在摆脱了宰相的控制之后，直接属于皇帝领导。行政体制的变化加速了明朝的行政法制建设。

二是各朝制定的行政法规零散而不统一，不便于实际运用。从洪武五年(1402)明代制定的第一个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功臣死罪减禄例》，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明会典》的初步编成，在一百年间明朝制定并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