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行政法院与我国法院
① 为什么法国行政法比较发达
1.
公私法之二元分化
公私法之分自古罗马有之,而在法国自
17
、
18
世纪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
一国家的形成、
产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形态
——
私权和
公权,
并以此为调整对象分别形成了法国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
门
——
私法和公法,至此方使公私法二元制度结构在法国成形且得以极大发展。
2.
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
法国有两种法院体系。一种是普通法院,也叫私法法院,这种法院审理除行政案件以外的
所有案件。
另一种就是行政法院。两种法院均有各自明确的审级划分和管辖,互相独立,平
行存在。
”
法国法院的这种建制一般称其为双轨制,
双轨制之效用在于使法国
“
有了一部由行
政法庭制定的专门法
---
行政法
”
,
并且行政法庭因
“
更了解行政行为的必要性而通常比普通法
院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
”
更适宜解决法国的社会问题、维护和保障法国的法治秩序。
3.
法国行政法实质是判例法
法国行政法领域把判例制度发扬光大。
“
法国行政法的主要渊源并不是成文法典,而是源于
行政法院的判例。
”
法国的经典行政法理论都是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根据最高行政
法院的判决发展而来的。
因为行政法院存在的历史比较短暂而且行政法没有像民法和刑法那
样完备的法典,所以行政法院在实践中必须更多地依靠判例。
4.
公务法人制度
法国法律承认三种行政主体,即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
对于前二种行政主体,一般国
家行政法理论都无异议,
而单就公务法人制度则大有差异。
可以说在法国,
公务法人制度如
同行政法院与行政判例制度一般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影响世界各国法治的主要方面。
“
公务法
人是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和地方团体以外的另一种行政主体。
”“
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
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
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
公务法人的职能
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
公务法人是公法人的一种。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② 法国什么制度
半总统共和制,国是一个单一制的资本主义半总统半议会制共和国,实行多党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尝试过很多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君主制,委员会制、国王制、督政府制、内阁制、总统制。
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之后,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先后经历两次帝国和三次共和国,国力于19-20世纪时达到巅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是当时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殖民地面积等于本土的20倍。二战后,建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58年被夏尔·戴高乐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所取代。
(2)法国行政法院与我国法院扩展阅读:
还有法律制度,法国法律制度属于欧陆法系,是成文法律,不容许法官制定法律。法官只能够根据以往的判例来诠释法律,法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仍然跟从《法国民法典》,根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会被禁止。
法国司法制度拥有两套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即行政法院系统和普通法院系统,两者并行运转。两个法院系统有各自管辖的诉讼案件并能够作出最终的判决。
行政法院系统,由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所组成,而普通法院系统则由基层法院(初审法庭、大审法庭、轻罪法院、重罪法院、商事法院、劳资调解委员会等)、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组成。为了解决两个法院系统在管辖范围上的争议,法国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
③ 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由哪个法院受理和审理 A.普通法院 B.专门法院 C.行政法院 D.宪法法院
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有: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④ 我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有否行政法院其具体运作模式有什么中国特色没
英美法系有行政法院,我国是大陆法系,所以在香港澳门有,因为香港澳专门属于前属者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曾表示,最理想的改革模式是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专司行政审判职能。各级行政法院只接受上级行政法院的业务指导。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地方各级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与现行行政区划重叠,可根据实际需要,按自然地域划区设置。
⑤ 法国行政法院判例分析
到这里看看吧。
法国行政法院判版例分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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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看待法国行政法院的组织系统和权限。
法国的法院组织实行二元制,即由普通法院系统和行政法院系统组成,分别行驶司专法权。前属者审理刑事、民事案件,后者审理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官吏与公民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二者互不隶属,各有管辖范围。
(一)普通法院系统与权限。审理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系统共设三级法院,即大审法庭、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实行三级两审制。
大审法庭是第一审级,也是基层法院,其中有包括初审法庭和大审法庭。
上诉法院是第二审级,其中包括巡回法院、国家安全法院和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是普通法院系统最高一级的审判机关,全国只有一所,设于巴黎,内设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
(二)行政法院系统与权限。法国的行政法院由行政法庭、行政上诉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组成,主要审理涉及国家机关之间、公民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的官吏在执行公务期间而发生的诉讼。此外还具有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
⑦ 《西方政治制度》法国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相比有哪些特点
法国是“行政法之父”,是现代行政法的发源地。法国行政法的发展是随着行政法院的产生与完善而逐渐成熟的。所周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法国的行政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代表司法权的普通法院则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两者之间芥蒂颇深,相互抵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执行往往受到代表封建势力法院的故意阻挠和破坏,因此,为规避干涉起见,资产阶级以“三权分立”为理论武器,在1790年制宪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司法组织的法律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活动,也不得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自此,普通法院便丧失了行政审判的权力。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制宪会议禁止了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权力。但是在禁止以后的十年内,并没有考虑设立一个行政法院来专门管辖行政诉讼。法国公民对于行政行为的申诉,主要由被诉行政主体的上级机关受理,而最终的裁判权属于国家元首。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存在行政救济,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尚未产生。拿破仑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设立国家参事院,就是现在的最高行政法院。但在普法战争后,国家参事院一度被取消,后来又被恢复了,那时又规定,国家参事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行使行政审判的权力,据此,行政审判权不再是法国国家元首保留的权力,国家参事院在法律上成为了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最高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卡多案件的判决里,正式否定了部长法官制,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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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向国家参事院起诉。自此,总体意义上的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才正式形成,从而奠定了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并立的二元司法制度。
法国最高法院是司法法院系统最高级别的法院,于1790年在巴黎成立,是法国唯一对全国有管辖权的司法法院,处于司法“金字塔”的顶端。最高法院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保护合法。最高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判决,对上诉案件只审查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诉讼程序是否合法,不审理案件事实;二是统一判例,即统一对法律的解释,法律不仅仅必须实施,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的方式实施。最高法院的机构设置是依据法国《司法组织法典》的规定,最高法院设6个审判庭,其中包括1个刑事审判庭和5个民事审判庭。院长是法院的最高领导,也是全法国最高级别的法官,主要从事重要的行政职能,特别是主持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和混合法庭作出的重大决定。庭长的主要职权是负责在法官之间分配案件,参加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和混合法庭审理案件。法官由院长分配其所工作的审判庭。助理法官主要是协助法官审理案件,通常年纪较轻,级别也低于法官。助理办案员一般从事行政事务工作,尤其是文件资料工作。最高法院还设有书记员室,由一名总书记官领导。
⑧ 行政法院(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开始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行政诉讼制度方面来说,1928年10月颁布的《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按其第6条规定,行政审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将《司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经国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将组织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其余均照原案 [45]。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的体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但关于行政法院的内容并无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与《行政诉讼法》,这两个立法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依据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诉讼费条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处务规程》。
《行政法院组织法》共12条,下不设章。新《行政诉讼法》共27条,也不设章。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法院的组织及诉讼程序,有延续原来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变化的内容。
与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组织方面言,主要体现在:行政法院置院长1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务(行政法院组织法第2条);行政法院分设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条);行政法院之审判,以评事五人之合议行之(同法第5条)。此外,关于评事的任职资格、评事包括司法官与行政官吏两部分等也与以前的规定相同(同法第4、6条)。就诉讼权限与程序言,与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采概括主义(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于行政法院判决,不得上诉或抗告(同法第3条);得命令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同法第16、17条);行政诉讼一般无停止原处分或原决定执行的效力(同法第9条)。此外,行政诉讼诉状及其他一些程序也与过去的相似。
与原来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变化。行政裁判机关的名称由原来的平政院改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属于司法院;行政法院无肃政厅的设置,因而也无由肃政史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无就地审判制度;无诉讼当事人不得撤回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为行政诉讼的先决问题时,没有规定等到民事诉讼确定后而再行审理行政诉讼;完全采取诉愿前置原则;规定评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采取书面审理主义,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得为言辞辩论;得提起再审之诉,等等。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国民政府的关于行政法院的立法与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从体制上说,按照历史的惯性,采用的仍然是大陆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说仍与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脚的。现对其中有些规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关于行政法院的属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隶属于大总统,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法院则属于司法院,这是行政裁判机构在民国初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机构从行政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在司法院里面设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这与英美法系的体制及与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等均有差异,而与德国、奥地利的较为相似。对照原来平政院的性质,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新创的制度。民国初期有许多学者主张行政裁判要从司法机关独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阐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及损害司法独立两个方面。而现在司法院中另设行政法院,学者一般认为不会发生上述两个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设立行政法院当然可以任用富于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处理一切审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职权也不算侵害行政独立,因为这是司法机关对于一切法律上讼争事项加以裁判,绝非干涉行政机关的事务,也不违反裁判的实质上的意义,而只是事务上有牵连的关系,权力却依旧是分立的 [46]。
与行政法院的属性发生变化紧密相关的是,评事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化。民国初期,平政院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行政诉讼的作用,实质上不过是行政监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故规定曾任荐任职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评事资格,每庭评事五人中只须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两人,大部分评事均以行政官员充任。而现在的行政法院为法院之一种,隶属于司法院,行政诉讼成为人民权益受侵害时之法律救济途径,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的立法倾向,这比较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
行政裁判机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内部组成人员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行政法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评事之保障,准用关于推事保障之规定。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不大。规定任职评事的资格之一仍是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2年以上(第6条),每庭的评事只要两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数评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条)。关于评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简单的一条规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适用”,这与原来平政院时期的法律对平政院评事的保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相比,可以说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为全国唯一的行政审判机关,又为直属于司法院的机关,其评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当,上述关于资格、保障的规定,不免失之妥当。因此在严格规定评事资格条件的同时,应加强对评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关于概括主义与损害赔偿。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也沿用旧制采用概括主义,这与奥地利的体制相同。采用概括主义可以适应社会变迁,便于保障人民权利,避免列举主义可能产生的挂一漏万。而相对于旧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讼,而行政法院,则依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得附带审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在立法上说,较以前的规定有进步。这也体现了对国外学说和法例的借鉴。
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问题,是指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违法损害人民权利的行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从学说上看,在20世纪之前,基于国家主权绝对及过失责任的原则,基本否定国家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即使在执行职务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权利,仍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说上逐渐出现折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应否负赔偿责任,应视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职务的性质及国家所处的法律地位而定。国家的行政作用分为权力作用和非权力作用,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属于国家权力的职务,即是公法上行为,这不能适用民法上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实行的是属于非权力作用的行为,而损害人民权利的,则应适用民法规定,负赔偿责任。当时大多数学者持此学说的基点是,把国家的非权力作用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列为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国家赔偿责任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也即承认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的侵权行为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47]
从立法例上看,最早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国家是德国 [48]。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论上对此就有过探索。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对赔偿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合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的第31条的规定,由国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担与私法人同样的赔偿责任,而公务员违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第839条的规定,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以公务员个人赔偿为基础的侵权责任赔偿原则。
1910年德意志帝国颁布的《帝国责任法》奠定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该法第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背对第三人的职责时,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民法第839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这较原来的更是进了一步,因为按照此条规定,国家不但对于公务员非权力作用的侵权行为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对于由于权力作用而发生的侵权行为也要负担赔偿责任。这为1919年的魏玛宪法所继承,其第131条规定:“公务员行使所受委托的公务,违反对第三人的职责的,原则上由公务员所属国家或公共机关负责任,不得起诉公务员。但国家保留对该公务员的求偿权,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诉求,不得拒绝”。魏玛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承认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宪法。作为现代时期的第一部宪法,它的这一规定不仅奠定其后德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法院得审理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比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来得更早,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通过立法加以规定的 [49]。不过,尽管新行政诉讼法有这一比较先进的规定,但结合若干相关条文来分析一下,这种先进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国的一般法例,国家处于私经济地位的损害赔偿责任,系属于民事范围,应由普通司法机关受理审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是否能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是很让人怀疑的。因此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规定,但第216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损害赔偿仅指基于行政权之作用而发生的赔偿责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者,是以受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者为限,而对于不当处分是不能起诉的,这一条件本身就非常狭窄,况且违法与不当的界限很难划分。
其次,损害赔偿之请求须附带于行政诉讼,按照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则当原行政处分尽管属于违法,并且损害人民权利,但如果已经作出诉愿决定,或者撤销或变更了再诉愿决定,即使损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独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就是说,此时民众所受的损害就没有请求的途径。
最后,关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民法第216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约定的外,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均应赔偿,而且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这种损失包括“可得之预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诉讼附带请求损害赔偿之范围,原则上以所受损害即财产上积极的损害为限,至于所失利益即财产上消极的损害则不得请求赔偿。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此的规定更加明确,其第24条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就此条的立法意图而言,主要也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不过,依该条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时,必须另有法律规定始得为之。而在民国时期,相关的国家赔偿法始终没有制定。而从行政法院的实践来看,由于长期的官尊民卑意识无法在短时期内根除,民众对于提起行政诉讼尚不习惯,更别提是请求国家损害赔偿了。相对于立法而言,实践更是落后。
第三,关于诉愿前置原则。平政院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仿照日本规定了诉愿前置与非诉愿前置相结合的原则,其中规定,人民对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则是完全的诉愿前置原则,其第1条规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经依诉愿法提起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30日内不为决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此规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只有对不服诉愿之决定提起再诉愿,而对再诉愿不服或应该对再诉愿作出决定的机关在30日内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确切地说,新行政诉讼法体现的是再诉愿前置原则。
设立诉愿制度的目的,是给予行政机关本身,运用自我审查与监督的作用,变更或撤销违法或不当的处分,以迅速、简便的方法,达到保障人民权益,实现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诉愿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国初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同时,也以近代日本的相关制度为模式进行了有关诉愿制度的立法和机关的创建,国民政府时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51]。
但是诉愿与行政诉讼有本质上的不同,诉愿只是行政内部本身自我审查或上级行政机关监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视为行政诉讼的预审或其审级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诉讼法初步实现行政裁判机构司法化的同时,又规定行政诉讼的提起必须经过再诉愿的程序,这比原来的程序更为烦琐,这似乎给人以欲擒故纵之感,有些不伦不类。加上在全国仍仅设立一个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诉或抗告,这些都为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设置了无形的或者说是心理上的障碍,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第四,关于言辞辩论与书面审理。对此,新旧行政诉讼法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确立的原则是不同的。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言辞辩论主义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其第23条第1款规定:“被告提出答辩书后,应指定日期传原告、被告及参加人出庭对审,但平政院认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请求时,得就书状裁决之”。新行政诉讼法则是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言辞辩论为例外。其第16条规定:“行政诉讼,就书状判决之。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之声请,得指定日期,传唤当事人及参加人到庭为言词辩论”。旧法的规定虽然立意较好,但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平政院只有一所,设于京城,而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这些都使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新法的规定更具现实主义,但是,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于让行政法院中的评事更准确地了解案件事实真相及诉讼当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与否,有利于行政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况且,行政诉讼原为人民因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不服再诉愿时之特别救济程序,也可以说是人民权益的特别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功能,对于人民权利之存否,关系至为重要,如侧重书面调查和审理,不重视(或不经过)言辞辩论,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公平的判决自然难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数十年间,皆以书状审理,未曾认定有必要或准许当事人之声请而举行言辞辩论,使第16条但书部分的规定,形同具文,这是与现代各国诉讼法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 [52]。
总之,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说,虽仍然沿袭传统,更多地体现了与奥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时又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有些是受随时代发展国际新立法潮流的影响,有些则是结合平政院的实践和国情所作的调整(有些调整体现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法律颁布以后,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不过其间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节的改动,没有大规模的更张。事实上,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一直实施至今,只是对它们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已超出本论题范围,故在此恕不展开
⑨ 简述法国行政法的特点
法国抄行政法——主要袭特点
1、行政活动受独立的法律部门调整
政府适用公法是原则,适用私法是例外2、行政活动受独立的行政法院管辖
审判体制:双轨制(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受理,普通案件由普通法院受理)
3、行政法的重要原则由判例产生
英美法系:遵守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
法国行政法:由行政法院判例产生行政法的重要原则,有的原则转化为成文法,有的仍处于判例状态4、行政法没有编程完整的法典
由于行政内容的广泛、复杂、多变而无法成型
⑩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审查范围
一、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概况作为法国行政法制度的一部分,法国行政法院制度也体现着法国行政法的精神,正如已故的J.D.B.米切尔教授所说:这个问题,坦率地说,即我们是否需要在政府中恢复法律的位置。这种恢复要求一个可被接受的法以及一个可被接受的实施该法律的主体,同时该主体也要认识到政府的真正需求和个人的价值。这就是隐藏于技术背后的行政法的样子,也是最高行政法院试图成为的东西。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行政法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那样,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是人们让渡出来的,是人们和社会政府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契约,当政府行为违反公众意志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它强调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控制国家权力,在这里政府是一个服务机构,而非专制机器。政府是充分尊重个人意志和价值的。这和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忽视和抹杀个人,强调整体的中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法官的存在和预先设立的司法控制促使行政服从于法律,在这里法国人认为法官必须是专门的法官,法律也必须是专门的法律。在法国,行政的司法控制被赋予了一个在专门法院里面的由专家组成的法官群体。这些法院现在形成了以巴黎的最高行政法院为首的三级体制,有七个地区上诉行政法院,27个位于法国各大都市的行政法庭。在法国的海外省及领地,也有四个行政法庭。这些行政法院除了一般的管辖权外,在许多专门的领域和其他的行政管辖权方面行使着司法职能,当然这些专门行政管辖权是要受到监督的,但是并不是由普通法院来监督,而是由最高行政法院作为最高级别的行政法院来进行的。行政法院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大革命前法国相应制度的延续和继承,以最高行政法院为例,其就是由大革命前的“国王参事院”演变而来,作为一个曾经在它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被建立起来的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在进行各类的行政侵害救济,比如决定,合同的违反,侵权责任,税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行政领域的扩大增加了行政法院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它的诉讼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能够处理大量常规诉讼的中下级行政法院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大革命前,处理针对国王行政诉愿的地方法院就已经存在,由总督来管理,它们是后来的地方行政司法体系的模版,省参事院与国家参事院一样,由拿破仑在1799年建立。1926年,86个省参事院为26个内部部门会议所替代,每一个会议的管辖权覆盖了好几个省。此后每个会议都任命了一格法院的全职人员作为主席,会议的成员成为独立的具有较高职务的公务员。会议在1934,1938年扩大了管辖权,许多种类的事务都被移交给它们,他们自此也就成为最高行政法院专有管辖权的一部分。 最高行政法院经过1953,1987年的改革,目前主要保留了三项管辖权:一,对一审和终审的管辖权。二,最高行政法院继续保有的针对那些没有在1987年的改革中转移给行政上诉法院的对行政法庭的上诉。三,撤销之诉。行政法院为了适应自身不断的发展需要,在1953年进行了行政司法体系的整合,行政法庭②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提高了服务的条件,薪水,增加了晋升机会,并规定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些人员可从行政法庭中招聘。我们看到无论是最高行政法院和行政法庭或是行政上诉法庭,他们的成员都大部分来自国立行政学院(在最高行政法院中,成员还保留着部分的行政职务)。总体而言,法国的改革者通过对官僚机构作出的行政决定的过程,进行规制来寻求公共行政的发展,制定法律或者命令需要与相关的人进行讨论或咨询,并获得信息,这样的预先控制经常比其后向法院或法庭申诉更为有效。